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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羌」地理人群概念的向西漂移
《史記》中有一個地理名稱，荒中。但是，從《史記》簡略的記載中，我們很難知道羌中的確切地理位置，隻知大約在隴西，臨洮附近，或在更西的地方。在《漢書·地理誌》中，羌中的位置較明確，而且不止一處有羌中之稱。
首先，最早的羌中應在洮河到白龍江之間。《漢書·地理誌》中記載，桓水(白龍江)發源於蜀山(岷山)西南流過羌中。還有，洮水(洮河)發源於西羌中。由這兩個例子可見，「羌中」指的是洮河到白龍江之間。其次，前漢時的「無道」是在白龍江流域的武都西北，東與氐道相鄰：這個羌道的位置也證明羌中所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稱秦的領域「西至臨洮、羌中」：當時秦的勢力尚未及河西與河湟，因此這羌中應還是指洮河與白龍江一帶(見圖九)。
在西漢中國的勢力達到甘肅河西走廊時，羌中這地理概念便向西遷移，指這個新的西部邊疆。在《漢書·地理誌》中，河西張掖郡有羌穀水(黑河)，發源於「羌中」，東北流入居延海。酒泉郡的呼蠶水(北大河)發源於「南羌中」，東北流至會水入羌穀。敦煌郡的南籍端水(疏勒河)與氐置水(黨河)都源出於「南羌中」。這四條河都發源於今日的祁連山脈向北流；如果祁連山一帶稱南羌中，那麼此「羌中」當然是指祁連山脈以北河西走廊一帶，而不會是以南的青海河湟地區。上述資料中，南北流經張掖郡的河為「羌穀水」，以及呼蠶水流入「羌穀」，這些也都說明張掖、酒泉一帶在這時被稱作羌中。
漢武帝時，張遷從大夏歸國，他原來試圖通過但終於失敗的路線便是，沿南山(祁連山)經羌中東行。這也證明當時的羌中是在河西一帶。《漢書·趙充國傳》中有一段關於匈奴史臣在羌中活動的報告，稱「疑匈奴使已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寨，南抵屬國」。這個匈奴使臣在「羌中」的活動路線，據顧頡剛考證，就是經由居延海(沙陰)西南行到新疆的羅布卓爾(鹽澤，即蒲昌海)，回經長城(長阬)，由張掖北的窮石山(窮水寨)轉回張掖屬國(屬國)。這個地域還是在河西走廊，或包括西域的東部。
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漢竹木簡冊，是當時漢人在此活動留下的官私文書紀錄。這些簡冊，直接反映了當地漢人的生活與觀念。居延漢簡中的一份官方文件，內容為一道命令，指示當地主事官員，如果屬下官吏被「羌人」殺了，撫恤他們的家屬葬錢三萬（12）。另一件，看來是某人寫給他的恩人(可能是當地長官)的信函，其中部分內容是說，因貧困被帶到「羌中」安置多年，不知該如何報答大恩大德（13）。這兩件漢簡的書寫年代，約當漢宣帝神爵年間(西元前61-58年)。它們的內容明白顯示在西漢中晚期，河西地區張掖郡的漢人稱當地為「羌中」，稱當地的土著為「羌大」。這種將河西張掖一帶當作羌中的概念，大約從武帝拓疆至河西走廊時便逐漸形成。
漢代中國人與青海河湟地區人群的接觸較晚。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漢景帝時研種羌人首領留何降漢，請求替中國守隴西郡。於是，他與族人被中國安置在臨洮、羌道一帶。這個記載隻見於《後漢書·西羌傳》，在成書較早的《史記》、《漢書》中都無此記錄，因此其可靠性可以存疑。再者，由臨洮、羌道等地名來看，他們可能是隴西洮河流域附近被稱作羌的土著。《後漢書·西羌傳》中說，研(人名)很豪健，因此「羌中」的人稱他的後代為研種。前麵我們曾提及，西漢時「羌中」地理位置之一便是洮河流域。《漢書·武帝紀》中記載，西元前112年，西羌十萬人造反，與匈奴相勾結攻打安故、枹罕。安故、枹罕在今洮河、大夏河流域，由地理位置來看，這裡所謂的「西羌」可能還是隴西郡西部的土著，並非河湟人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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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為： 「各持下吏為羌人所殺者，賜葬錢三萬」(267．19：乙202)，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居延漠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191.
