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漢語中的北方諸族語言成分

古代中原漢語中的北方諸族語言成分
－從春秋時代齊魯地區人名和地名得到的啟示－

朱學淵

一、 引言
"語言"是"民族"認同的要素之一。"漢語"的形成機製，無疑是"漢民族"起源的關鍵問題。它的方言分布，為這個問題提供了洞察性的信息。以"北方官話"和"西南官話"所代表的"北方漢語"語音的統一性，表明它是一種傳播和融合性的語言；相反，在種類繁多的"東南方言"間，卻非常缺乏互懂性，這又顯示它們可能都是較孤立的原生性語言。有人認為，漢語方言之間的差異性，可與歐洲語言的多樣性相比擬[1]。然而，"北方漢語"卻又有著並不亞於"美洲英語"的統一性。後者產生於歐洲諸國大量移民的近三百年間；而"北方漢語"的出現，則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這種"大一統"現象，使我們猜測："北方漢語"不可能形成於人類之初，它必定是在一個漫長時期裏，由許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語言融合而成的。那時候，在黃河流域一定發生過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融合活動。
現代語言學是將"漢語"歸屬於"漢－藏緬語係"的，這種極具學術說服力的理論，使人們開始積極地注意"藏緬語"與"漢語"間的關係；但同時又使人們忽視了其他語言在"漢語"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實，在"古代中原漢語"形成前的時代，黃河流域的許多曆史、語言、人類的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首先，"中原居民"與北方"戎狄諸族"直接相鄰，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血緣上的聯係；其次，基於對地緣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應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緬式語言"的載體部落參與了"中原漢語"的形成。然而，"北方諸族語言"與"藏緬式語言"，又有著截然不同的語係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區各古代民族來去的方向，及其語言的"先後"、"主客"和"轉換"關係，將是認識"古代中原漢語"形成的先決條件。 
有許多證據可以表明，所謂"北方諸族"是在遠古時期從中原地區出走的。這些"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帶，因改營遊牧而獲得了巨大遷徙能力；所謂"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轉徙陝甘寧青，爾後再經河西走廊擴散至中亞、南亞、東歐地區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許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國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曆史中追溯到它們的始源；反之，"華夏民族"民族的許多語言信息，亦可以在歐亞草原上去尋覓它們的去蹤。"北狄"、"西戎"與"中原部落"間的這種同源關係，正是現世所謂"通古斯"、"蒙古"、"突厥"語的成分，在"漢語"中有著舉足輕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一些傳統觀念，非但無助於這些問題的認知，反而堵塞了人們的思路。首先，在沒有搞清亞洲東部人類的來去始末的情況下，就將"黃河流域"當作是"中華民族的搖籃"，而且一味地強調"漢民族"及其語言自北向南的擴散過程；從而完全抹煞了他們遠祖是來自南方，而且還不斷受到後續而來的南方民族和語言的影響的事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浙江的"河母渡文化"和湖南的"城頭山遺址"等考古發現，震撼了世界各國學術界，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農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長江流域有著更早的人類社會活動。其次，以現代基因科學為基礎的人類學的研究，也發現亞洲東部人類男性Y－染色體種類，自南向北漸趨單純的瓶頸現象[3]。這些考古學、基因－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重現了古代人類遷徙活動，這也為"漢民族"和"漢語言"的形成機製提供了線索。
然而，"語言"本身就是人類曆史的一種"化石"。例如，"族名"作為血緣的語音標識，可能產生於人類語言的早期發展階段。而"族名"（亦即"姓氏"）又往往會轉化為"人名"和"地名"。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峽兩側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愛斯基摩"（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申"（Aleutian）等，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渠"、"挹婁"。甚至在"阿拉斯加"一側的"尤比克語"（Yup'ik）中，還保留了為數不少的"通古斯語"的基本詞匯；但是，尤比克語中的"基數詞"不僅與通古斯語完全不同，而且還具有"五進位製"的特征[4]。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語"的"數詞係統"產生之前，這些"愛斯基摩"人的祖先，就帶著他們的"族名"，離開了東北亞地區的"通古斯民族"部落群體。
不少人企圖從"地名"去為"民族"尋根。例如，在滿、蒙地區就可以找到許多個"鮮卑山"，我們能否就認為它們都是"鮮卑民族"的發源地了呢？事實上，上古人類是不可能先為山川河流，而後為自身血緣命名的；這些山水地名不過是"鮮卑部落"遷徙活動的遺跡而已。同樣，人們尋找"族名"的語義，也往往是徒勞的。象"愛新"（通古斯語"金"）、"阿巴嘎"（通古斯語"天"）、"叱奴"（蒙古語"狼"），這樣一些保有語義的族名，是為數不多的。"語種"的湮滅在曆史上從未休止過；然而，人們卻並不因為語言的更替，而輕易放棄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語言的興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喪失了它們曾經有過的含義；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華夏"這樣的族名的語義的努力，還不是統統都歸於失敗了嗎？
由原始"族名"發展而來的"地名"和"姓氏"，無疑是人類語言最深層的沉澱；由於它們大部分沒有語義內涵，因此也不再遷就語言的遊移變幻，從而成為語言中較穩定的語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屬、語屬信息，是曆史語言學的最基本的研究內容或方法。而中國曆史又恰恰在這些方麵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記載。
例如，《逸周書　王會解》，就是一部較準確地記載異族族名的先秦古藉。在該書的"伊尹朝獻篇"中，記載了："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纖犁、其龍、東胡，……"等族名，其中"大夏"、"東胡"、"匈奴"、"月氏"等，皆世人熟知的北方大族；而"貌胡"、"莎車"、"旦略"、"戎翟"、"樓煩"、"纖犁"和"其龍"等，則是屢見於史載的族名"??"、"?狄"、"同羅"、"如甲"、"術和"、"敕勒"的異寫。惟"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似不顯見於後史記載。
其實，"空同"和"姑他"，很可能是兩個同源的族名。《晉書》的"烏譚種"[5]；《魏書》的"渴單氏"[6]，和"柔然"初附之"紇突鄰"[7]部；遼代"五國部"的"越裏篤"[8]，可能都是它們的變音。《漢書》記載的"塞種"部落"捐毒"或"尉頭"[9]，則可能是它們遠涉中亞的同源族類。"於闐"或"和田"，又是這些部落在西域聚居而形成的族國名。是《史記》最早記載了"於闐"[10]，《大唐西域記》和《新唐書》也都提到過它[11]，《秘史》將其作"兀丹"[12]，《元史》則作"斡端"或"忽炭"[13]。實際上，中原地名"邯鄲"、"洪洞"、"滹沱"，都是它們最恰當的對音。從這兩個族名的語音解析，我們或許可以瞥見源自中原的古代人類部落，在整個歐亞大陸上的流動狀態。

