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漢語中的北方諸族語言成分3

“巫馬施”
與“巫馬”同源的“胡名”、“胡姓”隨處可見。《魏書》所記載的人名“務目塵”[56]，氏族名“侯莫陳”[57]；《新唐書》記載於闐王“姓尉遲氏，名屋密”[58]；宋代西夏民族則有“嵬名”、“訛命”等姓氏；《遼史　兵衛誌》則記載了“屬國軍”名“烏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這些人名－氏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維吾爾語讀“庫密”），西域古國名“胡蜜丹”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庫莫奚”一字。
我猜測後世的“宇文氏”，可能就是這個氏族。

“澹台訪鵜鼇?
“澹台”當是“拓特”，即“韃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稱黑龍江、鬆花江、烏蘇裏江流域的女真部落為“水達達”，亦可見“拓特”是個通古斯係姓氏。
“滅明”，北方諸族中沒有這個族名的顯性記載；但西域卻有“迷密國”，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國”，《新唐書》說：“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59]。
“澹台訪鵜鼇　』蛐磧Ω檬歉春閑帳稀巴靨胤弭秣”。

“閔損”、“樊須”
“閔損字子騫”之姓“閔損”，應即是“宓羲”；
“樊須字子遲”之姓“樊須”，可能是“伏羲”。
“宓羲”和“伏羲”，應同為族名“??”、“?羯”、“密須”之轉音。

“句井”
“句井疆”者無字。“句井”應同“沮渠”，即“女真”或“朱裏真”之異字。

“鄭國”
“鄭國字子徒”。“鄭國”，可能是女真語中的“申科岸”，亦即“鷹鶻”[60] 一字。滿、蒙兩族男子以此字為名者甚多。

“秦?”
“秦?字開”。“秦?”當是後世鮮卑係民族部落名“叱奴”、“醜奴”或“叱那”，即蒙古語之“狼”字。

其他如：“?單”就是“契丹”；“廉?”和“榮旗”應是“如者”；“有若”是“斛律”；“梁澶”即“落坦”；“樂咳”則是“術和”。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中原漢語”已經形成的“春秋時代”，曾為“商族”聚居的“豫東北”和“魯西南”及周邊地區的居民，仍然保留了“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征，這顯示他們的確與後世遠居北方的“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乃至“突厥語族”有著同源的關係。他們一定是在經曆過了外來部落及其“藏緬式語言”的長期影響，才轉化成使用“漢語”的“中原漢族”的。
春秋時代中原地區的語言可能還相當複雜，各部落語言的“漢化”過程也並不是同步進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語言，《左傳　魯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記載了一則有趣的相關故事。吳國被楚國戰敗，而告於盟主晉國，各諸侯在一個叫“向”的地方聚會，主盟的晉大夫“範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國的莒國公子“務婁”；他又懷疑“薑戎氏”泄密，而指責來會的戎子“駒支”；後者則作了一番頗長的辯解，其中言及：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這無疑說明，雖然那時“漢語”已經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諸戎”部落也積極參與了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軍事活動，但是它們所使用的語言，與中原諸國的主流語言仍然是不同的。當然，象“範宣”、“務婁”、“駒支”這樣的人名的出源也都可以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一、 春秋前後“齊”、“魯”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名
盡管，許多中原部落在遠古時代就逐個地離析出走了，有些則融合消蝕了，但它們仍然在黃河流域的留下了痕跡。在那些自“春秋”保留至今的中原地名中，許多就是“華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對於中原地區地名的研究，也是追溯古代中原居民族屬的又一重要手段。
引言中對黃河中遊“三河地區”的“地名”和“戎名”的討論，使我們了解到那裏的古代部落，與“北方諸族”有著親緣關係。而《漢書　地理誌》所記載的黃河上遊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肅慶陽、寧夏固原、陝北延安一帶的漢代地名，亦與“北狄”族名有著鮮明的可比特征。例如：

“烏氏”、“鬱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
“安俾” 即“阿巴嘎”，
“龜茲” 即“厥機”、“沮渠”，
“複累” 即“覆羅”，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獲” 即“回紇”，
“朝那” 即“叱奴”，
“獨樂” 即“吐如紇”、“同羅”，

如果在“齊魯地名”與“北方諸族族名”之間，也可以發現同樣的可比性，那將使整個黃河流域古代居民與“北方諸族”的同源關係，得以全麵展現。而這種比較也並不是難以實現的。
《中國曆史地圖集》，是在二十世紀中完成的一項重大學術工程。對照該書的各代輿圖，不難發現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記載數量有一個“飛躍性”的增長。它們中的大部分無疑是承繼於前代的，其中還有不少一直延續使用到現代社會。這顯然表明：從“春秋”起，中原社會的經濟和文化形態已趨穩定。下文用於比較的“齊魯”及周邊地名都摘自《中國曆史地圖集》。為了彌補疏漏，我們添以若幹戰國和秦漢時代地名，以及個別西域族國名，來強化這個對比。如：

