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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是否“出奇兵”?

(2013-12-16 08:21:20) 下一個

四渡赤水是否“出奇兵”?

    核心提示:十分清楚,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期間的軍事指揮,的確遭到了眾多高層當事人的不滿和反對

    這就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一個被譽為“一生中的‘得意之筆’”的軍事指揮,一位“用兵如神”的軍事統帥麵前,怎麽會出現這麽多的不和諧聲音?為什麽出現的不是如潮的讚頌,而是恰恰相反呢?難道真的是“陽春白雪,和者蓋寡”?   
 
   恐怕不那麽簡單。相反,它事出有因。一個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間,連續“亂碰亂撞”,打了一連串的敗仗、窩囊仗,再就是帶來了部隊的極大消耗和戰鬥力的損失。  
 
   作者:夏宇立,原題:《四渡赤水評價考》《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

    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土城作戰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為了擺脫嚴峻的不利局麵,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紅軍在川黔滇交界處的赤水河上,由東至西,由西至東,來來回回作了四次橫渡,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四渡赤水。 

 
    我們先來回眸其主要經過:1月29日,中央紅軍退出土城戰鬥,在猿猴場到土城之間,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藺、敘永方向開進。2月2日,其右縱隊紅一軍團圍攻敘永縣城不克,撤出戰鬥,繼續西進。7日,中共中央決定“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並令各軍團迅速脫離川敵,向紮西(今雲南威信)地區集中。接著,進行了休整和整編。由於土城作戰的嚴重傷亡,為了維持戰鬥力,部隊縮小編製。 
 

 
   2月中旬,中革軍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之簡稱,下同)發現川軍和滇軍分由南北方向壓來,留駐不利,決定回師東進,到國民黨軍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區尋機殲敵。18日,中央紅軍遂由太平渡、二郎灘開始東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入貴州。24日,進占桐梓。26日攻占婁山關,擊潰黔軍兩個團,並於27日擊潰黔軍六個團,再占遵義。28日,擊潰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縱隊兩個師,殲其一部。遵義戰役“計共俘(敵)人在二千以上,(繳)槍一千以上”,(《野戰軍總司令部關於遵義戰役戰績的通報》,1935年3月2日,《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頁)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  

 
   遵義戰役之後,國民黨軍改以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實行南北夾擊,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遵義、鴨溪地區。3月4日,中央紅軍組成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5日,中央紅軍以紅九軍團在桐梓、遵義地區吸引敵人向東,主力由遵義地區西進白臘坎、長幹山準備突擊國民黨中央軍薛嶽兵團之周渾元縱隊未果。接著,中央紅軍主力進至西安寨、泮水地區,再次尋殲周渾元部未果。此時,中共中央和朱德、毛澤東進一步確定了“以消滅薛嶽兵團及王家烈部隊為主要作戰目標”的戰略方針,繼續部署對敵作戰。

  就在此時(10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向軍委提出了進攻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黔軍一個師的建議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讚同,並在隨後的軍委會議上,與會絕大多數人不顧毛澤東的反對一起表示支持。會議作出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然而,會後毛澤東通過周恩來又說服了大家。11日,軍委遂以朱德的名義頒布命令“不進攻打鼓新場”。12日,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包括毛澤東、王稼祥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 

 
 
   15日,中革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起對薛嶽兵團主力周渾元縱隊作戰,集中主力向魯班場、三元洞地區的敵三個師猛攻。紅軍血戰終日傷亡慘重不得不撤出戰場,並於次日轉兵西進,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區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一次進入川南。蔣介石急令川黔滇邊部隊向川南進擊。

  在此情況下,中革軍委以紅軍一個團向古藺前進,誘敵向西,而以主力突然折向東北,於21日晚分別經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東渡赤水(即四渡赤水),從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右翼分路向南急進,26日進至遵義仁懷大道北側幹溪、馬鬃嶺地區,計劃從長幹山、楓香壩之間突破敵軍封鎖。當日,中央紅軍主力向駐守該地的周渾元縱隊發起攻擊,雖經激戰,仍未獲進展。

