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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留美教授的三年雁北之行

(2014-11-01 06:45:46) 下一個

一個留美教授的三年雁北之行

【張龍誌傳】第十四卷塞外高原危機轉機[1]

一、老將出征親友送別

到了1973-1975年， “官複原職”，恢複了係主任不久的龍誌已經開始參加動物科學係的領導工作。在當時鄧小平複出，首先在教育界、科技界“全麵整頓”
，在科學院整頓“匯報提綱”和周恩來總理“抓革命，促生產”和“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的口號鼓舞下，人心思穩，百廢待興。文革之前就“獨領風騷”的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自然不甘寂寞，龍誌全力以赴地領導係裏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並且積極參加國內的許多學術會議，交流國內外文革以來被批判和冷落的學術動態，參加全國豬育種協作組織的重建工作。龍誌又一次被委以重任，直接領導全國豬“雜種優勢利用”課題組的科學研究工作。由於龍誌的努力，使遭受文革破壞而大大落後的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得到了極大的恢複和重建，也大大縮小了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與國內同行在養豬學教學與科研水平的差距。龍誌領導的小組也在省畜牧局的支持下，積極開展了《山西黑豬》的係統培育和山西本地《馬身豬》的保種工作。

林彪事件之後，1973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從江西“牛棚”裏回到北京，開始代替周恩來分管國務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期間，於1974年開始對各方麵進行整頓。這種整頓實際上是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以來各種“左”的錯誤做法。用鄧小平後來的話說，“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各行各業都有了好轉起色。

1974年後半年，窮途末路，垂死掙紮的“四人幫” 又在全國掀起了“反複辟，反回潮”和“學朝陽農學院辦分院”的運動。根據毛澤東“農業大學辦在城市裏見鬼”指示，硬性將一個個好端端的大學在短期內分到幾個沒有校舍，沒設備的地方去辦分院。實際上是對農業院校一次“外科手術”式的破壞，對師資隊伍“釜底抽薪”式的拆散。那場運動是繼1970年北京農大遷到延安四年之後，同一政策在全國大範圍的延續和擴大。令人不解的是，北京農大遷到延安之後，由於方方麵麵的困難，天怒人怨，最終遭到廣大師生的抵製，學校不得於1973年搬到河北涿縣學校的實驗農場臨時落腳，成立了“華北農業大學”，已經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路。其實，“辦分院”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搞亂、破壞剛剛複蘇的農業正規教育。正是其“唯恐天下不亂”，倒行逆施的具體措施。

當時的曆史背景是，按照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四人幫”對教育界的“兩個估計”的大政方針：

1.文革前17年科技教育戰線基本上執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2.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雖然文革初期運動開展依靠的是年輕學生和青年教師知識分子，革命對象是象龍誌那樣“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到文革後期，那些解放後培養的年輕知識分子卻好景不長，變成了“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也被並入了“革命對象”之列。教育這個陣地，要無產階級全麵“占領”，要由“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上、管、改）。按照“四人幫”的計劃，那些解放前，解放後“十七年”的知識分子最終統統要退出曆史舞台，由“工農兵”所替代。“學朝陽農學院辦分院”的運動就是在這個形勢和時代背景下下產生的。

1974年12月由國務院科教組、農林部和遼寧省委聯合召開“學習朝陽農學院教育經驗現場會”。山西學院派到朝陽現場會的代表回來後積極響應，付諸行動。1975年3月，經省委批準，山西農學院一分為四，分別在雁北，運城，昔陽和太穀本部辦四所大學。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辦分院的大形勢為學校裏邊的黨政幹部和科教人員重新排列組合提供了機會。由於恩恩怨怨的人際關係錯宗複雜，當時學院裏幹部教師人人自危，都在為自己打小算盤。太穀本部也沒有想留龍誌這個“學術權威”，因為遣散“舊銘賢學院遺老”是這次辦分院的內部掌握精神，所以對龍誌來講是去那裏，而不是走不走的問題。有趣的是，也許是經過上蒼的刻意安排，許多龍誌的老朋友和親戚都不約而同地應邀遠道而來訪問指導，也是為他老人家送行。

到了1975年夏天，已經被分配到雁北分院的龍誌邀請自己的老師，東北農學院許振英教授和中國農科院畜牧所所長鄭丕留教授都借參加華北養豬會議機會到山西農學院參觀訪問。他們這些文革10年“劫後餘生”的老同行，老同事，見麵之後都不勝激動感慨。他們開了學術報告會，並且參觀了龍誌1957年就建立的養豬科研基地和飼料加工場。他們對龍誌在文化革命中九死一生，脫胎換骨的改造自己的匯報表示同情、敬佩。也對他領導的養豬科學研究工作的迅速恢複給予極高的評價與肯定。當然，對文革遭受破壞，剛剛起步恢複又麵臨遣散“滅頂之災”
的養豬科研工作深表惋惜和痛心，也是對老朋友奔赴雁北的送別與壯行。

1996年6月，為了紀念龍誌逝世10周年，鄭丕留先生滿懷深情地回憶道：“張龍誌教授畢生從事養豬教學和科研工作，主編養豬學教材，培養後起新秀，進行豬的雜交育種，成績累累，令人敬佩！一九七五年我應張教授邀赴太穀，參觀山西農學院。對他不畏艱苦，埋頭實幹的精神，以及為我國畜牧、養豬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有了更多的了解。值此張教授去世十周年，征集照片文稿，編印紀念冊。我特將廿年前僅有的一張珍貴合影奉獻給紀念冊，為我倆深摯友情留作紀念。”

