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裏都不是故鄉 外國

哪裏都不是故鄉 外國"紅"孩子的中國人生 文章來源: 南方周末 於 2005-10-13 14:58:15 敬請注意: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哪裏都不是故鄉 外國"紅"孩子的中國人生 南方周末 他們在青年時期反對自己的父親，在成熟之後又在很大程度上延續父親選定的生活。他們走過了“中國—母國—中國 ”的人生. 1968年的一天，在北京友誼賓館，當父親維克托·奧喬·戈麥斯試圖召開家庭政治會議時，13歲的魏克托抗議說：“你瘋了。”可是如今，魏克托自己已到知天命之年，終於與往事和解。“現在我尊重我爸，”他開始理解父親的選擇， “他虔誠信奉毛澤東的思想。” 在北京友誼賓館，在20世紀的不同時期，當一些外國人帶著他們左翼政治信仰來到中國時，他們參與紅色中國的各項工作，並被稱為“外國專家”。按照魏克托的說法，他們的孩子，如今留在北京的還有250人左右。 這些“外國小孩”們都走過了相似的心靈軌跡。他們在青年時期反對自己父親，在成熟之後又在很大程度上延續父親選定的生活。即便曾為中國文化和生活所困擾，他們最終仍然回到了中國。 “我們要到毛澤東的國家去了” 在北京友誼賓館裏居住的“外國專家”的各個家庭，都是像螢火蟲一樣被吸引到紅星照耀的中國來的。“感慨是一回事，”如今，過著標準的北京市民式生活的柯魯說，“信仰是另一回事。” 作為著名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戴維·柯魯克的長子，柯魯清晰地記得，到了耄耋之年，父親對於自己的傳奇一生也不無恍惚之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柯魯、馬凱和鴻崗三兄弟曾與同伴魏克托一起，反對住在這座賓館裏的父親們。那時他們不喜歡“文革”，不喜歡蕭條和混亂，也不喜歡呆在中國。 可是所有這一切齟齬，自1980年代中國開始擁抱市場經濟時起，就統統消散了。“如果當初不來中國，我的一生會怎麽樣呢？”晚年的戴維·柯魯克對長子柯魯說，“我在這裏呆了幾十年，中文還是講不好。”柯魯能夠感到，父親是在藉此表達自己對於人生的些許遺憾。從這時起，他對父親的一生就全部理解了。 戴維·柯魯克的一生，在他的兒子看來，始終受到1930年代國際政治的強烈影響。他是英國人，既加入過英國皇家空軍，又參加過西班牙國際縱隊，後被埃德加 ·思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記述所吸引，接受共產國際委派而來中國，最終真的成為了這些中共領導人的部屬。 當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外國專家們陸續遷出北京友誼賓館。至少花了10年時間，晚年的戴維·柯魯克才自己說服了自己：走向市場經濟，是追求共產主義目標的必由之路。最終他相信，中國仍在革命，而且將沿著這條曲線到達終極理想在已經長大成人的外國小孩們看來，這種茫然反而拉近了自己與父親的關係——以往，父輩的情感更多地投入到政治中去，常常被一些觀念和詞語遮蔽，令孩子們無所適從。 高天露也注意到了父親晚年惆悵的一麵。“當初我離開美國就是為了避開泡泡糖和可口可樂，但是現在中國全都有了。”1980年代，她的父親，費蘭德在家裏開玩笑說。 費蘭德醫生是一個熱情而有修養的美國人，對人頗為溫和，卻不容任何人對其左翼信仰加以懷疑。他因從事黑人民權運動而被剝奪了美國國籍，自從1960年來到北京後，就放棄了自己的醫生生涯，先後在新華社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從事外宣工作，他認為自己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 1989年夏天，費蘭德因病去世。