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至正 其介如石:全麵認識蔣中正
楊天石: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同學下午好!很高興有機會到燕山大講堂來講“蔣介石其人”。我用一個半小時時間講解,剩下時間留給大家提問、質疑,共同討論。
我今天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正確評價蔣介石的重要意義”;第二個問題講“我對蔣介石的基本看法”。
蔣介石生於戊戌變法前10年,去世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前一年(1975年)。他活了88歲,應該說是一個長壽老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蔣介石曾經是中國的第一把手,他有一個職務叫總裁,是國民黨的領袖,所以叫蔣總裁;又有一個職務叫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當時中華民國軍事上的最高統帥。還有兩個職務:開始是叫蔣主席,他曾是國民政府的主席,後改為總統製,他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所以這四個頭銜(總裁、委員長、主席、總統)加起來,說明蔣介石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集中了中國黨、政、軍三個方麵的最高權力。可以說,近代中國從辛亥革命一直到國民黨退守台灣,許多重要的大事他都是參加者、決策者、領導者,但是對這麽一個人,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是評價懸殊,高的高在天上,低的是在十八層地獄下。
我在演講之前,有一個聽眾問我,說現在是不是沒有人用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軍、老新四軍、老解放軍的名義來控告我了?我跟這位聽眾講,現在告狀的人、控告我的人好像沒有了,但在網上罵我的人還有相當一部分。2003年我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叫《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這批秘密檔案是蔣介石在上世紀30年代交給他的秘書,也是他的老師——毛思誠的。1949年以後,毛思誠的後人將這批檔案秘密的藏在牆壁裏,文化大革命時全國各地抄家,寧波的紅小兵到毛思誠家裏,將牆壁鑿開,發現了蔣介石交給他秘書保存的大量檔案。我的書就是根據這些秘密檔案寫的,所以書名的上一半叫“蔣氏秘檔”,下半段叫“蔣介石真相”,這是經過新聞出版總署、中共中央統戰部審查同意出版的,介紹蔣介石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2003年,我不知道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用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軍、老新四軍、老解放軍戰士的名義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寫信,說社會科學院有一個研究員叫楊天石,居然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蔣介石什麽人?在我們看來,蔣介石是頭號戰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楊天石把這麽一個人吹捧為民族英雄,是嚴重的問題。寫信的人很會寫,說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麽我們這批老革命是什麽?(因為他們用的老紅軍、老八路軍的名義)我們成了反動派?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英雄紀念碑豈不是應該推倒嗎?然後他們在一個網站上長達兩個半月批判我、攻擊我。這種現象最近幾年沒有了,但上網的朋友注意看的話,認為蔣介石是賣國賊、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的言論還是存在的。
