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真實的司徒雷登嗎？

你了解真實的司徒雷登嗎？如想了解請看下文：

 

祭奠司徒雷登

 

李茗公

 

一

　　我正要去買鮮花，看到西湖邊上坐著一個老人，守著兩竹筐剛成熟的蓮篷，就改變了主意：用蓮蓬祭奠司徒雷登，更意味深長。

　　我曾是個狂熱的紅衛兵，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溶化在血液裏”，特別敬仰那篇喜笑怒罵的《別了，司徒雷登》。在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裏，我和表哥分別扮演尼克鬆和蔣介石，把他們醜化得愚蠢透頂，讓極度貧困的鄉親們笑得前仰後合。大家不叫我李茗公而叫尼克鬆，不叫他朱好禮而叫蔣光頭。40多年後，我還清楚記得辱罵司徒雷登的唱詞：“解放軍百萬雄師打過長江，嚇壞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他妄想和我國繼續建交，耍詭計搞陰謀惡貫滿盈。為幫助蔣介石他賴在南京，想不到照妖鏡下露了原形！”

　　後來研究曆史，我知道了司徒雷登對中國教育與和平事業的特殊貢獻，也明白了那些唱詞的漏洞百出，因此產生了深深的愧疚。

　　《別了，司徒雷登》談“中國人有骨氣”時舉例說：“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但聞一多被殺害前的《最後一次講演》卻讚揚說：“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麵。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別了，司徒雷登》和《最後一次演講》都收入中學課本，聞一多讚揚司徒雷登的話卻被刪了。九泉之下聞一多作何感想？

　　知道司徒雷登安葬杭州後，我就決定要去墓前祭奠，向他鞠躬道歉！然而到了杭州，打聽許多人卻不知道墓址：賓館總台、賣蓮蓬老人和交警都不知道，出租車司機給許多熟人打電話，仍問不出子醜寅卯，拉著我繞了一圈又一圈，最後仍沮喪地把我送回賓館。

　　不成問題的問題成了問題，我立即請眾網友幫助搜索！消息紛至遝來：司徒雷登墓在杭州郊區半山鎮水洪廟安賢園公墓，服務熱線0571－88141111。

　　太偏遠了！此時距我離開杭州的車次僅有三個多小時，但我必須去祭奠。我被司徒雷登癡愛中國的真相感動著，區區163元車費、烈日下兩個多小時奔波，又算得了什麽！

　　的哥小王萬分感慨地說：從初中課本裏知道司徒雷登，卻不知道他父母、弟弟都葬在杭州；不知道他母親創辦杭州弘道女中，不知道他弟弟是之江大學校長，不知道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巨大貢獻。

　　1931年“九• 一八”事變發生後，司徒雷登率領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領頭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為免遭日寇騷擾，司徒雷登這才讓學校懸掛美國國旗。燕大不僅為淪陷區學生提供了繼續求學之處，還成為溝通淪陷區與解放區及大後方的秘密通道。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對日宣戰，日本憲兵第二天就逮捕司徒雷登。他坐牢時間長達3年零8個月，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後才獲釋，贏得了“身陷囹圄，臨危不懼，忠貞不貳，亮節高風”的讚譽。

　　安賢園公墓對我非常熱情，派專人當向導。在墓碑叢立的山窪裏，我終於看到了神聖的十字架、潔白的和平鴿和微笑的司徒雷登。

　　烈日當頭，在墓地人員和司機小王的默默注視下，我恭敬地獻上那新鮮的蓮蓬，然後深深鞠躬：

　　“原諒我，司徒雷登先生！”

二

　　墓碑林立的山坳裏，蟬此伏彼起地叫著“知了──知了──！”

　　司徒雷登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創辦了燕京大學。

　　晚清以來中國艱難曲折的現代化進程中，教會學校居功至偉。西方傳教士創建了很多大中小學和女子學院。除燕大外，著名教會大學還有15所：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華中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滬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華西協和大學、輔仁大學、震旦大學、天津工商學院。他們為中國培養了大批泰鬥級名人：教育家陶行知、建築大師貝聿銘、外交家顧維鈞、政治家宋子文、實業家榮毅仁、文化名人鄒韜奮、費孝通、雷潔瓊、金庸、林語堂、冰心……