在其生命的末尾，信奉自由經濟的高天露和哥哥不再跟他爭論，也不提起外麵正在發生的新聞，讓他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費蘭德在遺囑中說，想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五個字，“為人民服務”，用毛澤東體。 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高天露和哥哥讓父親得到了理想中的墓碑。在對碑文的讚賞方麵她對父親毫無異議。 另一個外國孩子，來自秘魯的莫沫，也這樣說起自己的父親胡安·莫裏略——一位用母語寫作的小說家和對外宣傳工作人員：“改革開放之後他開明了很多，但是本質上還是信仰左派思想。” 莫沫提起了德國電影《再見，列寧》。像那部電影中的“兒子”一樣，在通常所謂的“國際風雲”方麵，她也有從不與父母談論的事情作為一個服務於境外電視台的記者，她曾私下架起攝像機，采訪自己的父母。在鏡頭前麵，父親既驕傲又感慨，母親則哭了。 “這也許和理想無關，隻是歲月本身帶來的感情，”她說，“也許是吧。” 不過，在1979年，莫裏略夫婦對中國的向往卻是堅定不移的。莫裏略的母親是一位華裔女人，但她當時並沒有對莫沫強調，那是她的外祖母的國家，而是說：“我們要到毛澤東的國家去了。” 莫沫對這個名字有印象。1976年，她曾在利馬隨父母參加過一次特別的追悼會，逝者的名字令人如雷貫耳，卻沒有誰見過，他就是毛澤東。至今她仍保有7歲的記憶，那天有很多人哭泣。 如今，像很多外國小孩一樣，莫沫還記得自己初到北京時的震驚。在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她10歲，在前來迎接的小汽車中用西班牙語喃喃自語“中國”一詞，看到的是一片陌生的景象：公路兩側除了一望無際的玉米田之外一無所有，似乎是一個荒無人煙之地。 “我們在中國的生活都是這麽開始的，”魏克托說，“父親很高興，我們什麽都不懂。” “好像哪裏都不是故鄉似的” 中國不夠舒適，祖國則不夠親切，“在很長時間裏，中西兩種文化我們都不適應，”高天露說，“好像哪裏都不是故鄉似的。” 在17歲第一次去英國之前，柯魯基本上已經成長為一個標準的北京土著。盡管他從小就很明確，自己是外國人，可當時他不說英語，也根本不知道外國在哪裏。除了1957年曾隨家人短暫回訪加拿大期間見識了很多從沒見過的東西，包括動畫片和尼亞加拉大瀑布，意識到世界別有洞天之外，他並不認為自己呆在北京有什麽不妥之處。 1966年，戴維·柯魯克一家去英國呆了4個月。對於正在風行倫敦的“反文化”他印象深刻。他清晰地記得那是甲殼蟲樂隊的第一個高峰期。 這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隨形的日子。柯魯總是怕被人們識破自己並不是英國人。在倫敦他短暫地上了一段時間學，讓他對於自己在英國生活的種種設想統統破碎，“一下子心就涼了”，他發現自己身上帶有明顯的紅色中國的印記，與英國同學們格格不入。 1973年柯魯得到機會再次返回英國。他和弟弟退掉了中國政府給的機票（圖片-新聞-網頁），用換回來的錢，經過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國，一路乘坐公共汽車返回英國。在倫敦，他在一家零件工廠短期打了一段工，這段經曆讓他徹底陷落到了沮喪當中。他突然發現英國工人的口音、文化都跟別的階層完全不一樣。他覺得他們沒有什麽文化，除了性、酒精和足球之外別無喜好。中國的工人看《參考消息》，英國工人則看黃色雜誌。柯魯恐懼地意識到，自己如果回到英國，就很可能要過這樣的生活。那時他思考問題時還用北京話：“哎喲，可別一不小心栽在這兒了。” 柯魯缺乏進入更高階層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身上已經打上了鮮明的中國烙印。