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歌●長安
sffamily的網上家園
本文依據古典文獻和考古資料，對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中的匈奴、東胡、突厥三大族係的人種作一探索，並對國內外前人所提出的論點略抒己見。我認為匈奴、突厥均屬突厥種，東胡屬蒙古種。
近20年來，中國學者潘其風、韓康信先後發表了幾篇專題論文，研究匈奴、鮮卑、突厥各族的種屬，為學術界探索匈奴、東胡、突厥三大族係的人種，提供了有益的線索和先導。種屬與族屬不同。區別各民族（或部族）要根據各族的語言，經濟類型，生活地域，風俗習慣和心理素質等的不同要素；而區別各族的種屬，則要根據人體特征，如頭骨（顱蓋骨）形態，眉弓，眉間突度，額傾斜度，鼻突高低，麵寬大小，身材高矮，膚色，發色（頭發顏色），眼色素深淺等。
本文不擬詳論人種學上的各種問題，隻探索北方各族——主要是 匈奴 、東胡、突厥三大族係究屬蒙古種抑屬突厥種，從而輔助把各族的族源族屬弄清，因為這些問題，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尚爭論不休，不一其說。
一、匈奴的人種
潘其風、韓康信二位學者在《內蒙古桃紅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①一文中，根據內蒙古伊盟杭錦旗桃紅巴拉生產隊所在地屬於戰國時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及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附近發現的東漢時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頭骨進行研究，認為：（1）桃紅巴拉M[，1]墓及M[，2]墓的人骨顯示出蒙古大人種的特征。（2）大通縣出土的人骨三具都屬於蒙古大人種。但潘、韓二氏又說：（1）桃紅巴拉出土的人骨，M[，1]和M[，2]的骨骼均殘破不全，很多部位都已殘失，是經過修補後才進行鑒定和研究的，故不能做較多的測量和比較。（2）能夠明確地定為屬於匈奴族的顱骨材料，至今發現數量很少，漠北諾顏山及其周圍墓葬出土的人骨更是寥寥無幾。（3）桃紅巴拉出土顱骨的麵部特征與貝加爾湖出土的匈奴顱骨有些相似，但頭蓋骨的水平直徑和橫徑所反映的頭型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4）60年代中，匈牙利人類學家托恩，研究了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國胡吉爾圖地方發現的一具男性顱骨，因這具顱骨已經破損，使得頭指數無法測知，但看起來好像與桃紅巴拉的頭型有些差異，而大通顱骨的頭型也與貝加爾湖的顱骨不盡相同。
潘、韓二氏綜合上述四組的顱具材料，即（1）桃紅巴拉一組，其時間約屬於公元前3世紀；（2）貝加爾湖一組；（3）胡吉爾圖一組，這兩組的時間較晚，均約為屬於公元前1世紀或公元前後；（4）大通一組，其時間最晚，約為屬於公元2世紀。並引用前蘇聯人類學家傑別茨的推斷，認為外貝加爾湖地區的匈奴人並非其前一階段居民的直接後裔；而另一位人類學家高赫曼則更進一步認為外貝加爾湖的 匈奴 人是外來的。
此外，潘其風還在《毛慶溝墓葬人骨的研究》②一文中說，1979年夏，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烏盟涼城縣毛慶溝發掘了一批屬於戰國時期的墓葬，共采集到26例個體的頭骨和下頜骨，其中完整的有14例（男六、女八）。潘氏認為，毛慶溝墓葬頭骨的體質形態特征，與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的現代華北組接近，與北亞和北極區類型差別明顯，隻是麵部扁平性上與北亞類型有些相似。毛慶溝的頭骨絕大部分出自與匈奴文化有關的墓葬，在中國所采集到的與匈奴有關的人骨中，這是數量較多、保存較為完整的一批材料，這對於研究匈奴的體質類型有重要的價值。