正確評價蔣介石關係到中國近代史的書寫前一段時期一些網站出現了攻擊我的許多貼子,不瞞大家講,這些貼子大部分並不講道理,而是罵,罵我是“混帳、混蛋、卑鄙、可恥、人渣、叫獸”。對蔣介石的評價到現在為止還是兩極分化。過去國民黨吹捧蔣介石是“民族救星”、“世界救星”、“千古完人”(當然這是一種極端的吹捧);另外一種評價是“頭號戰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人民公敵”。“人民公敵”是源於陳伯達寫的一本書《人民公敵蔣介石》。台灣方麵本來意見一致,但自從民進黨上台以後,台灣方麵也出現了對蔣介石另一種完全相反的評價,民進黨認為蔣介石“元凶首惡”。對這麽一個人物應該怎樣正確評價?這不是一個小事,是一個大事。這是關涉到中國近現代史應該怎麽寫的問題,如果不給蔣介石一個實事求是、科學的評價,那麽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國共關係史、抗日戰爭史、台灣史都沒法寫,甚至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也沒有辦法寫。比如說講到抗日戰爭,過去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通常是八個字:“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假定我們今天還用這個調子來寫抗爭史,那這部抗戰史顯然是不真實的。大家可以到盧溝橋抗戰紀念館去看,展牌上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換成了“正麵戰場,積極抗戰”,完全顛倒過來了。
所以能不能正確評價蔣介石,能不能給他一個科學的定位,牽涉到能不能給我們的民族、子孫後代留下一部真實的、科學的中國近代史來。
正確評價蔣介石關係到兩岸關係的未來
重要的是這個問題關涉到海峽兩岸和平關係的建立和發展。2005年大陸舉辦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中共方麵做了一個很勇敢、人性化的舉動:邀請台灣和海外的抗日有功人士、將領或者其後人到大陸來參加紀念活動。受邀人之一是張靈甫的夫人,張靈甫是在解放戰爭之孟良崮戰役中被解放軍打死。為什麽要把他的夫人請來呢?熟悉曆史的網友可能了解,張靈甫在抗日戰爭中是一位英雄。
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作了評價抗戰的報告,其中有一段話:“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分別承擔了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共同構成了對日鬥爭的戰略態勢。”胡錦濤同誌這一段話有什麽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胡錦濤同誌講了兩個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國民黨放在前麵,這個次序不一樣;第二,承認這兩個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分工合作,一個是正麵戰場,一個是敵後戰場,共同構成了對日鬥爭的戰略態勢,既肯定了國民黨,也肯定了共產黨。胡錦濤同誌這個評價在中共領導人裏麵是第一個,代表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對抗戰史的新評價。我看了這個報道以後很高興。
一個月之後,我去參加台灣方麵舉行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和台灣光複60年學術討論會。會議中午,馬英九到會議場看望學者,馬英九走到主席到發表了一個15分鍾的即席講話,馬英九講,“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現在連北京的胡錦濤總書記也肯定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功績了。”馬英九批判民進黨,因為民進黨宣傳“台灣地位未定”。馬英九說,“不對,台灣地位不是未定,而是已定,早在開羅會議上,國際上就肯定了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應該歸還中國。”
從我剛才講的這兩個事例裏,應該得到什麽樣的啟示呢?如果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評價是科學的、正確的,那麽台灣人民、包括領導就會很高興。如果我們的評價有偏差,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那麽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就不高興。我們常講,要爭取台灣的民心。爭取台灣民心,爭取兩岸和平關係的建立,爭取海峽兩岸和解和諧,不僅僅是靠做生意。做生意確確實實讓人感到大陸對台灣的友好,但還要讓台灣人心裏麵感動。