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風雄鷹湖南人

1	掠風雄鷹湖南人
	我是湖南人。   短短的五個字，說出來，是為了向外省人介紹自己的籍貫。  在我初次見到外省人，說出這短短的五個字時，我無法揣度會在對方心裏引起怎樣的反應。但我知道，這反應是一定存在的。將心比心，如果我自己聽到對方自我介紹“我是北京人”，我會想到天安門、故宮和中南海，想到北大和清華。如果對方說“我是西藏人”，我腦海裏會浮現出布達拉宮的神奇。如果對方說“我是山東人”，孔子的畫像和泰山的巍峨就會躍然眼前。“我是河南人”會令我聞到牡丹的花香，聽到少林寺虎虎生威的拳棒吆喝。“我是重慶人”會令我回味火鍋的麻辣與解放碑的群芳。“我是上海人”會喚起我對外灘和南京路上燈光幻景的聯想。“我是東北人”會在我眼前展示長春的故宮和哈爾濱的冰燈……總之，我知道，“我是湖南人”這句話，一定會使對方想起些什麽。  第一次聽到外省人明確說出對“我是湖南人”這句話的反應，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那次我去山東的煙台，參加一個全國的中青年翻譯工作者會議。我在煙台站下車後，先上一家小館子去填飽肚子。餐館服務員是個女孩，從我的口音聽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地問我來自哪個地方。於是我說了：“我是湖南人。”  女孩反問一句：“湖南？”然後眼神顯出了茫然。顯然，這是個很少讀書看報的女孩，對湖南是完全陌生的。然而，過了一會兒，女孩的眼睛有了神采，她若有所悟對我說道：“我想起來了，湖南就是那個流行二號病的地方！”     的確，那段日子，全國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台，都在報道湖南的嶽陽出現了二號病，並宣稱政府已經采取了嚴格的防範措施。遠在渤海之濱的餐館女服務員對湖南所有的那點可憐的印象，完全來自關於  二號病的新聞報道。她是一個天真的女孩，當然無心傷害我，但她對  我家鄉的描繪，的確令身處異鄉的我十分尷尬。我坐在餐桌旁好一陣發愣，頗有顏麵無存的感覺。我甚至猜想，餐館裏的所有人，會不會害怕我身上藏著可怕的病毒，會給他們帶來致命的禍害。     我草草地吃完飯，趕緊離開了那家有人將湖南與二號病劃上等號的餐館，急匆匆地趕到了接待會議的賓館。    這次遭遇使我第一次意識到，一個湖南人走出了湖南，他以湖南人的身份，在外省人心目中獲得怎樣的評價，對他的自信和尊嚴，具有極為強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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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的是，那一次在煙台，見到其他與會者之後，我心裏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的不安，漸漸地為一種自豪感所取代。作為來自湖南的代表，我受到了全體與會者的歡迎。代表們大部分來自全國一些高等院校，是在業餘從事翻譯工作的外語教員，而我則服務於因大膽出版外國文學譯著而在全國頗負盛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改革開放以來，提起這家出版社，中國的翻譯家和外國文學愛好者有口皆碑。每天晚上，我住的房間都會人客如流，教授和講師們將一摞摞譯稿交給我，交口稱讚湖南出版者的眼光、魄力和工作效率，希望我能代表出版社接納他們的書稿。   湖南的出版業，在改革的歲月裏引領著開放的風氣，一直是湖南人的一個驕傲。“出版湘軍”一度是湖南各項事業中的一枝獨秀。十年“文革”之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就是在長沙舉行。時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長的胡真先生，首次在會上提出地方出版業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國，放眼世界”，為湖南出版業展示了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這個方針的確立，使湖南的出版事業迅猛發展，在全國贏得了豐足的稿源和無數的讀者，為十年浩劫之後的著作界和讀書界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湖南的出版業與時俱進，成績斐然，使我在煙台的那次會議上滿麵風光，一掃心頭因為二號病插曲而滋生的陰影，第一次比較集中地了解到，“我是湖南人”五個字，會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麽積極的反應。   從那以後，我對外省人說出“我是湖南人”之後，再也沒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尷尬。我得到的所有反應，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與湖南在中國應有的地位十分相稱。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裏的朋友告訴我，在北京，我不必為我說的普通話帶著湖南話的腔調而不安，因為這種腔調會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簡單，曾幾何時，這種方言與來自中國最高層的語音同出一轍，而北京人對這種語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確，在毛澤東時代，還有什麽方言比兩位主席的鄉音更具有權威感呢？