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文化精神內核分析

湘楚文化精神內核分析

李陽春

摘要：     湘楚文化是中華民族大文化中的一支獨具風采的區域文化，它成長於遼闊富饒的三湘大地，糅合了中原文化與楚蠻文化的芳馨神韻。其賴以生存的精神內核包括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理想追求，崇尚科學、無私奉獻的人生態度和勤儉質樸、淳厚自信的風尚性情。湘楚文化因代有傳人，數千年來始終保持了長盛不衰、生生不息的精神活力。

關鍵詞：湘；楚文化；源流；精神內核

楚文化是我國古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及其周邊地區，曾經影響到大半個中國。湘楚文化與荊楚文化、巴楚文化一樣，同屬於楚文化的重要支脈，且因承傳楚文化的主旨並形成於浩瀚楚域之湘資沅澧而得名。當然，作為華夏文化的源頭，中原周文化的曆史顯得更為久遠，它像婉轉雄渾的黃河滋潤了中原九洲。荊湘楚文化則糅合了中原文化的神韻和楚蠻文化的芳馨，猶如綿延清麗的長江給荊楚大地以濡養。它與東鄰西裏的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都是開放在上古長江流域的最為絢麗的區域文化之花。     楚蠻文化誕生於“三苗之居”。“三苗”是一個族類繁複、部落眾多的族係，包括楚人和部分越人、濮人等等。春秋時期，“楚介江淮”；戰國時代，“楚地千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是為“三苗之居”。《國語•鄭語》和《史記•楚世家》都曾指出，楚人是祝融的後裔。祝融係高陽氏顓頊之後，任高辛氏帝嚳的火正。火正的重要職責是觀測天象，以正農時；春時“出火”(傳播火種)燒荒以備耕種，冬時適時“內火”（保存火種）以備來年之用。由此可見，楚人的先祖是我國上古時代著名的天文學家。據《尚書•堯典》記載，祝融之後的羲和也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司天之官。他們是人們心目中的火神與農神。對於祝融的功績，西周鄭國的史伯讚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南嶽衡山祝融峰，既是祝融觀測天象以正農時的處所，也是後人緬懷和祭祀火神祝融的地方。     到了商代，殷人將祝融部落稱之為“荊”。《詩•商頌•殷武》寫道：“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根據《詩經》的記載，當時祝融部落既受到殷人文化的熏陶，也遭到殷人武力的鎮壓。直到商末周初，荊人殘部西遷丹水之陽，在酋長鬻熊的率領下，背棄日趨敗朽的商紂，親附如日初升的姬周。鬻熊輔佐周文王、周武王滅商有功，其曾孫熊繹被周成王分封於楚蠻之地，於是才有了“楚”這一正式的國號兼族號。     考察湘楚文化的源流，從曆年發掘出的文化遺存中我們發現，洞庭湖西北部即常德地區的沅水、澧水中下遊的原始文化，從屬於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序列，與鄂西的沮漳流域的文化序列非常接近。沅澧中下遊的原始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並不斷產生變化的同時，幾乎於西周早中期便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據《史記•楚世家》記載，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熊繹所封丹陽的地望，雖然目前人們的看法並不一致，但較多學者根據枝江、鬆滋發現的遺存，認為其位置應在枝江一帶。毗鄰鬆滋的湖南常德、益陽，可能同屬孕育楚文化成長的土地。例如位於澧陽平原的彭頭山遺存，距今已有8000多年曆史，在城鎮建設和水稻栽培方麵都表現出很高的文明程度。     洞庭湖東部地區在西周的早中期，仍屬於古越文化的分布範圍。西周晚期即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春秋時，“楚文王遷羅子自枝江居此（即今長沙市，建羅子國）。”從此，楚文化在洞庭湖東部地區占據了統治地位。考古資料還顯示，春秋晚期，楚人進入湘西、懷化、邵陽及益陽安化、常德桃源地區開發資源。至此，楚文化幾乎遍及整個湖南。八十年代初在資興發掘出一批既有楚文化風貌、又有越文化傳統的戰國墓群；九十年代在湘西發現兼有巴、楚文化因素的墓葬。這些資料證明湘楚文化在融合其他文化因素過程中，已具備明顯自身特征並逐步形成楚文化範疇的小區域類型。到了戰國中期，楚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進一步南移。可能是楚滅吳後，出於與越對抗的需要，長沙開始成為楚國南方邊陲的要塞，益陽、常德、湘鄉、衡陽、資興相繼出現楚人的軍事駐地。楚滅越後，湖南更是楚國穩定的戰略後方，經濟、文化也得以迅速發展。直到戰國晚期，由於秦文化的擴展，楚文化才漸漸退出曆史舞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統一。楚文化作為單一性的民族文化已經退出曆史舞台。