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中國的四位知識分子：錢學森、郭沫若、誓死不屈的馬寅初、鐵骨錚錚的梁漱溟
一、錢學森欠道歉
錢學森，對前來探望他的溫家寶總理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
提出的問題真是太大。大到讓溫總理立刻約見了6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提出錢老的問題。幾位校長的回答是：老師不行……不是大學出問題，是基礎教育出毛病了……。
各大學校長的回答顯然沒有點出症結所在。實際上，正是錢學森本人，在五十年代時被極權所擺布的的一些作為，就足以回答這問題。
錢學森1958年分別在《人民日報》和《知識就是力量》上撰文，以科學論證的方式，宣稱糧食畝產幾萬斤是完全可能的。另外，網上又有網民貼出錢氏在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論證一畝地可以生產160萬斤蔬菜。
錢氏當年的文章，「科學」地論證了毛澤東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在哄抬、謊報、浮誇風吹刮下，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李銳在《反思大躍進》中，記述毛澤東說，他是「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畝產萬斤的。」
錢學森逝後，他的這些舊賬被網民翻出來，許多人認為錢應為大躍進災害負一部分責任。然而，筆者想到的，是錢剛回國幾年，在那種革命熱氣騰騰，政治熱情鋪天蓋地的氛圍下，寫出並非他本行（他絕非農業專家）的「科學」文章，實際上是一個科學家被極權政治所擺布的作為。他可能是奉命，可能是領會最高領導的意向，可能身不由己，總之他是在那種政治環境下失去了自我的獨立思考，以致插手到他不了解的知識領域。
專權政治之下，人會失去自我，因為個體在這樣的政治製度下是沒有價值的。人民，在掌權者眼中，隻是一堆數字。
內地網民有人認為錢學森應為1958年那幾篇也許害死許多人的文章道歉，但真正應該道歉的是掌權者，是執政黨。如果做出了這麽多的殘民禍事，一句道歉都沒有，隻能說這是一個缺乏包容、扼殺自由精神的國土。中國現在老講「科學發展觀」，卻不知道科學精神之一是有錯必糾。沒有這種精神隻能產生出技術人才，又怎能培養出真正傑出人才呢？
錢學森確實欠一聲道歉
錢學森走了，大陸舉國哀悼，應在意中。但有一位國防大學原副校長王文榮題詞稱：「人們應當學習錢學森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精神。」卻不無可議之處。
高產衛星匪夷所思
五十一年前的大躍進，正是這位一九五六年大陸首屆自然科學一等獎獲得者，連篇累牘地在《人民日報》和《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撰文，言之鑿鑿地宣稱：糧食畝產幾萬斤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以〈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為題，報道位於河南省遂平縣的該社實現小麥畝產三千八百二十一斤。而「放衛星」這個高產專用詞也隨之不脛而走。
半個世紀後的○九年三月間，發出這篇報道的新華社記者方徨接受媒體的采訪，她回憶表示，當時在基層應該說沒有人會相信這個數字，但是絕大多數人選擇了保持沉默。
這顆小麥高產衛星實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雖可捂住，民眾心中的疑團卻無法排解。正當此時，錢學森出場了。
為畝產萬斤作論證
放出「衛星」後第四天，時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論證：
「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份製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這並不是空談。」
錢學森緊接著又撰寫了〈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一文，刊於《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從專業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
「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九十四萬斤碳水化合物……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六分一，這就是說，單位麵積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十五萬六千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隻有一部份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麵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七萬八千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百分之二十五，那麽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五萬八千五百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三分二的折扣，那麽平均畝產量是三萬九千斤了。」
他背離了科學精神
錢氏真不愧為全球頂級科學家之一，上述計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無懈可擊。