"中原地名"與"北方族名"之間的關聯，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史記》的"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14]的"三河"地區，必是"華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時，那裏有"北虢"、"東虢"、"大鹵"、"曲沃"、"令狐"、"羈馬"、"狐廚"、"篪祈"等地名[15]，它們顯然與"仆骨"、"東胡"、"同羅"、"昭武"、"術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對應。又如，中原"戎"名"揚拒"、"伊雒"、"陸渾"、"?瞞"、"皋落"等[16]，又與"按出"、"挹婁"、"術和"、"悉萬"、"斛律"對應。這些關聯現象，不僅是北方諸族出自中原的證據，也是確認中原古代居民族屬的判據。
應該說，一些與先秦人名相關的語言－族屬信息，也一直沒有為人們所重視。例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7]，是否就是蒙古語中的"夫人"－"合敦"一字呢？又如，"商王朝"的直係後裔，"宋國"的末代諸侯"景公"名"頭曼"[18]；一個匈奴單於[19]之號，亦為中原王公之名，莫非遠在漠北的某些"匈奴部落"，與世居中原的"商部落"是同源的嗎？再如，在與"北方諸族"打了數千年的交道後，我們或許會聯想："東郭"、"東方朔"、"孟嚐君"、"扶蘇"、"胡亥"、"伍子胥"、"無忌"這樣的一些古代人名，可能就是由"屠各"、"東胡"、"??"、"密須"、"回紇"、"兀者"這樣的族名轉化而來的。而《史記　秦本紀》所記載的："大費"、"蜚廉"、"太幾"、"大駱"、"奄息"、"到滿"、"烏獲"、"孟說"、"白起"、"惡來革"、"百裏奚"、"?裏疾"等人名，則無一不是"胡名"、"胡姓"[20]。
當然，對"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會涉及漢語古代語音問題。清代以來的中外文字語言學者們對先秦語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韻》係統上從事反推。一些學者客觀地指出，作為規範漢語語音的一種努力，《切韻》等書也把許多"古音"抹煞掉了[21]。要重現這些"古音"，選取一些非漢語的對照係統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梵語和漢語的譯音比較，曾對認識唐代語音起過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語和漢語間的比較，則劃時代地推動了漢－藏緬語係在發生學意義上的研究。而近百年來，西方曆史－語言學者對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懷有極大的學術興趣。例如，蒲立本（E.Pulleyblank）在他的《上古漢語的輔音係統》一書中，就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和田"、"焉耆"、"龜茲"、"且末"、"蒲類"、"拘彌"、"貴霜"、"奄蔡"、"烏弋山離"[22]、"丘就卻"這樣一些譯名的音值；西方人很精明地看到，從中可以發現上古漢語的一些語音線索。
事實上，對先秦文獻記載的中原人名、地名，與曆代北方族名、人名的比較，不僅具有"語音學"的研究價值；我們還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去更深刻地去解析"漢民族"極其語言的融合成分。

