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言
我思故我寫
孰是孰非
1961年我被派到樂山白馬公社參加農村工作組。組裏總共八個人，奉上級指令，春節期間所有農村工作組人員都不能返程回家，要留在農村與民同樂。實際上，春節都是家庭團圓，各家各戶自己家人一起過，工作組人員不便在老鄉家過年，隻好齊聚公社。而公社幹部們也都回自己家過年去了。隻有我們組的人自己團年了。
在工作組團年座談會上，那時物資供應緊張，工作組過年有特供，我記得有甜酥餅等等。大家做遊戲，我被擊鼓傳花罰講一個故事。我一時也實在想不出什麽故事，就講了一個家鄉流傳了千百年的關於一個窮秀才過年寫春聯的故事。。。說一個窮秀才窮到了潦倒的地步，要過年了，家家戶戶貼春聯迎接新春，置辦過年貨物。秀才什麽也沒有，於是他提筆在一方紙上寫了“年老“兩個字貼在門上（解釋一下，沒辦法打這兩個字，一個是倒著的年字，一個是老字差最後一筆劃）。很多人來看都不認識，後來一個長者忽然悟到了，說“奧，年到了，老子沒一點”。我還進一步給大家說明，這是古時候，舊社會。現在不同了，我們在這裏還給供應了物品和年貨（當時物質供應緊張，給工作組是特供，我記得有酥餅等）。
不曾想到，文革期間，學校教研室的一位教師揭發我，說我以古諷今，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攻擊社會主義。這位先生忘了我當時的解釋，並且是古時候，舊社會。但那時有口難辯，我就這樣被劃成了未公布的“四類”（ 一類是要依靠的骨幹積極分子，二類是基本可以依靠的，三類是有錯誤的，四類是敵我矛盾，是要打倒的對象）。後來我知道了揭發我的人，他是我當時看中還特別培養的人。我很信任他，卻沒有想到他反而會如此不了解我。我也沒有怨恨他。文革結束後我還見過一麵，他在五通橋東風電機廠工作，當了一個小官。
流放青神
1962年底，快要過元旦了，因為領導們的團結問題，把我不明不白的調去青神縣，從大縣，居中心地位的縣，調到一個偏僻小縣，當時連公路都不通。我心中想著這不就是“流放”嗎！樂山縣委說歡送我們幾個調離的人，請我們吃飯，我拒絕了。後來又開汽車到家來找我，我躲走了。
去青神，我一家人坐一條木船沿岷江逆流而上。到達當天就通知去開會，第三天就分配我下鄉去工作，根本無法安頓一起剛到這個陌生地的一家老小。
這不免讓人聯想到京劇“起解”中，蘇三唱的“洪桐縣裏沒好人”。老差哥問她，蘇三說你是好人。我就遇上了一位不大不小的頂頭上司，他就是山西人，可是他不是老差哥。在他的“照應”下，我沒有輕鬆暢懷過一天！不知什麽原因，他對我一開始就沒有好臉色，感覺還有恨，不信任我卻要我去幹困難的工作，說因為我有能力。想方設法折騰我，收拾我。他的老婆在我部門辦公室工作，我沒說過一個“不”字。文革初期，他無恥地捏造誣蔑我的黑材料，想把我一棒子打死。我知道後向地委工作團總團長張有宗(當時地委副書記)反映他的陰謀，雖然後來未公開把我打成反革命，卻被一直打入冷宮，背負著不清不白莫須有的汙點，忍辱負重照樣工作，提職提薪都沒有資格。就這樣把我從青年拖到老年。若幹年過去了，最後結論了，宣布我是清白的，可是我也快到離休年齡了。
文化大革命，下放農場勞動
1966年開始，毛澤東發動了又一場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場大革命中，黨政部門被衝擊，各個機關單位職能部門癱瘓、停頓，人員集中學習。相繼軍隊支左(支持左派)，縣級由武裝部接管黨政機關。武裝部政委成了“四個第一”，縣委第一書記，縣革命委員會主任，縣軍官會主任，縣武裝部黨委第一書記，黨、政、軍一切大權在握，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抓革命這是武裝部的專職，可是促生產他們不懂，也不知道怎麽抓怎麽促。於是成立了一個生產指揮部，抽調地方幹部來做。我被派去抓農業生產，又跑農村各地。後來有毛澤東發表“5 .7”指示，我又屬於要下放勞動鍛煉的幹部對象。縣級機關各部門的幹部很大部分都要下放勞動，以軍事化編製，我和一部分縣級機關幹部成了一個連，下放到農場德雲寺苗圃勞動鍛煉，由我擔任連長。