“我感到英國年輕人無拘無束，口才極好，”他回憶說，“我自己雖然也是英國人，卻表現得古板笨拙。” 對這些外國小孩來說，中國不夠舒適，祖國則不夠親切，後者的豐富和繁華的往往使他們緊張不安。 “在很長時間裏，中西兩種文化我們都不適應，”高天露說，“好像哪裏都不是故鄉似的。” 高天露1967年出生在中國，在北京西頤小學上學的時候，她經常被欺負，原因僅僅是她長著黃頭發。直到現在，她也不許家裏的保姆使用墩布，因為那時曾被人用墩布杆打過。 當時走在街上，滿街隻有她和哥哥兩個小黃毛。他們去王府井的時候，交通為之堵塞，人們圍觀的場麵壯觀而可怕，他們不敢移動，隻好看著密密麻麻的人群擠過來，圈子越來越大。 高天露想成為中國人，希望能夠跟大家一樣。在上小學二年級的一天，她躲到公用廁所裏，用墨水把頭發抹成黑色，當她走出廁所時，立刻受到熟識的同學的嘲笑，上午做課間操時又出了汗，弄得滿臉墨水，成了學校裏一個著名的笑柄。 而對莫沫來說，到中國來，最初意味著一種解脫。在秘魯，身為知識分子的父母送她去一所富人學校讀書。當時的秘魯早已是“拉美化”的典型國家，貧富差距拉大到荒誕的程度，這所學校的小學生們因此而熱衷於炫耀財富，讓莫沫恐懼於被人發現自己不是生於富人家庭這一事實。 在大家都一樣窮的中國，她終於感到了幸福。她剪了頭發，穿上打補丁的褲子，當它短了的時候讓媽媽在褲腿處接上一截兒。夏天裏，學校組織大家到豬圈裏去挖蒼蠅蛹也令她快樂，因為同學們被分成不同的小組，自己的組挖得多，她亦與有榮焉。 她加入了少年先鋒隊，當上了小組長。可是，學習成績卻成了在秘魯始終是班級第一名的莫沫的噩夢。中文不行，課程自然跟不上。另外，在政治考卷上看到“請你寫出你對上一段話的理解”時，她竟然會寫上自己的理解而非標準答案。上到初二時她終於絕望了，放棄了做第一名的夢想，決心做一個好的少先隊員。在學習雷鋒活動中她做了不少好事，給暖氣管刷銀粉的活動中她表現出色，乒乓球比賽她積極參與，學校運動會的400米比賽她獲得了冠軍。 可是她仍然得不到周圍人群的承認。憤怒終於開始了。1983年，莫沫鑽進了學校的防空洞。為了長久地留在那裏，她把父母給的零花錢都用來買電池，以便手電筒支撐得更久。在封閉的洞穴裏，她與少數幾個同樣孤獨的朋友長久地談話，以避開上麵的真實的中國。 有些東西不冒險就不能體驗 陽光，狂暴，陰鬱，青春。魏克托和一個外國同學把語錄歌改編成拉丁節奏來唱。高天露逃回家裏聽古典音樂的唱片。莫沫和北京的叛逆的孩子們在紫竹院溜冰場相聚，聽著音樂，蹬著四輪鞋，在沉悶的生活中飛馳而過。 1968年4月，維克托·奧喬·戈麥斯來到北京，接著又接來了妻子和4個年幼的兒子，其中一個憤憤不平。在青年時代，戈麥斯喜歡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委內瑞拉中央大學學生會的一個“頭頭”。他自1963年起就投身於革命運動，身為4個孩子的父親，卻全靠母親供養。他到中國來既是出於對這個國家的期待，也是為了離開1962年通過政變上台的親美軍人佩雷斯·戈多伊政權。到北京後他平生第一次擁有了一份工作，在新華社的對外宣傳部門翻譯稿件。他的薪水非常高，每個月有550元的進項，當時毛澤東的工資也隻有300多元。 魏克托就是那個憤憤不平的孩子，他當時13歲。這一年是決定魏克托命運的一年，也是世界曆史的十字路口。這一年蘇軍坦克開進了布拉格，巴黎的大學生們在“紅五月”運動中消耗著青春。 他的家人在北京友誼賓館的房間裏掛著毛主席像，魏克托不喜歡當時的那幅。他想足了辦法，後來換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他覺得這幅構圖更好。 通過學唱“毛主席語錄歌”，魏克托學會了最初的中文。他和一個外國同學把這種歌曲改編成拉丁節奏來唱，直到老師非常生氣並表示自己受到侮辱之後，他才感覺到事情有多麽地嚴重。 父親把“文革”時期的種種做法帶到家裏來，魏克托很不喜歡。