  27日,中央紅軍改以九軍團由馬鬃嶺地區向長幹山方向佯攻,引國民黨軍北向,主力紅軍東向並於28日突破鴨溪至白臘坎間國民黨軍封鎖線,南進至烏江北岸。31日經江口、大塘、梯子岩等處南渡烏江。接著,中央紅軍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則進至狗場、紮佐地域,前鋒向貴陽逼進。至此,中央紅軍跳出了國民黨軍的合圍圈,把蔣介石的“追剿”大軍甩在烏江以北。

 
   4月4日,紅九軍團在打鼓新場以東老木孔地域擊潰黔軍一部。6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於貴陽附近平場以南地區,全力伏擊薛嶽部兩個師未果。此後,中央紅軍趁滇軍東調增援貴陽之機,乘虛進軍雲南,於27日進入昆明西北地區,接著轉兵向北,5月9日渡過金沙江。
 
   以上所述,這就是四渡赤水前後的大致經過。  


 
   通觀四渡赤水的全過程,已經很清楚,處於劣勢的中央紅軍在數倍於己的敵軍之中艱苦轉戰,並最終擺脫了敵軍,這的確了不起,值得大筆褒揚讚頌。 

    然而,話又說回來,當年紅軍在轉移中,麵臨強敵的圍追堵截是經常的,而紅軍通過自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粉碎敵軍的圍追堵截來實現自己的戰略轉移目標和任務,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則,隻能麵臨失敗的結局。而像中央紅軍四渡赤水這樣成功擺脫敵軍的例子,在各地紅軍中也不勝枚舉。比如,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孤懸長江以南,深陷敵軍叢中,還不是靠自己千回百折地轉戰,最後長征到達陝北?徐海東等領導指揮的紅二十五軍是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小部隊,還不是靠著自己靈活機動和英勇頑強,打得強敵靠邊走,第一個進入陝北?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的紅四方麵軍還不是以無堅不摧的意誌和毅力、始終高敵一籌的謀略,迭挫強敵,完成長征的?所以,勝利完成長征的部隊都一樣,都擺脫了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都有一段不同凡響的征戰曆程。況且,上麵所說的三支紅軍部隊,在長征中同中央紅軍比較,顯然還都有著兩個方麵的“比較優勢”:其一,損失相對較少;其二,沿途都還創建了新的根據地。  

 
   此外,筆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時,還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

  一方麵,人們對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極力神化。例如,有的將其稱為“紅軍長征中舉世聞名的四渡赤水”(《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頁);有的稱其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是毛澤東“高超指揮藝術的生動體現是紅軍戰爭史上的奇觀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典範”(《紅軍長征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頁)。還有那60年代唱紅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長征組歌》,其中歌詞氣勢如虹:“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麵,其中的一些重要當事人不僅絕不恭維,甚而批評有加。親眼目睹中央紅軍土城之戰失敗,以及隨後幾次三番的行動難以達到目的,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的博古開始說話了,其語言不多,但一針見血:“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第346頁)博古口中的“狹隘經驗論者”指的就是毛澤東,這“也不成”也就是博古對土城失利和四渡赤水的評價。這裏,博古雖然表露了一點對遵義會議遭批評的不滿情緒,然而,卻又正是毛澤東給他創造了發泄不滿的平台,毛澤東給了博古企圖抓住的“辮子”和“痛腳”。  

 
   如果以博古為原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的議論不足道的話,那麽下麵出現的一些戰事中的有關人物當時的態度,可得認真看待了。  

    首先是林彪,緊接著還有他人。林彪時為紅一軍團軍團長,是毛澤東的得力愛將,指揮作戰思路縝密,常常有獨立見解,他所指揮的紅一軍團又是中央紅軍的主力

  雖然,據聶榮臻回憶,林彪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發什麽言”(《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頁),但可以肯定,林彪是支持遵義會議改變領導人,支持毛澤東重新出山的

  對於毛澤東指揮的土城之戰慘敗,目前沒有發現林彪的議論,但是土城之戰中,讓林彪率部顛來趕去,部隊傷亡慘重,也可以估計到林彪當時心裏也是夠窩火的。當然,讓林彪公開直接表示不滿還有一個過程,然而,這個過程來得並不漫長。

    中央紅軍二渡赤水,回兵遵義,取得了長征以來唯一的一場作戰勝利,毛澤東多少減輕了身上的壓力,一定程度上卸下了兵敗土城的包袱,進而情緒上有些激動和陶醉。在勝利麵前,他欣然命筆,吟誦了一首著名的詞章——《憶秦娥·婁山關》,其中的妙句佳言“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不失為千古絕唱。   

