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漢語中的北方諸族語言成分4

然而，一重親緣關係的存在，並不能排斥另一重親緣關係。在“音節”和“詞序”形態上，貌似截然不同的“漢語”和“北方諸族語言”間，或許有著不亞於“漢語”和“藏緬語”間的關聯。如，從基本語匯來看，漢語中的“陽”和“水”字，可能就是突厥語的hun和su，“嶺”字則是源自通古斯語的alin；而“泥淖”的“淖”，則是來自蒙古語的“湖泊”一字nuur。
“漢字係統”是從“象形字”發展出來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形”和“喻義”為本，也理當可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鮮、越南諸國將“漢字”使用了上千年，都是按他們自己的語言去“訓讀”的。因此，如果我們能確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訓，不僅可以追溯古代漢語的語源基因，還可以去判定漢字初造者們的族屬和語屬。
以“馬”、“木”二字為例。它們不僅是兩個基本的“象形字”，而且是兩個重要的基本“聲符”，由“馬”衍生出的“媽”、“嗎”、“螞”、“罵”，和從“木”衍生的“米”、“末”、“沐”等字，均從“明母m”。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造字之初，“馬”、“木”二字就是讀作ma、mu、mo的。為了確證這兩個具有聲符意義的漢字的語源，下麵謹作一個範圍稍廣的比較：

藏語 滿語 蒙語 突厥語 匈牙利語 楚瓦什語[62] 
馬 ta morin morin/at at lo lasha
木 shiin mo mod agach fa javas

從這個比較不難看出：突厥語和藏語與這兩個漢字是無關的；藏語的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匈牙利語的lo，大概與“驢”字同出；楚瓦什語的lasha，則與滿語的“騾”laosa有關；而隻有滿語和蒙語中的對應字，才與漢語中的“馬”、“木”二字有本質的關聯。盡管，我認為蒙古語的morin和mod，是借自通古斯語的；但是在這裏沒有必要去糾纏一個或許會引起爭議的個人見解。
中國古藉為“古代漢語”和“北方諸語”的關聯現象，也作了若幹相當有意思的隱性記載。例如，《爾雅　釋草》說：

卉，草。
?、?、華，榮。

作為一個象形字，“卉”表現了茂盛的叢草。“草”字在藏語中是tsa；在滿語中是or-ho（“斡兒和”）；而在匈牙利語中為fu。不難看出，漢語的“草”，與藏語的tsa有著淵緣；而“卉”則or-ho和 fu間有著接近或相同的音值；匈牙利語的fu，也應該就是從滿語的or-ho轉化來的。
《爾雅》又說：“?”、“?”、“華”，義“榮”，即“花”。我們不難識別“?”、“華”、“華”都是“花”的不同的寫法而已；而獨樹一幟的“?”（可能讀“伊”或“依”），則可能是滿語的“花”－“依爾嘎（哈）”（ilga /ilha）的縮音。我不想再討論“花”是否就是“哈”的轉音，但我必須指出上述諸字與藏語是絕對無緣的，藏語的“花”字是metoo。
《爾雅　釋天》還說：

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傳統文字學的解釋是，它們是上古各代“年歲”一詞的演變；“唐虞”則解作“唐堯虞舜的時代”。事實上，“夏”、“商”、“周”本是中原地區的領袖部落之名轉化成的朝代之名，“唐虞”是“堯舜”所出的部落，它可能就是春秋秦漢族名“東胡”，或宋遼金元時代族名“唐兀”[63]之異譯。與其說這幾個同義詞是發生在各個時代，還不如說它們是古代諸部落語言在中原漢語中的沉澱。
“年”字，蒙古語作ziil，即是“唐虞曰載”之“載”；而滿語作anen，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滿語的“歲”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夏曰歲”之“歲”，則是“楚瓦什語”之sul，。看來，“夏”和“唐虞”似為“蒙古語族”，而“商”和“周”則似“通古斯語族”。“唐虞”是“東胡”，而不是“堯舜”，但願不會被認為是個“離經叛道”的說法。
西方語言學者的豐富想象力予我們很多啟發；但時而也有走得太遠之嫌。例如，高本漢（BernhardKarigren）推定了漢字“卒”與藏字sdud-pa（讀tsha，義為“收集，聚集，聚結起來”）同源後；又進而推論其“士卒”之義，是來自“受強製勞動的男人群體”的意思。對此，就連包擬古（Nicholas C. Bodman）也有“離題太遠”的感慨[64]。
藏語的“士兵”是mermi，它與漢字“卒”是沒有什麽關係的。蒙古語的“士兵”作tsereg，“健壯”作cheereg；而匈牙利語的sereg一字，又意轉為“軍隊”。曆史上有安祿山“養……曳落河八千人”[65]的記載。tsereg、cheereg、sereg、“曳落河”等當同鮮卑語“車鹿會”一字，“壯士”之謂也，在原始社會裏“壯士”就是“戰士”，它們大概就是漢語中的“士卒”之“卒”字的來源。
除“太陽”（hun）和“水”（su）外，若幹“突厥語”的詞匯，也遺存在“漢語”中。“土”（toprak）、“車”（hoca）這兩個基本象形字，就與突厥語相關。“藏語”的chuu與“水”字也比較相近；“藏語”的“土”字saa，則是“沙”字的影子。但是，如果我們過分執著地要從“藏語”去尋找一切“漢字”源泉，不僅會舍近求遠，而且也會有失公允。
根據“車”和它的衍生字“載”的現代讀音，可以推測“車”的源音應該是在cha和chi之間，而“車”字在突厥語中為hoca，在匈牙利語中則為kocsi，它們的讀音都恰似“高車”，亦幾同歐洲語言中的coach。有匈牙利學者認為，這是匈牙利語匯對西方語言不多的貢獻之一。如果這種說法是可靠的話，或許我們已經尋得了coach一字遠在東方的“中原古代語言”的根。
上述的討論，對專門家來說失之疏略；於瀏覽者來說則嫌之艱澀。一個簡明的表列，或許能彌足雙方的要求：