(13) 原文為：「貧入收錄置羌中數年，無以報厚恩」（495．4A：甲1862A），《居延漢簡甲乙編》(下)，253。
（l4） 《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將這場戰役變成漢與河湟先零羌的衝突，並將戰場移至今居，事實上是將此役與西元前93年左右的一場漢與先零羌的戰爭相混所致。西元前93年左右的漢羌戰爭，見《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69／39。
到了漢昭帝(西元前86-74年)與宣帝(西元前73-49年)的時期，漢人的勢力進入河湟地區，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才擴及河湟。漢昭帝時中國積極向湟水河穀移民，此舉引起河湟土著與漢人之間的衝突。宣帝時，中國將領趙充國，辛武賢等人與河湟羌人的戰爭，在《漢書·趙充國傳》中有較詳細的記載。從這時開始，漢代中國的勢力才深入河湟地區，漢人也由此對河湟土著有較多的了解。
由《漢書》中我們知道，最早河湟土著與漢接觸時他們被稱為「西羌」，有時也被稱為「南羌」。這顯然是因為，如果我們將洮河流域當作「羌中」，則西方的河湟人群為「西羌」；如以河西地區為「羌中」，則南方的河湟人群為「南無」。但是，在《漢書》中隴西羌人從來不被稱為「東羌」（15），河西羌人也未被稱為「北羌」。這也說明「羌中」並不是一個包括隴西西部、河西，河湟的地理概念，而是，在西漢時，無中與羌人這樣的地理人群概念有一個漂移的過程。它首先出現在漢初或秦時，指洮河流域到白龍江一帶的地域與人群，然後隨著中國勢力的向西發展，先指河西走廊張掖一帶，然後又擴及河湟地區與當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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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過東漢兩次嚴重的羌亂，大量羌人向東流竄入隴西、關中之後才開始有「東羌」之名。
東漢時，河湟羌人與漢帝國之間有長期、血腥的戰爭。中國的隴西、關中地區都受到極嚴重的摧殘，河湟羌人更受到殘酷的屠殺。這個歷史事件造成深刻的歷史記憶，使得河湟地區人群成為「羌人」的代表。相反的，隴西與河西的許多非華夏土著都逐漸華夏化了：他們原為「羌人」的記憶逐漸被華夏與他們自己淡忘。在河湟羌人的「叛亂」時期，隴西與河西的華夏在戰場上有卓越的表現。傳統上中國人認為，這是因為邊疆地區的人南與異族接觸，故民風驃悍，習武成風（16）。但是，我認為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某些華夏邊緣人群進入華夏後，因仍有族群認同危機（深伯受華夏歧視），因此必須特別強調對「異族」的敵意來宣稱本身的華夏認同。
由後漢到魏晉時期，華夏心目中羌的概念更遠至新疆的天山南路。歷史文獻記載，陽關之西有蠟羌、赤水羌（17）。魏晉時期，婼羌之西沿昆崙山脈至帕米爾更出現許多羌人族群，如黃牛羌、白馬羌、蔥茈羌等（18）。在塔裏木盆地北緣的沙雅遺址發現一印，印文為「漢歸義羌長印」（19）。這些資料說明，「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在東漢及魏晉時期仍在向西漂移。但無論如何，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一羌概念已失去主流位置；河湟土著成了羌人的代表，而且在東漢魏晉時期漢人心目中的羌人概念由河湟向西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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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見《漢書·地理誌》28b／8b：「天水、隴西…及安定、此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17） 《漢書·西域傳》96／66。
（18） 《三國誌·烏桓鮮卑東夷列傳》30，斐鬆之注引《魏略》。
（19）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新疆歷史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8-19。此印也有可能是屬於由他處來此擔任邊防任務的羌人首領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