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10）

 

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10）  

 

 

下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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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一、廬山鬥爭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勝地廬山召開擴大會議，主要內容是總結經驗，繼續糾正經濟建設中的一些錯誤。會議期間，彭德懷於七月十四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產生的一些“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見和看法。誰也沒想到，這封信引發了一場政治大風暴。在建國後的國家經濟建設中，毛澤東的領導和決策，已經不再像戰爭年代那樣得心應手了，他在經濟建設上出現的一些嚴重失誤，導致了黨內一些不同意見產生。他沒有去很好地檢查自己的失誤，反而對一些提出不同意見的、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產生了一些疑慮。特別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以後，這種疑慮更是有所增長，以至於他先後幾次告誡人們：要警惕像赫魯曉夫一樣的人物睡在我們身旁。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幾個人，對經濟建設方針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就感到有些人不那麽聽話了，需要采取點措施來樹立個人威信。他親自領導開展了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彭德懷和他的幾個戰友，轉眼之間就成了一批犧牲品。八月十六日，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解除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黃克誠的總參謀長、張聞天的外交部副部長、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隻是分別保留了他們在黨內的職務，而這些職務僅僅是掛個名而已，他們已經沒有什麽實權了。毛澤東還於八屆八中全會閉幕的當天，作了一個題為《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曆及其他》的批示。他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全會結束以後，毛澤東在廬山上又主持召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決定任命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以接替彭德懷的工作。之後，林彪推薦羅瑞卿為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以接替黃克誠的工作，會議也同意了這個提議。在這裏我要附帶說明一下，林彪接任國防部長，這個職務並不重要，國防部長這個職務隻是掛一個名，實際上軍隊的整個工作都是中央軍委在管。彭德懷那時不但是國防部長，同時是軍委第一副主席。如果隻是國防部長，而沒有軍委副主席或第一副主席這個職務，國防部長也就成了一個擺設。林彪同時接任了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樣他才能全麵主持軍委工作，指揮整個解放軍，這才是主要的。對廬山會議的具體情況，我起初是一無所知。當時在空軍，隻有一個中央委員和一個候補中央委員。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是八屆中央委員，副司令員劉震是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他們兩個上山參加了後來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前，空軍黨委決定我和副司令員王秉璋共同去大連休假。八月十六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劉亞樓從廬山打來的一個電話，就在這個電話中，他給我傳達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彭德懷在廬山發生了問題。劉亞樓告訴我，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在廬山會議上對黨中央、毛主席發起了攻擊。毛主席已經決定要林彪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林彪還提議要羅瑞卿當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說到這裏，劉亞樓興奮地說：“這是一個好消息！”他還告訴我，雖然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由於林彪身體不好，工作起來很勉強，隻能在原則上進行主持，許多具體工作不能親自參與，必須要找別人來代替他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因此林彪選擇了羅瑞卿。是林彪親自提出，要羅瑞卿來出任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的。林彪選擇羅瑞卿，不僅因為他有才幹，而且因為他身體好，能組織實施許多具體的工作。從電話裏聽得出來，劉亞樓當時非常高興。劉亞樓當時為什麽這樣高興呢？我想主要是因為兩個方麵的原因；第一是劉亞樓和彭德懷的關係不那麽好；第二是劉亞樓和林彪、羅瑞卿的關係非常好。說到劉亞樓和彭德懷的關係，這裏我說一件事情。在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時候，一九五五年，空軍後勤部的一個助理員丟了一個工作筆記本，在這個筆記本裏記錄了空軍後勤部一部分“五年計劃”。這個筆記本丟了以後，空軍黨委專門開會作了討論和研究，並進行了認真的追查。同時，我們也老老實實地報告了軍委和總參謀部。沒想到，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幾次三番地受到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的責難。彭德懷說：“這還得了，丟了‘五年計劃’，就是泄露了國家機密，一定要追查到底。”這一查，不但追查了劉亞樓，還追查了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在這之後不久，我陪同彭德懷去東北檢查空軍部隊的工作，準備先到丹東誌願軍空軍指揮所駐地去看看。我過去從來沒有陪同過彭德懷，這是第一次。開始的一路上，彭德懷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說說笑笑，一直都很好。車到沈陽東站時，因火車頭加煤上水需要一個多小時，他還動員我到市裏去看看，對我非常關心。可沒想到，車到丹東的那天早上，彭德懷突然翻了臉，就在車廂裏指著我的鼻子大罵：“你們空軍丟了那麽一個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把國家的機密都泄露了，你們怎麽一點都不感覺到痛心。”罵了一通後，他又氣哼哼地說，要撤劉亞樓的職，空軍司令應該讓劉善本來當，劉善本是個內行。這是我頭一次領教他的脾氣，還真有點嚇人。不知道彭德懷當時因何故對劉亞樓不滿。當然，他當時說要撤劉亞樓的職，隻不過是借機發發脾氣而已。實際上，要想撤掉劉亞樓的職務，並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懷一個人所能決定的。劉亞樓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情緒很不好。他當時身體不好，於是就要求去休養，差不多前後休息了一年。因為羅瑞卿是公安部長，這個丟筆記本子的事情，後來了牽涉到了他。在一次軍委會議上，彭德懷當著我們的麵大罵羅瑞卿：“空軍丟了這麽一個重要的本子，你這個公安部長為什麽不去追查？為什麽要袒護空軍？你不破這個案，我拿你是問！”接著，他又罵劉亞樓和我。其實彭德懷也是小題大作，真正的原因不在這個本子上。一個公安部長應該破的案子比這個多著呢。彭德懷之所以如此，實際上可能是因為他在曆史上和羅、劉有些恩怨。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麵還要談到。為了丟筆記本的事情，我兩次挨罵，實在有些想不通，於是就跑到我的老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那裏去訴苦。我跟他說：“彭老總怎麽那麽厲害呀！為了一個本子，要撤這個，要撤那個，把羅部長也牽進去了。”羅榮桓聽了我的話，隻是叫我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這之後不久，彭德懷在毛澤東那裏開會，向毛主席匯報軍隊的工作。由於劉亞樓還在休養，我去參加了這個會議。沒想到會開到最後，當著毛澤東的麵，彭德懷又說起空軍丟了本子的問題。他還說：“我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但是我主持軍委工作，一定要公事公辦，對什麽問題都要一查到底。”當時弄得我十分緊張。那個筆記本到最後還是沒有找到。筆記本究竟丟在了哪裏，又對國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害，到現在還是一個迷。坦白地說，因為這個本子的事，當時我對彭德懷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後來在劉亞樓休養期間，空軍的工作暫時由我主持，有關空軍的問題也就由我直接向彭德懷匯報和請示。另外，時間一長，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變。我認為，彭德懷秉性剛直，炮筒子脾氣，好訓人、罵人，有話就說，憋不住。但是真正辦起事情來，對部下還是很關心的。與此相反，劉亞樓同林彪及羅瑞卿的關係一直都很好。據我所知，劉亞樓與林、羅二人的關係，是從紅軍時期開始的。大革命失敗後，羅瑞卿被派到閩西去開展武裝鬥爭，從而認識了閩西人劉亞樓。閩西暴動以後，羅瑞卿成為閩西紅軍的領導人之一，劉亞樓則在閩西紅軍中初露鋒芒。一九二九年七月，閩西紅軍被編為主力紅軍紅四軍的第四縱隊。一年以後，林彪接替朱德擔任紅四軍軍長，從此羅、劉二人便開始在林彪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並先後分任十一師和十二師政委。一九三一年，羅瑞卿在林彪任軍團長的紅一軍團任政治保衛局長。那時的保衛局在建製上是和軍團司令部、政治部並行的。因此，羅瑞卿當時也是紅一軍團的領導人之一。一直到長征結束，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他們天天在一起，行軍騎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那時軍團下麵的建製就是師，劉亞樓先在紅一軍團二師當政委，後來又在一師當師長。紅軍到了陝北以後，劉亞樓又回到二師當了師長。隨後，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一起到了延安，進了紅軍大學。紅軍大學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後，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又抽調劉亞樓任訓練部長，專管軍事訓練。當時，林、羅、劉三個人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劉亞樓被派往蘇聯學習並治病。不久，林彪也因為負傷去蘇聯治療和休養。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林彪被毛澤東派到東北，擔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此時的劉亞樓，正作為蘇聯紅軍的一名少校軍官，在蘇聯紅軍遠東方麵軍司令部任情報處處長。日本投降後，劉亞樓隨蘇軍來到了大連，並堅決要求回中國工作。不久，經過林彪的提議，劉亞樓出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成為林彪的得力助手。一九四八年十月東北解放後，在平、津戰役中東北的第四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並肩戰鬥共同完成平、津戰役的重大任務。在戰役進行過程中，林彪、劉亞樓和當時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團政委的羅瑞卿，在共同的作戰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情誼。建國以後，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三人雖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卻經常見麵，關係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以後，羅瑞卿自然成為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以後，就把總參謀長粟裕撤掉，而讓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黃克誠來當總參謀長。