另外，桂琴的妹妹曾桂玉的丈夫劉世鈺先生也回憶了1975年夏天的龍誌去雁北之前的情景：“1975年6月，我因公去北京，我和我愛人（龍誌兄愛人的妹妹）曾桂玉，專程去山西看望龍誌兄夫婦及其孩子。他知道我們要去他那裏，老早就給我們安排好了一切，從生活起居到生活愛好都做了周到的安排。當時山西供應大米和麵粉隻20%，其它就是供應玉米，他就吃玉米麵和學院的窩窩頭，供應肉食和油很少，他就省吃儉用地吃素食，讓我們去有個好的生活安排，並為我準備了好的香煙，他自己卻吸一般的煙。到了他家後，全家人對我們都十分熱情，每天生活都安排得很好，每天除了少許麵食外，每餐都有是大米飯，葷菜和素菜都有一、兩樣，一連四、五天陪同我們吃飯都是他倆夫婦，沒見孩子回家吃飯，我們不好過問，還是我愛人曾桂玉問她姐姐曾桂琴，才知道山西不出大米，小麥也很少，吃上一頓大米飯和麵食是不容易的，我們就向曾桂琴姐提出，我們也想吃吃農學院的窩窩頭，也讓孩子們回家和我們一起吃飯，這個意見龍誌兄沒有同意。他說：山西這個地方很窮，像我們每天能有窩窩頭吃也就很不錯了。他又說，孩子們年青，讓他們吃點苦，今後才能積極進取，健康成長。龍誌兄不僅要求孩子在生活上體驗艱苦，在學習上更是要求嚴格。

龍誌兄生活十分簡樸，家中除了少量用的舊家具外，家用電器就是一部五燈交流收音機。在生活上從沒要求，穿著很簡樸，夏天隻有兩三套布的或滌綸的中山裝，冬天就是一件棉大衣。我們去到那裏後，每天下課回家就陪我們聊天，擺家常。到晚上十點後，我們休息去了，他就一人無聲地不是看書、就是寫教材，天天如此到深夜兩點左右。我們知道這情況後，就勸他要早點休息，以免影響身體。這個曆盡舊社會艱苦的老教授，卻心情沉重地說，我現在身體還好，中國人口多，還不富強，農業和畜牧業都很薄弱，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打好農業這個基礎，並要大力發展畜牧業，解決近十億人的溫飽問題，我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把學得的知識和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學生是無限的。他言行一致，為了祖國培養更多有用的農業建設人才，日以繼夜地謳心瀝血地辛勤操勞動著
。

我們和他臨別的頭一天，正好是星期日，這天天氣晴朗，他心情十分舒暢地邀約我去看農學院的果園和養豬試驗場，所到之處，都有受到工友的熱情歡迎，並親切問候張教授的好。工友們有的忙著泡茶，有的拿煙，龍誌卻風趣地說：我的煙好點，你們吸我的煙吧！其實龍誌兄的煙也是一般的香煙。當龍誌兄看到一個比較熟悉的工友不在其中時，他就馬上很關切地問到這個工友的情況，工友們都有異口同聲地說，他愛人病了今天在家裏照顧。他立即很焦急地對我說，世鈺，我們去他家看看，並在農學院的小賣部買包糖果和一些營養品，在一個工友的帶領下，去到這個工友家。這個工友看到張教授為了他的愛人的病親自來看他們，止不住熱淚盈眶地說，張教授你真是我們窮工友的貼心人。以上這些，看來都是些凡人小事，從這些小事中，使我深深地體會到龍誌兄是一個平易近人，品德高尚，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好兄長、專家、教授中的好榜樣。”

二、臨危受命依依不舍

龍誌那年已經65歲了，超過了退休年齡。因嚴重的肺氣腫、高血壓和心髒病剛從太原住醫院回來，醫生還曾下過病危通知。這時安排一個老人家離開四十五年來熟悉的生存環境和一手創造的教學、科研工作班子，隻身到一個艱苦偏僻寒冷的地方重新創業，重新開始新的生活。領導的安排是不合理，不人道，不道德，不公正的。龍誌和家人的思想也是有鬥爭的。有人到家裏和他說，“是想好走還是想歹走，是被轎子抬著走還是被鞭子趕著走？”並告誡他要為孩子們的成長“在政治上鋪平道路”。因為他們知道最能打動龍誌內心世界的莫過於用他的兒子的前途做龍誌的政治抵押，知道龍誌會為彌補因為自己受審查給孩子們造成的損失而不惜犧牲自己一切。學校也貼出了“向張龍誌學習，到艱苦的地方去創業”的標語，用龍誌作為動員其它教師離開的榜樣。