　　我們經過慘痛的反右、三年大饑餓和十年文革浩劫，開始融入現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國應該承認，虔誠的傳教士們從外國籌集巨款來中國辦教育，傳播現代科學知識，無論在哪種社會製度之下，都是功德無量的崇高行為。連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也在《別了，司徒雷登》的注釋中刪去了“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這句關鍵評語。

　　在司徒雷登墓前，我聯想到上海交大2008年對“世界大學學術五百強”的排名：北大、清華都排在200名之後；聯想到2009年教育進展國際評估組織對全球21個國家調查的結果：中國孩子計算能力排名第一，想像力排名倒數第一；聯想到日本在新世紀提出到2050年爭取30個諾貝爾獎，平均每10年6人，結果前9年已經獲獎10人；聯想到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我們應該為那些著名教會大學，樹一個白求恩式的紀念碑。

　　當年，義和團燒毀了美英教會創辦的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和通州協和大學校舍，創辦者重建時計劃合並為一所大學，但在學校名稱和校長人選上分歧很大，後來達成妥協方案：選一位“局外人”任校長，很多名人推薦司徒雷登。

　　美國“海外傳教運動”領袖羅伯特史庇爾推薦說：“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克曼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生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兩。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大學裏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許多朋友都認為那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經費非常困難，勸他別當這個校長。他也曾不願接受這項任命，但他更知道辦好一所大學的意義。為了癡愛的中國，他挑起了這副重擔。

　　籌建燕京大學的本部設在城內盔甲廠。司徒雷登經常騎著毛驢為燕大校址四處奔波。為得到美國富豪和中國官紳資助，他四處奔波化緣，一連幾天陪一個半聾老太太聊天玩遊戲，希望她財產遺囑別忘了燕大。他歎息說：“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

　　經過他堅持不懈的努力，一所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環境最優美的校園拔地而起。他千方百計讓名不見經傳的燕大與哈佛、牛津和普林斯頓等世界著名大學合作，很快名聲大震。

　　燕大是教會學校，司徒雷登卻大膽提出“使燕大徹底中國化”。他說：“燕大必須是一所經得起任何考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至於信仰什麽，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樣把宗教作為必修課，甚至也不必一定要做禮拜。同時他極力邀聘更多著名中國學者來校任教，與外籍教師享受同等待遇，燕大名師雲集如雷貫耳：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陳垣、鄧文如、顧頡剛、張東蓀、劉廷芳、吳雷川、胡適、吳文藻、馮友蘭、陸誌韋、沈尹默……

　　司徒雷登民主理念非常鮮明。他說：“中國的學生運動是全世界民主運動的一環，學生是中國的希望。”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當麵指責他把燕大辦得“非常左傾”。司徒雷登和毛澤東也很友好。燕大學生奔赴解放區，他在送別時說過“國民黨腐敗無能，中共實行民主，美國政府決定支持中共抗日，你們到那裏後請代我問候毛澤東先生。”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和司徒雷登第一次握手，就讚揚說延安有他許多學生，在宴席上再次稱讚燕大學生的出色表現，並邀請他訪問延安。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慶騎馬時墜馬受傷，毛澤東聞訊立即發慰問電，且由周恩來親自麵呈。

　　據統計：燕大辦學33年注冊學生9988名，為中國培育了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42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學科帶頭人超過100人。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新聞特派員90%是燕大畢業生。1979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共21人，李慎之等燕大畢業者，竟有7人之多。

三

　　司徒雷登成為婦孺皆知的“壞人”，是因為他當了駐華大使。

　　抗戰及內戰前，中共和美國關係相當友好。毛澤東書麵回答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提問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1944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新華日報》發表歌頌美國民主的社論說：“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社論高呼：民主的美國萬歲！