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評價蔣介石,評價國民黨的曆史功過,對爭取台灣的民心,包括世界華人的向心力、凝聚力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所以胡錦濤同誌一再講,要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溫總理也多次講要捐棄前嫌。前一段時間,溫總理引了一段古語:“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我們和台灣之間雖然有矛盾,過去有冤仇在裏麵,但還是一家人,是好親戚。這也讓我想起多年以前廖承誌在給蔣經國寫信時曾經引用過魯迅的一句詩:“曆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用來評價蔣介石,評價國民黨,對兩岸和平關係,國家統一大業,促進中華民族和解都具有重要意義。但很遺憾,現在還有少數朋友的腦袋還停留在當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時期,始終把蔣介石看成敵人,把國民黨看成敵人。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當然不可能真正認識和評價蔣介石。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正確評價蔣介石的重要性。
民族主義者蔣介石
蔣介石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這也是我今天演講的最主要部分。
第一、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蔣介石的一生,從主要方麵看,還是熱愛中華民族,希望中華民族振興,盡可能維護中華民族領土主權的完整。不需要講空洞的理論,我就講一點具體的曆史事實。
首先,蔣介石對列強的態度。
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
先考察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1923年,孫中山把蔣介石派到蘇聯去訪問,給蔣介石一個頭銜,叫孫逸仙軍事代表團團長。孫中山給當時已經病重的列寧寫信介紹,說蔣介石是我的朋友,我是信任的人,希望列寧能夠支持蔣介石。
蔣介石到蘇聯主要是完成一個任務:要求蘇聯方麵同意在蒙古的庫倫(今烏蘭巴托)建立一所國民黨的軍官學堂,建立一個國民黨的軍事基地,然後在庫倫訓練一支國民黨的部隊。從庫倫進攻當時北洋軍閥的統治中心——北京。當時北京被直係軍閥統治,總統叫曹錕。大家聽到這裏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孫中山的根據地是在廣州,為什麽放棄廣州讓蔣介石跑到莫斯科,要求莫斯科允許把庫倫作為軍事基地呢?當時的廣東的確是孫中山的根據地,孫中山本來是想由廣州北伐打到北京去,但利用廣州作為根據地,有兩大困難:
第一,廣東的南麵是香港,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國民黨部隊要北伐,英國人隨時可以在廣州旁邊的香港搗亂,使其後院起火。
第二,從廣州北伐要路經廣東、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七個省份,要跨過長江、黃河兩條大河,列強的軍艦完全可以從上海開到武昌江麵,把國民黨的北伐軍攔腰截斷。如果選擇庫倫,出了庫倫就是河北省,到了張家口就差不多到了北京。如果從庫倫開展北伐的話,不需要走遙遠的路程,沒有高山峻嶺,沒有長江大河,沒有帝國主義軍艦。蔣介石在日本是學習軍事的,懂得這一點。所以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托,向蘇聯提出要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大家可能有一個問題,庫倫當時是中國的領土,為何要征得蘇聯的同意?蘇聯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紅軍一直駐紮在庫倫,蘇聯一直把蒙古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蔣介石到蘇聯以後跟蘇聯的軍事主席托洛斯基提出這個請求。但托洛斯基說,中國人如果要進攻北京的話,隻能從蒙古的邊境上出發,國民黨人的腳步絕對不允許踏進蒙古的土地。當天晚上,蔣介石在日記裏寫了這麽一段話:“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別看他口口聲聲講是你的盟友、同誌,但考慮問題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第二天,蔣介石回到中國後,就給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說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實際行動有很大的差距。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邊疆,對蒙古、新疆有野心,蔣介石後來一輩子反蘇,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反對蘇聯的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
