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寫信送我上抗大,林彪巧安排,圓了我的上學夢
我最初知道林彪這個名字並見到他本人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江西中央蘇區。1933年春天,我從瑞金紅軍學校上級幹部隊附設的參謀訓練班畢業後,分配到軍委一局,先是當見習參謀,幾個月後轉為正式參謀。
那時候中央蘇區的條件比較艱苦,為了節省寶貴的幹電池,對電台的使用進行嚴格控製,一些不是特別緊急的事情,或距離不是太遠,就由我們這些作戰參謀步行到各軍團遞送或口頭傳達軍委首長的命令和指示。所以,我們那時候既當作戰參謀,又當高級傳令兵。
我們幾個參謀也有分工,我負責東麵這個方向。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一軍團主要是在東麵這個方向作戰,因此,我去一軍團的次數要比去其他軍團的次數相對多一些,和林彪接觸的機會和次數自然也就多一些。
雖然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見到林彪,但沒有什麽太深的交往。他是軍團首長,我隻是軍委的一名小參謀,層次相差太多,而且他表情嚴肅,話不多,多數時間是在看地圖,不便打攪。而我也不愛主動多說話,雙方隻是叫得出對方名字,知道是幹什麽的,僅此而已。
長征結束後,我在軍委二局工作。1937年春天,我向毛主席提出,希望能有機會學習。毛主席聽了很高興,也很支持,他親筆為我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到中央黨校去學習。黨校的領導同誌感到接收有困難,因為當時正處在兩個學期之間,頭一個學期還沒有畢業,新的學期還沒有開始。盡管是毛主席親自寫信介紹來的,也難以安排。於是我垂頭喪氣地又回到了軍委機關。
毛主席問明情況以後,安慰了我幾句,隨即給當時任抗大校長的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我拿著他的信直接去找林彪。
林彪開始不知道我的來意,還跟我開了個玩笑,說:“小羅,你已經是二局的副局長了,怎麽不派個人來,還要親自出馬,高級傳令兵的癮還沒過夠啊!”
我把毛主席的信交給他之後,他才知道我是來求學的,當即表示歡迎。但抗大的情況和黨校差不多,他和教育長羅瑞卿同誌商量了一會兒,想出來一個辦法,他要我不脫產,選科插班旁聽,等到新學期開始再正式入學。就這樣,我的學習願望算是得以實現。
我到抗大插班旁聽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全麵抗戰開始。紅一方麵軍和徐海東的紅十五軍團改編為八路軍第115師,林彪被任命為師長,於是他離開抗大,上了抗日前線。一年以後,我也從抗大畢業,先是隨朱總司令到山西國民黨衛立煌部做統戰工作,1939年春離開八路軍總部,隨徐向前元帥到山東敵後工作。
1943年春天,根據中央指示,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一元化領導,我被任命為中共魯中區委書記兼魯中軍區政委。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全麵擔負山東黨、政、軍領導工作的羅榮桓同誌得了嚴重的腎病。毛主席知道以後,非常關心羅榮桓同誌的身體,發電報說,黨中央打算派林彪到山東,要羅榮桓同誌於休養中在病情許可下指導大政方針,工作多交其他同誌辦。
日本投降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山東分局,決定林彪到山東軍區任司令員。羅榮桓同誌任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政委。如果羅因病休息,羅的職務由林彪代理。但是沒等林彪到職,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1945年9月中旬,最先率部出關的冀東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同誌從沈陽乘蘇軍飛機飛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東北情況。於是,中央作出決策,要迅速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的強大力量。根據中央的決定,林彪改為去東北,不來山東了,同時決定羅榮桓同誌率領山東的主力部隊和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和東北出動,實現中央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