戈麥斯試圖召開家庭政治會議，魏克托抗議說：“你瘋了。”可是這種家人之間的“學習和鬥爭”還是會如期召開。 不過，魏克托還是在友誼賓館度過了美妙的青少年時光。友誼賓館的帶有5米跳台的露天遊泳池，每當北京夏日曝曬，它的藍天碧水宛如人間天堂。頤和園裏有一家隻對外國人開放的餐廳，魏克托有時也去玩。盡管這隻是一項小小小的“特權 ”，不過能夠享受到終歸令人快樂。 並不是每個小孩都如此樂觀地生活在友誼賓館，尤其是“文革”年代。“隻有走進自己家門才會安全。”父親費蘭德喜歡音樂，家裏有很多古典音樂的唱片，高天露沉浸其中，“那是一種太大的逃脫。” 費蘭德的夫人季麗政是意大利人，有中國文化和藝術的兩個博士學位，在“文革”中耳濡目染的各種非理性事件，“ 我母親激著了。”高天露說。母親有時候會與父親吵，其實父親也不是“文革”的支持者。費蘭德自己從不參加各種政治運動，也禁止高天露和她的哥哥安地參加。他支持革命，但是認為革命必須像甘地那樣拒絕暴力。 “文革”結束幾年之後，“外國小孩”們仍然受困於沉鬱的生活。後來他們漸漸意識到，有些東西不冒險就不能體驗。 1980年代，北京的叛逆的孩子們會在紫竹院溜冰場相聚。終於有一天莫沫也去了，立刻愛上了那裏。到處都是比她大一點兒的孩子，穿著喇叭褲，係著顏色鮮豔的圍巾，男孩燙著大波浪，聽著音樂，蹬著四輪鞋，在沉悶的生活中飛馳而過。還有幾次她去了地壇公園的溜冰場，那裏更瘋狂，快速滑行中大家手拉著手。 這裏的男孩子比學校裏的有意思，人也並不壞，總聽他們說打架，其實沒見誰打過。溜冰場上的一個男孩一度跟她比較親近，可是突然間，這個人不見了。最終有一天她找到他家問他是怎麽回事，他也沒有明確回答。十幾年後，當她再回中國，某一天在街上被人叫住，她立刻認出了他。這時他才說，那時有人找到他和他的父親，不許他與外國女孩走得太近，他的父親對他大發雷霆，他的母親則哭了起來。 1985年的一天，胡安·莫裏略隨口嘲笑女兒的出國夢：“現在有一個機會去美國，你去給我的一個朋友的孩子當漢語家教吧。”莫沫沒有回答，暗自決定與幾個朋友而非父母商量此事，事實上她已下定決心，一定要離開此地。 “這個無所畏懼的新世界啊” 魏克托是為求學而回到中國，高天露和莫沫則是為了照顧父母而歸來，最終他們漸漸接受了這個“新世界”，留在了北京。與他們不同的是，柯魯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麽要返回中國。“不知道為什麽，突然間就開始想念中國。” 最終，他們又都回到了中國。柯魯走上了與父親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是北京一家公司的總經理。高天露，38歲，現在擔任北京蒙德梭利幼兒園的園長、教育法國國際推廣協會副主席。莫沫為一家境外電視台服務。魏克托則在北京開辦了一家建築師事務所。 如今，魏克托已經在中國生活了37年，講話時滔滔不絕，表情生動，非常熟練地使用京罵，可是無論是自己認為還是在別人看來，他仍舊是一個典型的南美人。他對中國的觀察精確但不深刻，比如認為中國文化的弱點是“起哄”。 魏克托認為父親戈麥斯並不了解中國。他舉例說，父親初到中國時的辦公室裏就有一男一女兩個同事，可是當兩年後他離開時，竟然還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一對夫妻。“他連中國人的表達習慣都不了解。” 魏克托的人生觀，類似於中國人所謂的“明智的犬儒”。他保留著與父親戈麥斯的“對抗”遊戲，在越洋電話中與後者半開玩笑式地爭論各種政治問題。“美國霸道不霸道你管它幹嘛，把自己的事兒幹好不就得了？”“我喜歡現在的中國，比你喜歡的那個好一千倍。”同時，他保留著青春時期的習慣。在北京市昌平區的別墅裏，他一邊接受采訪，一邊聽著前一天晚上剛剛從美國寄到的CD——保羅-麥卡特尼9月13日剛剛推出的新專輯《ChaosandCreationintheBackyard 》。 