蔣介石退到台灣以後,1968年他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要反攻大陸。蔣介石反攻大陸靠誰?最初蔣介石把希望寄托在美國人身上,希望用美國的金錢、武器反攻大陸,可是經過幾年的交涉,蔣介石最後發現一個道理:美國人實際上是把國民黨看成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看門狗。蔣介石認為,靠美國人反攻大陸沒有希望。大家知道,60年代正好是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吵得最厲害時。開始時,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和叛徒集團。1968年蘇軍出動了武力,鎮壓了捷克的改革運動,中共又批判蘇聯不僅是修正主義而且是社會帝國主義,兩個黨吵翻了,兩個國家的關係也鬧僵了。在這個情況下,蘇聯人主動找到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先在南美,蘇聯的外交官和台灣的外交官在墨西哥談判,雙方聯合起來反攻大陸;後來蘇聯又派一個記者路易斯,這個人公開的身份是英國《倫敦晚報》的記者,當過赫魯曉夫的翻譯,路易斯到台灣跟蔣經國進行了會談。
路易斯和台灣新聞局局長到奧地利維也納進行談判,談的內容是台灣國民黨和蘇聯方麵合作,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推倒毛澤東,蘇聯方麵表示:隻要蔣介石反攻大陸,要錢蘇聯人可以出,要武器請你開清單,要什麽給什麽,要想利用蘇聯和中國邊界的基地,蘇聯也可以提供。當時,蘇聯人希望利用蔣介石的力量反攻大陸,反對中國共產黨。在1969年,蔣介石在日記裏寫過兩段話:蘇聯想幫我反攻大陸,我要當心啊!當年吳三桂和洪承疇他們走過的道路,前車之鑒,我要記住(1969年7月)。蔣介石提醒自己:蘇聯人要幫我反共,目的是想侵略中國,我不能夠當吳三桂、洪承疇。我要記住這個教訓。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提出天才論,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先把陳伯達拋出來,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改組北京軍區。大陸正是文革大動亂的年代,而且中共內部林彪集團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力量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本來是反攻大陸的一個機會。但是,蔣介石在日記裏寫了一段話:我絕對不能夠也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反攻大陸,因為蘇聯人完全有可能借這個機會侵占中國華北。蔣介石和蘇聯領導合作沒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從我剛才講的兩條看,蔣介石的民族主義的立場顯然是起著作用的。
蔣介石對英國的態度
1925年廣州發生沙基慘案。廣州人民為了支援香港大罷工,在廣州租界對麵的沙基舉行遊行。英國在租界開槍,打死中國遊行群眾50多人,打傷更多。沙基慘案發生的那一天,蔣介石就在日記裏寫一定要消滅英夷,“英夷不滅非男兒,英夷不滅焉能解放全人類”。從1925年開始,蔣介石就反對英國,在幾十年的曆史過程裏,一直認為英國是老牌帝國主義,專門欺負弱小民族、弱小國家。到1943年美國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太平洋會議,當時世界上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中英美蘇同盟國共同反對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太平洋會議的目的是研究怎麽樣打擊東方的法西斯國家日本。會議參加者有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中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