何況，另有許多操著這種語音的人，在京城裏身居高位或要職，他們的同鄉，自然會得到人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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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從《湖南人的精神》一書中，看到了類似的說法。這本書的作者說，他在很久以前聽到過這樣一個調侃的笑話，住在北京的老人叮囑一些肝火很旺的年輕人：“你們上街碰上湖南口音的老人，千萬不要惹惱他們。別看他們有的是拄著拐杖踽踽而行的老頭兒，有的是提籃買菜的老太太，但說不準這人不是前清遺老，就是辛亥革命先驅，要不就曾是共產黨的大官，或者是被統戰的國民黨頭麵人物，至少也是民主人士中的名流……”   在湖南接待外省人的經曆，使我徹底明白了“我是湖南人”會在他們腦子裏引起怎樣的聯想。對於我的外省朋友們而言，瀟湘境內，最吸引人的是哪些景點？不是自然風光，不是城市建築，也不是公園或遊樂場。他們總是把探究的眼光，投向那些具有深厚人文背景的景觀。他們喜歡觀察韶山衝的風水，思索著它是怎樣孕育了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他們也愛研究花明樓的格局，想象著另一個偉人是怎樣從這裏吸收了靈氣。他們看著烏石的那所樸實無華的庭院，感歎它是如何養成了一位大元帥無比的威猛和過人的誠實。他們說，韶山、花明樓和烏石相距如此之近，竟然在同一時代出了三位巨人，這裏的山水為什麽如此神奇？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龍則異，有靈則名。湖南有太多的地方，原本是窮鄉僻壤，卻因傑出的人才名聞遐邇。王夫之的石船山，魏源的隆回，譚嗣同的瀏陽，曾國藩的荷葉塘，左宗棠的柳莊，黃興的涼塘，蔡鍔的邵陽，賀龍的桑植，沈從文的鳳凰，胡耀邦的蒼坊，我都無法帶領客人們一一造訪。我隻能把他們領到嶽麓書院，讓他們親眼一見“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門聯。對於他們，這門聯仿佛是一個謎麵，而他們一旦跨進嶽麓書院的門洞，也許就能找到令他們百思不解的謎底：湖南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為什麽會在長達二百多年的歲月裏，不斷地湧現出這麽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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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為什麽可以自命不凡 ？！   對於這個問題，湖南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做出解答。也許，湖南人謙虛為懷，不好意思去做自誇的文章。也許，湖南人太忙碌，無暇去探究自己成材的原委。隻有一個楊度，把湖南人提到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崇高地位，但對於為什麽湖南人對於中國具有如此生死攸關的意義，卻沒有去做理性的分析。但是又有一個譚嗣同，往湖南同胞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說湖南人麵對外省人的吹捧，要警惕自己的“虛驕”。倒是一些卓有見識的外省人和外國人，試圖從人種、曆史、文化、地理諸多方麵，為湖南人才輩出的現象尋求合理的解釋。例如譚其驤先生和錢基博、錢鍾書父子兩代學者，在這方麵發表了很精辟的見解。他們的觀點，為湖南人認識自己提供了理性和客觀的依據。   可喜的是，近年以來，在現代商業意識的衝擊下，湖南人懂得了應該自覺地樹立和珍重自己的品牌形象，而這樣做的前提，就是必須對自身做一番透徹的研究。自從唐浩明先生的力作《曾國藩》問世以後，湖南人對自身的研究就有了很好的發端。這部曆史小說發行一百多萬套，在全國重新引起了對湖南人才現象的密切關注和思考。接下來，周興旺先生的《湖南人憑什麽》和唐徽先生的《天下湘軍》，也對湖南人的秉性和曆史傳承做了非常有益的探討。當代的湖南人開始在追根溯源的查考中認識到自己先天具有的優勢，找到了自己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的定位，並且通過傳媒把對自己的認識向本省和外省的同胞們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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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湖南人一旦意識到自我展示的重要性，隻要條件允許，是善於宣傳自己的。湖南電視台通過衛星轉播以後，讓湖南人走進了更多外省人的心裏。電視媒介展現了湖南人才輩出的現象，也展現了湖南電視人自己的風采。我再也不用擔心外省餐館裏做服務員的女孩對湖南人缺乏正麵的認識。“我是湖南人”一出口，她們會興奮地和我談起《超級女聲》、《快樂大本營》和《真情》，以及金鷹節的盛況。我發現，在海南一個最偏僻的漁村裏，足不出戶的老人們也對湖南有所了解，大兵主持的《誰是英雄》吸引了他們的眼光。可惜大多數外省人並不知道，湖南電視台那些沒有通過衛星轉播的頻道，還有更多的精彩。   和外省人交往二十多年，我已經明白，外省人對湖南最感興趣的是這裏不斷湧現的人才。