漢語 變通字 藏語 滿語 蒙語 突厥語 匈牙利語
萬 chi tuman
花 ? metoo ilga / ilha
木 薪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鐵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氣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車 kolo hoca kocsi 
馬 ta morin lo
驢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頭 元、兀[66]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載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嶽 ri uul
山脈 嶺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雲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最後，我們不妨注意一下一個很有趣味的地理－語言現象：長江以南“河流”多以“江”為名；而長江以北則多以“水”或“河”為名。前者如：“珠江”、“湘江”、“贛江”、“黃浦江”等，後者如：“涇水”、“渭水”、“媯水”、“淝水”、“漢水”、“漳水”，或“黃河”、“淮河”、“汾河”、“桑幹河”、“滹沱河”等等。其實，“河”是蒙古語gol字之轉，而“水”則是突厥語su之本音。今甘肅臨夏地方舊名“河州”，當地使用蒙古語的“東鄉族”民眾，則以諧音稱之為“各州”。而今之哈薩克斯坦卡拉幹達地區有河名Sara-su，實即突厥語之“黃水”也。五十年前，上海郊區土話中的“江”字（讀gong）作形容詞時，可作大小“河流”解；例如，將“河魚”叫作“江魚”（讀gong-ng），把“河蟹”說成“江蟹”（讀gong-kha），還把“船”叫做“江船”。其時年幼，初入其地，莫明其妙；如今方知“江”、“河”、“水”，乃不同語言之裔字也。

一、 結論和思考
經過上述姓氏、地名、語詞的比較，我們應該會注意到若幹重要的現象，同時也會進一步思考一些基本的問題。
首先，“聲調”的確是彌補“單音節”詞匯的表義困難的一種手段，但也很難設想一種能夠表義的原始語言的基本詞匯係統，與生而來就是具有“單音節－聲調”特征的。事實上，不少藏語和古漢語的詞匯，也是“多音節”的；由於“多音節詞匯”的表義精度增加，自然也就可以免除對“聲調”的管製。當然，也有些學者極有見地地認為，人類語言的詞匯音節數量可能是由簡到繁的；還有學者認為“輔音叢”或“複輔音”的分化，是“多音節”詞匯形成的原因之一。
上古漢語是否具有“複輔音”的特征？我想這種人類語音中的常發現象，是不必否定的；但是也不宜將其“擴大化”。例如，不少學者認為宋景公之名“頭曼”，就是一個“複輔音”字t.rmog；但察明了“商部落”與“北方民族”有著同源的關係後，“頭曼”是通古斯語的“萬”字tuman，也就不奇怪了。事實上，孔子諸多弟子的姓氏，也都是無法用“複輔音”現象來解釋的。許多單音節漢字是“北方諸族語言”多音節字的簡縮，“萬”來自tuman，“馬”出自morin，即是兩個例字。這種轉化的原因：既可能是來自所謂“藏緬式語言”的影響；也可能是“象形文字”的反作用。總之，“中原漢語”多見的“一字一義一音”的特征，不少是“後天獲得性”的非自然現象。
其次，藏語作為一種較純的“漢－藏緬式語言”，它與南方漢語方言有比較接近的關係；加上“壯”、“侗”、“苗”、“瑤”等同屬語言，也都居於中國南方的地緣分布，使我們可以判斷（猜測）：它們的共有語詞和“單音節－聲調”的特征，可能是在中國南方地區發育成形的。而所謂“藏緬語”諸族，大概也是從長江以南地區朝西擴散出去的。中國南方古代居民向北方的遷徙活動，則是改變黃河流域古代部落語言特征的根本原因。
黃河流域古代居民及其語言，與“北方諸族”及其語言間的關聯，顯示“北方諸族”與“中原古族”是同源的。離開黃河流域的古代部落，保留了他們的祖先從中原地區帶出去的，具有較純粹形態的各種“原語”。這些遷徙活動，可能在現代人類的祖先到達東亞地區後，就沒有間斷停頓過。“愛斯基摩”人脫離“通古斯”部落群體，可能是發生在“數詞係統”產生之前，即是一個例證。最近發現的“紅山文化”早期遺址，可定在五千至七千年前，或許這也是“中原部落”進入“東北亞地區”的時代坐標之一。
“漢－藏緬”式中原語言，即“漢語”的形成和確立的時代，至少應該是發生在四千年以前的“史前期”，因為中國最早的曆史記載，就已經是用具有這種語言特征的文字寫成的。包擬古說[67]：