會議本是討論對日問題,但丘吉爾突然說,聽說你們中國軍隊正在向西藏進發,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應該開進西藏。宋子文聽丘吉爾的話後馬上反駁說,首相先生,您的記憶力是不是不有問題,英國從來是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你怎麽能說西藏是獨立的國家呢?當天,宋子文就把這個情況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指示宋子文,你說得很對,你要告訴丘吉爾,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不允許英國人幹涉中國的內政。而且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裏寫了這麽一段話:丘吉爾是一個流氓、一個無賴,這個事是英帝國主義麵目的大暴露。所以蔣介石一輩子對英國、丘吉爾沒有好感。
在開羅會議上,丘吉爾見到蔣介石和宋美齡。丘吉爾知道蔣氏夫婦對自己沒有好感,就先發製人,問宋美齡說“在你看來,我丘吉爾是不是一個很壞的老頭?”這是當時給宋美齡出的一個難題。宋美齡和蔣介石一樣討厭丘吉爾,丘吉爾邀請宋美齡到英國訪問,被拒絕。現在這麽問,宋美齡如果回答“不”,會違背蔣介石和她本人的意誌,但也不能說首相先生是一個壞人。所以她很巧妙回答了一句:“首相先生你怎麽看?”這個故事說明蔣氏夫婦對丘吉爾沒有好感,認為英國是一個老牌帝國主義。
蔣介石對美國的態度
美國在抗戰裏是中國的盟友,美國的總統羅斯福給中國的抗戰以巨大的援助,但,蔣介石和羅斯福之間也有鬥爭、矛盾,有時候這個鬥爭很尖銳,鬥爭的實質牽涉到國家的主權。
1942年,羅斯福聘請蔣介石做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國戰區的統帥,給了蔣介石很高的榮譽。中國戰區包括中國戰場、越南、泰國、緬甸。但羅斯福同時派了美國的將軍史迪威當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做蔣介石的助手。到了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從河南一直打到貴州,中國戰場危急。在這個情況下,羅斯福聽了馬歇爾的話,必須讓蔣介石把他的軍權交出來——即把指揮全部中國戰場的權力和指揮中國軍隊的權力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到中國來以後,美國軍方就一直想控製掌握中國的軍權,羅斯福聽了馬歇爾的話,要蔣介石交出權力給美國將軍。蔣介石認為這個事不能做,因為國家最重要的是兩個權力,一個財權,一個是軍權。蔣介石就跟羅斯福講,中國的國情很複雜,讓我把軍權交給美國人,急不得,得慢慢做。
蔣介石是想用拖著的辦法應付美國人,但羅斯福非常聰明,看出了蔣介石的想法,就說你必須交出,否則就休想從美國人手上拿一分錢的援助,中國抗戰的援助會全部丟掉。這是羅斯福給蔣介石下的通牒,要求蔣介石立刻把軍權交出。蔣介石人認為軍權不可以交,所以蔣介石就以攻為守,給羅斯福打了一個電報,說我不喜歡史迪威,請把他調回美國。當時美國是強國,中國是弱國,美國是援助國,中國是受援國。蔣介石竟然要將史迪威趕回美國,這對美國、羅斯福的臉麵都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這就是兩個男子漢的較量,羅斯福和蔣介石,按照通常的想法,勝利者應該是羅斯福。但蔣介石在這個時下了決心,如果羅斯福不把史迪威調回美國,中國就跟美國絕交。
實際上從1937年盧溝橋抗戰一直到1944年,中國一直單獨抗戰,既然以前也可以單獨抗擊日本,以後也可以單獨抗擊。所以這時蔣介石做了跟美國絕交,中國單獨抗戰的準備。在這個情況下,羅斯福不願意丟掉中國這個戰友,主動找台階下,說蔣介石不喜歡史迪威,美國將軍有的是,請蔣介石從美國的將軍裏挑出三個,我羅斯福從裏麵選擇一個。結果就按照這個方案解決,羅斯福把史迪威從中國戰場調回美國,另外選擇了一個將軍給蔣介石。從這幾件事看來,過去講蔣介石是英美的走狗。看他對英國、美國的態度,說明他不是英美的走狗,對英美他有鬥爭,有抵製。
所以我認為蔣介石一個民族主義者。
改良主義者蔣介石
第二、蔣介石是一個改良主義者。蔣介石早年比較激進,有點類於現在的憤青。蔣介石說中國的問題要改造,怎麽樣才能夠改造好中國呢?問題不在地主官僚,也不在軍閥,而是在資本家,中國隻有把資本家殺光了,中國才有希望。這當然是一種憤激的思潮,是錯誤的,1923年蔣介石訪問共產國際,那時蔣介石的觀點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當時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批評孫中山、批評國民黨,說中國將來不僅要沒收外國資本家的工廠,也要沒收中國資本家的工廠。共產國際實際上要求國民黨在中國搞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蔣介石說,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第二步才是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問題。也就是到1923年蔣介石已經否定了他當年要殺光資本家極左、偏激的想法。