而通過湖南人對自身的研究，我又明白了，人才是湖南的品牌，湖南的驕傲。湖南人的精神世界，令外省人心折和向往。但凡有見識的外省人，都會感歎地說：“你們湖南是個出人才的地方！”   這種話，湖南人似曾相識。除了朱熹的那句名言之外，還有人說過：“江山代有人才出，惟此第瀟湘之盛。”“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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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省人羨慕的眼光裏，天生而為湖南人，是我們的幸運。湖南人也許缺乏創業的資金，缺乏大把的機遇，缺乏生活的情調，缺乏悠閑的心境，缺乏豐富的物產，但這一切，隻要有人才，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們仍然是最幸運的人，因為湖南人引以為傲的，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身的素質，我們所需的一切，都在自己身上。我們生長在一個盛產人才的環境，擁有催人奮發向上的精神傳承。成功之路一直就在我們腳下，隻要我們踏踏實實地走下去。   一個湖南人，隻要他願意努力，他就一定不同凡響。   他是一代又一代傑出人才培育出來的湖南人，他的身後鏈接著許多令天下人崇仰的名字和業績，他的身旁站立著許多給他的家園帶來光榮的同鄉，因此，他可以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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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這個問題並不難，湖南人已經用自己的行為，做了圓滿的回答。  　　為了自己的追求，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這是血性。  　　藐視困難，力挽狂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也是血性。  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屢敗屢戰，百折不撓，這還是血性。  　　不盲從，不苟且，敢於挑戰權威，敢於開創風氣，以開放的心態麵對整個世界，善於吸收先進的文明，這又是血性。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湖南人最傑出的代表毛澤東，用氣勢宏大的詩文，為血性做了最好的解說。  　　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考諸湖南人的種種壯舉，可以說，湖南人是中國最有血性的一族。  　　湖南人的血性，在曆史上留下了大量震古爍今的例證。  　　生活在晚清的湖南人魏源，是一位大思想家。他以天下為己任，講求經世之學，力圖以此謀求富國強民。遵照友人林則徐的囑托，根據林則徐主持翻譯編纂的《四洲誌》，參考曆代史誌及兩人的筆記，編輯《海國圖誌》一百卷。這部書率先介紹西方各國曆史地理狀況，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使魏源成為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先行者。  　　曾國藩隻是一介儒生，身為一名文官，從來不曾帶兵打仗。他坐在南嶽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五老峰下的荷葉塘老宅裏為母親守孝的時候，聽說太平軍攻克了嶽州，正順流直指九省通衢的武漢三鎮。於是他模仿明代戚繼光組編軍隊的方法，點起一千兵將，開始編練湘軍。等到羽翼稍微豐滿，他領兵出征，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先創立了“無湘不成軍”的格局。  　　左宗棠為了從俄國人手中收複伊犁，以將近六旬的高齡，命手下八名彪形大漢抬著一口為自己準備的南方特有的黑色棺材，從肅州出行。四百名威風凜凜的親兵在前麵開路，四百名護衛簇擁在後，他本人須發皆白，騎在一匹白馬上，神情凜然。沿途圍觀的百姓，說他仿如抬著棺材戰龐德的關公。他如此示威，是為了給正在談判桌上與俄國人交涉的曾紀澤撐腰，這兩個湖南人相互配合，取得了成功。因此，梁啟超說他是“百年來對中國貢獻最大的人”。  　　投身維新變法的譚嗣同，被袁世凱出賣之後，不肯出逃，身陷囹圄，咬破指頭用鮮血在獄牆上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悲壯詩句，然後在菜市口引頸就戮，心甘情願為中國近代的改革付出自己年輕的生命。  　　黃興為了推翻帝製、建立共和而出生入死，始終把失敗看成另一次戰鬥的起點。他的步伐總是那麽堅定，意誌總是那麽堅強，動作總是那麽敏捷。他的身影在硝煙炮火中閃躍。他不畏艱險，淡薄名利，為孫中山的事業取得成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蔡鍔與袁世凱有不錯的私交，彼此之間沒有個人恩怨。但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複辟倒退，他第一個挺身而出，要用武力把袁世凱趕下皇帝的寶座。他的心裏隻有民族的大義，他一定要貫徹自己認定為真理的主張。

8	回複：掠風雄鷹湖南人