剛剛從文革動亂驚魂中稍定，想要大幹一番的龍誌又麵臨新的難題。在當時“四人幫”鼓吹“‘亂’就是革命的新秩序”的形勢下，如何因勢利導，在當時一片混亂的學校工作和全省養豬生產戰線中的種種問題中理出個頭緒來，把自己幾十年來苦心經營的養豬教學和科研工作繼續下去，把被文化革命搞亂的全省養豬生產搞上去呢？麵對當時局勢，他要麽順勢而為，服從安排，堅持工作，去雁北開辟一片新天地。要麽關門在家，畫地為牢，養病旁觀，等待形勢發生變化。龍誌一生都是一個知難而進，珍惜時光，白手起家，開拓進取，創造機會的領袖，絕不會放棄文革後期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與其在家裏逃避養病，坐失良機，不如勇敢地麵對困難，在工作中創造機會，“殺出一條血路”，到雁北去幹一番事業。雖然有好心人勸他說，“春風不渡雁門關，一過雁門關寸草不生”，龍誌卻
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和深思熟慮，“雁北還有許多人在那裏工作生活，我為什麽不能呢？”堅定地表明了態度說:“我張龍誌絕對不能下軟蛋！”，在日記中寫下了“塞外高原春常在，年紀雖老心不衰”的豪言壯語。

1975年4月20日山西農學院黨委通知[2]：“經省委文教部批準，呂棟、李躍山、張龍誌、王嘉、梁銀慶、王河魁、李守義為雁北分院籌備領導組成員”。同時公布了雁北分院人員名單，共37人，其中幹部7人，教職員工30人。雁北地委對於辦學非常支持，後來又為學校派來了黨委書記王乃仁和其他幹部，分配了一些年輕教師，招收了一批工人。

還有一段插曲，當時學校設立了大寨、運城和雁北三個分院籌備小組，龍誌是雁北籌備小組成員。如果考慮三個學校的經濟自然氣候和生活條件排列，分別為晉南運城地區件比較好；晉中大寨地區的條件居中，也離太穀本部最近；而雁北地區的條件最差，離太穀最遠，條件也最艱苦。如果按照政治生存條件排列，在當時極左的政治大環境下，全國農業學大寨，大寨可以說在政治上是首屈一指，灸手可熱；再依次是運城和雁北。一些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想去大寨農學院，因為那個學校的發展潛力很大，國家非常重視，投資很多。按照當時趨勢估計，大寨農學院有可能將會成為全亞洲和第三世界的農業研究和教育中心。有趣的情況發生了，一位龍誌共事多年的同事，被“光榮”分配到大寨農學院的“老積極分子”黨員、教授卻一定要與龍誌交換位置，即讓龍誌去大寨農學院，他去雁北農學院。雖然龍誌與當時紅極一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在1964年都曾經是山西省的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開會見過幾麵。按照龍誌1970年8月29-30日清隊日記，他們也比較熟識[3]。但大寨的經驗主要在農作物種植方麵，在畜牧和養豬方麵並不是全國典型，龍誌自己也沒有去過大寨。龍誌從來也沒有想過去高攀陳永貴，拉“老關係”，那些都是靠不住的事情，也是龍誌所不齒的。所以龍誌並沒有在政治上患得患失，沒有答應那位教授的交換建議，堅持去了條件最差的雁北，因為那裏有全省最大的國營養豬場大同豬場和山陰奶牛場，他的事業在那裏。

為什麽有些號稱的“左派”卻不喜歡去“極左”的大寨呢？其實很簡單，毛澤東說過，“我喜歡右派 [4]”。原來“極左”往往隻能用來作整別人用的一根棍子，而絕對不能是用來將“革命革到自己頭上”，讓自己受苦受累。雖然大寨那“響當當”一套左的東西當年表麵上非常吃香，甚至“紅得發紫”。許多人卻心知肚明，他們自己內心也並不喜歡“極左”的那一套，因為昔陽大寨人比他們這些“左派”還要“左”得多，他們也接受不了。
當時山西有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叫做“教育學大寨”，農業院校的學生主要學習大寨人如何科學種田勞動就可以畢業。那種政治空氣，年輕學生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說老教授了。當然，在那種混亂形勢和艱苦條件下下，許多老教師，老教授很難開展正常科研和教學工作，甚至沒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障。為了保護自己，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消極怠工”也是無可厚非的。龍誌和這些人的區別在於他大智若愚，就偏偏缺少這個“心眼”。實際上，在老先生中，龍誌年齡最大，身體條件最差，又被分配到最為偏遠的雁北，但是龍誌的幹勁最大，信心最足。

當年夏天，龍誌和籌備組一行到雁北探路，學校交通不便，龍誌和大家一起坐公共汽車然後步行十幾裏路，實地考察一片荒涼的校址，規劃學校發展藍圖，事後還自己掏腰包請大家吃飯。後來的事實證明，龍誌被分配到了自然、經濟和政治條件都最艱苦的雁北，也是在當時形勢下，集天時、地利、人和的最佳選擇。也許一切都是上蒼的刻意安排和照顧。不可否認，在一定程度上，龍誌也是為了自己的小兒子文燦的前途考慮，算是合理“公私兼顧”。沒有人能夠預測形勢的變化，僅僅在不到3年之後的1978年2月，被“掃地出門”身在雁北的龍誌就被重用，任命為山西農學院副院長，後來回到母校，被任命為山西農大校長。此乃後話。