國共兩黨的三點分歧
20年代30年代,蔣介石總結出跟中共的三個不同、三個分歧:第一,蔣介石認為中共是反對私有製,否定私有製,國民黨是保護私有製。後來蔣介石又修改了一下說國民黨是保護合理的私有製;第二,國民黨主張階級合作,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第三,國民黨主張代表全民的利益,共產黨主張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這三點就導致了蔣介石反對中共在中國實行的革命路線,蔣介石主張在中國做的是一條改良的路線。
蔣介石的土地、資本政策
那怎麽解決資本、土地問題呢?在土地問題上,最早提出“耕者有其田,讓種地的農民有地”的是孫中山(1924—1925年)。在中國要進行土地改革,這點上,共產黨和國民黨是一致的,並沒有區別。但孫中山的主張是兩句話。第一句是讓農民得到土地,第二句話讓地主也不受損失。這是孫中山土地思想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全麵的表述。但這很困難,這就決定了這是一個很難完成的任務,既要搞土改,又要雙贏。中共在農村裏,搞的是六個字:打土豪分田地,這是一條鬥爭土改的路線,是一條讓農民得利,讓地主受損失的路線。中共多年來堅持的是鬥爭土改的路線,中共也正是因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最後取得了農民的擁護,贏得勝利。而孫中山所設想的讓農民得到土地,讓地主也不受損失,這條路線國民黨始終做不下去,也沒有做好。
蔣介石本人有過關於土改的種種設想,譬如說,辦集體農莊,辦合作社,要說蔣介石在中國沒有解決農村土地的願望,這不符合事實,蔣介石要做孫中山那種和平雙贏的土改路線。蔣介石曾經設想過一個方案,叫“土地銀行”。今天大家買房子,都是向銀行借貸,然後分年償還。國民黨和蔣介石也曾經設想過成立“土地銀行”,讓無地少地的農民,通過借貸的方法得到土地,但始終沒有做到。在資本問題上,蔣介石希望按照孫中山的想法,反對大資本,主張搞大工業,由國家來經營。蔣介石把這條設想稱為社會資本主義,蔣介石盡管有改革中國的願望,但想走的是一條改良道路、階級合作的道路,在22年的執政生涯中,這條道路始終沒有走通。
1949年蔣介石回到老家,發現城鄉沒有多少變化,和他22年前離開時一樣,他感歎,22年中國民黨沒有進行改革,所以社會沒有變化。
個人中心主義者蔣介石
三、蔣介石一個個人中心主義者。孟子曾經講“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蔣介石對自己有兩個估計:第一,認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第二為是太極的化身,是自然界和社會最高的代表,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個人中心的思想。蔣介石有三段論:“大前提是我蔣介石是革命的(這一點他一輩子沒有懷疑過),小前提是你反對我蔣介石,結論你就是反革命的。”1927年蔣介石在江西反共就是這三段論,這三段論從形式上好像沒有錯,但是大前提是錯的:“我蔣介石是革命的”,何以來證明你是革命的?由於蔣介石自我中心,自我迷信,就形成了他對誰都不信任,誰做事他都不相信,大大小小的事他都管。
如說抗戰時在重慶,重慶市的垃圾要堆在哪些地方他要管;蔣介石在重慶開辦一個高級黨員訓練班,但黨校裏有木板床,有木板床就有蟲子,怎麽殺蟲子這個事蔣介石要管;女孩子的頭發要有多長,也要管;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怎麽吃飯,他也要管,他在日記裏寫,葉部長的吃相太難看,應提醒之;當時穿中山裝,有一次開會,一個官員把他的講稿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來。蔣介石大發雷霆說,你做報告的講稿,不應該放到下麵的口袋裏,應該放到上麵的口袋裏,這他也要管;台灣陽明山中山樓有一個貴賓休息室,休息室內放什麽沙發,蔣介石要管。
抗戰時,日本人成年累月幾十天接連不斷地轟炸重慶,中國的空軍當然要起飛迎戰,但是蔣介石認為,空軍指揮人員指揮的不好,要自己指揮,所以重慶空戰是蔣介石親自指揮的。1944年日本進攻河南,中國失敗,就是蔣介石認為當時的指揮官指揮得不好,要親自指揮。他到重慶的防空洞裏打電話到河南前線,他打給團長、營長級。蔣介石自己以為,他的指揮很到家。他很辛苦,整夜整夜不睡覺。可是這種指揮,在軍事學上叫遙控,在重慶的防空洞裏指揮河南作戰,這樣戰鬥哪有不失敗的道理?這是蔣介石一生的悲劇,不相信任何人。什麽大事小事都要管,所以他的第三個特點是個人主義者。