	毛澤東為了締造一個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付出了犧牲六位親人的慘痛代價。秋收起義後，白色恐怖一度達到極端，中國革命處於最低潮。他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把革命的隊伍拉進深山。中央某些同誌對他的非難，令他煩惱不已。更讓他傷心的是，湖南作為他鬧革命的發家地，他一手建立的湖南共產黨組織裏的某些人也在詆毀他。回想起整個夏天的一切，他的心像割肉一樣疼。他的愛妻楊開慧帶著兩個孩子，正處在長沙的險惡環境裏，韶山的親人也將麵對國民黨的皮鞭毒打。眼前的處境非常艱難，他的頭發蓬亂，破爛的衣衫裏藏滿了虱子。他顧不得那麽多了，他所關心的隻有革命的前途。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去租界或者出國避難。他率領人數不多的部隊上了井岡山，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並且帶領共產黨和紅軍從這裏走向了全麵的勝利。  　　足以佐證湖南人最有血性的例子不勝枚舉，湖南人的故事總是那麽引人入勝。以上所舉的幾個湖南人的作為，說明在湖南人成才的因素中，血性和剛猛的意誌是最大的驅動力。湖南人能夠拚搏，能夠吃苦，能夠奉獻，能夠容納外來的文明，都是因為血性使然。  　　湖南話中有一個方言詞匯，叫做“霸蠻”，它的意思，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可以說，霸蠻就是一個人挑戰自己的極限。湖南人很欣賞“霸蠻”二字，認為自己是“霸得蠻”的人。湖南在古代本是一塊蠻荒之地，這裏的居民被稱為“南蠻子”。也許這是外省人對湖南人的蔑稱。不過，湖南人本身並不以“蠻”為恥，而是以“蠻”為榮。因為這個“蠻”字之中，就包含著湖南人的血性。蠻，就是不信邪，不怕鬼。蠻，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蠻，就是不撞南牆不回頭，見了棺材不掉淚。

9	回複：掠風雄鷹湖南人
	湖南人的霸蠻是有曆史淵源的。湖南人的祖先是好鬥的三苗。  　　在遠古時代，炎帝與黃帝是同一時代的兩個超級大部落的首領，炎帝活動的區域靠南，黃帝活動的區域靠北。炎帝是黃河以南各個少數民族的首領。他的勢力先是比黃帝大，他想取得盟主的地位，和黃帝在阪泉打了一仗，結果自己打敗了。他回到南方的老家，為努力發展農業生產，口嚐百草，所以他又叫神農氏。他死後，葬在今天的湖南株洲市的鹿原坡，這      個地方後來叫做酃縣，近幾年又改稱炎陵縣。附近的醴陵縣和茶陵縣，縣名都和他有關。由此可見，湘中一帶應該是炎黃時代南方少數民族的中心。  　　炎黃時代結束以後，中原地區最強大的勢力是華夏部落聯盟，而南方最強的勢力則是活動在長江以南地區的三苗部落聯盟。“三苗”，湖南人的祖先，在古代史籍中又稱“苗”、“蠻”、“南蠻”，相傳為顓頊氏的後代。三苗部落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羈而好戰的部落民族。堯、舜、禹在華夏部落聯盟當首領的時候，他們率領自己的部落與三苗部落進行了長達一百年的戰爭。          --------------------------------------------------------------------------------   8 回複：*** 湖南人為什麽可以自命不凡 ？！   堯與三苗在丹陽大戰，打敗了三苗，但堯並沒有跨過長江“宜將剩勇追窮寇”，而是采用分化的辦法，用本身的文化去同化南方的少數民族。司馬遷說，三苗在江淮和荊州鬧事，於是舜把三苗遷移到三危，變成了西戎。但是，司馬遷的說法很難令人相信，因為將三苗變為西戎似乎是不可能的。西戎是指西北的各少數民族，要把三苗變成西戎，勢必進行路途遙遠的人口大遷徙。然而，當時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和道路，要做到這一點是無法想象的。因此，將三苗往南方和西南方擠壓，才是可信的做法。

10	回複：掠風雄鷹湖南人
	舜將三苗遷移到南方和西南方，也是有記載可尋的。舜為了檢驗自己實行教化的效果，曾經南巡狩獵，到達湖南永州，死在那裏，被安葬在湖南寧遠的九嶷山，而這個地方就是零陵。  　　禹是舜的接班人，看到三苗在漢江流域、兩湖流域的勢力仍然很大，便集中各部落的力量大戰三苗，戰鬥相當慘烈。他對南方的作戰最後究竟打到了什麽地方，似乎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他的勢力範圍擴展到了江淮流域。三苗被迫繼續向南撤退，開拓南方和西南方。相傳後世在湖南、廣西、廣東以及雲南、四川、貴州等地的苗族，其祖先就是三苗。由此可見，湖南人的祖先就是一個不肯服輸的喜歡與命運抗爭的種族。在戰敗以後，他們受到壓迫，不得不在一塊被封閉起來的蠻荒之地吃力地討生活。他們當然會思考自己的命運，會對壓迫者掙紮反抗，也要與自然環境相抗爭，由此而形成霸蠻的性格，是不足為怪的。  　　湖南人的這種性格，在19世紀中葉，被一個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國人察覺到了。他是一個中國通，在中國的南方到處轉悠，感覺到了湖南人與周邊省份的人有所不同，有一種他所熟悉的西方民族的強悍之風，但又不盡相同。他把他的這個發現，用文字記載下來了：  　　湖南人是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後裔，中國的軍人主要出生於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員也出生於此。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粗獷、反抗心更是他們的性格特征。