 
   3月4日,中革軍委在遵義設立了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這是毛澤東正式恢複軍內職務。在勝利鼓舞下,毛澤東希望再打一個大勝仗。於是,次日,朱德、毛澤東發布了《關於首先消滅蕭、謝兩師的作戰部署》,決心打擊國民黨中央軍部隊。蕭、謝兩師,即國民黨蔣介石中央嫡係之蕭致平第九十六師、謝溥福第五師。該二師為蔣介石“追剿”部隊中的戰鬥力較強部隊。這個決定,其實有很大的盲動成分
  遵義戰役雖然取得了重大勝利,然而,作戰對象大部分為黔軍,而其中在遵義和烏江邊上打擊的吳奇偉部第五十九、九十三師兩個師,雖然也是蔣介石嫡係,但是過去都曾遭到紅軍打擊,其中第五十九師為被全殲後重建,士氣和戰鬥力大受損傷。而第五師和第九十六師則不然。況且,遵義戰役與吳奇偉兩師的戰鬥,大部分隻能算擊潰,俘虜和繳獲很有限,同時,紅軍自身的傷亡比起敵軍的傷亡來還要大得多。僅以紅三軍團為例,損失幾達三分之二。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再打一場硬仗,其困難可想而知。  
 
 
 
   因而,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在接到朱德毛澤東的命令後,於10日鄭重向軍委建議進攻駐守在打鼓新場的黔軍一個師認為一則打敵黔軍一個師有把握二則可以為前進掃清道路
  對這個建議,毛澤東很生氣,可朱德則認為“林、聶建議可取”。
  朱、毛發生分歧。此種情況下,毛澤東搬出了剛就任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希望張聞天支持。可張聞天也一時無法決斷,於是召開軍事會議討論。  

 
   到會者20餘人。會上,毛澤東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
  但是大家認為毛澤東的理由不成立,最後少數服從多數,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環視全場,孤立無援,可仍然氣呼呼地頂起牛來:“既然如此,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幹了!”凱豐立馬回敬他:“少數服從多數!你這是什麽態度?”張聞天也不滿意:“不幹就不幹吧。”毛澤東又甩出一句:“好,我不幹!”憤然離席而去。  

 
   會議接著就撤銷了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由彭德懷暫時代理前敵總指揮
  毛澤東剛剛就任軍內職務,不出一個星期就被撤銷,境遇可想而知。更為嚴重的是,毛澤東的意見被差不多全票否決,這對毛澤東的思想打擊,不能說不大。但是,毛澤東究竟是非凡人物,他當然不甘心,並很快又有了破解之道。當初他請張聞天,是希望張聞天當裁判,在支持他的前提下來解決好與朱德的分歧,結果反而弄得雞飛蛋打。此時,毛澤東想到了另一位。他,就是周恩來。毛澤東的路子果然走對了!
 
    “文革”期間周恩來敘述:當天夜裏,毛澤東又“提馬燈到我那裏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頁)  

 
   果然,周恩來四兩撥千斤,給毛澤東解了套,挽回了毛澤東的尷尬局麵。第二天(11日),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名義頒發了《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會議的決定,並將向打鼓新場方向運動的紅一軍團召回。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林彪、聶榮臻和朱德,以及原來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被否決,那麽,他們又作何想呢?  

 
   這回的波折,既讓毛澤東見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讓他明白了權謀的極端重要性。接著,他以軍情緊急、人多議而不決會耽誤軍機為理由,向周恩來和張聞天提議組成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領導小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得到了他們的讚成。
  這個新三人團的組成,很耐人尋味。
  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參加三人團,並為負責人,名正言順,不值得奇怪,並且,周恩來的處世為人,決定了他便於爭取,此次關於打鼓新場的最後變故就是證明,因而對毛澤東來說,周恩來為最佳人選。毛澤東是組成三人團的提議者,他要參與,是必然的,這也很正常。
  問題是其中有王稼祥而無朱德,卻令人費解。王稼祥並不太懂軍事,而朱德則為職業軍人,中革軍委名正言順的主席、紅軍總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員,憑著這三個頭銜和他的資曆、能力和水平,卻位列三人團之外。  