蔣介石的思想局限
四、蔣介石喜歡讀書,但他的思想不超過儒家、基督教的教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三個成分。蔣介石讀的範圍還比較大,早年喜歡讀馬列主義,看馬克思的著作寫讀書筆記,說馬克思的著作太難懂了,好幾次要扔棄,但久而久之,我越讀越有興趣,到了不忍釋卷的地步。1938年蔣介石有一段日記寫道:一個人如果不懂得辯證法,不懂得方法論,革命怎麽能不失敗呢?這個話像蔣介石講的嗎?好像是某個共產黨員的日記。這段話確確實實是1938年蔣介石在武漢時寫在日記裏的。蔣介石一輩子喜歡辯證法,那時北京大學有一個很有名的辯證法教授,蔣介石曾經把這個教授聘請到家裏給他講辯證法,一直到晚年還告訴國民黨的高級幹部,辯證法絕對不是共產黨的專利,國民黨也要學習辯證法。延安的整風文獻是中共的教材,蔣介石搞到一本,看了以後,覺得很好,後悔自己沒有早一點讀到。中共在延安開第七次代表大會,蔣介石讀中共七大的各個文件,七大通過了一個黨章,其中兩段:一段是黨員和群眾,一段是上級和下級。蔣介石看了以後,覺得特別好,把中共黨章這兩節寫到日記裏,而且感慨,共產黨是突飛猛進,國民黨再不迎頭趕上,必亡無日。
蔣介石的思想局限在三個方麵,一個是儒家的學說,他從小念四書五經。五四以後,國民黨和共產黨有兩種激進人士,共產黨的陳獨秀主張全盤拋棄中國的文化,他說從中國文化裏找精華,就像從牛糞裏找香水。國民黨的吳稚暉就說要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家學說扔到廁所裏去。蔣介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者,除了崇拜儒家學說之外,還崇拜基督教的教義,蔣介石去世以後,棺材裏放了兩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是《荒漠甘泉》(也是一本基督教著作)。
另外,蔣介石一輩子崇拜孫中山,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救中國的唯一主義。盡管蔣介石讀書比較多,但他的思想局限在儒家學說、基督教的教義和三民主義這三個方麵。蔣介石曾經想把這三個東西結合起來,成為中國的指導思想,蔣介石甚至想把中國成為一個基督教和孫中山思想相結合的三民主義的國家。
蔣介石的性格毛病
五、蔣介石的思想性格上有許多毛病,但他會不斷反省。蔣介石早年家教不好,長大了以後,交了一幫狐群狗黨。
蔣介石早年的毛病有5個方麵:第一好色,第二暴躁,第三多疑,第四孤僻,第五自戀。蔣介石知道自己這些毛病不好,所以蔣介石就經常反省,每天都有兩次靜坐(學儒家),兩次禱告(學基督教),每天的日記就是反省的日記,每周周末會有本周反省錄,一個月結束了蔣介石會有本月反省錄,每年年末會有本年反省錄。這種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反省的習慣,蔣介石堅持了幾十年。
怎麽反省?蔣介石早年好色,他也知道自己的壞毛病,就自我鬥爭,比如說蔣介石逛大街時對麵走來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很漂亮,蔣介石心動了,當天晚上蔣介石在日記裏會寫這麽一段話:“見豔心動,記大過一次”。20年代,蔣介石受孫中山委托在福建開辟一條革命根據地,蔣介石有事要從福建回上海,但他必須要經過香港坐船。到香港之前,蔣介石提醒自己:香港是一個花花世界,我蔣介石能不能經得住考驗,就看今天了。到了香港過了兩天,日記裏道:我又犯錯誤了,我連這樣一點小小的毛病都改不掉,我還算一個人嗎?我跟一條狗還有什麽兩樣?蔣介石用自我反省跟自己的毛病做鬥爭。有些毛病改得不錯,例如好色。有一些毛病一輩子都沒有改掉,像脾氣暴躁。
蔣介石有大功有大過
六、蔣介石既有大功,又有大過。2006年我到美國去訪問,新華社有一個記者采訪我,在國內的《參考消息》上登報了。他告訴我,楊先生我采訪你的報道登了,領導表揚,我還要再訪問你一次,你能不能用幾個字來概括蔣介石的一輩子。我跟這位記者說,你這個題目太難做了,蔣介石這個人活了88歲,有幾個詞概括他一輩子做不到,我說我跟你講三句話:第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第二,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這兩句話是進保險箱的話,左派不會反對、右派也不會反對,第三,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功有過。