　　美國因國民黨政權腐敗而逐漸失去信任，對中共卻日趨親密。因此美國並不希望中國發生“煮豆燃萁”的內戰。司徒雷登為避免內戰、建立聯合政府而積極調解盡力斡旋，他說：“為了把握問題的症結，我們不僅要掃除我們對共產主義的偏見和恐懼，而且應該以充滿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來敏思、果斷。國民黨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譴責的弊端，而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畢竟具有很多值得稱讚的造福於民的優點。假如國共雙方的優良品質能互補，融為一體，捐棄前嫌，這將是一個極妙的聯合。”

　　所以，艾奇遜1949年8月5日公開信說：“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複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國民黨曾於1946年不顧馬歇爾元帥的警告發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動。馬歇爾警告說，這種行動不僅會遭致失敗，而且會使中國陷入經濟的混亂，最後並將摧毀國民政府。……沒有一個對軍事情況的估計，比這更完全地為後來發生的事實所證實。”

　　所以，國共內戰開始不久，杜魯門政府就宣布對中國實行製裁，停止一切軍事援助。當時國民黨是中國合法政府，承受製裁的當然也是國民黨。這種製裁國民黨退到台灣也沒停止，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才終結。1948年末蔣介石委托宋美齡到美國求援失敗，不得已又退而求其次，請求美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發表一個聯合聲明，證明美國仍支持蔣政權，但這個有名無實的要求，美國竟然都沒答應。
　　國民黨政府南逃廣州時，蘇聯大使羅申也追隨到廣州，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反而留在南京。他要想方設法促使美國和中共建交。國民黨政府要人何應欽等高層要人輪番敦促，請他移駐廣州，他故意拖延。在4月22日南京城響起槍聲的最後關頭，他說接到美國國務院指示，讓他暫留南京。國民黨政權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司徒雷登當然知道從前中共是蘇聯掌控下共產國際領導的一個支部，革命根據地叫“蘇區”，政權叫“蘇維埃”，武裝力量叫“紅軍”，小學也叫“列寧小學”，連工農紅軍作戰也長期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專家指揮，蘇聯和中共實際是“上下級關係”。但是，他和私人秘書傅涇波，仍要努力爭取美國與中共建交。

　　1949年5月，燕大畢業的共產黨人黃華（後任外交部長）和林克（後任毛澤東英文秘書）奉命以私人身份會見司徒雷登。老校長告訴他們：美國方麵指示讓他與中共接觸和會談。

　　他在與黃華接觸的同時，還托請民主黨派陳銘樞與中共聯係，轉達美方五點意見和四個文件。五點意見是：(1)美國人相信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可以和平共存；(2)美國對即將由中共控製的政府有兩點特別關切：一是真正尊重人權，還是搞成極權或警察國家二是是否從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 (3)凡是希望美國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人，都對中共外交政策的跡象感到不安；(4)在經濟關係方麵，中共官員言論似乎不鼓勵和美國通商；(5)美國立場是等著瞧，但中共應該重視司徒雷登大使等留在南京的事實。四個文件說明與美國保持關係對中共如何有利和重要。他甚至對羅隆基說，如果新中國采取中間態度，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獲貸款。羅隆基得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即將發表，未敢向毛澤東轉達這個口信，以後也隻是告訴了周恩來。

　　6月6日，司徒雷登說他接到副國務卿魏伯來電，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會見周恩來，了解中共方麵的意見，返美活動更有力量。傅涇波說司徒雷登希望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救災物資能運回中國，提供大批借款和進行貿易對中國工業化會有幫助。黃華說去北平並非易事，戰爭中鐵路損壞嚴重。傅涇波說司徒雷登有一架小型飛機可用。黃華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央考慮非官方渠道接觸較方便，決定由燕大校長陸誌韋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大。

　　6月28日第三次見麵，黃華說毛澤東周恩來歡迎他重訪燕大。司徒雷登高興地說：“此時美國大使前往北平會極大地提高中國共產黨和毛本人在國內的威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方朝著承認共產黨政權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然而，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宣布“一邊倒”外交政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甚至對司徒雷登主動表示的美國援助也公開拒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 ”“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的，真正的友誼隻能向這一方麵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去找。”於是，一切皆成泡影。