毛澤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這話一點沒錯。關於粟裕被撤職這件事，我認為彭德懷的作法是欠妥當的。紅軍時期，彭德懷一直是紅一方麵軍三軍團的主要領導人。黃克誠也是紅三軍團的，是彭德懷的老部下，兩人的關係一直都不錯。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以後，為了用起來順手，就必然要把黃克誠調來當總參謀長。本來，當時的總參謀長粟裕，也是我們軍隊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戰將，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林彪這個人自視甚高，但他卻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視粟裕的意見和建議。然而彭德懷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還給他戴上了好幾項政治上的大“帽子”。這幾項大“帽子”一壓就是好幾年，最後在粟裕逝世時也沒能完全拿下來，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終身憾事。對黃克誠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在抗日時期，我一直在黃克誠的領導下工作。我認為，黃克誠是位好領導，好老師，尤其在個人品格方麵，是我學習的榜樣。對於他的一生，我們黨中央已經在對黃克誠同誌的悼詞中作了公正的評價，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願他的在天之靈，能原諒我在他生前曾對他有過的不敬。對彭德懷也是一樣，我對彭德懷也一向都是相當敬重的。在彭德懷的問題徹底平反之後，我們黨對他的一生的功績也作了公正的評價，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也認為，彭德懷的“山頭主義”也確實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他撤換粟裕總長的理由以及有關空軍的一些事情。


二、軍委擴大會議批鬥彭德懷和黃克誠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劉亞樓從廬山上打來的電話，得知了廬山上發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電話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接到這個通知，我同王秉璋當天下午就乘機返回了北京。我還記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場大雨，飛機在南苑機場降落以後，我們坐車回家的路上，看見到處都積滿了水。這場雨整整下了兩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我們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賀龍、劉伯承與彭德懷、黃克誠同坐一架飛機，從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賀龍與彭、黃二人放在同一架飛機上的安排是周恩來決定的，實際上是一種監視。那天，按照空軍黨委的規定，我正在機場指揮所值班。賀龍、彭德懷等人乘坐的飛機從九江機場起飛後，飛到濟南上空時，因為北京正下大雨，飛機不能降落。於是，根據當時的氣象預報，我要求賀龍等人的飛機在濟南機場降落，暫住一晚。八月十九日，飛機才從濟南起飛回到了北京。得知飛機從濟南起飛後，我隨即去南苑機場迎接他們。我剛到機場，飛機就降落了。機場上，除了我及賀龍等四個人的司機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人來接機。第一個走下飛機的是賀龍，他和平常一樣麵帶笑容。第二個是劉伯承，也是神態祥和。第三個是彭德懷，他的臉色陰沉，很難看。第四個是黃克誠，也是麵無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們一一敬禮。他們分別和我握了握手，但誰都沒有跟我說一句話，上了汽車就走了。我本是黃克誠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這個時候他也沒跟我說話。我看到黃克誠那種樣子，感到情況不好，心裏非常難過。我不知道在廬山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然而在這種場合下，我不好問，也不敢問。八月二十一日上午，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始，會場設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沒有到會，但以劉少奇為首，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粟裕、陳賡、譚政、蕭勁光、張雲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等都到了會。除了將要被批判的彭德懷、黃克誠和患病的徐海東以外，所有的元帥和大將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駐京各部隊、各軍事機關、各軍事院校和京外部隊選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師以上幹部，以及五百餘名有關列席人員。這麽多人擠在一起開會，把整個懷仁堂擠得滿滿的。會議由林彪主持。我記得好像是羅瑞卿先傳達了廬山會議的精神，但傳達得很簡單，連彭德懷七月十四日給毛澤東的信都沒有全部念。彭德懷的這封信一直沒有公布，也沒有在會上印發。會議上什麽文件都沒有，隻是聽羅瑞卿傳達說，廬山會議出了一個“反黨集團”，並且點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名字，說他們四個人組成了一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猖狂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接著是劉少奇講話。他說，彭德懷對當前形勢的估計，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這是彭德懷犯錯誤的思想基礎。從政治上說，彭德懷有個人野心，想奪權。再下來是陳毅講話。他說：“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廬山公開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應當徹底批判。”他還說：“林彪這個人在井岡山時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衝，一下打了一個殲滅戰，把進攻的敵人消滅了。以後到紅四軍、一軍團，都打了很多勝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誌，所以由他來主持軍委工作，我們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一個接著一個發言，其內容都是批鬥彭德懷，並表態擁護林彪出來主持軍委工作。林彪在最後講了話，主要是號召大家繼續批判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的錯誤。在林彪的講話中，還講到了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說：“彭德懷這個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華，就是說，他要得整個中華。”會議到了最後，羅瑞卿宣布，將所有到會的師以上幹部，劃分為兩個大組，分別在兩個地方揭發批判彭德懷和黃克誠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還宣布，了解彭德懷的人參加鬥彭德懷的那個組，了解黃克誠的人參加鬥黃克誠的那個組，我和劉震則被分配到了鬥黃克誠的那個組。對鬥爭彭德懷的情況，我不完全清楚。前幾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懷自述》，在這本書中，對當時的鬥爭情況有這麽一段描述，我認為是如實反映了當時曆史麵貌的。彭德懷在《自述》中說：在會議發展過程中，我采取了要什麽就給什麽的態度，我就是持這種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的現象。特別是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成、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誌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有幾個同誌就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在我們那個鬥爭黃克誠的那個大組會議上，大家出於對毛澤東的無比信任，也是鬥得非常起勁。這個大組裏，是蘇振華、劉震在主席台上主持會議。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積極，真有點像以後紅衛兵的那種勁頭。我想當時出的會議簡報，是會真實記錄下一些人的曆史形象的。批鬥黃克誠的過程中，一開始我沒有發言，後來有的人看我不發言，就對我說：“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麽長的時間，了解的事情不少，怎麽不講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積極發言批判，我如果什麽話也不說，肯定是過不去的。於是，我就說了關於他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說黃克誠打仗有點往“右”偏，有點保守。由於他的這一指導思想，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三師在蘇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東北後，他又認為沒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第二件事，是說黃克誠有“本位主義”思想。這件事說的是，他把新四軍三師的一些剩餘的黃金，走到哪裏帶到哪裏。他先把“小金庫”帶到東北，繼而又帶到天津，最後竟帶到湖南去了。第三件事，是說黃克誠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們在蘇北的時候，黃克誠有一個侄子叫黃楚三，原在國民黨軍李明安的部隊裏當情報科長。來到三師後不久，就由黃克誠和洪學智介紹，在齊齊哈爾入了黨。入黨後，就當了師特務團的參謀長。我認為，黃楚三的職務提升得太快了，不妥當。那次會議上，我對黃克誠就揭發了這三件事。對廬山上的黃克誠的所謂錯誤，我一句也沒有說。不過，受到當時會場氣氛的影響，說到最後，我也對黃克誠拍了桌子。我當時想，這幾個問題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揭發出來，既能讓我安全過關，也不會對黃克誠有什麽大的損害。我萬萬沒想到，我所說的第二個問題，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讓黃克誠十分痛心的事情。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克誠自述》中，有關於這件事的兩段文字，現抄錄如下：鬥爭會上對我的揭發中最聳人聽聞的是莫須有的“黃金”問題。提出此事的是空軍的吳法憲。這一來又像是爆發了一顆炸彈，會上一片嘩然。我一向被認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間似乎成了大貪汙犯，人們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誌都不信。所謂“黃金問題”，是指新四軍三師奉令從蘇北開到東北時所帶的一部分經費。當時數萬大軍千裏出動，當然不能不帶錢。但當地的抗幣隻能在本地使用，一離開根據地就不能用了。三師在蘇北根據地經營了好幾年，經濟情況較好，大軍出去時，除換了些法幣外，還設法換了些黃金，以備緊急情況下使用。由於用得節省，一直到東北根據地建立、部隊改編時，師部所帶的金子還有一些剩餘。我取得組織同意，將這一部分經費，帶到西滿軍區。東北解放後我出任天津市軍管會主任及市委書記。那時這剩餘的黃金，仍在負責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問我怎麽辦？我當時已知將到湖南任省委書記，湖南的烈士很多，從前是老革命地區，現在又是新解放區，我一向多考慮困難，怕有特殊需要，就讓翁徐文請示並取得李富春批準，把這筆錢又帶到湖南。到湖南後，開始還用過少許救濟軍屬、烈屬。但省的經濟情況較快好轉，問題均能解決，這筆錢就用不著了。於是我讓翁徐文將這筆錢上交給湖南省財政部門。這筆款項由始至終，均由翁徐文經營。我雖有批用權，但從沒有直接經手過。當時我的確沒有想到，我在會上說的這個“本位主義”問題，竟然在那種場合下被人曲解為黃克誠有貪汙行為，並導致了羅瑞卿等人以後對這一問題的調查。雖然以後的調查證明，黃克誠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徇私的問題，但對於一向注重自己廉潔名聲的黃克誠來說，這件事已經對他造成了較大的傷害。因此，這些年來，我每當回想起這件事，總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內疚。