湖南不僅是中國最優秀軍人的搖籃，而且也是政治家的搖籃，當代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幾個都出於湖南。  　　利希霍芬認為湖南人是一個獨特種族的後裔，或許是因為他在中國十八行省中確實難以找到像湖南人這樣獨立特行的人群。根據我們上麵的分析，利希霍爾的想法是有幾分道理的。而且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湖南人是中華民族非常優秀的一個分支，他們曾在一個半世紀中成為中國的頂梁柱。“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楊度的話說得很狂，但並非頭腦發熱、空穴來風，他的話是對湖南人性情的一種豪邁的詮釋。  　　我們知道了湖南人是三苗部落的後裔，由此也知道了湖南人一些秉性的來由，但我們還要弄清楚湖南人為什麽現在仍然是以漢族人為主。湖南人的獨特秉性，曾引得中外許多曆史學家、民族學家苦苦思索：湖南人血管裏到底流淌著什麽樣的血液？有人猜測湖南人是猶太人希伯來人的後代，一些德國人甚至一相情願地想象湖南人是德意誌民族的後裔。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無稽之談，比較中肯的說法是，湖南人這個獨特的種族，可能是中國境內多民族雜交而形成的優良品種吧。  　　現在我們順著曆史的線索往上追溯。在漢代以前，湖南因為它的蠻荒，很少有人自願涉足，通常是人們被迫逃生的地方。中原大地上每一次發生惡戰，都有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這裏。  　　湖南是蠻荒之地，而居住在這裏的民族，則被稱為“蠻族”。在這裏，我們兩次看到了“霸蠻”中的那個“蠻”字，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到“霸蠻”一詞和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由來了。

11	回複：掠風雄鷹湖南人
	在商朝和周朝，天子將長江以南三苗後裔蠻族居住的土地封給了吳、楚兩大諸侯國，這裏成為兩國的勢力範圍。太伯初到江南時，得到一千多家荊蠻的擁護，得以站穩腳跟，建立吳國。楚國立國的時間比吳國晚了大約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國封給熊繹的。  　　吳國和楚國建立以後，對商周文化和蠻族文化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吳國認同了黃河文明，其中特別是周文化。吳國在自己的文化體係中自覺地吸收了黃河文化。楚國的情況剛      好相反。楚國在兼並周圍的小國家時，打出蠻夷的旗號來嚇唬對方，而在要求周朝給自己以王的稱號時，也以蠻夷而自居，以此來要挾周天子。楚國人把蠻夷文化當成了自己的正統。這樣楚國人發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聲音，作為周朝人的異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備，甚至產生敵對情緒。這種情況，有點類似美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關係。這樣一來，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視。但是楚人並不以為恥，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著“蠻”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

12	回複：掠風雄鷹湖南人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司馬遷在談到吳國和楚國中的蠻族時，分別使用了“荊蠻”和“楚蠻”兩個不同的名稱。在現代人的概念裏，荊與楚這兩個地理概念大致相當，因此荊蠻和楚蠻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馬遷對吳國的蠻族隻稱“荊蠻”，對楚國的蠻族隻稱“楚蠻”。可見，司馬遷將荊蠻與楚蠻劃分開來了，而且劃分得十分清楚，十分嚴格。在這裏，我們看到一條時間的界線，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吳國之前和以後來做劃分。在太伯建立吳國以前，江南的蠻族通稱荊蠻，太伯建立吳國之後，司馬遷就將他們改稱“夷蠻”，或幹脆把他們叫做“吳”了。名稱的變換表明了實際情況的變化。變化是什麽？蠻人中有一部分和吳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則向更邊遠的地方遷移。遷移到湖湘一帶的，就構成了楚蠻的一部分。  　　楚蠻文化是湖湘文化割舍不斷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態。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個“蠻”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環境，所謂“沅有芷兮醴有蘭”；有充滿原始風趣的服飾，所謂 “被薜荔兮帶女羅”；也有樸實蒙昧的民風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類向大自然討生存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就是所謂的“蓽路藍縷”。  　　