潘、韓二氏為國內著名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他們對匈奴人種的研究用力頗勤，但因數據奇缺，且出土的地點和時間都不大集中，因而他們對自己所作的結論也不敢十分肯定（這是他們治學態度嚴謹的表現），而引用外國學者的說法，也各有分歧。看來匈奴人是否屬於蒙古人種的問題，尚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這裏需要考慮人種學材料應與文獻數據的互相參證。中國史書記載，匈奴自公元前3世紀興起之後，不斷與西漢王朝“和親”。漢朝每年都遣送公主至匈奴嫁給單於，而隨從公主陪嫁的侍女也不在少數③。從漢初開始，中原就有不少漢人越過邊塞逃往匈奴，或因戰敗留落在匈奴，此後還不斷有人奔赴匈奴地區居住④。高帝劉邦時，燕王盧綰因涉嫌叛漢，亦曾率領家人及數千騎兵逃往匈奴⑤。武帝時，大將李陵因兵敗，亦有2000餘士卒隨同他一起投降匈奴，單於把他的女兒嫁給李陵為妻⑥。漢使臣蘇武出使匈奴，被單於扣留，流放在北海（今貝加爾湖）為時長達19年之久，蘇武娶當地匈奴女子為妻，生子名興國⑦。至於匈奴人因經常南下入侵，從漢初至昭帝時止的六、七十年間，先後把中原漢人虜入匈奴做奴隸的人口，至少也在100萬以上⑧。其中年輕貌美的女奴可能被奴隸主納為姬妄（如漢末蔡文姬被虜後被匈奴左賢王納為姬妄）⑨。可見匈奴人與屬於蒙古大人種的漢人混雜的情況。
以上是指西漢時期的情況，東漢以後匈奴人與鮮卑人的混雜，數量也很可觀。史載公元91年北匈奴因與漢朝的戰爭失敗，主力西遷，但有10餘萬落（“落”即戶）約數10萬匈奴人仍留在漠北，加入了屬於蒙古種的鮮卑人群中去，“皆自號鮮卑”[⑩]，也就是與鮮卑族人融合在一起，並互相通婚，所以後來出現了“匈奴父鮮卑母”的“鐵弗匈奴”這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11)。
如此龐大的屬於蒙古種的漢人和鮮卑人與匈奴人在血統上混雜，不能不在人種類型上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在匈奴的某些人骨中出現蒙古人種特征的現象，是很自然的事。
此外還有一個匈奴人是否也曾與羌族人混血的問題也不能不考慮。考大通縣在青海省西寧市西北，向東北渡過大通河即可到達河西走廊的武威市。武威市在漢代稱姑臧，其地羌、胡雜處，有不少匈奴人經常至姑臧與羌人市易貨物。《後漢書》卷三一《孔奮傳》載：“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日市四合（每天開市交易四次）。”故青海大通墓葬出土人骨的種屬，究為匈奴人骨，抑為羌族人骨，或為匈奴人與羌族人混種的人骨，似乎都很難遽作定論。
對於匈奴人種的研究，我們除了利用人種學資料外，還可以利用考古學數據。根據考古發掘，漠北的諾顏山第25號匈奴墓葬出土了一幅匈奴人像刺繡畫(12)。畫中人頭發濃密、梳向後方，前額寬廣，眼睛巨大，上唇有濃密的胡須，麵孔嚴肅，顯得很威嚴。蒙古考古學家策‧道爾吉蘇榮認為這個繡像的畫中人就是墓主，是個匈奴人。由於蒙古人沒有胡須，故一般學者認為這個繡像的主人不會是屬於蒙古種。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人像的眼珠雖繡成黑色，但瞳孔卻用藍線繡成。這就對於解決匈奴人屬於突厥種的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因為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種特征）之一就是藍眼多須，而這個匈奴墓中出土的匈奴人繡像，正是藍眼珠和有濃密的胡須。還有，這個繡像麵孔嚴肅，顯得很威嚴，這與《漢書》卷六八《金日磾傳》傳說“日磾（音覓低）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嚴肅、威嚴）”，完全一致。金日磾是匈奴人，《傳》載“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1955—1957年在陝西長安縣灃西鄉客省莊發掘西周墓葬，發現一座特殊的墓（第140號墓）。據考古學家鑒定，認為截至1957年止，這是中國境內發掘出唯一的一座匈奴古墓，死者可能是匈奴使臣或使臣的隨員；出土的大多是匈奴的物品。墓內隨葬物有兩件長方形透雕銅飾(13)特別值得注意。透雕的花紋是：兩側各有一顆樹，枝葉茂密；樹下各係一匹騾子，都有轡鞍；中間二人，高鼻，長發，穿綁腿褲；兩人互相摟住對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狀。高鼻是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種特征）之一。這兩塊銅透雕中的匈奴人既然也是高鼻，那末對於判別匈奴人屬於突厥種，也增添了一種物證。
諾顏山第25號匈奴墓葬是一座大型的貴族墓葬。從這個墓葬的規模宏大和隨葬品之多，可見墓主並非匈奴的牧民百姓，而是一個身居要職的人物。諾顏山在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北70英裏處，當時屬匈奴最高統領中心單於庭的轄境。該山周圍有大群的匈奴墓葬，但很少發現墓主的人像畫。足見這個墓主如不是一個最高統治者——單於，最低也是一個位列諸王的顯赫貴族。故這個墓出土的人像刺繡畫的容貌特征（人種特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意義。加之與客省莊第140號墓出土的透雕銅飾的人物形象及《漢書‧金日磾傳》互相印證，其證據力較之人種學材料，實有過之而無不及(14)。