二、 春秋時期齊魯地區住民的族屬分析
相對於"夏"、"商"、"西周"三朝來說，"春秋"是一個仕農工商全麵發展，文化教育長足進步時代。而春秋時代的"齊魯"地區，又是中原農業文明的中心，《史記》是這樣地描寫那裏的經濟文化的狀況的[23]：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有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24]。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吝，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象孔子這樣的一位"專業"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現在魯國地方，是齊魯地區的經濟發展，帶動文化教育事業的必然結果。
西周的"宋"、"衛"、"魯"三國，是"商王朝"的故地，其居民自然多是"殷之餘民"[25]。孔子的家鄉"曲阜"，是周公的封邑，魯國的都城。史載說："魯國，古奄國"。而"魯國"亦稱"商奄"，那是因為商王"南庚"和"陽甲"兩代都"奄"的緣故[26]。"南庚"與女真姓氏"粘葛"[27]，"陽甲"與族名"弘吉[剌]"很接近；學界一般也認為"商族"與"東夷係"（通古斯係）民族的淵緣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正是他們創製了"甲骨文字"，這於"漢民族"及其語言的形成來說，是個至關重要的裏程碑。
《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所記載的孔子的七十七個平民學生[28]，都是出自"商奄"周邊諸國，他們的姓名則為我們檢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屬，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姓氏標本。孔子的這些弟子的姓氏，與後世漢族"張、王、李、趙"式的姓氏大異其趣，它們無疑都是一些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這些姓氏與北方諸族族名的相似性，則又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與中國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實。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於孔子學生中的含"公"諸姓。基於這些姓氏與北方諸族族名的比較，我們歸納和推測了古代姓氏中"公"字的音值。在各種科學方法中，"猜想"（conjecture）是一種重要的"假設"手段，它不一定能為"推理"（deduction）的方法所求證，但卻為無數的事實所肯定[29]。現代語言學者關於漢語古代語音的諸多"構擬"，即是使用這種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