不言而喻，錢學森的論文反響強烈，有了如此詳盡而科學的「論證」，各地的農作物衛星相繼上天，水稻最高畝產達十一萬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於糧短缺，一九五九年起廣大鄉村爆發大麵積饑荒，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間餓殍載道，死者不下三千七百萬人。其間甚至出現了「人相食」，令劉少奇為之憂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毛與周小舟、李銳等人於七月十一日夜談時說，「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峯，還有錢學森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亂想起來。」筆者認為此乃毛推諉卸膊的遁詞。讓錢學森承擔大躍進或放衛星的曆史責任顯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麵背離了實事求是，理應道歉。
有論者稱，錢氏「度過了一個壯麗而偉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許隻剩下這一個道歉他所欠的，或許隻剩下這一個道歉」。誠哉斯言！（他應當為餓死的三千多萬同胞道歉！）
二、隨風倒的郭沫若
1976年，毛澤東逝世，隨後，“四人幫”被捕，興奮和憤怒交織中的人們無不歡天喜地。郭沫若於10月21日在《解放軍報》發表《水調歌頭·大快人心事》：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僅僅在五個月前的5月20日，同一個郭沫若寫下同為《水調歌頭》的《四海(通知)》：“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複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作為中國最高學術機構的掌門人，郭沫若滿口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隻能說明內心的空洞和信念的虛無。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郭沫若現象。表麵上看，政治上需要什麽，我就能做出什麽樣的詩詞，提供什麽樣的文藝作品或者修改公認的理論闡述，證實權力話語的真理性，至於知識分子的學術道德、人格良心則徹底虛無化。
郭沫若可以在麵對兩個完全相反的現實時以同樣分貝歡呼。對郭沫若而言，立場是隨機的。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從1949年到1977年28年時間裏，郭沫若寫了新詩和舊體詩共一千多首，出版13本詩集。在反右之後三年饑荒之前的1958年、1959年是其詩情噴湧的年份。1958年，郭沫若出版《百花集》、《百花齊放》，1959年出版《長春集》、《潮集》、《駱駝集》，一共5本，占28年出版全部詩集的近百分之四十。從詩集的名字看，大都屬於嗓音高亢的濃情讚歌。事實上，郭沫若對當時的敏感事件無一例外都做出了積極的反應：為了保衛世界和平，他寫詩；為了朝鮮戰爭，他寫詩；為了大躍進的偉大成就，他寫詩；為了大煉鋼鐵的舉世壯舉，他寫詩；為了接班人的不朽形象，他寫詩；為了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他寫詩。在每個需要他發出聲音的時刻發出恰如其分的聲音。在他的筆下，災難一抹而光，曆史的荒誕被視為奇跡。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在曆次運動中，他無不激情澎湃地參與，仿佛知識天生就是用來邀寵，用來表演的。
郭沫若現象的本質是以內在的淪陷來保證外在的周全，對世界供給照單全收的要害在於徹底喪失了人的主體性。無法猜測要經過怎樣的靈魂煎熬，一個曾將知識作為畢生追求的人才能把權力確立的價值作為唯一的向度，將權力的獎賞作為知識的最高榮譽。即使兩個兒子在權力造就的“文革”中慘遭不測之後，他依然在臨終遺言中這樣寫道：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很少犯錯誤。
寫下這些文字的間隙，我看到報紙上寫著一個作家沾沾自喜提及他有四套話語係統應對我們生存著的世界：學術的、官場的、商場的和江湖的。麵對不同的對象，他恰到好處地找到相對應的話語與之周旋，報紙對此亦持欣喜的態度。這僅僅是他的策略，不是我們的策略嗎？他的洋洋自得的神情不是我們共有的神情嗎？我想，在曆史上，人類的知識和尊嚴有過遭受重創的年代，但大概從來沒有過像這樣把失敗當作勝利，把紅腫潰爛當作鮮花乳酪的時代，從沒有把掌聲與喝彩獻給犬儒之輩的恬不知恥的時代，而這卻是郭沫若們的生存背景。一種強大的令人窒息的力量，使郭沫若沒有負罪感地成為郭沫若。
郭沫若從善如流 馮錫剛
1976年毛澤東逝世，《詩刊》向郭沫若約稿。郭很快讓秘書將七律二首《毛主席永在》送編輯部。編輯見“其一”首句為“偉哉領袖比爺親”，遂直言相告，此首不宜用，並說明原委：郭老比毛主席還大一歲，似乎不太適合。要是黃帥這樣寫，當然可以。秘書雖麵有難色，還是將“其一”帶回去了。《詩刊》遂將“其二”單獨發表。稍後，《人民文學》刊出“其一”，然首句已改為“偉哉領袖萬民親”。據說《詩刊》編輯對大家郭沫若從善如流頗為感慨。然更值得感慨的是個人崇拜的荼毒一至於此。好在這位編輯還保持著常人的清醒，否則徑直將這句出自耄耋老者的“比爺親”發表出來，蒙羞的不僅是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和中國文聯主席的學界與文壇泰鬥。
三、誓死不屈的馬寅初
錯批一人中國誤增三億人
馬寅初是位奇人，馬年馬月馬日馬時出世，還姓馬。從事的還是當時在世界上都是新興學科的經濟學。他資格夠老，他也極為熱血，他的特殊地位連蔣介石也不敢輕動，隻把他軟禁，六十大壽時周恩來還送來了“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的賀聯。也隻有他，七十過後還對國計民生提出了極為重大的問題。