在“蠻”文化原始的野性中，為了捍衛獨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種反抗侵略和壓迫的精神，後來在湖湘文化中發展成為愛國主義精神。楚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的愛國主義，不是教化的結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蠻性，執著著這種信念。“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說出這個預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這種執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還滲透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繹立國荊山，是為了自強，此後楚人為了獨立和自由，一直在奮發圖強。楚人對於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們說，過去齊國、晉國、魯國和衛國受封時，都接受了寶器，為什麽唯獨我們受封就沒有寶器呢？為了爭回公道，楚國多次興師問鼎周室，不斷開拓疆域，把楚國版圖擴展到淮河、黃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的廣大地區，變得強大起來。後來，楚國內部發生了矛盾，給秦國造成了可乘之機。秦國後來居上，統一了中國。否則，曆史將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是，楚人並不甘心被人吞並。後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果然應驗，秦朝竟然正是為楚人所亡。曆史告訴我們，湖南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蠻勁，特立獨行、自強不息，雖九死而不悔。  　　這個時期來到湖南的人當中，有一個人的行為和他的作品對湖南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就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三閭大夫屈原。他是楚懷王的左徒，因為懷王聽信讒言，把他貶到沅湘。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後人司馬遷高度稱讚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吳楚材、吳調侯在浙江紹興編輯了一本供全國各地私塾學習的課本《古文觀止》，其中收錄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古文觀止》收錄了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和屈原的《懷沙之賦》。許多學者認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於屈原這位充滿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發展，也將他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貫穿了始終。  　　秦朝一統四海之後，鑿靈渠，置桂林郡，無數中原百姓被迫遷徙到五嶺兩側，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荊湘一帶，而不得誌的文人騷客，也被罷官流放到這裏。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懷一概接納。於是，大量的漢人開始與三苗部落的後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統和文化，也由此而變得複雜起來。     貼子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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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設想，無論是流離失所的百姓，還是牢騷滿腹的文人和怨氣衝天的罪犯，來到了湖南，都必須辛勤地勞作，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麵，他們必須不畏艱難，應對命運的挑戰；另一方麵，他們心裏對壓迫者始終充滿反抗的情緒。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會由自己的命運而聯想到要改變國家的命運。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羅江投江自盡的屈原遭到貶謫的身世，和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最容易觸動他們的心。這樣，湖南人霸蠻的血性在他們身上得以延續，而他們也給湖南原有的居民們帶來了要在逆境中奮起的頑強意誌，和對命運、對天      下大事的關懷與思考。  　　漢代以來，繼續有不得誌的中原人來到湖南。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曆朝曆代來到湖南的文人們，因為他們是文化的推動者和代言人。