以上是敘述出自匈奴人的主要活動中心大漠南北所發現的人種學和考古學的材料。至於匈奴強盛時其勢力所及的天山一帶及公元91年西遷後在中亞地區停留期間的人種學材料，外國學者也有發現。但天山一帶和中亞地區更多屬於突厥種的各族人民。匈奴與他們接觸或通婚，自然會發生混血。正如美國學者W.M.麥高文在論述西遷後匈奴人的種族成分時所說：
匈奴人因為曾經久居遠東，且常和中國人及其它的蒙古利亞種人通婚，故極可能在他們的血管中滲有頗多的蒙古利亞種血液，因使哥德人及羅馬人對他們的外貌感到驚異，可是他們決不是純血的蒙古利亞人。即使匈奴人仍居於蒙古利亞境內時，已因與印度歐羅巴種的阿蘭那人及各種芬烏格裏安人民雜婚之故，而使其所含的蒙古利亞種因素趨於減少而不增多。這一主張，更因在匈牙利及歐洲其它各處匈奴古墓中發掘所得的人骨而獲得證實。從這些骨骼加以判斷，可知公元第4世紀及第5世紀時侵入歐洲的匈奴人，其種族帶有高度的混合性，而其中的蒙古利亞血統不過是若幹重要因素之一而已。(15)
敏岑海爾芬也說：
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遺留下的材料太少，不能在匈奴遊牧部落中確定各個種族的關係。此外，大多數的頭蓋骨都是從一般下層牧民的墳墓中挖出來的，匈奴貴族的戶體很多都被毀壞了。有些“歐蒙型”（即歐洲型與蒙古型的混合型）的頭蓋骨可能是阿蘭人的(16)。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薩瑪利亞人中，有的是南西伯利亞型的。其餘在Vienna Cimmering墳墓中發現的一具男屍雖被認為是匈奴人，其實也是混血人種。(17)
最後附論一下中國考古學者朱泓在黑龍江省文管委會主辦的《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發表的題為《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一文。文中把匈奴人種歸入蒙古大人種的類型，這一點與潘其風、韓康信二位的主張大體上相仿。隻是認為：“據有關學者研究，桃紅巴拉墓葬可能屬於林胡的遺存，而崞縣窯子、毛慶溝、飲牛溝的墓葬則可能與樓煩有關。林胡、樓煩至戰國晚期已改稱匈奴。故上述各考古遺存又被稱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18)。如果朱氏的這兩個“可能”能夠證實，那末桃紅巴拉等地墓葬的人骨就不是匈奴人的人骨，而是屬於被趙國和被匈奴征服和吸引的附屬部落（林胡、樓煩）的人骨。匈奴附屬部落的人骨並不能代表、尤其不能等同於匈奴的人骨。
此外，朱氏文中還把北匈奴的人種與南匈奴的人種分開，認為二者在“種係構成方麵存在著不同的來源。……正是這一種族淵源方麵的差異所造成的離心力，早已在貌似強大的匈奴共同體內部埋下了分裂的種子，最終導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背”。這就是說，東漢初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人種淵源的不同。
我個人認為，上述這個說法需要商榷，因為：
（1）據《後漢書‧南匈奴傳》載，東漢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為了爭奪“單於”這個位置的最高權力。其時匈奴北部（漠北）連年發生天災，“赤地數千裏，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駐牧於匈奴南邊管領八部之眾的右奧鞬日逐王比（名“比”）乘機歸附漢朝，自立為單於（南單於），建立南單於庭於漢西河郡的美稷縣（今內蒙古準格爾旗一帶），與漠北的蒲奴單於對立。於是匈奴遂分裂為南北。
（2）匈奴分裂的潛在政治因素由來已久。同上《傳》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單於輿（名“輿”）死時，比因不得繼位為單於，口出怨言，“內懷猜懼，庭會稀闊”（不常參加單於庭的最高會議）。蒲奴單於欲殺右奧鞬日逐王比，這就迫使比不得不背離蒲奴而獨立。可見匈奴分裂主要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由於種族上的原因。