 
      成立新三人團後的第二天(13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前敵司令部決定中央紅軍進攻魯班場之敵
  魯班場位於打鼓新場以北40公裏處,駐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三個主力師。其中,謝、蕭兩師共七個團,萬師下轄兩旅六團,總兵力13個團,比烏江邊上作戰的五十九、九十三師共六團兵力超出一倍多。周渾元縱隊中的謝、蕭兩師為蔣介石嫡係,其戰鬥力自不必說,而其中第十三師尤其有特點。這個部隊是一支很老的部隊,最早的時候與黃埔第一師一起為蔣介石所倚重,它原為鄂軍,官兵軍齡長,作戰經驗豐富,現任師長萬耀煌為湖北黃岡人,與林彪同鄉,年齡上要長林彪半輩,是一位身經百戰、深通謀略的驍將。該師早已歸於蔣介石嫡係,運動作戰並不見長,但極善防守,過去在大別山長期與紅四方麵軍交鋒。紅四方麵軍在大別山時的作戰特點一是運動戰,二是攻堅戰,最為著名的戰術是圍城打援,攻堅作戰不論其戰術運用還是其攻堅能力都在中央紅軍之上。盡管如此,紅四方麵軍在與敵第十三師作戰時,隻要它處於防守狀態,從來就不敢掉以輕心。而如今的魯班場,周渾元縱隊已經到達四天了,兵力集中,工事碉堡齊備,要迎戰彈藥不多、缺乏攻堅手段的紅軍,並不困難。 
  
 
   戰前,剛一得知魯班場戰鬥決定,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當即(13日)向前敵司令部表明了反對態度,同時提出建議:“敵人陣地工事堅固,地形對我不利,無攻破周渾元可能。似應迅速脫離當前之敵,控製仁懷、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兩敵,尋求機動。”(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頁)可是,毛澤東並不以為然,彭、楊建議被否決  

 
   15日,中央紅軍集中紅一、三、五軍團和幹部團,由林彪、聶榮臻統一指揮,從三個方麵向魯班場發動進攻作戰。
  戰鬥一開始就進入了白熱化狀態,因為決策者毛澤東熱切盼望打一個好仗。由於敵軍兵力集中,工堅地利,並不時派預備隊反擊,紅軍雖多次突入敵方陣地但始終無大進展,又遭反擊退出。激戰至黃昏,全軍傷亡慘重,疲憊不堪,又得知敵援兵將至,並且,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軍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通過一天戰鬥,已經摸清了紅軍的實力,他在以一部固守陣地的同時,親率一部向東北迂回林彪右後翼。戰局趨於危急,紅軍不得不撤退。
  此戰的結果,一種說法是:紅軍斃傷俘敵400餘人,自身傷亡達1500餘人,其中陣亡480人。還有另一種說法,新中國成立後,當地清理犧牲的紅軍烈士遺骸達一千餘具。總而言之,它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得不償失之戰。  

 
   這是毛澤東的又一次“走麥城”。上一回土城失利,毛澤東認為紅軍兵力不夠集中,這回他吸取教訓,集中了兵力,而且幾乎是集中了中央紅軍的全力來打一場攻堅戰,可不幸的是,還是進入了一個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誤區。  

 
   魯班場作戰失利後,中央紅軍於16日向西渡過赤水河,再次進入川南。然而,隨著作戰的慘敗和大批的傷亡,人們心裏的疙瘩越係越緊。林彪、聶榮臻不滿。
  當初毛澤東反對林彪聶榮臻和朱德等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是“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既然打黔軍一個師駐守的打鼓新場是“啃硬的”,那麽,這裏打國民黨中央軍三個師駐守的魯班場又是什麽呢
  朱德不理解,盡管戰前他不得不照樣下命令。王稼祥不滿。彭德懷、楊尚昆更為不滿,因為戰前,他們早就表示了不同意見卻遭到了否決 
  
 
   在四渡赤水期間,對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不滿和非議,還遠不止在進攻魯班場這一件戰事上,也遠不止上麵提到的高層人物。   