老年馬寅初絕不向壓力屈服不向“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1957年7月5日，正當全國反右派運動迅猛開展的時候，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發表了他的《新人口論》，這無疑給當時的批判又樹立了一個目標，馬上有人指責是配合右派分子向黨進攻。1958年4月，北京大學黨委決定對馬寅初進行批判。5月，陳伯達在北大點名批判馬寅初，要他做檢討。以後，全國逐步形成了一個批判馬寅初的浪潮。
作為經濟學家的北大校長馬寅初，提出的是控製人口的建議。雖然人口問題的產生部分是新中國公共醫療取得極大成就的結果，但無論如何，這個建議在當時是應該得到更嚴肅對待的。責難馬寅初的人沒有料到，《新人口論》遭批判的深遠影響，直到二十多年後“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時才顯現出來。
馬寅初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提出《新人口論》，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講演中，馬寅初講述了幾年來調查研究的結果。他懷著憂慮的心情說：“解放後，各方麵的條件都好起來，人口的增長比過去也加快了。近幾年人口增長率已達到30‰，可能還要高，照這樣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就是26億人口，相當於現在世界總人口的總和。
一個人口基數極大的古老農業國出現人口快速增長，造成的影響是難以評估的。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25%的人口，已經是很嚴重的挑戰了，更不用說衍生的一係列問題。後來人已經認識到，再不控製人口，國家、社會乃至自然界是撐不住的。
馬爾薩斯《人口論》
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眾所周知，他認為由於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呈代數基數增長，為了避免饑荒、戰爭、瘟疫成為解決人口和糧食矛盾的方式，人類必須積極節育。馬寅初因為重複了一遍這個觀點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於是馬爾薩斯成了“政治錯誤”的代名詞。後來馬寅初老師平反了，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於是馬爾薩斯成了“政治正確”的代名詞。。…
1957年春夏毛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幾十萬頂被錯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頭上的帽子，成為共和國沉甸甸的記憶。
馬寅初在反右大潮中觸了礁，遭到批判。
現在知道，毛澤東當年“人多力量大”的想法有問題，批馬寅初批錯了。可當時麵對多達數百篇的批評文章，馬寅初怎麽就毫不動搖？老人拿愛因斯坦勉勵自己——“幹嘛要100人批評我？隻要一個人能夠證明我真的錯了,就夠了！”
麵對批判和討伐，馬寅初公開表態：這個挑戰是很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隻能拒絕檢討。這真是“一點浩然氣，千裏快哉風！”黃鍾大呂馬寅初。
麵對“批判”，馬寅初毫無畏懼，辭職北大校長職務，後繼續潛心研究人口論；
麵對來自全國上下的文攻謾罵和政治高壓，馬寅初胸懷坦蕩，無所畏懼。他幽默地說:“有的文章，說過去批判我的人已經把我駁得‘體無完膚’了，既然是‘體無完膚’，目的已經達到，現在何必再駁呢？但在我看來，不但沒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馬寅初的幽默畢竟還帶著一些苦澀，為什麽一個學術問題帶來的不是友好的討論，而是敵意的謾罵。
後馬寅初時代的基本國策--計劃生育：
在紀念馬寅初《新人口論》發表50周年暨誕辰125周年座談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這樣說：
“那場大批判，摧毀了人口學界對中國實際人口問題的探索，誤導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阻礙了計劃生育的推廣。大批判的惡果，也許當時還沒有完全顯露出來。而幾十年後，當中國人口規模演變成實現現代化的巨大包袱時，它才被中國人民深深地、甚至是痛苦地體會到。”
馬寅初活了整整100歲，飽滿的人生經曆，對國計民生作出重大貢獻，非常了不得。但更值得紀念的，是馬寅初先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品格。不管是抨擊國民黨腐敗政權，還是堅持控製人口的想法，馬寅初身上體現了傳統中國士人高潔無畏的一麵。前不久故去的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建國以來的知識分子，他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梁漱溟，另一個就是馬寅初。他們，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這，也許才是最值得後人懷念的。
馬寅初學生回憶1957年在北大某夜晚批鬥馬老的情景：
我所知道的馬校長的二三事
當馬老到場時卻帶來了鋪蓋行李，同學們都感到驚訝，在操場的中央，大火熊熊燃起，照亮了整個大操場，四周同學密密麻麻站立，水泄不通。馬老劈頭就說，“今晚兄弟來此給同學們講演，如有特務在場，請注意，你們如要抓我，應先讓我把演講講完，我是帶鋪蓋行李來的，我馬寅初死都不怕，還怕進監獄嗎?!”