　　王立1972年《上海公報》談判參與者、曾任中國駐美國芝加哥總領事。他在《1949年中美走向敵對關係的客觀背景》中說：早在1949年4月，毛澤東已向中共內部發指示“不急於同美國提交”，“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急於去解決”。

　　美國政府隻好於7月2日回複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勢下赴北平，必須於7月25日前回國；司徒雷登竟然再次提出了去北平的請求，惱怒的美國政府電令司徒雷登：務必於8月2日前離開中國！他這才不得不登上飛機，離開他生活了55年的中國。回國後他就被美國政府“封殺”：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采訪，並且要“審查”他，所幸被私人秘書傅涇波想方設法抵製而不了了之。

　　“舉世無仇敵”的司徒雷登，首先得罪了國民黨，接著得罪了美國政府，最後又得罪了共產黨。他以基督徒的博愛和癡情，打了一個似乎至今也仍無法解開的“中國結”！

四

　　司徒雷登中美建交努力失敗了，但很多人相信：如果中美當時建交，不但大陸和台灣的曆史要改寫，甚至朝鮮戰爭也有可能避免。

　　雖然毛澤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接二連三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和《唯心曆史觀的破產》等文章，嘲弄抨擊美國政府，但是美國總統杜魯門1950年1月5日發表聲明，仍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決定，並表示不擬卷入中國內戰。1月12日艾奇遜發表講話，也仍把台灣劃在美國遠東防線之外。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第七艦隊才開赴台灣海峽，阻止我解放台灣。

　　其實，早在1949年4月，金日成就派特使向毛澤東遞交了朝鮮勞動黨致中共的信，請求中共把解放軍中的3個朝鮮師轉交給朝鮮，準備統一。毛澤東表態支持金日成南北統一。科瓦廖夫5月18日致電斯大林匯報說：毛澤東認為“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隻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於這一點時，才可以采取。”（沈誌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第190頁）對於外國的武力幹涉，據說毛澤東的表態是“你們不用擔心，因為有蘇聯在旁邊，有我們在東北。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毛澤東又補充說，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同上書第187-188頁）1949年7月至1950年元月，中共支援了全副武裝且經過長征、抗日和國共內戰鍛煉的朝鮮族軍事幹部和戰士35141人，為金日成發動統一朝鮮戰爭奠定了基礎。

　　《赫魯曉夫回憶錄》說：金日成兩次匯報打過三八線統一全朝鮮得到斯大林支持，但“斯大林仍然決定就金日成的建議征求毛澤東的意見。”“我一直完全無法理解的是，正當金日成準備進軍之際，為何斯大林召回了我國的顧問；原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軍隊的各個師都有我國的顧問，也許團裏也有。斯大林悉數召回了替金日成出謀劃策和協助他組建軍隊的顧問。我當時就曾向斯大林講了自己的意見，而他對我的異議卻抱著十分敵對的態度：‘不行！他們有可能被俘。我們不希望出現指控我們參與此事的證據。這是金日成的事情。’”

　　過去權威材料都說：毛澤東出兵朝鮮是反複權衡之後的非常無奈之舉，然而研究冷戰國際史的沈誌華卻發表文章言之鑿鑿地說：1950年5月14日接到斯大林電報後，毛澤東“不僅當場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鮮的軍事行動，而且在戰爭開始後，一再直接或間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戰。”

　　我最感到憤怒的是，蘇聯不使用否決權！聯合國憲章規定重大決議須5個常任理事國一致通過。隻要蘇聯使用否決權，其他聯合國成員國可能就不出兵朝鮮。這令人想到那個成語：火中取栗！

　　知道當年加入聯合國軍，參加朝鮮戰爭的國家和提供醫療支持的國家的名單嗎他們是希臘、法國、埃塞俄比亞、丹麥、哥倫比亞、加拿大、英國、泰國、瑞士、南非、菲律賓、挪威、荷蘭、新西蘭、盧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亞和比利時。