 
   20日,中革軍委命令中央紅軍“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向東”,“渡過赤水河東岸,尋求機動”。(《紅軍長征·文獻》,第289頁)而就在同一天,彭德懷向中革軍委報告,提出了不同意見:“一、根據20日前的敵情,我軍應繼續西進,吸引川、滇兩敵,然後脫離川敵,與滇敵作戰。二、為迷惑敵人,應以九軍團單獨向西急進至紮西地區迷引滇敵。紅一、五軍團繼續向回龍場及其以西引川敵郭(勳祺)師向古(藺)、(敘)永,然後脫離該敵向雪山關前進,掌握赤水河及其上遊渡河點,在適當時機一、三、五軍團渡赤水河,由畢節以東打回黔西大定境內,求得與敵王家烈、薛嶽決戰。三、目前,我應避免與相等兵力敵軍決戰,保持自己的優勢兵力,不應攻堅亂碰。四、遵義戰鬥的勝利沒有擴張,由於機械和失掉時機,魯班場的戰役原則上不應打。”(《彭德懷年譜》,第118頁)
    彭德懷的意見是多方麵的。既有對當前部署的考慮,這種考慮,明顯與中革軍委以毛澤東為主導的意見大相徑庭,核心為:軍委意見為“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向東,渡過赤水河東岸”,的意見是“繼續西進”,引敵迷敵,相機渡河,在“黔西大定境內”求得與黔軍、中央軍“決戰”。  

 
   又有作戰原則方麵的意見:“應避免與相等兵力敵軍決戰,保持自己的優勢兵力”。同時,也批評前段時間輕易地盲目地與敵優勢兵力作戰,從而難以形成自己的局部優勢,並造成作戰章法紊亂,“攻堅亂碰”。   

此外,還有更為具體的批評,點了其中的兩個戰鬥:遵義戰鬥、魯班場戰鬥。批評既尖銳又切中要害。魯班場之戰的錯誤不用說,就是遵義之戰,這個在四渡赤水期間毛澤東發起的數次作戰中唯一的一次勝仗,也並非沒有失誤。 
 

 
   彭德懷的報告,剛好說明了這位當年高層次的當事人,對四渡赤水的點評。當然,說者有心,聽者也有意。毛澤東自然也就對彭德懷記下了一筆賬。四渡赤水結束之後,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對毛澤東指揮的不滿,已經上升到了相當的高度。為了直接表示不滿態度和達到糾正他所認為的錯誤的軍事指揮,他連續實行了三個步驟。   

 
   首先,4月23日他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對目前的軍事行動作了一般性建議後,著重指出:“須盡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寧可對不大的敵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監視,掩護主力取捷徑通過的辦法”,向雲南進軍。(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頁)
  這是林彪、聶榮臻首次對部隊走“弓背路”的不滿之詞
  發電之後,林彪意猶未盡,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人,竟然放言高聲嚴詞批評:毛澤東指揮走“弓背路”,“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指毛澤東)這樣領導指揮還行?!”(《聶榮臻年譜》上卷,第141頁) 
 
    接著,林彪以個人名義,又給中央三人軍事小組寫信,直接提出要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麵軍會合。 
 
 
 
   第三,據聶榮臻回憶,在會理休整期間,林彪給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06頁) 
 
十分明顯,林彪此時已經公開地表示了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失望。 
 

 
   此外,作為軍事指揮員之外的高層領導人,也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不滿和批評。劉少奇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遵義會議後曾任駐紅三軍團中央代表。
  《黃克誠自述》中說,劉少奇“曾向中央提過建議,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應該改變方針不能在貴州一帶打圈子。我曾經同劉少奇在一起交換過看法,彼此意見頗相吻合。”(《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頁)
  黃克誠的話雖然很簡單,而且是因後來會理會議劉少奇遭毛澤東批後作為一種替其辯解的目的和語氣談起的,但是,它還是記述了劉少奇的態度,“應該改變方針”,“不能在貴州一帶打圈子”。同時,黃克誠表示,他與劉少奇“彼此意見頗相吻合”。
  
 
   《楊尚昆回憶錄》裏也敘述了他和劉少奇聯名“向中央發過一份電報”。其中說道:“那是在土城戰鬥失利後,中央知道下麵指戰員中有意見”,“就派劉少奇同誌到三軍團陳雲同誌到五軍團了解情況,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那時,三軍團打得最苦,下麵講怪話的人最多
  少奇同誌將從部隊中了解到的情況加以綜合並加上自己的意見,擬了一份電稿,交彭總和我簽發。”(《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頁)據楊尚昆說,這份電稿彭德懷沒有簽字,最後由楊尚昆和劉少奇兩人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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