四、鐵骨錚錚的梁漱溟
梁漱溟，桂林人，年少敏於學，24歲應蔡元培之聘，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滿天下的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號稱“中國最後一個大儒”。
梁漱溟是20世紀中國文化名人之一，新儒學的開創者，也是頗有影響的社會活動家。他的獨特思想和學識，特立獨行的坎坷人生經曆，一生堅持講真話、表裏如一的品格，是同時代許多知名人士所不能企及的。梁漱溟在反右運動中沉默不語。
梁漱溟在“文革”風暴中展現高風傲骨。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寓所，常常給來訪的梁漱溟開門的，是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
毛澤東與梁漱溟二人同庚，他們初識於1918年，在楊開慧的父親、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家裏，那時毛澤東隻是北大圖書館的一個小職員。
延安暢談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了8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個小時以上，最長時通宵達旦。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澤東等十名中共領袖陳述自己對國內實現和平後的政見……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進京，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澤東曾多次找梁漱溟長談
當時毛澤東記憶猶新地說：“梁先生，您還記得不？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館職員，讀到您的《究元決疑論》，還蠻佩服您敢於向名人挑戰的精神呢。”
對階級鬥爭等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並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梁漱溟說：“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第一次進中南海
新中國建立後，梁漱溟就被選為新政協委員。梁漱溟第一次走進中南海，是在1950年3月12日晚，他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特意從外地趕往北京，共商國事。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親切地接見了他。留梁漱溟在家裏吃了飯。
反對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前夕，毛澤東約見了梁漱溟，征詢他對此事的意見。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心已定，從他的內心來說，是希望得到梁漱溟的支持的。但毛澤東失望了。梁漱溟對毛澤東的決定不敢苟同。他說：“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卷入朝鮮戰爭，與美國人直接打仗，後果會怎麽樣呢？”他認為出兵援朝絕非上策，希望毛澤東再做考慮。
毛澤東沒想到梁漱溟對這場偉大戰爭會抱如此不積極的態度，他沒有批評梁漱溟，但這次談話不歡而散。
反對“總路線”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請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對黨的“總路線”的意見。梁漱溟在會上發了言，大意是說：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政權，違法亂紀，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跑到城裏當小工。有的露宿街頭，設鍋造飯，影響市容。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明天他們又來了，“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掉了農民。對農民施行仁政，要體恤農民雲雲。
毛澤東講了分量很重的話：“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杆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毛澤東把目光轉向全場，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時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毛澤東還說：“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梁漱溟對這一批評不服，便寫信給毛澤東申辯道：“你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未予理睬。梁漱溟犯上了桀驁不馴的牛脾氣，死活不肯認錯，在9月18日的大會上，再一次朗聲質問毛澤東：“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
結果梁漱溟被會場上一陣陣狂暴的呐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來”淹沒了。
從此，梁漱溟就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梁漱溟的問題屬於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的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也沒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處分。由於閉門思過，一言不發，他還幸運地躲過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自這場爭論後，毛澤東與梁漱溟不再交往。
與“文化大革命”唱反調
1974年2月24日，81歲高齡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著鼓鼓囊囊的皮包走進政協會議室。他把講稿、參考書、筆記本整齊地放在茶幾上，站起來向大家鞠了個躬，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題目是《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曆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並針對當時所發的中央文件《林彪與孔孟之道》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所以，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這番話，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調的。消息傳開，轟動了北京城。於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給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孔孟之道的衛道士”。梁漱溟的態度是：“我不再申說，靜聽就是了。”所以他每會必到，到則沉默。
文革時期教師成了被批鬥的對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書本也隨之被學生們拋棄：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個時期發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知識分子，竟然被劃分到社會的最底層，比他們所最鄙視的娼妓都不如，僅隻稍稍勝過乞丐。
最倒黴的叫做“黑九類”，前麵8類是地主、富農、反動派、壞分子、右派（最黑的這五類又獨立叫黑五類，簡稱“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排“黑九類”的第九類，所以叫“臭老九”。
盡管已經排到末位，有人認為僅此不足以表達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厭惡之情，就在“老九”前麵再加個“臭”字。
梁漱溟先生在“文革”時期曾寫過《詠“臭老九”》一詩：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
假若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滿街走。
蔣介石沒把知識份子迫害致死，所以郭沫若敢對蔣介石誓死不屈。
毛澤東可是把一些敢反對他的知識份子迫害的死無葬身之地。
換句話說，郭沫若是欺軟怕硬。
另外，不要老說“三千萬”這個數字，沒有證據能證明這個數字。雖然國家也沒有一個官方說法，但是如果你提“三千萬”就會有人跟你糾纏、爭吵，還不如用模糊數字。
另外，錢和郭這兩個人都在國外生活了很久，但是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這些價值觀對他們影響極其有限，一回到集權社會反而是如魚得水。所以，一旦一個人的世界觀成型之後，外部的環境就很難改變他的根深蒂固的意識了。
他們都有對錯，
錢學森憑什麽道歉呢？
錢學森當然是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