（3）匈奴是一個包括眾多不同民族成分或種族成分的部落的部族，研究匈奴的人種，應以匈奴族的核心氏族——攣鞮氏（19）（曆代單於所從出的氏族）的人骨為代表，才具有典型意義。其它與攣鞮氏血緣親近並互相通婚的氏族如呼衍氏、蘭氏、須卜氏……等的人骨也同樣具有代表性。但與攣鞮氏等無血緣關係的附屬部落或被役屬部落的人骨則沒有代表性。過去國內外學者對於這方麵注意不夠，似應重新審定哪些墓葬出土的人骨是屬於匈奴核心氏族的人骨，而哪些非是，才能正確地解決匈奴的人種問題。南單於和北單於的氏族譜係證明，他們都是冒頓單於的子孫，都是屬於攣鞮氏的族係。故他們的分裂僅為政治上的分裂，並非種族上的變異，故與種族來源無關。
二、東胡——鮮卑和契丹的人種
東胡的人種學材料，現時發現的很少。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組，曾於《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題為《赤峰寧城夏家店上層文化人骨研究》的文章，對夏家店上層文化（東胡文化）遺存的人骨進行過研究。文中說，年代相當於西周至春秋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的頭骨，是偏長的中顱型、顱高較高，為高顱型和正顱型，麵寬較窄，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人頭骨比較接近。而在鼻型和麵部扁平度上有些接近北亞蒙古人種。後一特征在女性頭骨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從頭骨測量比較，這些頭骨和現代通古斯頭骨之間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
潘其風、韓康信二揚學者曾根據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完工蘇木（鄉）和紮賚諾爾兩地及巴林左旗南揚家營子的古墓出土的顱骨材料（20）進行測量，並作了一些比較研究，從人類體質特征方麵探索鮮卑的人種類型。據參加發掘或清理、調查上述三處墓葬的學者說，這三處墓葬的時代大致都相當於東漢時期（但年代略有早、晚之分）。墓中出土的遺物都以遊牧民族的遺跡為主，在文化內涵上也反映出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係。
潘、韓經過詳細研究之後說，完工、紮賚諾爾和南楊家營子三組顱骨的體質特征，在大人種方麵都應歸入蒙古人種範圍，並且與現代亞洲蒙古人各分支中的西伯利亞（北亞）、北極和東亞蒙古人種分別有程度不同的接近關係。完工組顯出與北極蒙古人種相似的成分居多，可能還含有一些西伯利亞和東亞蒙古人種的因素。紮賚諾爾組主要是西伯利亞蒙古人種和北極蒙古人種的混血類型，某些個體上反映出較強的西伯利亞蒙古人種的性狀，同時也不排除在某種程度上還雜有一些東亞蒙古人種的因素。南楊家營子組的情況同紮賚諾爾組有些相似，但在該組所見的西伯利亞蒙古人種的性狀則更為明顯。總的說來，完工組與紮賚諾爾組的麵部形態特征比較接近，而兩者的差異僅僅主要表現在頭型和顱寬，即完工組獨具長顱和狹顱，最大顴寬也較大。南楊家營子組與紮賚諾爾組相近的項目較多，隻是南楊家營子組低顱型的出現率略高，頭高的絕對值也更小，顴寬較狹，麵部更為扁平。南楊家營子與完工組之間的差異比較大。
關於上述三批顱骨的族屬問題，目前學術界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是認為屬於鮮卑（翦伯讚、馬長壽、宿白三位老一輩的學者均主此說）；二是認為非屬鮮卑，乃是屬於 匈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一書中主此說）；三是認為不論鮮卑說或匈奴說都論據不足（著名考古學家安誌敏主此說）。
我個人認為，匈奴人不屬於蒙古種，而是屬於突厥種，上文業已論證。故完工等處三批人骨雖有若幹接近或類似匈奴人種的性狀，但也不能因此便認定為匈奴的人骨。因為原先活動在遼東、後來占領了漠北匈奴故地的東部鮮卑人，曾於東漢時期（公元91年以後）吸收了數十萬匈奴人的加入，並與他們通婚，二族間發生較多的混血，後來東部鮮卑與拓跋鮮卑又長期混雜，因而在鮮卑（不論是東部鮮卑抑是拓跋鮮卑）的人骨中出現匈奴人骨的性狀，是很自然的。正如學者朱泓在《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一文中所推測的那樣：“完工組所體現的以北極蒙古人種為主要體質因素的特點，可能代表了拓跋鮮卑祖先類型的特征，而紮賚諾爾居民中種係成分的複雜性，表現了他們很可能是鮮卑、 匈奴 兩族混血的產物，抑或他們中的某些人本身就可能是‘自號鮮卑’的匈奴族成員。”此說值得參考。