德雲寺在瑞豐鄉民江西岸的山裏。據縣誌記載，是宋朝詩人蘇東坡讀書的地方。我們住廟宇，育苗木，挖地，挑糞，幹山裏的活。因為住在山上，一下子來住這麽多人，飲水嚴重不足。為了解決飲水問題，我們尋找各種解決辦法。最後在10多米的山野峭壁上發現有浸水。於是請來石工，在懸崖上開出一條小溝引水入寺。石工是站在用竹子編的框裏，用繩子從拴在山中的樹上吊到下麵的懸崖上開鑿水溝的。完工驗收時，誰也不敢像石工那樣吊在竹筐裏下到懸空的山崖中去驗收，誰都怕摔死啊。我是連長，沒辦法隻好自己上。我的妻子也和我一起下放在此，當時真的為我捏了一把汗，心也懸著空中。我是四個孩子的父親，還有老母親啊。萬一出了事故怎麽辦！！
住在廟宇山上，要靠雙肩，把一挑一挑的糞挑到各山間的小塊地裏去施肥。一挑糞有80到100斤，還要爬坡上坎，從這坐山挑到那坐山，是非常艱苦的強體力活。我是連長，要咬牙帶領男同誌們幹。我們脫光上衣，光著膀子，汗流浹背，一天又一天。今天回想起來，這樣一群機關幹部，不叫他們幹自己擅長的工作，而去做這種根本很難勝任的體力勞動，這種“鍛煉”實在痛苦，荒唐。就這樣，我們幹了好幾年。
在苗圃農場勞動，生活是艱苦的，體力勞動不小，可是局外人不知道是什麽一回事。當地的農民也不知情，以為我們是在這裏來享受，來搶占他們土地。大隊支部書記莫文賢還帶領著一些農民，氣勢洶洶的到我們的住地，要來捅我們這些下放幹部的“馬蜂窩”，要來造我們的反。我幹了多年的農村工作，態度誠懇地向他們解釋和說明情況，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混亂。最後這位大隊黨支部書記一改來時的怒氣，愧疚地支吾其詞，帶著一幫人離開了。以後和當地村民也再沒發生過這樣的事了。
一九七二年，我從農村返城，被安排到青神縣中學主持工作。我被任命為代理革委會主任, 相當於校長，不過那時候校長一職已經取消。以前擔任宣傳部長時，和學校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大部分教師都有過交往，基本都認識。來到學校，能和生龍活虎的青年學生在一起，和有知識有文化的老師們在一起，真是讓我有些興奮。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學校的工作中，還帶學生們下鄉支農，和學生們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勞動。雖然很忙碌，有很多事務要組織安排管理，但累著並快樂著，聊以心慰。
之後又受命到農機廠，農機局，財貿辦，農貿辦以及公交部負責工作，最後又調縣委統戰部任部長，任縣政協副主席。這樣，風風雨雨三十餘年後，算是回複到了我1957年的職務。
一籠雞都叫了
我沒年沒月地在鄉下工作，不許回家回城裏，職務形同虛設。參加了這個中心工作緊接著參加那個中心工作，這個運動緊接著那個運動。不開會不準返回城裏。就這樣我沒辦法照顧家庭。可我四個孩子都爭氣，他們的學習成績在學校裏一直個個優秀。大女兒高中畢業當知青下放農村兩年，二女兒高中畢業也當知青下鄉了。女孩子去農村插隊，哪個家長不擔心，心不是懸著的呢！迷霧籠罩，前途模糊。“四人幫”粉碎了，中國走上了健康的道路，國家恢複了高考製度。1977年國家恢複高考，大女兒考取了大學。在大女兒的領頭激勵下，二女兒也成為了78級成都科技大學的大學生。該校當時是直屬高等教育部管的節。接著大兒子考上南航，小兒子考上合肥工業大學，是二機部管的重點院校。一個小縣城一對不走運的父母，孩子們通通都考上了大學，在縣裏轟動了，人們說我們家四個孩子全都考上大學是“一籠雞都叫了”。
暮年回樂山
我的四個兒女相繼大學畢業，分配到成都等地工作。我夫婦也年老了，在青神無依靠，請調回樂山。1985年終於獲準調回樂山，分配到一個在一些人眼裏無權無勢無錢的單位。我知足了，年老了，快退休了，有單位接受我呢就不錯了。這個單位是由財政撥款，工資照發，單位不會撤銷的。就這樣我一直待到離休。因為我是市政協委員，還延長到屆滿後才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