龍誌在離開太穀之前，作為已經離任的係主任，並沒有把自己“打入另冊”，怨天尤人，甩手不幹。反而以誨人不倦、依依不舍態度，冒著再次被批判的風險，利用離校前“三不管”的時機，專門給全校畢業班的學生們安排了一係列的專業科學技術講座。龍誌親自作了學術報告“雜交優勢的遺傳基礎”，那行動絕對是文革後期的“複辟回潮”。當時的“工農兵”學員不僅學製短（隻有2年），而且勞動多，知識匱乏，對於國外最新農業科學和生物技術最新動態也了解很少。而上世紀70年代初國外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突飛猛進，矮生小麥育種獲得重大突破，爆發了繼雜交玉米之後的第二場“綠色革命”。龍誌在報告中及時地將分子生物學“基因”的新概念，新理論與自己多年潛心研究的豬雜交工作和雜種優勢結合起來，受到渴望求知學生們的熱烈歡迎。

龍誌又應長子文炳和他們學校的邀請，騎自行車到位於20餘裏外太穀白城的山西省畜牧校去講課，為學生們作科學養豬學術報告，堅定學生的專業思想，牢固樹立為畜牧事業獻身的信心。

用這些活動作為龍誌“站好最後一班崗”，離開農學院的告別演說並不貼切。因為不管把他放在那裏，他的心一刻也沒有離開他的學生和養豬事業，不僅太穀農學院是他生活和工作了45年的故鄉，整個山西省的平原丘嶺，山山水水都是他施展才華的地方。確切地說，他的那些活動應當是他翻開曆史新的一頁，暫時離開農學院這個是非恩怨之地，全力以赴投身到全省養豬業那個廣闊天地，投身到那個更大大舞台，大展鴻圖的就職宣言。也是讓那些排擠他出局的人知道，他們將失去一員忠臣大將，也許還有幾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豪邁、悲壯情懷。

一天中午，龍誌特意將十餘個畜牧畢業生中雁北藉的學生招到家來，想找一兩個文筆好，願意幹的畢業生作助手。那年頭，學生們都想畢業後到行政機關謀職。再說雖然辦分院叫的凶，大家知道條件艱苦，最終除了幾個北京插隊生外，也沒有一個雁北籍畢業生願意跟他去。但龍誌卻充滿了信心，他看到的是仍然是光明和希望。龍誌雖然有一千條“躺倒不幹，不去雁北”的退卻理由，但是他隻偏偏要找那一條“知難而進，奔赴雁北”的前進原因。

龍誌對學校和動物科學係一部分人將他“掃地出門”沒有恩怨，對雁北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沒有抱怨，對自己多年的助手和其他人畏縮不前也沒有埋怨。自己默默地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勇敢地去到塞外高原的疆場，衝鋒陷陣。那時有個口號叫
“生命不息，衝鋒不止”，他其實就是這樣做的。

正如北宋名相王安石在被貶黜罷相後所著五絕《梅花》一詩中所描述的境界：

牆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三、危機轉機兒子加盟

另一方麵，三子文燦當時由於打籃球特長，從太穀油刷社調到了太穀縣一家農機五金工廠當金屬切削工人，也屬於集體單位。如前所述，從1972年起，和二哥文煥一道在龍誌的感召和監督下和在學校陸智良、冀一倫和陳經鋼先生們的指導下學習英語、高中數理化，甚至旁聽陸智良先生開設的大學高等數學已有三年多了。文燦一心想讀個理工科大學，在當時的政治審查和推薦招生製度下，卻連年碰壁，再加上前一年文煥的上學失利的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名門出身，自帶三分”，因為龍誌家中擁有大量有關畜牧科學的書籍、文獻、資料和信件，平時在家耳聞目睹，文燦對龍誌從事的動物科學也有所了解，特別是看到楊紀珂先生在全國養豬會上介紹粒子遺傳學和統計學的文章，很有興趣。於是靈機一動，向龍誌提出利用這個機會和他一起去雁北學動物科學，作他的學生並照顧他的生活的大膽想法。因為學校領導考慮龍誌年紀大，太穀的家還可以保留，桂琴已經退休了，並不要求隨行。龍誌覺得這倒不失為一個“利國利己”的兩全之策，便向領導提出要求，給他在雁北立一個牽掛的“樹樁樁”。也有個別人對他們這個想法並不看好，認為荒唐可笑。雁北條件苦的可怕，去了之後又是學習又髒又臭的畜牧專業，怕是“連對象也找不到”。龍誌父子堅持認為是一件好事，雁北農學院領導當時也考慮到雁北地區條件差，氣候寒冷，因而同意將文燦調去做龍誌的教輔。到了年底，負責人事的王嘉老師很快通過雁北地區政府辦好了手續。

這個機會對文燦尤其至關重要，因為就在他離開後不久，工廠裏他過去的領導和同僚都不幸由於新一輪派性鬥爭“翻烙餅”，而被冤枉送入監獄或被關入“學習班”隔離審查，交待站錯隊的“問題”。身為團支部書記的文燦屬於“小親信”，如果不走的話，一定會被關進“學習班”審查交待與某個領導的“關係”已及“非法活動”。

“金蟬脫殼”的文燦在後來雁北聽說後，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為了上學在過去幾年在工廠含辛茹苦，流血流汗，不但沒有達到“入黨上學”的目標，還幾乎遭到不白之冤。如果再晚走幾天，文燦可能就不能辦理調動手續。文燦不得不感歎自己的政治上的幼稚，政治鬥爭的無常和凶險，更不得不馴服上蒼的安排竟然如此奇妙和精確，使他幸免於難。