　　最吊詭的是，戰前雙方以美蘇協議的三八線為界，戰後仍以三八線為界；但參戰各方都說自己勝利了。

　　今日朝韓人民生活的巨大差異更令人感慨。

　　在司徒雷登墓前，我想起毛澤東為中美建交精心策劃“小球轉動大球”：1971年4月第31屆世乒賽在日本舉行，美國運動員科恩誤上中國隊班車，中國運動員如臨大敵，莊則棟卻歡迎他並贈黃山織錦，美國領隊哈裏森因此提出訪問中國。外交部報告周總理，總理批示暫不邀請並呈毛澤東，毛澤東圈閱後退外交部。然而4月6日晚11時多，毛澤東服安眠藥後昏昏欲睡卻突然說：“打電話——王海容——美國隊——訪華！”毛澤東規定吃安眠藥後講話不算數，吳旭君故意說沒聽清，他又一字一句重複一遍。吳旭君還不放心，問吃安眠藥後算不算數，他著急地說：“算！趕快辦，來不及了！”

　　中美兩國經曆了鐵血對抗，幾十年後又從終點回到了起點。

　　中共和台灣也結束了敵對關係，也有了新的開端。

　　當年艾奇遜公開信說：“我們當時的政策是基於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黨政府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在中共方麵，他們拒不接受將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全中國共產主義化——之自由的條件；在國民黨方麵，他們不顧美國軍事代表的屢次忠告，仍然抱著武力摧毀共產黨的幻想。”

　　我對未來國共兩黨、大陸與台灣和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持樂觀態度，恰如魯迅的詩句：“曆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五

　　我正在拍照司徒雷登墓碑，忽然發現小王師傅拿著采來的野花放到墓前，他也深深地鞠了一躬！

　　司徒雷登1962年9月19日因心髒病去世，終年86歲。其《最後遺囑》說：“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昔日燕大校園成了北大校園，有關方麵多方查找，也沒找到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的墓葬。

　　私人秘書傅涇波為司徒雷登魂歸燕園而奔波，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圈閱同意，1986年8月中國駐美使館轉北大公函，同意他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臨湖軒。大家認為墓碑設計加工需要一定時間，且隆冬將至，年老體衰的傅涇波不宜遠行，定於次年5月4日舉行儀式。不料風雲突變，北大一些人堅決反對。1987年4月中國駐美使館通知暫緩辦理。1988年10月，傅涇波帶著未竟心願逝世。

　　傅涇波之子傅履仁繼續為實現司徒雷登遺願奔走。他是美國陸軍第一位華裔少將，1995年退役後出任麥道公司北京總裁，他覺得自己是司徒雷登歸葬中國的最後希望，因為司徒雷登已無直係親屬在世，其獨生子已於上世紀80年代在密西西比的一個小城市去世。

　　傅履仁等人向克林頓總統訪華先遣人員、美駐華使館努力通融，美國駐華大使尚慕傑指派麥克海公使辦理，多次與中國外交部商談。1999年初北大也曾就司徒雷登歸葬進行研究，原則同意低調進行，並將意見呈報中央，不料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被炸，歸葬也就沒了下文。

　　2006年習近平率浙江省政府代表團訪美，傅履仁在會談中談到司徒雷登歸葬問題。不久傅履仁回訪中國時，浙江省外事辦主動提及此事，很快向傅履仁確認司徒雷登可以歸葬杭州。

　　燕大校友會內部意見分歧，有人堅持歸葬燕園。但經曆了種種曲折的傅履仁態度明確：避免節外生枝！最終達成共識：葬於杭州是目前的最佳選擇。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在去世46年後，終於以燕京大學創始人的身份歸葬於出生地。

　　歸葬杭州既是司徒雷登的遺憾，更是現據燕大校園的北京大學的遺憾，北大應恢複兼容並包的光榮傳統。胡錦濤2006年4月22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說：“曆史經驗表明，在人類文明交流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閡，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礙和束縛，更需要克服各種偏見，意識形態、社會製度、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人類文明交流的障礙，更不能成為相互對抗的理由。”

　　安息吧，司徒雷登！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可能會鼓勵繼續教會辦學，甚至北大也有可能歡迎您魂歸燕園，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都不會忘記您！

來源: 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