不過話又說回來，直到現在我也仍然認為，我在批鬥黃克誠會上所說的三個問題，除了在第一個問題上因受到當初華中局不正確看法的影響，對他有所誤解，說得不對之外，其它兩個問題，包括這個所謂的“黃金問題”，都沒有什麽大的差錯。就拿這個“黃金問題”來說，他的這種行為，的確有些值得商榷。部隊已經整編，就應該把剩餘的黃金交由上級部門去處理。可他不僅沒有及時將這些黃金交給上級部門，反而將這些黃金帶到西滿，帶到天津，帶到湖南。不管他當時是怎麽考慮的，我還是認為，他這樣的做法，多少有一點“本位主義”的味道。毋庸置疑，黃克誠是一位黨性強、作風正派、堅持原則、廉潔奉公和敢於堅持自己意見的好同誌，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謝的人。抗日戰爭時期，我很長時間都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對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認為，黃克誠是一位好領導、好老師，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在他的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在個人品格方麵，他更是我學習的榜樣。關於他的一生，中央已經在他的悼詞中作了評價，我認為這些評價是當之無愧的。但話又說回來，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點缺點也沒有，黃克誠也一樣。所以，一些小小的缺點，絲毫不會影響黃克誠的形象。當然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在會上的“揭發”，不論我自己是出於什麽樣的用心，事實上都給黃克誠帶來了較大的傷害，使他蒙受了不應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願他的在天之靈，能原諒我在他生前曾對他有過的不敬。就這樣，鬥爭黃克誠的會議，開了五、六天後，大家該說的也差不多都說完了，就沒有什麽人發言了。就在這時，羅瑞卿突然來到批鬥黃克誠的會場。他一來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厲聲責問道：“黃克誠，你在三軍團時就造我的謠，說我在長征後期，在三軍團當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殺了三軍團的一些人。我殺了什麽人呢？你的根據是什麽？”聽了羅瑞卿的責問，黃克誠很快就回答：“不錯，是我講的，是鍾偉告訴我的。他現在也在會場上，你可以問他。”羅瑞卿當場指名，要鍾偉出來作證。鍾偉馬上站起來說：“是的，有這回事。三軍團從哈達鋪編隊出來，隊伍很疲勞，減員大，掉隊多。到最後，有的人實在走不動了，我們又沒有條件把他們抬走，你怕他們被追上來的國民黨軍隊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幾個。這是我親眼所見，後來也是我告訴黃克誠的。”羅瑞卿說的這件事，是長征後期的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紅軍於哈達鋪改編以後，毛澤東派當時任紅軍北上先遣支隊（陝甘支隊）政治保衛局長的羅瑞卿，到由紅三軍團改編的第二縱隊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將劉亞樓調到第二縱隊任副司令員。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雖然同屬紅一方麵軍，而且經常在一起配合作戰，但我們紅一軍團長期在毛澤東、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領導之下，軍政訓練、作風紀律甚至作息時間等各方麵都抓得很嚴，而由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在這些方麵則與我們有些差距。因此，當羅瑞卿和劉亞樓兩人到了第二縱隊，並且用紅一軍團的管理方式來管理第二縱隊以後，曾引起一些幹部、戰士不滿。於是有的人就通過各種途徑反映到了彭德懷那裏，因而引起了彭德懷對羅、劉二人這種行為的猜疑，認為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紅三軍團的影響。羅瑞卿之所以對這件事始終耿耿於懷，就是因為當初鍾偉把這事告訴黃克誠以後，黃克誠又告訴了彭德懷。彭德懷本來就對羅瑞卿和劉亞樓在紅三軍團搞整頓不高興，知道了這件事後，更是非常生氣，不但借機把羅瑞卿狠狠地痛罵了一頓，還將這件事告到了毛澤東那裏。也正因為這些事，彭德懷也同羅瑞卿及劉亞樓結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懷對羅、劉二人的長期不滿和隔閡，這才有了以後他主持軍委工作期間的一些事情。說實在的，我當時真的很佩服鍾偉的這份坦誠和勇氣。其實，鍾偉講的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還在抗日戰爭時期，在蘇北根據地，黃克誠在一次和我閑談中，就說起過。處於當時的壓力，很少有人有鍾偉這樣的勇氣來為黃克誠辯解。當然，在那個年代，講真話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之後，鍾偉就被解除了北京軍區參謀長職務，發配到安徽省去當農業廳副廳長去了。我雖然當時沒有起來為黃克誠辯護，但我內心裏對羅瑞卿的話很不以為然。那都是幾十年以前的事情，現在又搬出來，和廬山會議又沒有什麽關係，這種算老帳的作法，沒有多大意義。會議就這麽亂哄哄的鬥了黃克誠半個多月。以後不知怎麽回事，鬥著鬥著又把鄧華也扯了進來。鄧華也跟我一樣，是紅一軍團的幹部，以後又在四野工作，本來與彭德懷沒有什麽直接的關係。一九五O年夏，為了籌組入朝作戰部隊，根據林彪的提議，把四野十五兵團與十三兵團對換，由本任十五兵團司令員的鄧華轉任十三兵團司令員，率十三兵團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鄧華先後出任誌願軍副司令員、第一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員兼政委。朝鮮戰爭期間，鄧華與任誌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關係較好。也許就因為這個原因，他才被扯進了所謂的“軍事俱樂部”裏。由於我與鄧華的關係，我又被叫去批判鄧華。紅軍時期，我在鄧華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過兩年多。解放戰爭時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獵負傷時，他還曾對我悉心照料過。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可以說是各處一方。這次，我雖然參加了會議，但確實是沒有什麽意見可提。後來有人揭發說，鄧華在沈陽軍區任副司令員的時候，曾主張組織野戰軍的機動兵團，主管全國性的機動作戰，以此證明鄧華有野心。我對這件事情作了說明，說鄧華的確提出過這個建議，我當時也參加了討論，但我認為這隻是正常的問題討論。現在看來，當時的揭發，不少都像這件事情一樣，完全是牽強附會，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從這麽多年的黨內鬥爭曆史看，鬥人的和挨鬥的，不過是一種角色的轉換。今天鬥人的，明天也可以變成挨鬥的。十年動亂年代更是如此！後來，又要我去鬥洪學智。洪學智為什麽挨鬥我同樣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為在誌願軍任過副司令員，才被認為與彭德懷關係密切而挨鬥的。我與洪學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對他也有相當的了解，不認為他有什麽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鬥洪學智的會場上，我一言未發，在會上坐了一個下午，我就離開了。九月九日，軍委擴大會議在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聽取劉少奇作報告。在講話中，劉少奇首先表示支持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並且代表中央表揚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接著，他作了題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和所謂“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係統批判了彭德懷的“錯誤”，認為清除“彭德懷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內的一個很大的勝利。他還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錯誤的“個人崇拜”，我們要的就是“正確的個人崇拜”，反對“錯誤的個人崇拜”。又過了兩天，九月十一日，軍委擴大會議再次在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這次毛澤東親自到會，並發表了講話。他在講話中說，彭德懷等幾個人，“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他們隻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內。”接著是陳毅講話。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懷，並列舉了若幹事例，說明彭德懷的一些意見是和毛澤東對立的。之後，他還檢討了自己在曆史上的一些問題，同時繼續宣傳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擁護林彪出來主持軍委工作，表揚林彪善於作戰，井岡山朱沙衝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對保衛井岡山起了一定的作用。最後，由林彪講話。他在講話中說，這次會議傳達了廬山會議精神，揭發了“彭、黃反黨集團”的問題，基本肅清了彭、黃在軍隊中的影響，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今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緊跟毛澤東，緊跟黨中央，大家團結一致，爭取更大的勝利。接下來，他就在講話裏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崇拜。他說：“我們軍隊離開了毛主席就不行。戰爭期間，所有的戰役都是毛主席親自和直接指揮的。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怎麽學呢？我向同誌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這不僅是因為毛主席全麵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而且也因為我們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比較容易，學了以後馬上就可以用。”林彪講完話，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就結束了。會議結束後，我們回到空軍，開會布置傳達，將這次會議的精神，一層一層地往下傳。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對所謂“彭、黃反黨集團”的鬥爭，可以說是一發不可收拾，一鬥再鬥，一直延續到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一直鬥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懷含冤死去，才告結束。這時，我也已經入獄三年了。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我一直都沒有見到過彭德懷和黃克誠。直到一九六七年初，才在一個批鬥會上見到他們一麵。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初級階段，全國一片大亂，解放軍駐京各總部和各軍、兵種機關，幾乎都被造反派衝垮，各項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狀態。各單位的黨委差不多都被“踢”開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說了算。一天，總參的造反派頭頭把軍隊過去和當時一些“犯了錯誤”的領導人，都弄到了總後的大院，開萬人大會進行鬥爭。我參加了這個會，看到被批鬥的人裏麵有彭德懷、黃克誠，還有羅瑞卿。當時在主席台上坐著的，有楊成武、蕭勁光和我等各總部，各軍、兵種的一些負責人。我坐在主席台的側麵，所以我看到了他們，但他們卻看不到我。在這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們。現在，曆史已經證明彭德懷當時的意見是正確的。毛主席在勝利麵前急於求成，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一度瞎指揮，導致了當時高指標、浮垮風、共產風的大泛濫。什麽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這場“大躍進”，使中國的經濟幾乎陷於崩潰，人民遭受了長達三年的空前大饑荒，上千萬的人在這場災難中死去。廬山會議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八屆八中全會後在全黨開展的反“右傾”鬥爭，這次鬥爭使得黨內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從而導致了“左”的偏差越來越嚴重，以至於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從彭德懷開刀，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譚震林、鄧子恢等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搞掉了，真是曆史上的慘痛教訓！ 