在龍誌看來，被“掃地出門”不完全是壞事，雁北雖然條件艱苦，卻能給他們父子一個棲身之地，給他報效國家的舞台，並給兒子創造夢寐以求的求學機會，可以“打破僵局”改變全家在太穀一籌莫展的處境。也許這就是龍誌常說的“燈在暗處亮”，“危機也就是轉機”。蒼天開恩，龍誌為他自己，也為他的兒子創造了機會。也是天賜良機，正好其他助手去雁北有困難，不願隨行。龍誌十分高興，說“打虎親兄弟，打仗還是要靠父子兵！”。

P_14.1.龍誌、桂琴赴雁北之前憂慮重重在山西農學院家門口留影，崔迎虎攝（1975冬）

四、白手起家艱苦創業

雁北門關是曆史上中原關內與塞外北方遊牧民族軍事對峙的邊關要塞之一，故有“得雁門關者得中原”之說。曆史上有名將李牧，衛青，霍去病，李廣，薛仁貴和楊家將等駐守邊關，英勇抗敵，留下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故事。雁北地區地理偏僻，氣候寒冷，地廣人稀。65歲的龍誌受命沿著西口古道，走出雁門關安家立業，別有一番如同當年王昭君出塞的悲壯和不辱使命的豪情。

在1975年12月，龍誌父子二人來到了雁北農學院。那裏是原來的一家勞改農場舊址，叫落陣營，離大同市50－60裏。學校在一片荒灘上，規劃5000畝土地，所幸有幾排磚瓦房，作為教室，會議室，年輕教師和學生宿舍。有一排茅草房，原來是個油坊，龍誌分到的是其中一間小屋，不足10平米，一個爐灶一個土炕，也沒有家具，既是辦公室，又是臥室和廚房。

由於是執行“先上馬，後備鞍”和“半工半讀”的辦學方針，學校1976年3月就招收農學、畜牧獸醫和園藝三個班，120名學生。教學實驗條件很差，學生們除了接受課堂教學外，每天下午要耕作那5000畝土地。經過師生艱苦奮鬥，學校的農作物、油料、蔬菜和水果收獲豐厚，自給自足，師生在生活上安排也逐步改善。當時豬肉和粉條屬於緊缺憑票供應物資，龍誌每年春節會為全校從地區食品公司聯係一批平價豬肉（每斤不到一塊錢），從大同豬場聯係一批粉條（每斤三角錢），讓師生歡歡喜喜過一個肥年，龍誌也為此多了幾分些自信和感覺。僅僅這一點，龍誌在農學院太穀本部就做不到，因為當地的整個畜牧業都不如雁北地區發達。

由於條件艱苦，文燦和一些“落後”的人一樣，對於當時的那一套極左思潮下產生的種種荒唐說法和作法不敢苟同，譬如： “以幹代學”，“辦學不要國家一分錢”等，覺的學不上東西，因而牢騷滿腹，甚至覺得自己不應該從工人階級的一員變成一個“小知識份子”，思想產生波動。龍誌卻毫無怨言，並勸導文燦說要隨遇而安，順應形勢，看到問題光明的一麵，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自己主動創造條件學習知識。文燦慢慢安下心來，想到自己至少擁有大量的學習時間，學習書籍和論文，不用在工廠每天為了完成生產指標而日夜辛勞。於是他繼續采用自己多年的辦法自學父親的英文書籍“家畜育種原理”，“家畜飼養與營養”和“生物統計學”等，有了專業和英文問題就及時向父親討教。

1976年春季學期開始，在龍誌的幫助下，文燦居然依靠那幾年自學英文數學的基礎給學生講起了遺傳學和育種學。那時不僅不講學曆，甚至還提倡所謂工農兵上講台。文燦後來也有些沾沾自喜，覺得自己還“混的不錯”。龍誌還是堅持讓文燦正式成為一個學生，老老實實學點東西。告誡說：“沒有學曆你在學校裏呆不住”。文燦雖然有點不以為然，但是難違父命，就在父親安排下，在學校裏招生未滿的名額中，補充注冊了一個學生資格。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文燦從1972年起爭取上理工大學，曾經夢想穿上“北京大學”的球衣是多麽威風，結果在4年之後陰差陽錯地上了雁北農學院，那就是現實和夢想的差距。不過，還真要感謝雁北農學院的學習機會，特別是父親的幫助。果不其然，大學學曆在文革結束後，正規化的學曆要求下幫了文燦的大忙。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指點迷津，文燦可能永遠在那裏夜郎自大，井蛙觀天。

剛到雁北不久，他們就參加了在大同市豬場由龍誌提議，山西省農業廳主辦的全省豬育種訓練班。文燦第一次領略到老人家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與時具進的學術水平，中西結合、洋為中用、密切指導生產實踐的科研作風以及和學生、技術人員、工人的魚水關係。龍誌講是“豬的遺傳育種與雜交優勢”，他引用了當時國內外的分子遺傳學、育種學最新進展，講起課來引經據典，生動風趣，深入淺出，邏輯性很強。經過一個月，他們順利完成了任務。文燦也上了生動的第一課。