其次，完工等處三批人骨都沒有發現匈奴人所具備的顯著的深目、高鼻、多須等人種特征，這就可以否定這三批人骨屬於匈奴人骨的說法。反之，完工等處三批人骨的顱型、鼻型和麵型等形狀卻與夏家店上層文化（東胡文化）的人骨大體上相合（或接近），這就可以推斷完工等處三批人骨的人種學類型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類型的人種學遺存基因是一脈相承的（“遺存基因”為區別人種的重要標誌之一）。這種遺存基因一直影響到東胡族係的鮮卑後裔。故法國學者伯希和（Pelliot）在《吐穀渾為蒙古語係人種說》一文(21)中，斷言原來屬於遼東慕容鮮卑、後在西遷至青海的吐穀渾人亦為屬於蒙古語係（語族）的人種。
第三，完工等處三批人骨出土的年代既在東漢時期，其時匈奴業已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早已入塞，北匈奴主力不久也西遷中亞。當時留在漠北的尚有數十萬匈奴人無所統屬，都全部跑到遼東加入了鮮卑，此後逐漸鮮卑化，成為鮮卑的一個組成部分，與鮮卑完全融合為一體了(22)。故說完工等處三批人骨出自東漢時期的匈奴人，這就與史書記載匈奴人的事跡和活動地區不大符合。
第四，考陳巴爾虎旗在今伊敏河下遊、海拉爾市北部，紮賚諾爾在陳巴爾虎旗之西。經考古資料證明，這些地區都是拓跋鮮卑的祖先從大鮮卑山向西南移徙時所經的路線(23)。巴林左旗在西拉木倫河西北、阿魯科爾沁旗之西，其地正在烏桓族駐牧地烏桓山的周圍；而鮮卑族駐地的鮮卑山則在科在中旗之西，與在大興安嶺北簏的大鮮卑山僅隔嶺相望（鮮卑山在大興安嶺南麓）(24)。故完工等處三批人骨出土的地方，都是屬於當年拓跋鮮卑或東部鮮卑的活動範圍。因此不論這三批人骨是屬於拓跋鮮卑或是東部鮮卑，總之都是鮮卑族的人骨。而東漢時期匈奴人卻沒有在上述地區作過較多的停留，因為前、後《漢書》的《匈奴傳》都明確記載，匈奴自西漢時被漢武帝多次擊敗後，不僅“漠南無王庭”，統治中心日益西移，東部地區的匈奴人口也隨著西去；北自今伊敏河下遊，南至西拉木倫河一帶早已盡為烏桓鮮卑人獨霸的天下。故說上述完工等處三批人骨出現在東漢時期，那末在時間上和地域上都不可能是匈奴的人骨。
契丹屬東胡族係，是鮮卑族的一支，故研究契丹的人種，對於進一步了解東胡——鮮卑的人種有重大的意義。1981年內蒙古烏盟察右前旗豪欠營遼代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一具女屍（M[,6]墓）和一具男屍（M[,3]墓），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麵的寶貴實物數據。
據北京自然博物館人類學學者邵福根對這具M[,6]墓出土的契丹女屍的體質形態進行了多項目的詳細比較研究之後說：在17項比較項目中，有8項在南亞蒙古人種的範圍之內或互相接近；有7項則在東亞蒙古人種範圍或接近。因此，女屍頭骨的特征基本上屬於南亞和東亞蒙古人種的特征；年齡估計在30—35歲(25)。
對於M[,3]號墓出土的契丹男性屍體，北京自然博物館另一位人類學學者時墨莊也在做了詳細的比較研究後說：從葬具、葬式觀察，這具男屍顯為契丹的中上層貴族，年齡在40歲左右；從他的顱形、鼻形及鏟狀門齒等人骨特征觀察，無疑地應列入蒙古大人種之內。
隨後，時氏又從人骨的多種項目與鮮卑男性人骨比較，繼續說：通過這一比較可以看出，M[，3]墓人骨與其它幾處鮮卑人骨有許多相近似的特征，特別是與東漢古墓中與鮮卑族有關的南陽家營子人骨最為接近，而南陽家營子所屬巴林左旗，正是契丹族興起後第一個京都（即上京臨潢府）的所在地。這進一步說明契丹族祖先在體質上與東漢時期鮮卑古墓的人骨有著更多的聯係。至於其間的差異，則可能是由於契丹族後來不斷向南發展，因與當時其它鄰近民族互相融合的結果。此外，時氏還以M[,3]人骨與近代蒙古族人骨比較，認為契丹族的後裔可能與該地生活的蒙古族人有關，故其後裔須從近代蒙古族中去尋找(26)。
最後，北京自然博物館還有一位人類學學者張守祥，他對M[,6]和M[,3]兩墓出土的契丹女屍和男屍進行了人骨生前麵貌的複原工作之後說：從頭骨複原麵貌是一項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它的唯一客觀基礎就是頭骨，麵貌的一切特征都是對頭骨分析研究的結果。如今通過對契丹人頭骨複原出來的頭像，都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點，即臉部比較扁寬，顴骨較高而且橫突，鼻梁較低，兩眼之間距離較大。這樣就進一步證實了種屬鑒定的正確。此外，男性複原像還具有現代蒙古人的顯著特點，這就為研究契丹族後裔提供了證據(27)。
三、突厥與回紇的人種