大功兩條:第一領導北伐。1926—1928兩年的時間消滅了三個軍閥集團,初步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袁世凱上台以後16年北洋軍閥的統治;第二,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抗戰堅持到底挽救了近代中國最嚴重的一次亡國危機。最近報上有點爭論,抗戰到底是誰領導的,有一篇社論說抗戰是共產黨領導的,台灣的馬英九講是國民黨領導的。請大家注意我的用詞是“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抗爭。”近代中國最嚴重的亡國危機是日本侵華,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堅持了8年,一直打到了勝利。
大過兩條:第一,1927—1937年十年的清黨剿共,破壞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兩黨對打;第二,1946—1949年的三年反共內戰,最後蔣介石被趕到台灣去了。
蔣介石是不是除了這些事就沒有做過其它的好事?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在浙江杭州有一支100多人的敢死隊去進攻浙江巡撫衙門,敢死隊的隊長是蔣介石;1916年袁世凱在北京做皇帝,在山東有一支討袁軍反對袁世凱當皇帝,這支討袁軍的參謀長是蔣介石;1922年陳炯明發動兵變,炮轟廣東臨時大總統府,迫使孫中山和夫人從總統府出逃到珠江上的一所軍艦上,蔣介石從上海跑到珠江和孫中山同生死共患難;1924年蔣介石當黃埔軍官學校的校長,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的軍事精英。這些應該都是蔣介石做的好事。所以,蔣介石反清、反袁、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名政府抗戰,都是蔣介石做的好事情,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北伐和抗日。
到了台灣以後,蔣介石也有功有過:過,是在台灣推行白色恐怖,鎮壓了許多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功,就在於蔣介石建設台灣,為台灣的經濟起飛打下了基礎。
過去我們都認為,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的建設成功主要是蔣經國。這個看法不全麵,蔣介石到台灣去以後,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曾經有一個反省13條,最後一條他反省在大陸的失敗是沒有很好地貫徹、宣傳民生主義。所以蔣介石曾經有一個想法,要把台灣建設成為三民主義特別是民生主義的模範省。蔣介石到台灣以後做了幾件事,第一做了黨的改造運動;第二,進行了土改。蔣介石在大陸的土改沒有做,或者說做失敗了,但蔣介石到台灣以後,土改是成功的。為什麽蔣介石在大陸土改搞不下去?因為在大陸要搞土改,就會涉及國民黨的階級基礎——地主的頭上,國民黨的很多高級幹部的親戚都是地主,國民黨要革自己的命下不了手。到了台灣以後,因為是外省人,沒有直接聯係,下得了手。按照孫中山“讓農民得到土地,讓土地不受損失”來進行。台灣國民黨用國營公司的股票給地主,用這個辦法來贖買地主的土地,這樣在台灣就出現了兩種地主,一種我稱之為傻頭傻腦的地主,拿到了股票,當時的股票不值錢,就扔了送人了,或者低價賣,這部分地主等到台灣經濟起飛以後就吃虧了。另外一部分地主,把股票留下,投入了工業領域,經濟起飛以後,這部分地主成了財閥。
民進黨的發起人很多都是在台灣土改裏受到損失地地主,現在民進黨的主席家裏就是大地主。
應該說,台灣的土改是在蔣介石時期做的,這給台灣經濟的起飛打下了基礎。
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是想反攻大陸,但逐漸地覺得反攻大陸無望,就逐漸以建設台灣為中心,在60年代,在我們進行文化大革命時,蔣介石提出了8個字:“科學第一,教育優先”。蔣介石曾經想把國民黨改名,叫中國科學民主國民黨,以表示他很後悔,在大陸那麽多年,沒有重視科學,以後要科學第一,要教育優先。所以蔣介石在台灣提高科學經費、教育經費,發展電子工業,發展觀光、對外開放。所以蔣介石對台灣的經濟起飛有他的貢獻,有他的功勞。
回過頭來看,蔣介石在大陸有兩大功兩大過,在台灣有一大功一大過。
所以蔣介石對中華民族對中國近現代曆史是有功有過的人物,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認識,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也許會比較公平、公正。
我的講座到此為止,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