最使文燦感動的是龍誌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和以身作則，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農學院的老師都知道帶學生實習很艱苦，一般是年青人幹的事。基層生活條件差，特別在文革中的雁北，冬天除了土豆幾乎沒有任何蔬菜。當雁北農學院畜牧獸醫係學生養豬課實習時，龍誌竟然不顧勸告，搶著要去，而其他年輕老師則躲著不去。去了大同豬場，龍誌老人家又堅持不要特殊照顧，和學生吃住在一塊，即自帶行李，幾十個人住在倉庫地鋪，吃食堂的大鍋飯。龍誌整天樂哈哈的，沒有一點架子，也沒有任何怨言，熱衷於豬場實習，享受著指導學生，工人，技術人員學習工作的樂趣。龍誌生活上是低標準，工作上是嚴要求。一個月下來，受到大家交口稱讚。一個留美老教授，沒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怎麽能做到這一點。其實龍誌之所以這樣作，一方麵是他老人家一貫的“吃苦耐勞”的作風本質，更也有他的美意，就是手把手地教文燦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應當怎樣做個合格的老師，怎樣以身作則，給學生帶好生產實習和畢業論文設計報告。後來文燦自己帶學生時，覺的得心應手，和他父親當年的苦心栽培教育有很大關係。實際上，一滴水可以見太陽，這些不起眼的平凡小事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

五、創建體係培育新種

龍誌自己則想盡一切辦法，創造、利用一切條件來主動出擊，實現自己的宏偉計劃。沒有校舍和實驗站，他卻看到了全省養豬生產這個大課堂和大實驗站。學校離全省最大的大同市種豬場僅僅30公裏，可以就近安排對比實驗，指導那裏剛剛開始的山西黑豬的培育工作。另外一個有利因素就是雖然文革批判了那麽多年，遍布全省各地的學生也還都是他的科研成果推廣的骨幹和生力軍，聽從他這個“豬頭”的安排和指揮。在當時條件下，學校裏邊政治掛帥，衝擊一切，都很難開展科學研究，到生產實踐中倒能做大量科學養豬普及推廣的實事，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因為雁北地區屬於偏遠落後地區，民風憨厚樸實，對科學技術有渴求，而龍誌有真才實學，對症下藥，他所提出的指導和建議也就受到空前的重視。

龍誌是試圖在全省範圍內恢複和擴大他們文革前的科研成果，建立全省的統一的雜交育種體係，簡要地說就是母豬本地化，公豬優種化，肥豬雜交一代化 (所謂三化養豬)。1971年開始，龍誌從許多邊遠地區找到了本地豬，到了雁北，他繼續這項工作，逐步在全省建立了大同、原平、臨汾、定襄保種繁育基地。

1975年，雁北農學院在天鎮縣東沙河大隊建立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基地，龍誌趁便又坐上大卡車，跑遍了全縣所有的社隊豬場，找到了二十四頭純本地豬。

1977年，全省在壽陽縣召開了養豬會議後，龍誌廢寢忘食，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連續跑了原平、河曲、保德等八個縣，到處宣傳科學養豬的意義，宣傳保留本地豬的重要性。在保德偏遠山區，龍誌驚喜地發現了不少本地豬，當即拍板買了3頭公豬6頭母豬，後來運回了雁北農學院實驗豬場。

在龍誌的提包裏，經常帶著貼好郵票的信封和信紙、漿糊，準備隨時用信件聯係尋找本地豬。聯係地方近至本省各地豬場，遠至河北、陝西、東北，時間長了，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豬販子”，龍誌自豪地說：“別看我是豬販子，我幹的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截至1978年，在他的宣傳、鼓動下，全省的本地豬從原來接近消亡，到已經發展到了五百頭，接近本地豬的不同純度的豬近萬頭，為推進“三化”養豬，發展養豬事業，提供了大量的母本。為山西省文革後期科學養豬生產和科學研究的恢複及而後發展雪中送炭，建立基礎，立下了汗馬功勞。其深遠影響一直到幾十年後，別具特色的山西本地豬仍然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遺傳材料。

利用本地母豬作為雜交母豬，推行“三化”養豬，這固然是促進養豬事業發展的一條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本地豬畢竟嘴饞，長得慢，而外國豬卻具有長得快，體格壯的特點，因此，從發展的觀點看，還必須培育出一個既保留中國豬的長處，又有外國豬的優點，且保留鬃毛好的新品種豬種。

為了完成這一新課題，龍誌走訪了北京、上海、吉林、黑龍江等國內育成豬的先進省市，認真學習。同時翻閱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加拿大、丹麥等國家育成豬的許多資料，吸取外國經驗，為育成新品種作了豐富的理論準備。他以大同市種豬場、原平縣種豬場為基地，從一九七一年開始，每年去蹲點，和其他教師一道，和當地的技術人員結合，搞育種方案、選育方案、建係方案，共同研究解決育種中出現的問題。要培育出一種集中國豬和外國豬優點的新品種“山西黑豬”。

龍誌從科研室走向廣闊天地，路子越走越寬廣，他在雁北也真正享受到人生最大的樂趣，他說：“科研為生產服務其樂無窮！科研為人民服務其樂無窮！一個人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點事，這就是最大的享受和愉快，這種為革命事業而努力所取得的愉快是和生活上的享受所不能比擬的[5]。”