突厥族分布的地域極為廣泛，東起今貝加爾湖，中經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天山、東哈薩克斯坦，西至頓河沿岸，直至歐洲的烏克蘭，都有他們的蹤跡。故在近世紀以來，僅僅依據零散、有限、不全麵的出土人骨進行研究，去確定突厥的種屬，各家之說，自然難免分歧。韓康信先生在《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征》一文中，對前蘇聯學者研究突厥人種的情況有過介紹。他在文中轉述金茲布爾格的看法，認為南西伯利亞和南阿爾泰山區的突厥人，是屬於混雜的南西伯利亞蒙古人種類型，而山前阿爾泰、東哈薩克斯坦、天山及南俄羅斯草原的突厥人則有程度不同的蒙古人種和歐洲人種的混雜。金氏還說，額爾齊斯河上遊的屬於公元6—8世紀突厥人的人類學類型並不是單一的。他又說，公元8—10世紀阿爾泰居民的人種特征，在南部山區的和北部山前地帶的不盡相同，即南部阿爾泰居民的頭骨是以南西伯利亞蒙古人種成分占優勢，而北阿爾泰居民的頭骨則更為混雜，其中可以明顯地追蹤到歐洲人種和蒙古人種的不同成分。
金氏說，被伯恩斯坦定為公元8—10世紀的天山及蔥嶺——阿萊地區墓葬出土的人骨，天山的具有大歐洲人種的成分，這反映了他們同具有歐洲人種特征的當地土著居民發生過較多的聯係和混雜，因此在人類學類型上便出現了更多的歐洲人種特點。
金氏最後說，突厥的族源無疑是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其起源地區應該位於北方蒙古人種分布的範圍之內，且與分布在東部的歐洲人種地區靠近。早期的突厥人曾沿著古代歐洲人種居住的地區向西散布，並同時與當地居民的混雜也逐漸加強。後來西突厥汗國（公元562—740年）政治勢力的擴張，它的種族力量同時也得到擴大。
另一位前蘇聯學者阿力克謝夫，在分析中亞、哈薩克斯坦及其鄰近的中世紀突厥人的人類學資料之後，也認為突厥人是在混雜的歐洲人種與蒙古人種類型的環境中形成的。他們有許多共同的人種特征，如短顱化、麵寬適度、麵部扁平、突起的鼻等等。所以他們向西遷移時，不僅帶有蒙古人種的成分，而且帶有歐洲人種的綜合特征。這種人種綜合特征的組合，大約早在銅器時代便已形成，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突厥遊牧民族在向中亞西遷的過程中，經常處在同當地居民的遺存接觸之中，並在那裏吸收了歐洲人種的成分；與此同時，當地居民的蒙古人種化也在進行，而這種蒙古人種化的“潮浪”卻是由突厥人向西方的移動引起的(28)。
韓康信先生在文中說，目前在大漠南北地區還沒有發現可以肯定為屬於突厥人的人類學材料。隻有前蘇聯學者A.H.優素福維奇1949年發表過據說是在新疆羅布泊挖到的所謂古代突厥人的人頭骨，共四具（三男、一女），所屬時代可能晚於公元6世紀。但他對這組人頭骨的種族成分還不能肯定；而羅布泊也不屬大漠南北的地域範圍。
我個人認為，根據中國史書的記載，曾在公元6—8世紀活躍在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亞的突厥族，在它興起之前已被柔然族征服，後於公元552年擺脫了柔然的統治，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突厥汗國，控地東自遼水，西至中亞阿姆河。公元583年分裂為東西二部，以阿爾泰山為界，其東屬東突厥汗國，其西屬西突厥汗國；東突厥汗國覆亡後，於公元682年在大漠南北重建的汗國史稱後突厥汗國。突厥強盛時，不僅擊滅柔然，還西破厭噠，東擊走契丹及奚，北並契骨，威服塞外諸族(29)。考柔然、契丹及奚俱屬東胡族係，在人種上屬蒙古種。厭噠，通說謂它為與大月氏混血的匈奴人，印度和東羅馬史家都稱它為“白匈奴”。契骨屬鐵勒族係，與突厥同種。東突厥及後來重建的後突厥長期活動在大漠南北（即後來地理學上稱之為蒙古高原的地區），並先後虜去了數十萬漢人做奴隸(30)，與這個地區的亞洲蒙古人種接觸頻繁和互相通婚，自然會混入蒙古人種的成分，難怪前蘇聯學者金茲布爾格說突厥的人種學類型並非單一。至於西突厥汗國長期統治阿爾泰山以西的西域和中亞地區，本來就散布著不少屬於操突厥語的各族，這樣突厥人與當地土著居民的混血就更容易了。
由於突厥人在人種學上自成一種（突厥種，大人種中的一個分支），他們所操的突厥語在阿爾泰語係中也自成一個語族（突厥語族），而且他們的後裔在今新疆、中亞和小亞細亞還多有遺存，故突厥人的種屬在學術界爭論不大。
回紇與突厥同族，也說突厥語，故回紇的人種特征，基本上與突厥相同。公元840年西遷前的回紇，它的主要部分駐牧於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和溫昆河（今鄂爾渾河）流域，在突厥和薛延陀之北。這三族（回紇、突厥、薛延陀）都是屬於鐵勒族係的分支。在目前的考古中，還沒有發現可以明確肯定為屬於回紇的人骨材料，故探索回紇的人種特征，除參考突厥的人種特征外，僅能利用文獻及其它間接的數據。正由於資料奇缺，故中外學者對回紇人種類型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對於回紇西遷後，由遷往今新疆東部的高昌回鶻（回紇於公元788年改稱回鶻）逐漸演變形成的維吾爾族的人種特征，說法更是分歧。