但是，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支即其區域文化之一，湘楚文化以其反映湖南人獨特的心理與行為模式和以其獨樹一幟的精神內核，千百年來，始終激勵和鞭策著三湘兒女為著中華民族的振興、為著湖湘大地的興旺而奮鬥。     梁啟超先生在《新民說》中有一段關於民族精神的精彩論述：“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簡言之，“在最初的祖先身上顯露出來的心情和精神本質，在最後的子孫身上照樣出現”——這就是民族傳統，這就是文化遺產。以此衡量湘楚文化的精神內核，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麵來概括表述。     一、蓽露藍縷的創業精神，天下均平的理想世界     《史記•楚世家》曾經記載了一段析父的評語，它客觀地反映了楚國草創時期艱苦卓絕的創業精神：“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周成王將其一塊鞭長莫及、方圓五十裏的蠻荒之地封給熊繹，楚部落從此就在這片窮鄉僻壤上耕墾、繁衍、奮鬥、創業。經過500餘年的開疆辟境、積聚發展，至楚莊王時，“並國三十六，開地三千裏。”到了春秋晚期，楚國的軍事、政治勢力越過長江、洞庭，征服了洞庭湖以南乃至兩廣北部的“荊蠻”、揚越等土著民族，“三年不飛，飛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終於成為稱霸諸侯、雄視齊秦的泱泱大國。     給予楚人人生理想極大影響的莫過於道家的“積弱圖強”、農家的“君民並耕”思想。鬻熊不僅是楚國的開國元勳，也是道家哲學的開山人物。後人曾將其口傳語錄記敘成文，形成《鬻子》一書。書中主要論述了為政之“道”，《漢書•藝文誌》因此將其列為“道家”。《鬻子》指出“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鬻熊提出的“道”，首先具有明確的社會功利目的，這就是平治天下、“為天下福”。其次，基於初始時期的楚國“辟在荊山”、“小國寡民”，鬻熊還強調：“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鬻子從辯證的角度論述了積弱圖強、守弱保剛的道理。熊繹的南封於楚、建都於郢；楚莊王的三年不飛，一飛衝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無一不是積弱成強、蓄勢而後發的結果。     老莊哲學的出現，標誌著楚人世界觀、人生觀的成熟。“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也。”他在《道德經》80章中指出：“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從而構建出一幅擯棄什佰之器與舟輿甲兵，人們返樸歸真、知足常樂的理想社會圖景。老子的這種力圖以自我內心的平靜來抵消現實社會中的矛盾，既表現出弱國小民的無可奈何的軟弱心理，也表現出道家的均平無爭的理想世界。莊子（名周。人們根據古人以諡為氏的習俗，認定莊周即楚莊王後裔）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道學思想，主張齊一物我、齊一是非、齊一大小、齊一生死、齊一貴賤，幻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希望人們安時處順，逍遙自得，“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以求得養生避禍。戰國時期，小國貴族在長期的兼並戰爭中深感其社會理想不能實現，因此失去了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夢想著從現實中逃遁，覺得隻有無為而治，天下才能太平。道家哲學正是戰亂中的小國貴族社會理想的反映。     莊子並非毫無自己的理想世界，他也有過“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變”的豪情壯誌。他與屈原的生活年代大致相同。屈原曾經企圖通過幫助楚懷王立法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可惜楚懷王輕信讒言而疏遠了他，他隻能在《離騷》、《國殤》等詩篇中表達對上下求索、“導夫先路”的理想抱負的禮讚和對楚國先烈的勇武剛強精神的緬懷。屈原的遭遇無疑給了莊周以深刻的影響。因此，他在《雜篇•徐無鬼》中，通過“郢匠運斤”的寓言故事，對那位任憑匠石運斤斫削鼻堊卻“立不失容”的郢人的早逝，表達出無限的惆悵和終身的抱憾。     此外，農家許行的“君與民並耕共織”的理想境界也曾給楚人以極大影響。許行是楚國人，曾率弟子數十人由楚至滕，捆履織席為生。許行提倡神農之教，認為生活在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從事農耕，自食其力。“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餮而治。”公開反對滕國國君自擁倉稟府庫，厲民自養，不勞而獲。他的這種思想曾被孟子和班固斥之為“悖上下之序”的“鄙者”之言。