六、言傳身教真情告白

龍誌的勁頭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充足，以至有人誤認為他吃了超級營養品。實際上，在文燦的記憶裏，龍誌在雁北期間沒有帶任何常備藥品，也沒有救急藥品，也沒有每天按時按量吃藥，也沒有定期身體檢查。可能是他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在當時舞台上的有限空間裏，用他生命中剩下有限的時間裏去奮鬥，去拚博，去和時間賽跑，即使倒下來也在所不辭。雁北地區領導知道情況後，為了老人家的安全起見，規定龍誌出去考察指導工作，一定要帶助手同行，畢竟龍誌是雁北地區唯一的留美教授，全國著名的養豬專家。龍誌對於這個指示卻置若罔聞，還是他自己我行我素，“天馬行空，獨往獨來”。還有一點，龍誌一天到晚到處出差，從來也不見他報銷旅差費。

在雁北四年裏，龍誌為了推廣科學養豬，常年累月，從臨汾盆地到古長城腳下，從這個點到那個點，往往是不歇腳，連軸轉，有時血壓升高，吃幾片藥，繼續跑，同事們怕他累壞，關心地警告他說：“老張，咱們的任務完不成你可不能死啊！”龍誌風趣地回答說：“生命在於運動，整天坐在那裏不活動，說不定要早死的。”

1977年夏天，龍誌曾經應邀到朔縣（如今朔州）中等專業農業學校學術交流訪問。雖然農校位於縣城郊外，那時交通不便，學校派了一位中年教師和一個手扶拖拉機到火車站迎接龍誌。龍誌和文燦興致勃勃地乘坐上那台手扶拖拉機，一路上顛顛簸簸走了幾裏路到達農校。農校的教師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之前山西農學院畢業的學生，他們學術基礎和專業都比較紮實。他們師生已經有好多年沒有見麵了，如果不是龍誌實行的科研推廣計劃，如果不是龍誌到雁北分院，他們也許見麵的機會更少。龍誌的學生早早將龍誌學術報告的內容提要和表格抄在幾張大字報上，龍誌拿一個教鞭，為農校師生們做了3個小時的學術報告和座談。大部分報告的內容是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也有近幾年國內的最新學術動態。師生們非常感興趣，那些老師原來在山西農學院做學生時就對龍誌非常崇拜。聽完報告，他們說，“老教授不僅學術水平不減當年，而且老師的科學研究對全省於養豬生產指導意義重大，一定要按照老師的安排，把科學研究和推廣工作做好”。

中午學校安排龍誌在食堂吃飯，特地破例殺了一隻雞，還有雁北的蓧麵和炸糕，一碗稀飯，一盤白菜，也沒有人作陪。龍誌和文燦吃的津津有味，那個年代裏絕對是非常豐盛的午餐。龍誌吃飯，從來沒用挑肥揀瘦，再好的飯也是適可而止，大概吃個七分飽。所以他一生從來沒用生胃病。

1976年冬天，他們到了天鎮縣安排暖圈養豬對比試驗，雁北屬於塞外高寒地區，冬天非常冷，推廣類似塑料大蓬的暖圈養豬經驗具有積極的意義。在龍誌的倡議下，雁北地區科委、商業局和農業局在天鎮縣聯合召開了現場會，專門請龍誌作科學養豬的報告。龍誌特意安排雁北農學院的75級學生全部參加。他老人家不拿講稿，把他們1957年以來的實驗結果用圖表列在講台上，連續講三四個小時不休息，講的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妙趣橫生，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最後，他老人家站立起來，麵色通紅，表情凝重，用幾乎顫抖的聲音說:“我老了，幹不了幾年了，希望你們年輕人把這養豬科學的接力棒接過去！”老人家一席話鏗鏘有力，落地有聲，全場幾千名代表熱淚盈眶，報以熱烈的掌聲。文燦不由的肅然起敬，才知道平時不多說話的他老人家原來是真情流露:“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事後文燦感到他真有不惜一死，“倒在講台上”的英雄氣概。勸他說，“你有血壓高，心髒病，肺氣腫，不宜那樣太激動，很危險”。龍誌隻是豪邁泰然地一笑，似乎早有心理準備。文燦後來才知道，這樣的激動人心情況發生過多次。

1978年春季，大同市種豬場舉辦全省養豬育種訓練班，邀請龍誌前往講課。頭一天，龍誌已經在其他訓練班講了一整天，晚上血壓又升高，頭暈眼花，可他還是應邀了。他講話的聲音雖然強勁有力，但頭上的汗珠卻一顆接著一顆往下滴。同誌們勸他休息，他說：“不要緊，再堅持一陣子。”直到他把要講的內容全部講完才走下講台，許多同誌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在訓練班的總結會上，龍誌又懷著激動的心情走上講台：“我盡管最大限度的發揮有限餘年的作用來為黨和人民工作，但是，生命有限了。每當想起這些，我實在痛心，對不起尊重我、信任我的人們群眾……我希望你們把青春獻給黨，把你們的全部心血澆注在偉大祖國的養豬事業上，把我這個班接起來！”龍誌留下了眼淚，在場的不少同學也留下了眼淚。太原市南郊區的一位青年女飼養員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走上講台：“張教授，你放心吧！你能把餘生獻給祖國的養豬事業，我們青年一代也絕不辜負您的期望，一定要接好你的班，把接力棒一代代傳下去！”