三、廬山會議後的新軍委

一九五九年十月，廬山會議後新組成的中央軍委，在北京三座門召開了第一次常委會議。毛澤東和朱德沒有出席會議，但其他八位元帥：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全部到會。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都列席了這個會議。我以空軍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這次會議。會議一開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軍委已經組成。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常委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新軍委實行集體領導，一切問題經過討論研究後，報毛主席審定。”接著，林彪正式宣布了軍委常委的分工：軍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賀龍、聶榮臻三人負責，劉伯承主管軍事院校，葉劍英負責軍事訓練和科研，徐向前負責民兵工作，陳毅分管軍事外交，羅榮桓主管軍隊政治工作。林彪在會上還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托羅瑞卿、蕭華和譚政他們。總而言之，具體的事情由他們管，需要的話我過問一下。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最後都要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帥、各位常委給予支持。”林彪講完後，其他幾位元帥輪流發言，紛紛表態支持林彪的意見。陳毅還表示：“除了國務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積極參加軍委的工作。軍委開會，通知我，我必到。”元帥們的講話，都表示出新軍委的團結一致。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麽多老帥在一起開會。聽到老帥們的講話和表態，劉亞樓和我都非常高興，覺得今後我們空軍的工作好做了。果然，從這以後，空軍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視。應當說，空軍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視的。剛剛組建空軍的時候，許多工作就是毛澤東親自抓的。連空軍的裝備，也是毛澤東親自過問；同蘇聯的談判，則是周恩來親自抓的。當時，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主管這方麵的工作，他曾經常到周恩來那裏去開會。不過，在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空軍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視了。據我所知，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在那裏具體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開的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的辦公會議，都是由羅瑞卿主持，另外還有蕭華在一旁協助。在當時，一些事情他們不點頭，就辦不通。林彪實際上沒管多少事情，但他隻有一條，就是對毛主席完全畢恭畢敬。毛主席說東他決不說西，隻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劃圈，同意照辦。一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但在羅瑞卿主持軍委具體工作以後，對有的老帥不夠尊重。例如對葉劍英，他就不夠尊重。葉劍英當時分管軍事訓練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經費，羅瑞卿就不那麽支持，因而產生了一些意見和矛盾。這件事情我曾聽葉劍英說起過。當然，對軍隊的工作，林彪並不是什麽都不管，他管得最多是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一九六O年九月初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出：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澤東同誌說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證。做工作要靠黨的領導，靠政治工作，靠群眾路線，靠人的覺悟。我們要求抓下麵的思想，貫徹上麵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戰鬥，不打好思想仗，其它仗就打不好。他還更進一步地強調：“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在新的曆史時期中，我們更應該緊緊掌握這個方向。”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林彪提出了“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而“三八作風”的基本內容，則是毛澤東當年為抗日軍政大學題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林彪將這三句話、八個字概括起來，命名為“三八作風”。和平時期的林彪，也仍然喜歡用一些簡潔的語言，來高度概括和表達一些新的思想或原則。這是他的習慣，也是他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這樣，經他概括提出的“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就成為軍隊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則。林彪認為，要加強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要搞“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即發揚延安抗大的作風。這對於加強軍隊的紀律性，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發揚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是非常必要的。他的這些意見，會後在全軍進行了傳達和學習，並由此掀起了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次高潮。為了更好地貫徹林彪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央軍委又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軍隊政治工作的問題。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以及各大軍區的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主持這次會議的是羅瑞卿和蕭華，林彪自己很少到會。根據林彪的指示，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要起草、製定一個《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把“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軍隊政治工作的原則，用文件的形勢固定下來。為了寫好這個決議，會議組織了一個決議起草小組，由當時的總政副主任梁必業、總政宣傳部長薑思毅、《解放軍報》社社長唐平鑄和我及其他幾個人組成。大家經商量決定，由梁必業帶領幾個人起草了一個稿子，同時由我帶著薑思毅、唐平鑄等負責起草另一個稿子，並要我在我們的稿子裏，加進空軍政治工作的一些經驗。兩個稿子起草完畢後，羅瑞卿主持會議討論決定，兩個稿子一起用，在這兩個稿子的基礎上，形成了會議最後決議，即《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這個決議首先強調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決議中有不少在後來廣為流傳的“名句”，如“全軍指戰員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準這一決議時指出：“決議不僅是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而且它基本的精神，對於各級黨組織、政府以及學校、企業部門等等都是有用的。”於是，這個決議就成了全國各行各業共同的政治工作原則。一九六一年春節前，軍委又在廣州新蓋的珠江賓館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總結新軍委成立一年多的工作。會議由林彪主持，除了朱德及彭德懷以外，其他八位元帥和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全部到會，算得上是軍隊的又一次盛會。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是會議的東道主，他對參加會議的代表非常熱情和關照，安排最好的地方給我們住，搞最好的東西給我們吃，最後還送給我們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一套福建漆具。與會的幾位老帥都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們一致認為，新的軍委在林彪的主持下，取得很大的成績。林彪也在講話中表揚了羅瑞卿，說羅瑞卿在工作上積極肯幹，任勞任怨，自主持軍委的具體工作以來，處理了日常事務八百多件，彭德懷、黃克誠時期積壓下來的問題，已經全部處理完畢。另外，他也表揚了蕭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春節過後才結束。由於我們是在會議期間過的春節，所以軍委領導決定，與會人員可以接自己的家屬來廣州，一起過春節。這個決定得到了大家熱烈的擁護。於是，大家紛紛接來了自己的家屬。劉亞樓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屬子女一起接來，但我的妻子陳綏圻因為工作忙離不開，劉亞樓的家屬就把我的兒子吳新潮帶了來。同我們一樣，我們的家屬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所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吹捧毛澤東，強調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強調要把政治工作擺在各項工作之上，要求以“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的原則來全麵建設部隊。為此，他還在部隊中開展了創建“四好連隊”、爭當“五好戰士”的運動。林彪在軍隊中一手搞起來的這套東西，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在給軍委的一封信裏說：“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政治思想工作經林彪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以後，比較過去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也更理論化了。”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又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從未想到什麽四個第一，這是一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呀，四個第一就是創造，就是發明。”“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樹立自己權威的舉動，是十分支持和讚賞的。由於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當時對林彪搞的這一套，宣傳得不得了，也捧得不得了，並由此而形成了一個“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高潮。這裏，我想說句心裏話。林彪這個人肯動腦子，點子非常多。戰爭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這樣的條條。和平時期，他又提出了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則。我們不說這裏有多高的馬列主義水平，而且這裏形式主義的東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這些東西很實用，很務實。說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這些“土政策”對我們軍隊的工作和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經曆了建國前後解放軍建設幾個曆史時期，比較而言，林彪主持軍委工作的一段時間裏，軍隊工作是最好的。從當時的物質生活和軍事裝備來說，肯定是比現在差得遠。但是當時的部隊，政治思想素質，精神麵貌，卻比現在要好得多。那時候部隊高度的集中統一，官兵一致，從而產生了高度的凝聚力。與些同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同心協力，團結在軍委領導的周圍，為著共同的目標拚命工作，不計較個人得失。因此，當時的各項工作，包括政治思想，軍事訓練，國防戰備都是很有生氣，很有起色的。這一切也為以後在“十年動亂”中人民解放軍經受得起考驗，成為穩定全國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礎。我認為，當時的人民解放軍是很有戰鬥力的，這段曆史是不應該予以抹殺的。這一時期軍隊工作的成績，也不應該輕易予以否定。


