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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紅旗飄飄》停刊的一篇文章
(2013-12-16 16: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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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紅旗飄飄》停刊的一篇文章
石灣
前不久,中央電視台熱播的電視連續劇《特殊使命》在廣大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據該劇的總策劃和編劇之一王建鋒透露,劇中大蓮花池街7號的感人故事,是以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藍本,秦劍和鞏向光在現實生活中都有原型,他們就是曾在西安工作過的地下黨員王超北和李茂堂。《特殊使命》劇本的出爐經曆了八年的熔煉,其雛形是編劇喬輝幾乎完全按照龐智的革命回憶錄《古城鬥“胡騎”》創作的七集電視劇劇本《古城情報戰》。而龐智正是王超北當年的化名。
提起中共秘密戰線的傳奇人物,早就有“南潘北王”之說。“南潘”是潘漢年,“北王”是王超北。反映潘漢年情報生涯充滿傳奇色彩的傳記及影視作品早已廣為傳揚,家喻戶曉,而對王超北,人們卻知之甚少。其實,王超北驚險曲折的情報生涯,同樣富有傳奇色彩。他1924年加入共青團,1925年轉為中共黨員。同年8月化名王奇,當選為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候補執行委員。後由黨組織派到國民黨聯軍駐陝西總政治部工作,任國民黨聯軍駐陝獨立第二師政治處主任。大革命失敗後,他在西安、大荔、朝邑一帶堅持地下革命鬥爭。1930年6月在上海中央特科王世英同誌領導下工作,同年9月調回西安,任中央特科駐陝甘特派員,打入楊虎城警衛團,任團部軍需主任,從事秘密革命活動。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八路軍駐南京、重慶、西安辦事處工作,擔任八路軍總部總務科長和運輸科長。1939年至1949年轉入隱蔽戰線工作,任中央社會部直屬的西安情報處處長,為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解放西北和保護文化古都西安作出了重要貢獻。西北軍區賀龍司令員在一次會議上說:“超北同誌的一個情報,抵得上戰場上的一個師。”毛主席也曾讚揚說:“龐智是無名英雄。”建國後,王超北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安警備區副司令員,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長、中共西安市委委員、西安市政府委員。1951年調北京,任中國國際旅行社副總經理。1956年任外貿部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副總經理。然而,他的《古城鬥“胡騎”》一文生不逢時,一經《紅旗飄飄》第十七集發表,他就被投進了冤獄。
《紅旗飄飄》是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的專發革命回憶錄的叢刊,創刊於1957年5月,老一輩革命家何香凝、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夏之栩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許多高級將領,都熱情惠稿,予以支持,單是第一集至第六集,就發行了213萬冊,根據叢刊發表的文章印成單行本的《在烈火中永生》(小說《紅岩》的原型),印數高達328萬冊。可以說,這在當時,是廣大青少年最喜愛的讀物,影響之大,不言而喻。可就是因第17集刊發了《古城鬥“胡騎”》,就被迫在1962年停刊了。
當時主持《紅旗飄飄》編輯工作的陳碧芳(即作家畢方)今年已77歲高齡,日前她在接受我的采訪時說:“《紅旗飄飄》創刊時僅三個半人。即文學編輯室傳記組的三個編輯:張羽、黃伊和王扶。另半個是分管該刊的編輯室副主任蕭也牧。蕭也牧被錯劃為右派後,室主任才安排我當《紅旗飄飄》的負責人。那時候,我們采訪過許多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們的革命回憶錄,大都是我們幾個人根據采訪記錄整理而成的。但《古城鬥“胡騎”》一文,卻是王超北同誌親自送來的。龐智是他的筆名。那時,他正好有一篇回憶在上海做情報工作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我看了之後,就想著要去向他組稿。沒想到他會主動送稿上門,真有點喜出望外。這篇稿子寫得很精彩,回憶西安情報處與胡宗南集團作鬥爭,故事引人入勝。我們看過之後,就決定采用。但涉及我黨秘密戰線的革命回憶錄,按規定必須送中央調查部審。不巧的是,稿剛送審,中調部長李克農逝世,中調部忙著為李克農治喪,根本無暇顧及審稿之事。而我們的《紅旗飄飄》第17集已編就,待《古城鬥“胡騎”》一文送審通過後,即可發稿。為了及時出版,我們問作者,可否將他的稿子送熟悉當年情況的中央領導人審閱。他說,那就請習仲勳副總理審吧!習仲勳當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送他審,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沒想到《古城鬥“胡騎”》一文送審極為順利,我們很快就收到了習仲勳副總理‘可以發表’的批示。這樣,《紅旗飄飄》17集就付印了。這一集的首印數是30萬冊。更沒有想到的是,這一集剛出版,我和張羽正在北戴河采訪薄一波,突然接到社裏的電話,叫我趕快回京,說《古城鬥“胡騎”》出事了,中央調查部來電話,說王超北為叛徒翻案,已經被抓起來了。我趕回北京,中宣部已派來調查組,追查《古城鬥“胡騎”》的寫作、編輯和送審經過,宣布《紅旗飄飄》17集有嚴重政治問題,30萬冊全部銷毀。”