多年以來，龍誌對自己如何離開人世是早有精神準備的。正如1978年夏天，新華社記者曾經采訪過龍誌[6]。68 歲的龍誌歎息：“我已經進入老年了，晚了！（暗喻文化革命政治運動的無奈）”其實他自己並不服老，雄心壯誌大著哩。他要在幾年內把山西全省的肥豬出槽率由當時的百分之三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要把全省母豬產仔成活率由當時的五頭增加到十頭；有信心有決心在有生之年，完成省委第一書記王謙同誌交給他的培育‘山西黑豬’的光榮任務。

龍誌接著表示：“我年紀老了，但是我並不服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革命事業是無限的，我要爭分奪秒，和時間賽跑，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餘年，為發展我國養豬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倒在講台上，倒在火車上，死在豬圈裏也在所不惜！”。

如前所述，龍誌一生忠烈，雖然曾經多次受到冤屈迫害，特別是在文革起始的66年和最為難熬的69年清隊的打擊迫害下都不願輕生，他的身體從71年以後就已經心力交瘁，心髒病和高血壓時時刻刻有生命危險，72年曾經被醫生下了病危通知。自從到71年後半年獲得工作自由外出調查，接著又75年到雁北分院四年，龍誌為了工作日夜奔忙，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隨時準備把豬圈和講台看作自己的最後歸宿。正因為他積極樂觀的施舍奉獻精神趕走了病魔，身體也沒有垮下來；而他為事業不惜以身殉道，忘卻生死，視死如歸的精神感動了上蒼，死神也就忘卻了他，竟然一直沒有敢馬上光顧，終於闖過了一道道鬼門關，又支撐著他多活了十幾年，幸福地達到他人生最為輝煌的頂峰。

七、春風化雨雲開日出

待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時，華國鋒、鄧小平主政，科學春天到來，多年來作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得到了解放和重用。1977年他光榮出席雁北地區教育先進工作者會議，文燦有幸被任命負責幫助他整理會議發言材料。龍誌把自己多年的科研經曆以及在雁北那幾年的工作情況結合起來，再加上他老人家風趣和幽默的口才，他的報告“一炮走紅”，獲得很大的成功。與會者最大的感觸還是那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為了幫助農民發展養豬事業，不畏艱險，忘卻生死，百折不撓在塞外高原奮力拚搏的高尚情操和對國家人民事業的執著精誠。1977-1978年間，雁北日報、山西日報、光明日報和新華社都紛紛采訪報道了他的典型模範事跡。山西人民廣播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播放了他科學養豬的報告和奮不顧身服務農民的事跡。

“形勢比人強”，龍誌那幾年的英雄模範事跡正是當時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生命不息，攀登不止”的拚搏精神，符合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揚棄極“左”路線，“重視科學，尊重知識”的新形勢需要，也是當時撥亂反正，百廢待興，大幹快上，振興中華，開始“新的長征”的需要。1977
到1980年間，龍誌由於成績突出，再度四喜臨門：

1）當選為山西省雁北地區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2）出席全國科學大會代表並被評選為“先進工作者”

3）出席全國工代會，為山西教育界唯一代表並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

4）被任命山西農學院副院長（1978.2），回到太穀本部，任山西農大校長（1980.2）。

曆史是驚人地相似，龍誌所獲得的名譽和地位甚至超過文革之前。經曆了整整十幾年的風風雨雨和九死一生的艱難險阻，他終於做到了從哪裏摔倒，又從哪裏一點點地爬起來。老天爺絕對是公平的，是金子，總要發光。龍誌曆盡磨難拚搏，在70歲古稀之年，又不可思議地攀登到了他人生的第三個高峰。

另外，龍誌的兒子文燦也於1975年上了夢寐以求的大學（雁北農學院），為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並且通過在過去幾年和雁北農學院的勤奮學習，在1978年考上了北京農業大學吳仲賢教授的動物數量遺傳學碩士研究生，實現了鯉魚跨龍門飛越。

他們“父子兵”在龍誌的親自率領和指揮下，在雁北打了大勝仗。這些結果是他們周圍的人包括他們父子二人自己，在1975年出征時做夢也不敢想像的。曆史雖然沒有如果，但是，如果沒有雁北農學院，這一切也許都不會發生。他們應當大大感謝曆史和上蒼賜給他們的這次難得機會。

龍誌對於事業的熱愛和對人民的奉獻是始終如一，是不帶任何患得患失的功利心態的，他像一粒生命力極強的種子，不管把他放在哪裏，他都能夠生根、開花、結果。他的雁北之行隻是再次證明了他在古稀之年，仍然壯心不已，僅僅盡心盡力去做了他自己感覺對的、應該做是事情而已。

有詩為證：

《雁北行》

風雲再變辦分院，父子受命赴偏關。
年邁體衰心猶壯，依依話別心猶連。
梅花獨賞塞北雪，青鬆笑傲朔風寒。
雁門關險識忠勇，金沙灘漠顯才幹。
西口古道留足跡，北嶽恒山找資源。
大同基地育新種，天鎮現場推暖圈。
單騎萬裏送科技，離家千日疏歸還。
心湧甘泉滌病患，道生公義守平安。
春雷一聲正乾坤，天下儒生遂心願。
暮年迎來夕陽紅，龍騰虎躍喜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