這種先藏語（按：指“漢－藏緬式原語”）的影響到底發生在什麽時候呢？公元前1027年周滅商的時間比它要晚，因為許多跟藏語有關的上古漢語詞在公元前13世紀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了。
周族跟這個影響漢語的先藏語部族可能屬於同一支，或者是有某種親屬關係的另一支，不過入侵中原的時間要晚一些。
再者，商代的漢語至少在句法和詞匯上跟周代好象並無根本的不同，而後者的語言已經見諸彝器銘文的許多材料，而且很早就用來書寫古典作品了。所以這個影響的年代不會遲於商代初，也許還要更早些。
　
鑒於藏緬語中許多語言的差異很大，我們隻得把共同語的時間定在非常遙遠的年代。但是由於現在假設一大部分漢語和藏語的共同詞匯是借用的結果，這就容許我們把（按：應指上古中原語言自“漢－藏緬式原語”借詞的）年代定得比較近一些，也許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的前後幾個世紀之間，對於解釋這兩種語言的相似和差異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時間深度。

他在這裏說出了一些重要的道理。如“漢－藏緬式原語”，即所謂“先藏語”對於古代“中原語言”來說是外來的。而“漢語”，即“漢－藏緬式的中原語言”中的與“藏語”共有的語詞，大部是“借用”的，而不是“同源”的。
但是，作為“借方”的各中原部落的語言，在受到“貸方”語言－“先藏語”的衝擊前，例如“商部落”的祖語，究竟又是一些什麽樣的語言呢？他是沒有把握來回答的。在上述的引文中，他還曾猜測“周族”可能是一支“先藏語部族”。其實，種種跡象表明，遠古時代的“夏”、“商”、“周”、“秦”等部落，非但不是什麽“漢－藏緬式原語”的載體，而是與“北方諸族”同源的部落。
那末，“漢－藏緬式原語”的衝擊，又是來自什麽方向的呢？包擬古在一條注解[68]中說，這種“先藏語”影響主要是來自西方的。這大概是從古今藏族一直居住在中國西部的現象，引發出來的一種地緣性的結論。其實，“藏民族”隻不過是使用“藏緬式原語”的古代諸族中，因為走得最遠而保留了較純淨的語言形態的一支人群－部落而已。那種具有“單音節－音調”特征的古代語言，對“中原古代語言”的衝擊，更可能是直接來自長江以南的“南蠻”諸族。這種語言的運動取向，與亞洲東部古代人類的由南朝北的遷徙態勢也是一致的。
我們明知“漢語”的“多源性”，卻隻說“漢語”和“藏緬語”有著共同的祖語，當然是不全麵的；而將如此龐雜的“漢－藏緬語係”的共同祖語（如果存在的話），又僅僅說成是“先藏語”，則更是欠妥的；然而，使用“先藏語”這樣一個名詞，隻是用現存表象去逼近（approach）曆史真實的一種“無奈”。我也勉為其難地造了一個“漢－藏緬式原語”（Proto Sino-Tibetan/Burmic-LikeLanguages）這樣的替代名詞，但仍然無法擺脫那種“緣木求魚”式的方法。
對於“前漢語”時代的中原語言的定名，也有若幹的困難。中原地區古代部落的“夷”、“狄”、“戎”、“胡”屬性，都表明他們與後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諸族同源。這些出自黃河流域的“北方諸族”的語言，已被西方語言學者歸屬為“阿爾泰語係”。然而，經過數千年的兼並融合，在這三種北方語言中，不僅連基本數詞都不一致，而且它們的許多“共有詞”也幾乎都是互借的結果；可見遠古時代中原地區的語言情況，還要大大地複雜得多，因此也很難設想它們隻有一種共同的祖語。雖然“阿爾泰語係”理論的基礎是如此地脆弱，它的影響卻又是如此的巨大；我有時也想就幹脆把“北方諸族語言”的中原祖語，稱為“阿爾泰式諸原語”（Proto Altaic-Like Languages）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