四、“七千人大會”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 縣委和重要工礦企業黨委以及部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餘人。因此，這次會議也叫作“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是在“大躍進”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對建國十二年以來的各項工作，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認真的總結，清理“左”的錯誤，以統一全黨的認識。同時，進一步作好國民經濟的“鞏固、充實、調整、提高”的工作，促進國民經濟的好轉。大會開始階段，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稿。在這之前，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曾親自帶人到農村蹲點，了解到了一些實際情況。然後，由劉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幹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縣委的一些負責人參加，認真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草擬了這份大會討論的書麵報告稿。這個稿子，並沒有對許多真實情況進行全部揭露，沒有說得那麽嚴重，對很多問題都留有一定的餘地，但大部分情況都講到了。特別是報告稿說，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主要原因。雖然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不隻一個，但“人禍”占了七分，“天災”隻占三分。報告稿同時還認為，我們在工作上存在一種急躁的情緒，農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主席看了這個稿子以後，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召集了一個中央委員的擴大會議。到會的約有三、四百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到會了。作為中央委員，劉亞樓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劉亞樓回來後，告訴我說，會議上印發了劉少奇組織起草，並根據大會討論意見又一次修改了的書麵報告稿。毛澤東叫大家先看看這個稿子，說看一看能不能發表，能不能用。在接下來的發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當然，也有一些人提出異議。但接著毛主席表態說：“從六一年十一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麵開了一個人大，這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的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卻完全相反，來了個一片黑暗，沒有前途。這樣我們怎麽向全國人民交代呢？”這幾句話，一下子就震動了所有到會的人。接著他又說：“這個稿子隻看到一點現象，沒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寫一個。重寫的稿子，中央不參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參加起草，由下麵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大家來寫。”毛澤東這樣一表態，大家又相繼發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和提議。就這樣，毛澤東的提議得到了通過。這就當場給劉少奇一個下不來台，因為原來的稿子，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他隻好來了一個不吭聲，一句話也沒說。毛澤東在這個會上的一番話，震動了大家。外邊的情況我不大清楚，但在我們軍隊內部開始了兩個措施。第一個是，林彪和一些元帥們，還有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人都說要緊跟毛主席，不要跟著起哄。他們跟軍隊的幹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會議上亂發言，因為“大躍進”呀，大煉鋼鐵呀，軍隊都沒有參加，與軍隊的關係不大，不存在什麽“出氣”的問題。他們還再三強調，軍隊幹部不要跟著地方幹部走，有話讓地方幹部去說好了。軍隊參加這次會議的，隻是軍以上幹部，人數本就不多，再加上軍隊內的“反右傾運動”剛剛告一段落，大家心有餘悸。因此，在聽了軍委領導打招呼以後，軍隊的幹部基本上沒有什麽人在會議上發言。第二個措施是，軍隊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裏“燒火”，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據我所知，這些人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隻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曆史關係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所以，不論是地位，還是威望，或是時機，隻有林彪這時候出來講話最適合。否則，就難以緩和形勢，維護局麵。這一說，就把林彪鼓動出來了。林彪就說：“那好，你們要我講，我就講。”經過幾天的考慮，林彪自己寫了一個提綱，準備在大會上發言。這些情況，我是怎麽知道的呢？是劉亞樓告訴我的。我那時與林彪的關係不像劉亞樓那樣密切，在工作之外的問題上同林彪幾乎說不上話。而且，雖然我參加了這次“七千人大會”，但因不是主席團成員，很多情況不知道。作為一般的與會者，我基本上隻在那裏聽會，不發表任何意見。我知道的一些內部消息，都是劉亞樓告訴我的。林彪同意在大會上發言以後，劉亞樓很高興地告訴我說：“林總願意出來講話了，我們都認為隻有他出來講話最好。”一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將經過修改後的報告稿正式提交給大會討論，同時又對這個書麵報告作了補充說明。盡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已經沒有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說法，但他在講話中仍然堅持說，他在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在這種情況下，林彪於一月二十九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那一天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並親自宣布，“請林彪同誌講話”。林彪的講話很長，講了總有兩個小時，而且越講越有勁。林彪講了些什麽呢？首先，他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林彪認為，當前的形勢是一片光明。他在一開始就說：“我們黨做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績是偉大的。如果說有缺點的話，比較起來，是小得多，是次要的方麵。”他還說，我們黨在近幾年內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反映。在國際上，中國目前威望很高，抗美援朝，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在國內，我們的國家經濟已經恢複，土改、“鎮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三反”、“五反”，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總之，當前的形勢是一片光明。當然，他在講話中也承認了當時存在的一些困難，不過他認為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他認為，造成當時困難的主要原因，是持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在林彪的講話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說：“‘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是由於什麽原因造成的呢？現在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麽，困難就會小得多，彎路就會繞得小一些。毛主席的領導，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正確的。在過去，當毛主席在中央領導革命戰爭的時候，我們的革命事業就勝利；當毛主席離開中央領導的時候，我們的革命事業、革命戰爭就受到挫折，就失敗。這是過去曆史所證明的。他又說：“正確的東西是什麽呢？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麵的。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他的最突出的優點是實事求是，他總是從實際出發，總是圍繞著實際，總是從調查研究出發，總是腳踏實地。毛主席對待事物和實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實際。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勝利的時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到幹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幹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曆史，就是這個曆史。”聽了林彪的講話，毛澤東的興致可高了。在林彪講話時，他一直顯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講完話，他就接著講話說：“林彪同誌作了一個很好的發言。林彪同誌經過調查研究、慎重考慮和分析，作了這樣一篇重要的講話，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慮。”然後，他建議延長原定的會期，號召大家“要真心實意地發揚民主”，把心裏的話通通講出來，有氣出氣，開一個出氣的會議。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皆大歡喜”。緊接著第二天，毛澤東又在會上發表了一個長達三個小時左右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還作了“自我批評”，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他的“自我批評”，曾經在當時和後來感動了很多的人。林彪和毛澤東的講話，果然一下子就把整個會議的氣氛都扭轉了過來。於是，“七千人會議”就進入了“出氣”的階段。當年，為了“大躍進”，為了大煉鋼鐵、“超英趕美”，各地的幹部都把老百姓家裏的鍋碗瓢盆，隻要是帶鐵的，都拿出來煉鋼；把一些大樹，甚至是上千年的大樹都砍了來煉鋼。結果鋼沒有煉出來，農業被破壞了，工業被破壞了，生態環境被破壞了，整個經濟建設全部被破壞了。大煉鋼鐵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一些地方雖然是豐產，但是因為缺乏壯勞力去及時收回來，造成田園荒蕪，糧食歉收。彭德懷所描述的“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婦，來年日子怎麽過”，就是當時中國各地的一個真實寫照。糧食沒能完全收回來，又加上當時毛澤東搞的農村共產主義化，一個村辦一個食堂，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有了不要錢的飯，大家便到食堂裏放開肚子吃，吃不完還要硬撐。這樣一來，僅僅過了幾個月，食堂就難以為繼了。由於村裏在辦食堂時，把老百姓家裏的糧食連同做飯的鍋都收走了，這一下不僅大鍋飯沒得吃，連小鍋飯也吃不成了。就這樣，農民們沒有糧食吃，就吃樹葉，吃野菜，吃草根，從而導致因營養不良而造成的浮腫病在全國範圍內蔓延，並且餓死了不少人。