賈誼不得誌，屈居在長沙；李白浪跡天涯，流蹤於湘水；柳宗元被貶謫，任官於永州；範仲淹憂心忡忡，歎懷於巴陵……這些遷徙、流放、浪遊而來的外省人士，帶來了各地的文化，推動了湖南的發展。  　　在中原人看來，湖南山高路遠，地老天荒，曆來是“化外之地”，也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雜處的地方。明朝時，朱元璋與陳友諒大戰之後，大批的江西人遷移湖南，史稱“江西填湖廣”。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來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華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與江西人從此結下了解不脫的淵源，而江西人對湖南的鍾愛，大概就是起源於此。山民本有刻苦強悍的習性，移民則有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都要篳路藍縷、忍辱負重，也就是都得“霸蠻”。不“霸蠻”，叫人怎麽活下去！  　　中國曆史上，因戰爭而發生人口遷移的大規模“填湖南”的事件多達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統和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曆史變遷，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麵貌的根源。三苗給湖南人留下了好鬥的種子和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開墾蠻荒之地的艱辛鍛煉了湖南人霸蠻的意誌，屈原為湖南人提供了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從屈原那裏遺傳下來的貶官文化，經過曆代貶官的繼承和發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種催動人們積極進取的文化氛圍。  　　這樣分析下來，我們就不難理解，湖南人為什麽自近代以來會將霸蠻的性格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糅合在了一起，構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為驅動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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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複：*** 湖南人為什麽可以自命不凡 ？！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說說而已。湖南的省會長沙，是一個充滿著血腥的城市。翻開中國的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蕩，都沒缺少長沙這個角色。但長沙在血雨腥風中始終昂揚著頭，長沙不承認自己的悲壯，喜歡別人恭維它的頑強。在這裏，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狂言：中國幸虧有個湖南，湖南幸虧有個長沙！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長沙》，使長沙聲名遠揚。  　　長沙的頑強，數不勝數。  　　1179年，辛棄疾任長沙知府，時值金軍大舉南犯，山河破碎。辛棄疾發出了“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呼聲。長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視著這位文人——他能守住長沙嗎？事實說明，他率領“飛虎軍”抵抗金軍，成為維護南宋政權的重要軍事支柱。  　　1275年，元軍圍攻長沙。潭州軍民在李市的率領下，展開了一場悲壯的保衛戰。三千長沙的守軍大戰數萬元軍，百分之百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堅守了好幾個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閣，令部將沈忠將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積薪焚屍，然後自刎而死。元軍雖然惱怒於長沙的頑強，但也懾於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後，悉心安撫，約束士兵，不許濫殺無辜。  　　長沙之所以頑強，之所以不畏強暴，不怕流血，因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會有賈誼，就會有王船山。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構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國近代以譚嗣同和陳天華為代表的大批湖南誌士或引頸就義，或投水自盡，就是三閭大夫的風範遺傳。  　　嶽麓書院進一步豐富了湖湘文化，這座千年書院，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就是清華、北大也難望其項背。幾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誌士從嶽麓書院畢業，或參加革命以後來此係統進修，或流連於它的邊緣受到熏陶。嶽麓書院北宋時就是中國的四大書院之一。四川綿陽人張軾在這裏執教，還專門跑到福建武夷山將他的好友朱熹請來，朱、張會講，一時轟動；朱張渡，愛晚亭，詩意盎然。最後朱熹也愛上瀟湘大地了，六十三歲還奔長沙而來，出任荊南路安撫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說長沙的嶽麓山上盡是一些墳墓。而這座山之所以聲名遠播，就是因為這些墳墓。這些墳墓是國寶，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黃興、蔡鍔、焦達峰、陳開新……