春秋、戰國、秦、漢時代齊、魯及周邊地名 北方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鬱秩、夏丘、 兀者、兀惹、（焉耆），
尉氏、雍丘、於餘丘 
東阿、東牟、東垣、東昏、單父、 東胡、屠何，達斡爾，
堂阜、堂邑 
祝其、贅其、垂葭、曲池、曲成、 沮渠、厥機、主兒扯、
楚丘、渠丘 朱裏真，女直，
顓臾、丘輿、鍾吾、龜陰、壯武、 昭武、仲雲，
曲阜、曲沃 
取慮、昌慮、訾婁、鄒盧、陳留、 敕勒、叱勒，
巨鹿 
牧丘、馬涇、蔓葭、麥丘 ??、?羯、勿吉，
鹹丘、安丘 按出虎、安車骨、（奄蔡），
鮮虞、鮮牟、豕韋、司吾 室韋、失韋，
外黃、五吾、高魚、武垣、滑 烏護、回紇，
無婁、袁婁、緣陵、胡陸 斛律、烏洛侯， 
廩丘、閭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陰、符合（符離） 仆骨、婆萵，
符離（符合）、浮來（包來） 缽利曷、步六孤、（蒲類），
高唐、狐駘、邯鄲 烏譚、（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門、?瞞 悉萬、乞伏、（悉萬斤），
須句、石? ?狄、失吉，
高密、姑幕 庫莫奚、（哈密），
重館、長葛 鎮國，
逼陽、平陽 白羊、伯嶽吾，
京茲、長勺 （精絕）、（金積），
即墨、葭密、羈馬 吉裏迷、（且末），
夫鍾（夫重） 覆鍾，
夫餘 扶餘，
祝柯 術虎，
胡陽 呼延，
舞陽 兀顏，
不其 白狄，
夾穀 夾穀，

通過上述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若幹現象，並得到一些結論：
其一， 後世北方諸族部落名“兀者”、“東胡”、“沮渠”、“昭武”、“敕勒”、“??”、“室韋”、“回紇”、“斛律”等，對應著為數眾多的中原古地名，因此這些後來的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時代的中原大族。
其二， 被認為是“通古斯係”的部落名“兀者”、“沮渠”、“??”、“按出”，與“東胡－鮮卑係”的“東胡”、“室韋”、“昭武”、“敕勒”、“回紇”、“斛律”等部落名轉化成的地名，呈交錯分布。因此，它們的血緣和原始語言究竟如何區別？將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其三，地名“桑丘”在多處出現，它們與“襄丘”或“商丘”一樣，顯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魯國的“曲阜”，晉國的多個“曲沃”，可能都是源於族名“昭武”的地名；山東半島盡頭的“即墨”（應該讀作“即密”），與遠在晉西南的“羈馬”，相隔千裏。這些同源地名四處分布的現象，說明在遠早於“春秋”的時代，黃河流域曾經有過大規模的民族－部落的遷徙和融合活動。
其四，“中原地名”與“北方諸族族名”間的全麵對應表明：後世所謂“通古斯”、“蒙古”、“突厥”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方的胞裔。而“中原漢語”與現世“北方諸族語言”間的截然不同，則又表明：使用“藏緬式語言”的後來部落的不斷注入，是這種“古代漢語”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北方諸族”先祖的出走，則一定是遠早於“中原漢語”形成的年代的。

二、 語言比較的證據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變成”漢族“的中原古代居民，與“北方諸族”有著血緣上的聯係。如果我們能從“中原漢語”中發現“北方諸族語言”的成分，也將是這種聯係的重要證據。經過數千年的滲透和融合，北方諸族仍然使用著相當不同的語言，這些區別也必然是承繼於上古時代中原語言的多元性。因此，將“中原古代漢語”與“北方諸族語言”逐一比較，不僅是對“漢語”的“語譜分析”，也是解析“漢民族”內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現代語言學並沒有注意到上述的現象，西方語言學界是將“漢語”和“藏緬語”視為親緣語言的。所謂“漢－藏緬語係”諸語言，大部具有單音節詞根和每個音節都有固定音調的特征。盡管，這個理論幾乎完全忽略了“漢語”與“北方諸族語言”的關係，但它仍是一個具有堅實基礎的理論體係。“漢語”和“藏語”間的大量的基本語詞間的語音對應現象，構成了這個理論合理的內核，如：

漢語 變通字 吳音 藏語[61]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魚 ng /nyu nya
二 貳 nyi nyii 
太陽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 / 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沒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結束 卒 tsha
名 ming
誰 suu
氏族 ruu
鳥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盡管這個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經足以洞察“漢語”和“藏語”間的親緣關係。特別是漢語的“南方方言”與“藏語”，在“我、五、魚”，“貳、日、耳”，“四、死”，“雀、鼠”這些無關語詞間的語音“同構對應”現象，看來“藏語”與“南方漢語”的關係，要比與“北方漢語”的關係更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