許行主張不分階級、貴賤，人人自食其力；希望賢明的“君主與民並耕共織”，把國民帶入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實際上也是楚國下層人民追求烏托邦式的自耕自織自給自足的理想社會的深刻表達。     二、勇於探索的科學態度，矢誌不渝的愛國熱情     楚人的愛國敬祖思想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將先祖的發祥之地奉為聖地。例如鬻熊為楚奠定了基業，曾居丹淅二水之間的丹陽。於是其曾孫熊繹遷居荊睢二山之間、八世孫熊摯紅別封於蘷，均將所居之地稱為丹陽。而郢在“欲以觀中國之政”的楚武王時即成為楚國的重要陪都，後來楚國多次遷都，但新遷之都均以郢為名，所以今天湖北有宜城之郢、鍾祥之郢、江陵之郢，河南有淮陽之郢，安徽有壽陽之郢、阜陽之郢。     1942年發現的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中的《四時》篇，首章記述的是包犧規天步地，疏浚川海，觀日月遞進，悟“四神”輪換，於是推步一歲、分列四時。第二章記述包犧之後千餘載，九州失衡，山陵傾倒，四神（四時）運轉不暢。天遂以青、赤、黃、白、墨五木之精賜予炎帝，炎帝命祝融率四神，奠“三天”“四極”，從而恢複了日月的正常運轉。第三章共工推步“十日”，確定天幹、置閏，區分晝夜晨昏。帛書中關於炎帝、祝融的傳說，值得我們特別重視。《呂氏春秋·孟夏紀》和《禮記·月令》都曾記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在冀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這裏將天象與五行、四方、四神、幹支等配合，由南方紅日（古人認為，夏之神在南方，屬丙丁、火，色赤），聯想天人相應，從而推演到炎帝、祝融主司南國。炎帝是日神。《白虎通·五行篇》稱：“炎帝者，太陽也。”日中有火，因此日神統轄火神。根據天人合一的天象分野還有：“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炎帝、祝融為南方之神，而羋姓的楚人即是祝融之後，長沙出土的楚帛書自然突出炎帝和祝融的傳說。株洲東郊歲歲奉祭炎帝陵，南嶽主峰號稱祝融峰、建有祝融寺，這些都充分證明楚人對祖宗神靈的景仰和崇拜。     楚人景仰祝融，除了他們奉祝融為始祖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祝融是一個知曉天文、精通曆法的火神。他不辭辛勞，跋山涉水，觀測星象，確定農時，春天點燃燒荒備耕的第一把火，冬天保存火種以供來年之用。他讓天地充滿光明，他給人類帶來希望。“祝融亦在昭顯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在那個刀耕火種的歲月裏，火種和農時直接維係著人類的生存。祝融無疑在楚人心目中便成了勇於探索、造福人類的神靈。     18世紀末，約翰·朗格在《一個印第安譯員兼商人的航海與旅行》中第一次提到了圖騰崇拜：“野蠻人的宗教性的迷信之一就是：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totam（圖騰），即自己所鍾愛的精靈，他們相信這種精靈守護著自己。”遠古華夏族的圖騰是龍。龍不僅是漢民族的象征，也是古老中國的象征。聞一多先生認為：龍的基調是蛇，龍的最初形象可能是由巨蛇演化而來的。《說文》曰：“南人蛇種”。按照《說文》釋義及聞一多先生的考證，南方楚人應是信奉龍圖騰的。但是不可否認，鳳在楚人的心目中，是至善至美的神鳥。楚人認為，隻有在鳳的導引下，人的精魂才得以飛越九天，周遊八極。所以屈原在《離騷》中期盼：“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日夜”。莊子在《逍遙遊》中讚歎：“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史記·楚世家》也記述了楚莊王以一飛衝天的鳳自喻。而楚辭《離騷》中，屈原更是多次以鳳喻人喻己。楚人之所以將最美好的品格和最英武的形象賦予鳳，是因為他們相信出自荊山的鳳與他們的祖先有著某種親緣關係。“他們尊崇鳳，就是尊崇自己的祖先；他們鍾愛鳳，就是鍾愛自己這個民族。”     楚人景仰祝融、崇尚鳳凰，一方麵明確地表現出尊重客觀，順應自然，精於觀察，獻身科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另一方麵則又體現出他們理想高遠，充滿幻想，富於創造，想象奇特的浪漫主義色彩。     在愛國主義詩人屈原身上，更加明確地表現出誌向高遠，忠於祖國的獻身精神和想象奇特，感情奔放的創造精神。屈原生活在七雄兼並、楚秦爭霸的戰國中後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懷王早年曾任屈原為左徒，“入則與王圖謀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但因草擬憲令與上官大夫發生衝突，被懷王流放漢北。後雖被起複，又與令尹子蘭不諧，再次被頃襄王遷徙江南。目睹楚國由盛變衰，瀕臨傾頹，而自己卻報國無門，為表達對祖國命運的深深憂慮和對楚王朝腐敗的抗議，終於以死明誌，自沉汩羅江。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既直接體現了詩人的思想品德，也集中反映了詩人的藝術才華。