當時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好像到現在也沒有一人精確的統計。據我所知，僅導致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下台的著名的“信陽事件”，餓死的人就近百萬。當然，這隻是一個典型的事件，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像信陽一樣。不過我相信，像信陽這樣餓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國應該還有不少。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對此有責任還是沒有責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見。但是，對著誰出氣呢？對縣委書記、省委書記、黨中央、毛澤東？誰敢呀！另外，到會的許多人，他們自己就是當事人、責任人。甚至可以說，參加“七千人大會”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響應毛澤東“大躍進”號召下，不同程度地說過一些錯話，辦過一些錯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觀實際情況，就會反到自己的頭上。真要這樣，烏紗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懷在廬山被撤職，被批判，被定為“反黨集團”，這記憶猶新的前車之鑒，使得許多人心裏有疑慮，想講又不敢講。有的剛講了一個開頭，就堅決要求不登簡報。實際上，在這樣的會議上是發揚不了民主的。不過，對林彪的講話，大家都表示了讚同和擁護。這樣一來，就把劉少奇搞的第一個報告，完全給推翻了。以後，劉少奇帶著一批人重新修改大會書麵報告，也不再說造成當時的困難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改成“七分天災，三分失誤”，把成績和失誤比作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修改後的報告對造成當時困難原因講了兩條：一是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還不夠；二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誌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第二個稿子寫成以後，劉少奇又於二月八日提交給大會，並在大會上作了說明，表示要將毛澤東關於民主集中製的講話精神，加進報告裏去。以後，各小組在討論這個報告稿時，大家都表示讚同。接著就再次召開大會，通過了這個報告。二月十一日，是“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這一天舉行的閉幕大會，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大會一開始，毛澤東就請周恩來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毛澤東的講話，擁護大會的報告，擁護並讚揚了林彪的講話。同時，他還在講話中對如何克服困難，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如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搞好市場供應等等。然後，毛澤東又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民主集中製等問題，但對林彪講話沒有表態。毛澤東接下來請陳雲講話，但陳雲回答說：“我沒有什麽好講的。”毛澤東馬上語含譏諷地說：“陳雲同誌向來謹慎，是不輕易講話的。現在還沒有要講的，到要講的時候再講。”就這樣，在“七千人大會”上發生了這麽大的風波，把兩位主席之間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後，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發展，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林彪的講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台的。林彪講話以後，軍隊的幹部都很高興，紛紛讚揚林彪的講話講得好。隻有林彪本人不以為然，他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會後，林彪把他的講話稿送給在武昌的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麵作了一點文字上的修改，然後批示說：“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會使人大為高興，要發給大家學習。”“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五、太倉“四清”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問題。同時，還提出要在全國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從一九六三年起，“社教運動”先後在全國城鄉開展。運動初期，農村以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的小“四清”為主；城市則開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不久，中央又決定把城鄉的“社教運動”內容統一起來，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的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又在北京召集中央工作會議，主持製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又稱“二十三條》）。通過這個文件，毛澤東斷言，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不是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裏，一個“官僚主義階級”已經在全國出現。出於這個判斷，文件明確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觀點，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除此之外，這個文件還指責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些作法是“形左實右”，並不點名地批判了王光美所搞的“桃園經驗”。雖然“四清運動”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但一開始，軍隊裏一直隻在內部進行正麵教育，沒有介入地方的運動。直到一九六五年春，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才頒發了一個通知，要求軍隊派出幹部，到地方去參加這一運動。正當空軍黨委在研究如何貫徹執行總政治部的通知要求時，葉群從蘇州給我打來了電話。劉亞樓逝世以後，林彪和葉群又回到了蘇州繼續養病，由許世友派了一支部隊保護。葉群在電話裏說，根據林彪的要求，她準備下去蹲點搞“四清”，但是她一個人去不行，想依靠空軍。她還說，由於林豆豆在《空軍報》社，看能不能從空軍政治部、宣傳部、報社調一些人，組成一個“四清”工作隊，她就參加這個工作隊，把豆豆也帶上。由於當時正好我們也在根據總政的指示，布置參加“四清”工作，我就在電話裏答應說：“好啊，就這樣辦。”葉群又問：“你也參加，看可以不可以？”我說：“現在大家都在搞‘四清’，我參加一下也好，但是這個問題聽一下林總的意見，還要請求一下羅總長和蕭華主任。”葉群看我同意去，便說：“如果你去的話，我給你選個地方。我已經看好了蘇州的太倉縣，這個地方離蘇州比較近，我來來往往比較方便，有什麽問題向林總匯報也近。如果你同意的話，我負責去交涉，並辦理一切手續。”對葉群選的太倉，我表示沒有什麽意見。接下來我們商定，她先帶幾個人去太倉，我去請示一下羅瑞卿總長和蕭華主任，他們若沒有意見，我安排好工作隨後就到。放下電話，我立即召集了空軍黨委辦公室和空軍政治部的王飛、何汝珍、朱鴻、王啟夫等幾個人開會布置，組織了一個四、五十人的“四清”工作隊，進入江蘇省太倉縣，葉群和林豆豆就參加了這個工作隊。當時，我們空軍副政委王輝球也帶著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一些人，組織了一個工作隊，進入湖南省的一個縣參加“四清”。在請示了羅瑞卿和蕭華，並得到他們的同意後，我把空軍政委餘立留在家裏，負責主持空軍的日常工作，就趕到了太倉。到了太倉以後，葉群就把她原來住的一間房子讓給了我，自己搬到一個貧下中農的家裏。那是一間茅草房，房子陰冷潮濕，葉群派人把那間房子打掃幹淨以後，便帶了一個秘書和林豆豆住到了那裏，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我原本也想住到貧下中農家裏去，房子都搞好了，但是葉群告訴我：“林總說了，搞‘四清’不一定非要住在貧下中農家裏不可。你是空軍司令，還是住在一個有電話的地方為好，萬一有什麽事情好找。”葉群讓給我的房子，是在一個鎮子上，原來是一個堆放材料的倉庫，房子也很破爛。我讓人簡單收拾了一下，便搬了進去。在太倉期間，駐上海的空軍政委江騰蛟給我派來了一個炊事員，為我們做飯吃。除了我之外，空軍工作隊的其他人也與葉群一樣，分散在太倉縣的四、五個區裏，分別住在貧下中農家裏，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來到太倉不久，蘇州的地委書記就專門來看望了我們，對我們參加蘇州地區的“四清運動”表示感謝。我們在太倉期間，華東局也有一個工作隊在那裏搞“四清”。葉群讓我和他們聯係，以便統一行動。華東局工作隊的同誌很尊重我們，有什麽事情都和我們商量，征求我們的意見。我跟他們說：“我們部隊的同誌，對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在這裏，我們聽你們指揮，你們分配我們幹什麽，我們就幹什麽。”我在太倉的期間，正是農作物收獲的季節。我們一天天參加勞動，同農民們一起收稻子、摘棉花，在勞動中和他們談心、了解情況。在整個“四清”過程中，葉群每個星期六下午都要回蘇州去向林彪匯報，到了一個星期一的早上再回到太倉。那段時間裏，我同葉群經常來往，相互通報情況、交流經驗、交換意見。我當時覺得葉群還比較能吃苦，“四清”期間，她一直都同當地的貧下中農吃一樣的大米飯、紅薯，沒有特意加什麽菜，不搞什麽特殊化。她隻是帶了一點麥乳精，用開水衝了喝。葉群還要把她的麥乳精送一些給我，我謝絕了，說：“我的身體好，不用了。”到了十月份，空軍突然出了一個大亂子。一天中午十二點，我突然接到電話，說是南京空八師的一架轟—5型飛機，從杭州起飛訓練後，飛行員李顯斌將飛機飛到台灣去了。跑飛機的消息，對我來說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我立即找到葉群，告訴她，空軍出了大事，我必須立刻去處理。之後，我就近從空軍的“四清”工作隊裏找了幾個人，立即帶著他們坐上飛機，於當天下午就趕到杭州查處這件事情，以便及時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當夜查到淩晨三點，才搞清楚子事情的經過，主要是飛行員李顯斌脅迫領航員和射擊員，把飛機強行飛到了台灣。跑飛機的那個大隊，正好是餘立金蹲點的那個大隊，而且當時又是餘立金在北京主持空軍的工作，因此我在生氣之下，打電話批評了他。對此，餘立金多少有點不滿意。這次的李顯斌事件，是空軍建軍以來第一次跑飛機，又發生在我接任空軍司令員之後不久，當時我的思想負擔非常沉重。在查處的那些天裏，我多少天都睡不好覺，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快，我把跑飛機的情況和查處的情況，連同自己的檢討，一起上報給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請求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給自己處分。我在杭州一連給軍委發了幾個電報。林彪看了電報後安慰我說：“沒有那麽嚴重，隻要好好接受經驗教訓，今後不再發生那樣的事情就行了。”羅瑞卿當時正在外地視察工作，他也專門派人坐飛機到杭州來送一封信給我，要我接受教訓，不要緊張，不要著急。在這中間，林彪還不斷通過葉群給我傳話說：“飛機已經跑了，要作好防範措施，要堅決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同時不要太緊張，不要把自己的身體也搞垮了。”我在杭州調查了事情的原因後，又帶著工作組到空軍所有沿海部隊，一個師一個師地去通報情況，檢查工作，要求大家認真汲取教訓，堅決防止類似事件發生。我們還將這一事件的教訓整理成材料，印發給空軍的部隊，進行深入、細致的教育。通過這一係列的措施，以後在我任空軍司令員的整個期間，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混亂的情況下，我們的空軍部隊也始終保持了穩定，再沒有發生過類似的問題。不僅如此，整個部隊的鬥誌還十分高昂，接連擊落了進入大陸的台灣國民黨飛機。一九六七年，在一次毛澤東、周恩來召集的會議上，毛澤東還說：“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亂’，可是空軍沒有跑一架飛機嘛！”李顯斌事件發生後，我一直都在部隊處理這件事情，再也沒有時間過問太倉的事情。不久，羅瑞卿來了電話，要我立即停止“四清”，回到北京主持空軍工作。根據羅瑞卿的決定，我馬上回到太倉，把空軍工作隊交給葉群，隨即回到了北京。以後，葉群仍然不斷地同我聯係，向我通報太倉的情況。    