15	回複：掠風雄鷹湖南人
	這裏不僅僅是革命者的歸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發點。“中興將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軍、一批批挽救清朝的中興名臣，如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燾、羅澤南……他們從嶽麓山下出發，將九州攪得天翻地覆。  　　如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他們從嶽麓山下出發，慨然北上，去從事維新變法。        　　一批批辛亥革命的元勳，如黃興、蔡鍔、宋教仁、劉道一、劉揆一、秋瑾、陳天華、焦達峰……他們從嶽麓山下出發，去從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而王闓運、楊度、譚延闓等人，也從嶽麓山下出發，要使君主立憲製奏出近代中國風采的交響。  　　一批批共產主義者，如毛澤東、劉少奇、蔡和森、任弼時……在這裏學習、鍛煉、辯論、思索、探討，到湘江中流擊水，開創出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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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中的傑出湖南人，無一不在長沙，在嶽麓山下、湘江之畔，接受湖湘文化的洗禮。近代湖南的仁人誌士太多太多，他們都是湖南的驕傲，長沙的驕傲。  　　在清末亂世和隨後的革命年代，傑出的湖南人都是鬥士型的，如同外國小說中的牛虻。他們推崇意誌力，主張人定勝天，做事喜歡講個人主動性，反對擺困難講條件。所以，外省人又送給湖南人一句話：“湖南人天生就是打天下的主”。  　　有血性的湖南人自然是尚武的。他們崇尚的是武林中的俠者風範。黃興和蔡鍔身上，都有維護正義的俠氣。湖南人愛讀《刺客列傳》，愛讀武俠小說。少林寺在河南，武當山在湖北，湖南雖沒有武林名門正派的聖殿，卻成了全國最大的武術基地，基本上縣縣有武館，市市有武校。  　　湖南人的武功是否一流，沒有見過權威的鑒定。金庸筆下的洞庭派和衡山派，似乎武功未臻化境，行事也不很光明正大，但那隻是小說罷了。要說實在的情況，既然清末湘軍打仗也要靠拳腳和刀槍，而湘軍又是那麽善戰，湖南人的武功應該是說得過去的。不管怎麽樣，湖南人好習武、好從軍，是祖輩相傳的習慣，與外省人“好男不當兵”的觀念大不相同。沈從文仿效托爾斯泰棄武從文，隻是一個特例。湖湘子弟應征入伍，是一家人的榮耀，往往要擺酒慶賀，在湖南人眼裏，當兵習武與考上重點大學同樣光榮。  　　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主要是在軍隊中實現的。“無湘不成軍”的美譽絕非浪得虛名。從清末湘軍到民國的湘軍，直到革命的湖南人締造和指揮革命的軍隊，這個斷語得到了曆史的映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史記載了湖南人尚武精神的輝煌。毛澤東說過：“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無數湖南人跟著他打天下。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首批授予中將以上軍銜的高級指揮員中，十大元帥中湖南人占了三位，十位大將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五十七位上將中，湖南人占了十九位，一百多名中將中，湖南人占四十五位。  　　打仗要流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因此，湖南人用鮮血書寫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壯麗的篇章。  　　譚嗣同用鮮血寫出了戊戌變法的慘烈，黃興、蔡鍔、宋教仁、陳天華、禹之謨、馬益福、劉道一、劉揆一、楊毓麟、焦達峰等湖南人，用鮮血書寫了推翻帝製、捍衛共和的曲折和艱辛，以至於有“廣東人革命，浙江人出錢，湖南人流血”的說法。毛澤東、劉少奇、蔡和森、任弼時、林伯渠、李富春、鄧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鑄、胡耀邦、郭亮、楊開慧、向警予等湖南人，為了建立新中國，有的嘔心瀝血，有的獻出了生命。近代以來的湖南，幾乎家家有烈士，人人有瘡疤。  　　戰爭與革命以流血為象征，記載了湖南人的血性。戰爭年代過去很久了，湖南人已不再流血。但湖南人並沒有懈怠，沒有鬆垮，沒有在燈紅酒綠中浮躁，也沒有在安寧舒適中消沉。他們的血性仍在，仍然支撐著頑強拚搏的精神，驅使湖南人在和平的環境裏成才，在非暴力的領域裏施展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