中國史書表明，由於回紇與唐朝關係特別密切和十分友好，回紇人入居唐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市）者經常有百千萬人，或從事經商，或建屋長住，有的還與唐人通婚；而唐朝亦曾先後以寧國公主等好幾位公主嫁與回紇可汗為妻，雙方使節頻頻往返，唐朝對回紇可汗的冊封和賞賜連續不斷，馬、絹貿易更是巨額、大宗。當時回紇與唐朝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彼此影響劇烈，因而在種族成分上自然也會互相混雜。這就是有許多外國學者認為回紇人具有或多或少的蒙古人種成分的原因。
其實，回紇人的人種特征最顯著之一就是深目高鼻的外貌。《北史》卷九七《西域傳》於闐國條載：
自高昌（今新疆吐魯番）以西，諸國人皆深目高鼻，唯此一國（於闐）貌不甚胡，頗類華夏（中原漢人）。
著名突厥學家耿世民教授也說：
關於古代塔裏木盆地民族在人種學的特點……（除前引《北史‧於闐國條》外），證以現存南疆各地千佛洞壁畫上的材料和現代維吾爾族在人種學上的某些特征，應認為《北史》上述記載是關於古代塔裏木盆地居民人種特點的生動寫照。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塔裏木盆地在紀元後第一個千年期間居住著幾個具有較高文化發展水平的、操不同語言的、一般說屬於深目高鼻類型的民族集團。(31)
新疆阿爾泰山和天山一帶，自古以來就有不少操突厥語的各族生息繁衍，故在很早的曆史時期突厥人居住該地並在那裏發跡、強盛，因此這個地區，在公元840年回紇西遷以前早就突厥化了。甚至在公元4—5世紀期間，即曆史上的“五胡十六國”時期，今甘肅河西走廊西部毗鄰阿爾泰山的地區，在“西涼”政權轄境之內，就有不少深目高鼻的少數民族人民在那裏生活，這從考古的出土文物中可以證實。1977年甘肅博物館的考古工作者在酒泉市丁家閘生產大隊和嘉峪關市觀蒲生產大隊的所在地發掘了8座晉代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編號為JM5）是大型壁畫墓，據鑒定為屬於西涼主李灝（公元400—416年在位）的墓葬。墓內壁畫內容豐富，中有一幅出遊圖，圖中除繪畫墓主的儀仗架勢和氣派外，右側繪一運輸車隊，有四輛獨輪車，四個推車人，其中一人深目高鼻，另一人著漢族服裝。另有一幅繪耕地場麵，一人耕地，一人耙地，一人揚場，三人均留少數民族發式，著少數民族服裝，皆深目高鼻(32)。從這些壁畫的人物，一方麵反映了當時河西走廊西部地區的民族關係，另一方麵反映了回紇西遷之前，不僅高昌（今吐魯番）以西有許多深目高鼻的突厥化的居民，而且在高昌以東也有不少深目高鼻的突厥化的人口。公元9世紀中葉突厥的同族——回紇西遷之後，經過幾個世紀與當地土著居民的混雜、通婚和民族融合，由於操突厥語的回紇人，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語言和人口數量，都在北疆和南疆占居優勢，因此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便在塔裏木盆地周圍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與回紇的民族淵源關係，史書記載是明確的。在人種上，由於現時維吾爾人仍為深目高鼻，故人種特征的遺存與承繼，也不難找到它與回紇人（突厥種）的遺存基因（即相同人種的重要標誌）。
注釋：
①載《考古》1984年第4期。
②載田廣金、郭素新編著《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一書，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③參閱《史記》卷九九《劉敬列傳》及卷一一○《匈奴列傳》。又，本文所注出處，凡二十四史均用中華書局標點本。
④參閱《漢書》卷九四《匈奴傳》下載郎中侯應之言。
⑤參閱《史記》卷九三《盧綰列傳》。
⑥參閱《漢書》卷五四《李廣附李陵傳》。
⑦參閱《漢書》卷五四《蘇建附蘇武傳》。
⑧參閱拙著《匈奴通史》，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14頁對匈奴俘虜漢人數目的統計。
⑨參閱《後漢書》卷八四《董祀妻傳》。
⑩參閱《後漢書》卷九十《鮮卑傳》。