六、羅瑞卿大將的下台  一九六五年秋，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因患肝炎，住在上海養病。蕭華患病期間，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經常去上海探望蕭華，同時順便去蘇州問候林彪。這樣，林彪和楊成武之間的來往接觸，就比較多了起來。不久，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突然被撤職了。蕭向榮究竟有什麽“錯誤”和“問題”，是辦公廳的工作搞得不好，還是有其它什麽原因，我就說不清楚了。後來，是楊成武兼任了軍委辦公廳主任的職務。這樣，林彪和楊成武之間的關係，起來越密切了。這一階段，羅瑞卿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地視察。他經常坐飛機往來於各地，檢查各大軍區的戰備和防禦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區，從東北一直到海南，然後又去西南、西北，總之對全國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於經常外出，他對林彪難免有些疏遠。於是林彪開始覺得羅瑞卿有些變了，認為他翅膀變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請求報告。例如，在未報告林彪的情況下，羅瑞卿組織了全軍“大比武”，被認為在“突出政治”的這個問題上，同林彪唱了對台戲，這就逐漸引起了林彪的不滿。當時林彪還在蘇州，據說羅瑞卿曾經幾次想到蘇州去匯報工作，但是每一次打電話都被林彪拒絕，說：“你工作忙，讓楊成武來就可以了。”到這時，羅瑞卿已經發現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麽，隻好讓楊成武到林彪那裏來來往往，靠楊成武通報一些消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羅瑞卿離開上海時，到正在上海的毛澤東那裏，對毛澤東說，他要到蘇州去看看林彪。由於毛澤東對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非常欣賞，始終不忘，就說：“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養，要養得和‘七千人大會’時一樣，能夠作三、四個小時的報告。”沒想到，羅瑞卿到了蘇州，來到林彪的住所門口要求見林彪，但葉群借口林彪身體不好，沒有讓羅瑞卿進去，讓羅瑞卿碰了一鼻子灰。這個時候，葉群還在太倉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葉群從蘇州用保密電話找我，要我馬上派一架飛機到蘇州去。她還特別告訴我，她要去杭州毛澤東那裏，並再三囑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講，要絕對保密。我告訴葉群，上海空軍有一架小型的裏—2型飛機，為了保密，可以不通過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軍用這架飛機送她到杭州去。放下電話，我便向上海空軍下達了命令，要他們當天用這架飛機送葉群到杭州。晚上，這架飛機又載著葉群，從杭州返回了蘇州。回到蘇州後，葉群用保密電話告訴我，她下午見到了毛澤東，她把林彪對羅瑞卿的一些意見，全部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匯報完，她還把一些單位反映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給了毛澤東。匯報完時，天已經黑了。毛澤東要她當晚就返回蘇州，並告知林彪，說他要考慮一下怎麽處理，要林彪在蘇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葉群的這些講話讓我當時非常吃驚，我完全沒有想到林彪同羅瑞卿之間的關係，已經壞到了這種地步！我想不出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可在電話上也不好問。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在一份報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在毛澤東作出這個批示幾天之後，十二月七日，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通知我：“毛主席決定，從八號開始，在上海召開一個小型會議，要你去上海參加會議，並準備飛機，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送到上海去參加會議。”至於會議的內容，葉劍英始終沒有對我透露。此時，毛澤東已經先期到達了上海。按照葉劍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各乘一架飛機飛往上海，我同參加會議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國務院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分乘四架飛機飛往上海。到了上海，我剛剛在錦江飯店住下，楊成武和蕭華就來告訴我，說林彪要找我談話。緊接著，我就接到了葉群的電話，要我立即到她那裏去。我很快到了葉群那裏。葉群告訴我，毛澤東決定召開這次上海會議，主要就是要解決羅瑞卿的問題，因為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羅瑞卿的事情時，對如何處理羅瑞卿，林彪沒有提什麽意見。這些天來，毛澤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後決定在上海開會，背靠背地批判羅瑞卿。聽到這個決定，我十分震動，想不到廬山會議才幾年的功夫，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竟然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想到這裏，我不禁問葉群：“羅瑞卿究竟有什麽問題？”葉群說：“你不了解情況，我告訴你一點材料，你好在會議上揭發和批判。第一、羅長子反對林總突出政治的觀點，說什麽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政治、軍事都重要，搞折衷主義。第二、長期以來不向林彪報告工作，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不商量、不通氣。有的事情林總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總當時在外地，羅瑞卿就沒有報告他。這種作法林總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總交權讓賢。有一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裏來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大好，沒聽完就讓他走了。他在走廊裏大吵大嚷，說什麽‘病號嘛，還管什麽事？病號就應該讓賢，不要擋路’。把林總氣得差一點暈過去。第四、羅瑞卿曾經對劉亞樓講了四條意見，包括要林總退居‘二線’，或者隻搞中央工作，至於軍委的工作，放手讓羅瑞卿去管等等。還有，林總讓我去參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來向林總匯報，但是羅長子就是反對，還說‘你何必去搞什麽’‘四清’，主要是保護好林總的身體就行了’。”說完這些，葉群就要我在會議上發言，說就講這些材料就行了。她還說：“現在知道這些材料的隻有楊成武、蕭華、雷英夫和你，別人都還不知道。你們幾個人要在會議上帶頭發言，把這些材料捅出去。”我當時並沒有見到林彪，這些都是葉群向我布置的。由於我知道這個會議是毛澤東決定而且親自來上海坐鎮主持召開的，是一個相當高級別的會議，加上要我發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葉群表示願意發言。話是這樣說了，可從內心來說，我並不願意作這樣的發言。羅瑞卿一向對我很好，我對他還是很有感情的，何況我確實也不知道他有什麽錯誤，一時不知道該說些什麽，所以我一時也拿不定主意。這個會議是十分保密的，與會的除了從北京趕到上海的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及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以外，隻有華東局第一書記陳丕顯，總共不到一百人。我們全都住在錦江飯店，我住在八樓，同楊成武、蕭華他們住在一層。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點，會議正式開始。整個會議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周恩來協助。會議先是分組，把與會人員分為三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各負責一組。我被編在第三組，是鄧小平負責的那個組。毛澤東和林彪既沒有參加編組，也沒有在會議上露麵，但每天的會議開完以後，由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會議，聽取匯報和作出決定。會議開始的第一天，我們第三組的人都不知道羅瑞卿究竟有什麽問題，一開始會上沒人發言。主持會議的鄧小平就說：“有人說，吳法憲知道點情況，是不是你先講一講。”鄧小平這一點名，我隻好硬著頭皮，把葉群告訴我的情況在會議上說了一遍，主要講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由於講這些話本來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說話聲音比較小，鄧小平就讓我過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說完後，鄧小平問：“沒有啦，就是這些？”我說我就是知道這些，別的確實不知道，講不出多少。於是，會議就冷場了。後來在鄧小平的一再啟發下，大家這個講幾句，那個講幾句，但都講不出什麽名堂來。時間剛到十一點，鄧小平就宣布散會了。與我們第三組相比，葉群、蕭華、楊成武他們所在的那一組，開得就比我們熱鬧多了。小組會議開始後，葉群在會議上連續發言了幾個小時，指責羅瑞卿有野心。葉群說，一九六四年以後，羅瑞卿就開始逼林彪讓賢，叫嚷“病號不要擋道，要讓賢”。葉群在發言中還拋出了一個材料，說羅瑞卿曾經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四條意見：第一、林總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第二、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第三、林總不要再幹涉軍隊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讓羅瑞卿工作，軍委的事情交羅瑞卿辦就可以了。葉群說，她聽了劉亞樓轉達的四條意見以後，當時就對劉亞樓說：“林彪的榮譽已經很高了，無意再進。”回家以後她對林彪說起這件事情，林彪說：“羅瑞卿是個野心家。”葉群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當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組會議的周恩來向中央常委會作了匯報。當天晚上，周恩來就找我談話。我剛到周恩來住房的門口，正好碰到雷英夫從裏麵出來。我一進去，周恩來就問我：“羅瑞卿是怎麽反對林彪的？”我很驚訝，反問他“你也不知道嗎？”他說他也不了解情況。於是，我就把葉群告訴我的事情又說了一遍。說完後，我還補充說：“聽說海軍有一些材料。”第二天上午，劉少奇又找我談話，我又照樣把葉群告訴我的話說了一遍。到了中午，劉少奇請我一起吃飯，我乘機在吃飯時把在太倉搞“四清”的一些情況，向他當麵作了匯報。劉少奇聽了很高興，當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馬上將劉少奇關於軍隊“四清”工作的指示進行了整理，並報告了總政治部。以後，總政治部又將這個材料發給了全軍。這個時候，我對這次會議產生了一些疑問：像這樣一個會議，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道什麽情況，這是怎麽搞的呢？但當時我是堅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親自到上海主持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如果這種情況出在我們下麵的黨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當時連一個中央委員都不是，對中央的情況不太了解，所以隻好相信毛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盡管這樣，我還是感到，在這樣一個高級別的會議上，讓我來帶頭發言，與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於這個考慮，一直到會議結束，我都沒有再發言。會議的第三天晚上，周恩來突然來找我交代任務，要我派一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把羅瑞卿接到上海來。他特別交待，要我親自掌握好這架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隻準往東飛，不準往西飛。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羅瑞卿跑到緬甸或印度去。周恩來還告訴我，這架飛機到上海以後，隻要三個人去接：一個是陳丕顯，代表東道主；一個是謝富治，當時的公安部長；一個是我，是管飛機的。