我問陳碧芳:“你當時知道《古城鬥“胡騎”》事件的政治背景嗎?”她告訴我說,當時中青社的氣氛相當緊張,但是她隻以為西安情報處或王超北有什麽重大曆史問題,並不知道這是康生策劃的一個整人的陰謀活動。後來才知道,習仲勳當時還審閱通過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劉誌丹》。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勳因這部小說遭康生誣陷,毛主席接過康生遞給他的條子念道:“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並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就這樣,把《劉誌丹》定性為高崗反黨集團翻案的大毒草,習仲勳成了西北反黨集團的主要頭目。王超北也因此而受牽連,被康生誣陷為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把他逮捕入獄。一夜之間,功臣變成罪人,與國民黨反動派鬥爭了大半輩子的王超北竟成了叛徒、特務、反革命,致使當時年已六十的他,又坐了十七年冤獄……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此案還把人民文學出版社牽扯了進來。因《古城鬥“胡騎”》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歐陽柏整理的。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齊燕銘親自向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傳達了康生的指示,說龐智所寫的西安那個什麽地下黨機關,實際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簡直是胡鬧!共產黨哪裏有這種東西?……韋君宜見齊燕銘說話時的表情,像是王超北的回憶錄簡直不值一駁。加上她自己對黨的秘密工作確實知道也不多,就想:在國民黨機關的院子裏安設共產黨的電台,這可能嗎?特別是審訊一個共產黨員,他並沒有供出什麽來,隻懷疑他可能招供,便將他處死,這不是殺害同誌嗎?……隨後,她就把歐陽柏找來談話。一談之下,歐陽柏卻說他隻是在《新觀察》當編輯時,因組稿關係認識了王超北,王超北談過一些別的內容,他記錄整理過。後來,王超北說,還有不少材料,願意找他整理。他聽了聽,也覺有意思,便答應了。問及西安地下黨那個機關到底怎麽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說之外,實在一概不知,和他們也沒有別的關係。至於她說的以國民黨麵目擅自打死並未招出什麽的共產黨員是犯罪,他說他連想也沒想過,隻以為王超北那麽幹就是革命的。他是個候補黨員,對黨內的一切,茫無所知。然而,中宣部卻認為歐陽柏問題重大,可能也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中宣部出版處副處長許力以多次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坐催此案。可是無論韋君宜怎麽問來問去,歐陽柏都交代不出新的材料。歐陽柏是一個舊社會過來的老記者,按其曆史,實在也不像是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當時韋君宜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個壞蛋,把反革命曆史當革命曆史瞎吹。可是這個歐陽柏實在不像參加了他們的陰謀,難以判罪。她把她這個“審理結果”匯報上去。中宣部也跟歐陽柏談過幾次,並未發現超過韋君宜所得的材料。但是,卻從中直黨委通知下來:停止給歐陽柏這個候補黨員轉正,並停止他閱讀一切文件刊物、聽一切報告(包括普通非黨編輯聽的報告)的權利。
令韋君宜感到震驚的是,這個案子沒有完全結束,波浪就衝擊到了她的身上。她在晚年寫的《思痛錄》中回憶道:“這時到處在抓‘反黨小說’。我前一陣發表了幾篇小說,於是落入網羅。北戴河會議傳下令來,叫將反黨小說搜集一批報上去。作家協會黨組趕快翻刊物檢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樣子。最後作協黨組開了會,把我的兩篇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清歌》作為毒草,報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消息是黃秋耘秘密告訴我的。後來,文化部副部長李琦還專就這兩篇小說的問題和我談過話,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社長劉近村編一個隊,卻叫他‘領導’我。我出了‘問題’,這是明白無誤的……”
韋君宜在回顧了這一事件的波及麵後說:“看起來,我們這一批所受的處理還是從輕的。但是,我們的罪名卻比1957年劃的那些‘右派’更加說不清楚了。那時候,秦兆陽還有個‘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主張,丁玲還有‘一本書主義’這麽個不成主義的主義。而我們這一群有什麽?‘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則凡小說,都能構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罪於人的路子就越來越寬了。這已經為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劄記》等鋪平了道路。”確實,由小說《劉誌丹》和《古城鬥“胡騎”》事件引發的習仲勳、王超北冤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開了一個以文藝作品定反黨罪名的先例。這應該說是康生的一大發明吧!
所幸當年陳碧芳沒有因《紅旗飄飄》刊發《古城鬥“胡騎”》而獲罪。她對我說:“我當時沒有受到什麽處分,是因為我作為《古城鬥“胡騎”》的責任編輯,整個送審、編發程序都沒有問題。但一個搞得轟轟烈烈的叢刊,突然毀在我手裏,我是很傷心的。真是小人物卷進了政治大風浪,命運不由自己做主。《紅旗飄飄》停刊之後,我就離開中國青年出版社,遠赴邊疆,到黑龍江當專業作家去了。直到1985年10月,我接到王超北逝世的訃告,才知道他的冤案是1979年平反的,出獄後他任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顧問(副部級待遇)。習仲勳同誌參加了王超北的追悼會,他那時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了。”
來源:人民政協報
是上世紀50年代由解放軍出版社(原戰士出版社)出版的大型革命史料叢書《星火燎原》那時的男孩迷這兩種刊物。你因是軍報社孩子,雖是女孩也喜歡它們。共8冊,78年後增補2冊。是從3萬多篇回憶錄當中選出11610篇,僅發表635篇文章,360萬字。那時因沒有紙和錢出版,結果改革開放後去找底稿,大部分已毀壞,僅剩1000多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