我和林彪為戰役配合事發生分歧
1945年10月底,我率山東三師和警三旅一萬多人,從孟子的家鄉鄒縣出發,晝夜兼程,趕到膠東龍口,乘坐木帆船渡海,在遼寧省的莊河、皮口等地登陸。
到東北後,我帶過來的一個師和一個旅同曾克林、唐凱同誌由一個團發展起來的兩個旅合編為一個縱隊。合編後的部隊番號為第三縱隊。關於由誰來擔任這個縱隊的領導,林彪與東北局的意見有些不一致。林彪覺得三縱隊是以我從山東帶來的部隊為主組建的,我又主持了合編,對部隊和幹部的情況都比較熟悉,為了便於指揮和管理,縱隊司令員應該由我擔任。而東北局打算安排我任遼東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雙方意見一時難以統一。當時遼西方麵戰事緊張,林彪不斷來電催我帶部隊過去參戰,於是東北局以三縱為主,加上四縱一部,臨時組成一個縱隊,由遼東軍區司令員程世才為司令,我為政委,吳克華為副司令,前往黑山參戰。任務完成後,三縱隊的領導人選還沒有定下來,我和程世才隻好繼續兼管三縱隊的工作,三縱隊的縱隊部也就此由遼東軍區司令部暫時兼著。
1946年3月,國民黨軍繼進占沈陽後,又先後侵占了撫順、鐵嶺、開原、遼陽、鞍山、營口等重要城鎮。4月間,又向我軍重點設防的本溪和四平瘋狂進攻。
四平保衛戰進行了十多天後,中央指示林彪要死守四平。林彪向中央提議,為了保衛四平,成立四個機動的野戰縱隊,直屬東總指揮。這四個縱隊就是後來成為四野主力的一、二、三、六縱隊。林彪同時提出了這四個縱隊的司令和政委人選,他建議程世才為三縱隊司令員,我為三縱隊政委,唐凱為縱隊副政委。中央批準了林彪的建議。於是,我們奉命率領三縱隊從本溪出發北上,參加四平保衛戰。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直接接受林彪的領導。
一開始,林彪給三縱隊的任務是進攻開原,截斷中長路,使進攻四平的敵人得不到補給,同時阻止沈陽方向前來增援的敵人。我們向開原前進的路上碰上了硬釘子,在威遠堡和剛從本溪調過來的國民黨新六軍打了一個遭遇戰,雙方打得非常激烈,僵持住了,誰都難以前進。我們把情況報告林彪,並提出,進攻開原已經不可能了,估計敵人的企圖是繼續北上。林彪回電說,三縱隊的任務改變,不打開原了,就地阻止新六軍北上,掩護堅守四平的部隊的側翼。這樣,我們就同新六軍從開原老城打到蓮花街,打了十幾天的防禦戰。新六軍是國民黨五大王牌之一,全部美式裝備,訓練有素,曾經遠征緬甸,戰鬥力確實很強。但我們的戰士也很英勇,打得很頑強,敵人進攻的速度一天隻能前進五六裏。這時,我們發現敵人改變了戰術,他們以小部隊在陣地上和我們廝殺糾纏,主力依仗機械化優勢,乘坐六百多輛汽車實行大迂回,對四平實行包抄。
當敵人占領西豐、清原後,我們向林彪報告,估計敵人可能再占梅河口和西安(今遼源),實現對四平的迂回包圍,請他注意這方麵的問題。可是林彪回電說,要我們置梅河口和西安於不顧,繼續節節抗擊當麵的敵人。對於林彪的這個決定,我們很不理解,既然看出敵人有迂回包圍的企圖,為什麽不采取措施,也迂回到四平側翼,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哪怕消滅一部分也是好的,怎麽還要繼續打防禦戰,拚消耗呢?結果新六軍迂回成功,我們不得不放棄四平。
從四平撤退的時候,林彪給我們三縱隊的任務是斷後,掩護堅守四平的部隊安全撤離。不久,長春也主動放棄了。這時候,除了我們三縱隊以外,其他部隊都已撤過鬆花江,我們的行動一時得不到指示。我們考慮,敵人占領大城市,敵後空虛,應該留下一些部隊,在敵後開展鬥爭,南北遙相呼應,就給林彪發電報,建議三縱不過江,留在吉林東部山區建立遊擊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牽製敵人,並且說明有這個條件,使敵人再向北進攻就有後顧之憂。
林彪回電說,三縱隊不過江了。但要我們到長白山建立根據地。接到命令,我們覺得林彪的這個決心下得很對,也很有戰略眼光。吉林東部山區距哈爾濱確實近了一些,戰略機動範圍有限,隻有經營長白山,才能有效地牽製調動敵人,實現南北呼應的戰略意圖。