除了我們三個，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強調，羅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嚴格保密，不要告訴任何人。聽完周恩來的指示，我當即報告他，準備派空軍運輸十三師的副師長時念堂去駕駛這架飛機。等他同意後，我又告訴他，羅瑞卿曾經從昆明打電話到北京找我講話。周恩來馬上問我：“接電話了嗎？”我說：“沒有接，我已經離開了北京，是留在家裏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我的。”周恩來聽了後強調：“不要緊，就說你不在家。”我剛剛想離開周恩來的房間，秘書就進來告訴我，說是彭真從北京來電話找我。我剛想去接電話，周恩來立即阻止我說：“不要接，就說找不到你。他可能是來了解會議情況的。”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心裏想，彭真同誌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為什麽不告訴他會議的情況？難道彭真也有了問題？但是我絕對不敢問，隻能帶著這樣的疑問離開周恩來的房間。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接羅瑞卿的飛機回到上海。按照周恩來的規定，我和陳丕顯、謝富治一起到虹橋機場去接羅瑞卿。飛機降落以後，我看到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和羅瑞卿一起走下機艙。羅瑞卿的臉色很難看，顯得很緊張，似乎意識到了什麽。他同我們握手以後，就同陳丕顯坐一輛車向市區駛去。陳丕顯把羅瑞卿帶到錦江飯店裏的一個小院。周恩來、鄧小平等在那裏準備同羅瑞卿談話。我沒有資格參加這次談話，我就離開了。羅瑞卿來到上海以後，一直沒有見到他參加會議，我也沒有向任何人透露羅瑞卿已經到了上海。會議進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羅瑞卿到達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繼續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折衷主義。這時候，發言的人比較多了起來。第五天，大家就講得差不多了，實際上也沒有什麽可以講的了，於是小組會宣布休息。同時，也宣布了紀律：不準上街，不準會見朋友。第六天下午，在錦江飯店頂樓餐廳開大會，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到會，隻有毛澤東和林彪沒有露麵。大會由周恩來主持，鄧小平做總結發言。記得鄧小平一共講了五點：一、這次會議初步揭發了羅瑞卿的一些問題，會議暫時告一段落；二、羅瑞卿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堅決執行林彪同誌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義的錯誤；三、會議上揭發批判羅瑞卿的一些問題，將轉達到本人，給他一點時間來認識錯誤；四、對羅瑞卿的問題，不能擴散，隻限到會人員知道；五、會後怎麽辦，回京以後由中央研究解決。鄧小平一共講了半個小時。他講完話，其他人全都沒有再講什麽話，就散會了。這個會議開得很沉悶。回北京的時候，周恩來、鄧小平、羅瑞卿同坐一架飛機。按照慣例，我還是趕在他們前麵回到北京，然後候在機場接他們。在他們下飛機後同我一一握手時，我看到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情緒都還好，隻有羅瑞卿一聲不響，心情沉重。這是我最後一次當麵見到羅瑞卿。上海會議剛結束，毛澤東就又召集中央軍委常委開會。他在與林彪、葉劍英、賀龍、聶榮臻、徐向前等老帥一起研究後決定：撤銷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職務，由葉劍英副主席兼任軍委秘書長，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從此羅瑞卿就算靠邊站了。羅瑞卿下台以後，由林彪、葉劍英、楊成武、蕭華形成了軍委新的領導核心，並由葉劍英及楊成武、蕭華三人主持著軍委全盤的日常工作。隨著羅瑞卿的下台，楊成武的地位越來越高，並且在林彪那裏成了紅人。楊成武在上海時就曾經同我通氣，說毛澤東在上海同軍委幾位老帥一起商量過，準備安排十幾個副總參謀長，這裏麵包括所有的大軍區司令員以及我和海軍的李作鵬。但這個安排，以後並沒有全部實現。上海會議結束以後，一直都沒有聽到有關羅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懷仁堂去參加會議。這是一個由鄧小平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個小型會議，到會的僅三十人，很顯然，這個會議是毛澤東決定召開的。會上，鄧小平總書記跟大家說：“關於羅瑞卿的問題，上海會議已經揭開了蓋子，現在毛主席決定，繼續在北京開會，仍然是小型會議，以軍委為主，吸收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軍委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機關各部門和國務院的有關負責人參加，人數不超過一百人。軍隊方麵，由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和楊成武、蕭華組成領導小組，負責主持會議，領導這次同羅瑞卿進行的麵對麵的鬥爭。開會的地點在京西賓館，以便保密。”三月四日，批鬥羅瑞卿的會議在京西賓館正式開始。這次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沒有參加。林彪當時仍然住在蘇州養病，沒有回北京。空軍參加會議的是我和餘立金兩個人。羅瑞卿這次參加了會議，但他到會時，大家對他形同陌生人，沒有一個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來參加會議，都隻是孤獨的一個人，拿著鋼筆和筆記本在會場的桌前，根據大家的意見作記錄。這個時候，羅瑞卿實際上已經被隔離起來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和批評。會議的第一天，葉劍英首先說明了會議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羅瑞卿主動交代問題和深刻檢討，並要求其他與會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還規定要對會議的內容保密，任何人都不準外傳。彭真在這一天到了會，以表示對會議的支持。在第一天的發言中，以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的發言對羅瑞卿的震動最大。在發言中，許光達對羅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進行了揭發。看得出來，羅瑞卿對此很吃驚，也很生氣，但是卻敢怒不敢言。會議期間，葉群經常同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保持聯係，有時也給我打電話，了解會議上的發言情況。會議的第二天，葉群從蘇州給我打來電話，問我發言了沒有。我告訴她沒有。她便叫我趕快發言，同時在電話裏再一次向我重複了上海會議時所講的“四條”內容。她還告訴我，這“四條”是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後劉亞樓幾次想談都沒有說出口，一直到上海養病期間劉亞樓自知不久於人世，這才把這“四條”意見轉告了她。她說，當她再次去劉亞樓那裏核實這“四條”內容時，有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在場。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雲英了解情況，還要我帶上秘書，準備在一旁作談話記錄，以便作為旁證。她還叮囑我，談完話，一定要翟雲英在記錄上麵簽字，然後把這個材料立即送到蘇州林彪那裏。我帶著秘書找到了翟雲英。沒想到翟雲英說，她在上海沒有聽見劉亞樓說到有關“四條”的事情。但後來她又說，當劉亞樓和葉群談話的時候，她曾經看到劉亞樓伸出過四個手指。這次談話我叫秘書作了記錄，經翟雲英簽字以後送到了蘇州。會議開了一個星期，我仍然沒有發言。葉群就又從蘇州打電話來責問我，為什麽還不把“四條”重新捅出去，以證實在上海會議的發言。我對她說，這個材料我沒有聽劉亞樓講過，翟雲英又不能完全證明，隻是說看到劉亞樓伸出了四個手指。葉群聽我這樣說就急了，對我說：“劉亞樓是空軍的人，你不講誰講？隻有你最合適。你要趕緊發言，還要告訴餘立金也要發言。我向毛主席匯報的時候和在上海會議上，都已經講了這‘四條’，你還怕什麽？”說實在的，我當時確實有些猶豫。從一九五O年我到北京以來，羅瑞卿真的對我一直不錯，我們倆的關係很好，現在他挨批鬥了，卻要我來衝鋒陷陣，提這個“四條”，我實在是下不了這個決心。於是，我把這些思想向楊成武作了匯報。楊成武責怪我說：“你不講，怎麽向林總交代？”即便這樣，我當天還是沒有發言。結果第二天葉群又來了電話，對我說：“我已經問了楊成武，你在會議上還沒有發言。林總說，一定要吳胖子在會上講這‘四條’，現在講已經遲了，再不講你就被動了。林總說要你好好考慮考慮，究竟是跟林總還是跟羅長子？林總讓我告訴你，羅長子向黨伸手，要奪取軍權，毛主席親自主持和掌握這次會議，來解決羅瑞卿的問題。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羅長子在空軍講的幾句話，到處張貼印發，把他抬得那麽高，為什麽？林總講了，你同羅長子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徹底揭發羅長子，同他劃清界限。我聽了葉群這些話，好大一會兒說不出話來。她這些話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話去說，就要把我劃進羅瑞卿的圈子裏去了。想清楚了後，我忙表態說：“我當然是跟林總的，怎麽會跟羅長子呢？”葉群說：“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會議上發言。劉亞樓說的事情你講最合適，你和餘立金都要在會議上講這幾條。我已經告訴楊成武，你們講了以後他們會跟上來的。另外告訴你，梁必業已經陷入羅瑞卿的圈子裏去了，你要注意。”葉群當時打的是林彪的旗號，他們又遠在蘇州，我無法也不敢去林彪那裏辨別真偽。“一定要在會議上發言”的這個指示，是確實來自林彪，還是葉群假傳聖旨，我真的鬧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就這樣，經過一夜的準備，我和餘立金都於三月十二日在會上發了言。我們發言之後的幾天裏，大家紛紛發言批判這“四條”，幾乎是一麵倒地批判羅瑞卿的“野心”。這一來，就使羅瑞卿的問題更加嚴重了。三月十八日上午，羅瑞卿在家中跳樓了。他從二樓上跳下來，並沒有摔死，但是摔傷了一條腿，被送到北京醫院救治。在跳樓之前，他曾經寫了一封“絕命書”。這封信的內容在羅瑞卿女兒羅點點的《非凡的年代》裏有記錄：治平：      會議的事情，沒有告訴你，為了紀律。      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我們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羅瑞卿跳樓以後，這封信交給了汪東興。三月十九日，葉劍英在會議上宣布了羅瑞卿跳樓自殺的事情，並給大家念了羅瑞卿的“絕命書”。葉劍英為此還寫了一首詩，我隻記得其中一句是“將軍一跳身名裂”。聽到羅瑞卿跳樓的消息，我心裏十分內疚，但已經無法再挽回了。羅瑞卿跳樓以後，會議就又轉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三月底的一次大會上，彭真、葉劍英、楊成武、蕭華先後講了話，然後葉劍英宣布會議結束，羅瑞卿的問題就暫時告一段落。羅瑞卿治療以後被關在什麽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隻是聽說，羅瑞卿的家屬一直住在原來的房子裏，後來李德生調北京任總政治部主任時，由於沒有房子住，經周恩來批準，有關部門才要羅瑞卿的家屬搬走，把房子讓給了李德生。羅瑞卿是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文革”前後被打倒的第一人。單就這件事而言，羅瑞卿的下台，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但下決心的卻是毛澤東。批示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的是毛澤東，決定召開上海會議並親自坐鎮的是毛澤東，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判羅瑞卿的是毛澤東，決定撤銷羅瑞卿的軍職，並分別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也是毛澤東。至於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做，我不知道。我出獄之後，看到一些報紙和書刊登載過不少有關羅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實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擔責任。在羅瑞卿的問題上，我始終都感到十分內疚，當初審理我問題的時候，我也作了如實的交代。但是，有許多文章的作者，嚴重違背曆史事實，別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實，更有一些人對我進行惡意的人身侮辱和攻擊。對這些不實之詞和惡意的人身攻擊，我表示抗議。我想曆史事實總是會被澄清的。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