(11)見《魏書》卷九五《鐵弗劉虎傳》。
(12)見策‧道爾吉蘇榮《北匈奴》一書第一章“北匈奴的墳墓”，1961年烏蘭巴托科學委員會出版，原文為新蒙文。
(13)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灃西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第138—140頁。
(14)奧地利學者鄂圖‧敏岑海爾芬（Octo.J.MaenchenHelfen）在他著的《匈奴人的世界》第八章《後裔》（種族）中說：“古人類學方麵的發現，僅能使死者的身體外形部分複原，卻無法知道他的皮膚、眼睛和頭發的顏色，也無法知道他的嘴唇和眼睫的形狀以及皮下的類型。”他還說：“不知為什麽，蘇聯的古人類學家幾乎都對死者的頭蓋骨特別感興趣。其實，身高對於種族鑒別也很重要。”敏氏此書1973年由英國倫敦加利福利亞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原文為英文。
(15)麥氏《中亞古國史》章巽譯本第六章“侵入歐洲的匈奴人”，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69頁。
(16)按北匈奴在公元91年西遷後，於公元374年擊滅居於今頓河以東的阿蘭聊人（阿蘭人），許多阿蘭人臣服於匈奴，並隨同匈奴人入侵歐洲。
(17)敏氏《匈奴人的世界》第八章《後裔》（種族）。
(18)林幹按：據文獻記載，林胡、樓煩二族早在商朝初年便已出現。春秋時活動在晉北（今山西省北部），後移徙至趙國北邊。趙武靈王（公元前349—325年在位）時曾把它們擊破。趙孝成王（前265—244年在位）時，北邊大將李牧降服了林胡（見《史記》卷八一附《李牧列傳》），從此林胡之名便消失了。樓煩在戰國後期仍在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活動，匈奴族在陰山一帶興起後，占領了“河南地”（即鄂爾多斯地區），樓煩遂臣服於匈奴（見《史記‧匈奴列傳》）。故“林胡、樓煩至戰國晚期已改稱匈奴”之說，於史無征。
(19)《漢書‧匈奴傳》載：“單於姓攣鞮氏”（攣音孿，鞮音低）。
(20)上述三批材料，第一批見《考古》1962年第11期和1965年第6期；第二批見《考古》1961年第12期和《文物》1961年第9期；第三批見《考古》1964年第1期。
(21)載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七編，中華書局1957年上海版。
(22)參閱《後漢書‧鮮卑傳》及《三國誌‧魏誌‧鮮卑傳》裴注引王沈《魏書》。
(23)參閱《考古》1965年第6期、《文物》1961年第9期及《考古》1961年第12期，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內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登載的陳巴爾虎旗完工古墓、紮賚諾爾古墓及伊敏河地區鮮卑墓的資料。
(24)參閱《後漢書‧烏桓鮮卑傳》及《魏書‧序紀》。
(25)參閱邵氏著《契丹女屍體質形態的研究》，載烏盟文物工作站和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合編《契丹女屍》一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6)參閱時氏著《三號墓契丹男性人骨的測定》，載同上《契丹女屍》一書。
(27)參閱張氏著《契丹女屍與男性人骨生前麵貌的複原報告》（載同上《契丹女屍》一書）。
(28)以上韓氏轉述前蘇聯各學者的論點，均注有出處，此處因文繁不俱引；下同。
(29)參閱《周書》卷五十《突厥傳》。
(30)兩《唐書‧太宗紀》載，太宗擊滅突厥汗國之後，一次就從突厥統治者手中贖回自隋末以來被俘、淪為奴隸的漢人達八萬口。《舊唐書‧突厥傳》上也載，武則天帝聖曆元年（公元698年），突厥在今河北省一帶虜去漢民男女八、九萬口。
(31)耿氏著《試論塔裏木盆地民族的融合和近代維吾爾族的形成》，載《新疆曆史論文續集》，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32)參閱甘肅博物館《酒泉、嘉峪關晉墓的發現》，載《文物》1979年第6期。
林幹 撰(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
《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7/05，1-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