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左右的“事”
老幾
每到六四，就覺得要說些什麽，否則覺得欠些什麽。看看這個世道，我又不知道說什麽才好。看到安博對左右說“不”，我來給左右說“事”。
北雁高飛留言說她表兄就是在六四中被打死的，我替她和她的親戚難過。可我又能說些什麽？中國人自古苦難多，近代更多。北雁這麽開朗的一個人，家族背後卻藏有著這樣的悲傷。我隻能什麽也不說，就隻好麵對北雁的留言，靜靜的看著，就如同兩個無助的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看著看著，我久已麻木的心就又跳了一下。這裏提到的畢竟是個活生生的人，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
於是我就明白“傷心”是什麽意思了。當人們看到一個悲慘的事，就要把“心”“傷”一次，看的多了，“心”要麽就傷死了，要麽就傷殘了。總之，心不正常了。
死人多了，就習慣了，慢慢就成了統計數字，不再是人，自然也就麻木了。這就是有知識的好處，能把死人的事，變作為數字，自然就無心可傷了。於是有些人說天安門死了幾千，有些說不對是幾百。另外一些則說，你們說的都不對，天安門廣場上根本就沒有開槍。於是幾撥人為此打的不可開交。這就是聰明人的好處，能夠把一個人命關天的根本性質問題，變成瑣碎的數字地點問題。類似的聰明有很多，比如三年災害餓死人的問題。即便是數字相對確定，如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人的問題，也沒有用，日本人就不認帳。
凡事有例外，有一個名叫張純如的女性，她就不夠“聰明”，把數字變回成了人，結果自己受不了，終至於傷心憂鬱，棄世而去。這在華人世界是個例外。張純如更像是猶太人，把受難者落實到人，殺人者追究到人。聰明的華人是不肖於這樣，所以孔子說仁，我們一定要說他虛偽。我們求大不求小，具體個人無關緊要。
網上左右掐。有句名言概括：左派無良知，右派無人格
老幾一直想不通，左派不是號稱為了人民嗎？怎麽一到人命關天的大事上，屁股老是在統治者身上？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什麽。現在我知道了，歸根結底，我們幹什麽都是要“大”。幹事情要大，轟轟烈烈，效果不管；掙錢要多，擺得起大排場，道德不管；談論人物要大，名氣越大越好，芙蓉姐姐，香臭不管；上網要熱鬧，點擊要多，質量不管。幹事業要理想大，效果不管。為什麽會這樣？現在我明白了，因為自我感覺太“小”。
華夏民族在曆史上被皇家慢慢練就了奴性，近代更被元蒙滿清西方列強打斷了脊梁。沒有了內在自尊，自覺渺小；心有不甘，隻好追求表麵的“大”。因為我們求大，自然心中就無視渺小的個體。所以具體的人，不是我們關心的事。即便這樣，“人命關天”，都還是社會的準則，因為“孔孟流毒”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國，開始了視人如草草芥的先例；批林批孔，聖人貶成老二；於是有了六四的槍炮聲，於是我們可以對魯迅時代四十幾個學生的死表示憤怒，對六四更為殘暴表示理解。因為…
觀古今中外，殺人者無一不是高舉上帝科學道德主義理想愛國法律自由人權的大旗；無一不是正義在手，大義凜然；無一不是以人民的名義匡扶正義。結果無一不是人民受難。
殺人者我們阻擋不了，隻希望能夠死的明白點。也希望左右多關注殺人者，少關注的對方。左右再“壞”，不過是幫腔者，你們的正義感一直都用錯了地方。
左派體會不到西方現代文明的真諦和中國社會進步的一麵。他們一方麵以毛時代一無所有的所謂“公平”，反對鄧時代發展中的不公平；另一方麵，在國外專挑西方的缺陷，用西方的破布，做中國皇帝的新衣。隻要你說中國不好，他們就會說西方如何如何。這也不算稀奇。魯迅先生早就說過：“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假使世界上隻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現了就更好。”別人既然能有臭蟲，我為什麽不能有？這就是左派的認知水平。
右派既學不會西方文明的真諦，又看不到西方社會的陰暗。他們和左派一樣看不到中國的優勢和進步，基本上沒有傳統文化的基礎。自身缺乏人格修養，卻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指導別人，貶低傳統文化。“中國人都是豬，我是中國人，但我不是豬。”這就是右派的思維邏輯。
這些都是太多事實總結的，本來也不再有興趣說。想想六四，我還是說了吧，因為這左左右右太搞笑了。就當我在這沉默的氣氛中，增加一點笑料吧了。不然還能怎麽樣？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即便是真的猛士，力氣用錯地方，也是死路一條。何況我們本就是一群苟活者，懦夫而已。懦夫英文和失敗者是一個意思。因為我們失敗，因為我們懦弱，所以一切不如意，都怪父母。李剛他娃欺負了我，我就回家罵爹媽，怪老天為什麽我爸不是李剛？！人家西方先早把世界搶了個遍，偏偏孔老二要叫我們做君子不要做強盜。歸根結底，都是祖宗的錯，這就是我們左右一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