按林彪的指示,我們三縱從長春附近的雙陽、伊通掉頭奔輝南,奪路奔向長白山。在向東南方向移動中,為了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在黑石鎮,我們消滅了國民黨新六軍二零七師一個營,隨即攻克樺甸縣城,這是我軍從四平撤退後打的第一個勝仗。雖然規模不大,前後共殲滅敵人千把人,但林彪很重視,他後來多次提到,攻克樺甸證明敵人愈分散,愈易被我消滅。
攻下樺甸後,發現新六軍十四師過來了,我們避開了它。到輝南,沒有敵軍,地主武裝在我們到達之前就嚇跑了。我們繼續向通化前進,到柳河,柳河也是一座空城,沒有遇到敵人。正好這時候東北停戰開始,我們便趁機進行整訓。這個期間,我同林彪為戰役配合的事發生了分歧。
當時南滿地區指揮單位比較多,缺乏統一的領導,無法進行有效的相互配合,我給林彪發電報,建議他協調各部加強配合。
林彪給我回電說,敵人到處進攻,我軍隻能做到戰略上的一般配合,地區間不可能進行戰役性、戰術性的配合,那在時間上與距離上都是不可能的。他還說,要是各地區每次行動都要其它地區同時行動,各地區勢必要今天配合這裏,明天配合那裏,行動就被動了。他認為在兵力分割的狀況下,不可能做到密切配合。
對於林彪的這個答複,我感到他不大講道理,有些強詞奪理,就和縱隊副政委唐凱同誌聯名給林彪發了一份電報,堅持要求各部隊加強戰役戰術上的配合。我們在電報中提出,現在我們分散作戰較多,為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不論敵人攻擊任何一方,其它地區應該在戰役上進行有機配合,迫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粉碎它的進攻,擴大我們的戰果。否則敵人有快速增援,向我反擊的可能。
林彪收到這份電報後沒有再回電報,此後也不再提這個問題了。後來聽說,四平撤退後,林彪給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提出他對東北戰局的看法及領導同誌間的一些意見分歧,中央遲遲沒有回複,他心情有些煩躁。就在我和唐凱同誌的電報發出後,中央回電肯定了林彪的意見,並且決定他為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他的情緒才好起來了。如果是這樣的話,盡管他當時的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作為戰區的主要領導,在答複下級提出的問題時過於情緒化總是不合適的。
總之,我感到林彪這個人脾氣有點怪,不像羅榮桓同誌那樣寬厚大度,在羅榮桓同誌麵前有什麽想法都可以講,用不著顧慮。而在林彪麵前就不同了,不知道哪句話不合他的意,會惹他不高興。
大敵當前,林彪讓我們學習毛澤東的戰略學
三縱留在南滿不過江,很快就派上用場了。1946年9月中旬,林彪給我們來電說,接軍委通報,蔣介石要進攻哈爾濱,要我們偵察選擇有利於攻擊的目標,準備作戰,牽製敵人。
國民黨軍侵占四平、長春、吉林後,杜聿明決意繼續北上,拿下哈爾濱。隨後國民黨軍占領了陶賴昭以北的橋頭堡。哈爾濱當時很緊張,東西都裝上了火車,民主聯軍總部後勤部也已轉移到佳木斯了,哈爾濱成了空棧房。
我們意識到這一仗意義重大,經過敵情分析,提出第一步先攻打西豐縣城,如果還不能將北進的敵人調回來,就再打西安(今遼源)、開原或昌圖,總之是要將準備進攻哈爾濱的敵人拖回來。
林彪回電同意我們先打西豐。他對三縱這次出擊很重視,在回電中說,打西豐對東北整個戰略形勢有重大的意義,對保衛哈爾濱起重大作用。他要我和程世才、唐凱同誌到前方親自指揮。為了保證作戰順利,林彪除了把保三旅和獨三師配屬我們指揮,配合作戰外,還令遼東軍區大力配合三縱作戰。
我們一舉攻克西豐,全殲新六軍二零七師的一個團,並兩次擊潰前來增援的敵人,一共殲滅了敵人五個營的兵力,接著就準備打開原和昌圖。這就引起國民黨軍的重視,他們沒想到南滿我軍一個白天兩個晚上就能打下一座堅固的縣城。於是,國民黨軍改變原先的戰略,急忙調新六軍、五十二軍南下,從先北後南變為南攻北守,他們決心先打掉南滿我軍主力,然後再向北進攻哈爾濱。敵人開始向我南滿根據地猖狂進犯,林彪要我們牽製敵人的目的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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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百年潮》2005年第3期 | 責任編輯:徐書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