上了年紀的父親，在委內瑞拉開了一家“東風書店”，專門售賣毛澤東著作。但用來養家糊口還是不夠。魏克托不喜歡現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既認為泛拉美化的民族主義有害無益，也擔心這個石油國家變成下一個伊拉克（圖片-新聞-網頁）。他的父親則對查韋斯青睞有加，因為後者與他一樣，也是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在北京之行37年之後，他終於在萬裏之外的熱帶祖國收獲了一個複蘇的夢。 莫沫的父母仍舊在北京生活，但北京的生活再也不同往日。 1985年，莫沫到了紐約，開始學習美術。在精神層麵中她仍然是一個打有鮮明的中國印記的女孩。她會在超市裏竊笑美國人多麽愚蠢，同樣是餅幹，竟然有不同的牌子，價格也不同，“誰那麽傻，會買貴的呢？”她不熟悉拉丁歌曲，但是對台灣校園歌曲喜愛有加。當她去香港時，就買幾盤最新的磁帶，拿回來給大家聽。兩年後她回到秘魯，在天主教大學繼續美術課程——在那裏的預科班裏，她終於搞懂了何為市場經濟——直到1992年因為秘魯國內的混亂而再次離開。這一次她之所以決定再來中國，實在是因為不相信自己在這裏的運氣會始終那麽糟糕。 她再次感到震驚，因為中國變了。她吃驚地讀到王朔、徐星和劉索拉的小說。中國的進步令她眩暈。突然之間，原本被看作是怪物的外國人在北京大受歡迎。不斷有陌生人走過來想跟她談生意：你是秘魯人？你有木材嗎？你有沒有石油？ “很多‘外國小孩’回到中國，並不一定是因為喜歡或者習慣中國，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快，”莫沫這樣認為， “這是實在的情況，中國的錢比較好賺。” 同莫沫一樣，柯魯也提到了勇敢。這位雇傭了100多名員工的總經理的觀念與很多中國民營企業家非常相近，認為向社會提供就業機會就是一種貢獻，而不必非去幫助他人不可。對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對於缺乏約束和公正的市場經濟，他引用了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米蘭達的一句台詞來加以說明，“這個無所畏懼的新世界啊！” 魏克托是為了到清華大學讀土建專業而回到中國，高天露和莫沫則是為了照顧父母而歸來，最終他們漸漸接受了這個 “新世界”，留在了北京。如今，高天露持有美國國籍，而父親最初來中國時，卻正因從事黑人民權運動而被剝奪了美國國籍。她已經成了一個基督徒，父親則不信仰任何宗教。她信奉自由經濟，父親則喜歡計劃經濟。不過她認為，自己與父親的生活就像是一個首尾相接的循環，而不是簡單的彼此矛盾。 與他們不同的是，柯魯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麽要返回中國。 1973年在英國一個零件廠打工後返回中國，他決定尋找一下通往美國的路。除了封麵上印有毛澤東頭像的中學畢業證書，他在學曆方麵一無所有，而美國的學校居然同意邀請他。 與初次接觸一個中國人相比，與西方人的初次見麵反而讓他感到不自然。他缺少揣摩和評估一個西方人的能力。他很容易判斷一個中國人的素質和能力，卻經常高估西方人。 在美國麻省大學，他讀了兩年教育學，又在斯坦福大學學習中國曆史專業，直到博士畢業。往日在北京的艱難歲月，促使柯魯與妻子下定了“紮根”美國的決心。在波士頓他們買好了房子，做一些關於中國的商業谘詢工作。到了1985年，他終於還是回到了北京，回到紫竹橋邊，喝花茶，吃冬棗。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不知道為什麽，突然間就開始想念中國。”他遺憾的是，“中國人不會承認一個在中國居住了很久的白種人也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