詩歌一方麵表達出要為楚王“導夫先路”的理想抱負，決意堅守節操“九死未悔”的不屈信念和為了實現理想“上下求索”的頑強毅力；另一方麵也表達了自己的修明法度、舉賢授能、改革圖強的舉措得不到理解與支持的悲憤心情，以及憎恨黑暗、嫉惡如仇、至死也不願離開祖國的鬥爭精神。屈原對楚國一片赤心，為祖國竭誠盡智，罹讒貶而百折不回，處逆境而不改初衷。詩人對理想、對真理、對祖國忠貞不二的品質，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性格。《離騷》、《九歌》、《招魂》等，都是作於沅湘一帶的詩篇。詩歌感情悲憤沉痛、纏綿悱惻，想象豐富奇特、宏偉壯美，糅合了民間的神話傳說、曆史人物、自然景象，編織出一個個撲朔迷離的幻想境界，表現了詩人激情奔放、神思馳騁的創造精神。     在楚蠻文化敬神法祖的表現特征中，確實存在著“信巫鬼，重淫祀”的習俗。祀鬼祭神，是古代人類敬祖、愛國思想的自然表露，當然也與原始人類認為鬼神和祖先是唯一能夠對人類生活產生幹預力量這一宗教迷信觀念密不可分。研究《楚辭》的學者認為，屈原的《九歌》來源於楚國民間祭神的樂歌。詩歌祭祀了東皇太一、雲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東君5位天神和湘江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國殤、禮魂6種人鬼。楚人對於祖宗死後變成的鬼神非常敬重，奉祀唯謹。《國殤》和《禮魂》雖然祭祀的是為國捐軀的將士和為楚創業的先輩，但他們早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神靈。     三、淳厚自信的民族風尚，和平勤勞的民族品格     王船山《楚辭通釋•序例》寫道：“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嶔戉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揜抑。”湘水楚山奇麗秀美，使得這一地域的風情充滿了蓬勃生氣和神秘色彩，也造就了湖湘人的和平、樸實、勤奮、進取特點。     《漢書·地理誌》的記載可能更貼近古代湖南的現實：“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之，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漢書·地理誌》雖然泛指江南，而湖南地處南楚，亦應不出例外。這種自耕自織自給自足的情形直至宋時仍無大的改觀。《後樂集·潭州勸農文》記曰：“湖湘之俗，素號淳樸，非有遊觀侈泰之欲以蕩其心，非有工械伎巧之蠹以分其力，民無末作，多事南畝。”由此觀之，湖南自然環境優越，居民取食方便，火耕水耨，生養無憂，於“不憂凍餓”之中以致不思積聚更無千金之家。優越的地理特產也深刻地影響著湖南人的經濟觀念，人們“多事南畝”，卻無技藝，致使長期處於農業生產落後、經濟結構單一的狀態。     但湖南民風淳樸、憨厚、誠實，則夙得湖南境內曆任官吏及遊人墨客好評。例如人稱靖州“為天下之窮處，其蕞陋又在峽郡下，而士風不惡，民俗亦淳。”寶慶“其人尚氣而貴信，喜直而惡欺，節儉而不奢，樸厚而佻。”衡州號稱“地有舜之遺風，人多純樸。”嶽州“民訟……至少，固有終日坐於庭而無一紙牘訴入者。”     湖南各地方誌也多有記載。乾隆年間的《長沙府誌》稱讚該府“民習勤苦，人尚氣節”。同治年間的《湘鄉縣誌》記載：湘鄉“地居上遊，土不加辟而力於耕作，人不甚豐而習於勤儉”，“農人春耕夏耘至秋收弗懈，歲晚儲糞種、修陂地，四時間無日休息，父老子弟皆知稼穡之艱難。”光緒年間《耒陽縣誌》感歎耒陽農民“終歲勤勞”，而且“女服事乎內，主中饋，勤紗績，工縫紉，操作不綴，無論貧富大都類然。”同治年間《桂東縣誌》載曰：桂東農民“秋收後率沿山刈茅，鑿石燒灰”，“終歲勤動，無寧處焉。近生齒日繁，謀生者眾，深穀高陵，種植雜糧，幾無隙地，地力盡民力亦盡矣。”諸如此類記錄，不勝枚舉。     明清之後，湖南民風更趨質直、自信。正如章士釗先生在《劉霖生先生七十壽序》中所歸納的：“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勢之順逆、從之毀譽，不遑顧也。”例如，戊戌變法，譚嗣同、唐才常以身赴難；辛亥革命，黃興、蔡鍔率先響應；“二次革命”時，黃興、蔡鍔又高舉義旗率軍討袁；“五四”時期風雲激蕩，有毛澤東、徐特立、朱劍凡為首的健學會在其間推波助瀾；在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何去何從的曆史搏鬥中，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等一批共產黨人充當中流砥柱，終於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風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綜上所述，湘楚文化養育了湖南人民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理想追求，養育了湖南人民崇尚科學、無私奉獻的人生態度，也養育了湖南人民勤儉、質樸、淳厚、自信的風情理性。這就是長盛不衰、生生不息的湘楚文化的精神內核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