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 我有兩個高貴的學生

我有兩個高貴的學生

● 郭羅基

2014-04-13 09:45:58

　　 我有兩個高貴的學生，一個外國王子，一個中國“公主”

　　

　　 外國王子

　　

　　 他是柬埔寨王國諾羅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親王、國王之子——諾羅敦•納拉迪波(Norodom Naladipou)。

　　 西哈努克親王，一九四一年被柬埔寨王位委員會推選為國王。為了進行政治活動的方便，一九五五年他將王位讓與父親蘇拉瑪裏特（Norodom Suramarit），然後在國內組織人民社會同盟，在國外參與聯合國活動，出席萬隆會議等等。

　　

　　 西哈努克派兒子出國“和親”

　　 柬埔寨一九五三年從法國的殖民統治下取得獨立後，奉行中立政策。西哈努克遊走於幾個大國之間，在國際上相當活躍。他派出幾個兒子到不同的國家學習，也是為外交政策服務。中國古代的皇帝是送公主出國和親，西哈努克卻派兒子出國“和親”。一個兒子到法國，一個兒子到蘇聯，三個兒子到中國。

　　 西哈努克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中說：“我對新中國的深切的欽佩和閣下一貫對我的友誼，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個孩子到偉大的貴國去學習。直到他們成年。”他還簡要介紹了三位王子，並就培養方向提出了要求：

　　 “尤瓦納特（Norodom Yuraneath），老大，我覺得他天賦較差，學習不很專心，成績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寵愛。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煉鋼廠，然後在北京附近的冶煉廠中培養成為一名工人。”

　　 “納拉迪波，老二，是一個好學而且勤奮的學生，遺憾的是他身體較弱，不久前還生過盲腸炎。如果他舊病複發，我認為他可以在貴國的首都就醫動手術。我覺得他有前途被培養成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譯。”

　　 “凱瑪努拉克（Norodom Khemanourak），最小的，是三個小孩子中最不聰明的一個，他記憶很差，隨學隨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階段先上小學，然後進入一所技術學校學習一門手藝。”

　　 西哈努克特別強調：“我懇切地要求你們不要給予他們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地，我認為有必要讓他們適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普通生活。”

　　 被西哈努克誇為“好學而且勤奮”的納拉迪波王子，成了我的學生。西哈努克認為“他有前途”，但隻說把他“培養成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譯”。外交部得知，實際上西哈努克對他寄予厚望，將來能成為人民社會同盟主席的接班人。所以，中國人在納拉迪波身上狠下功夫。

　　

　　 文革中唯一堅持上課的大學生

　　 一九六〇七月，三個王子來到中國。 納拉迪波先是入芳草地小學，在燈市口中學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學畢業，免試進入北京大學，他選擇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中文係）。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經停課鬧革命。但中國與柬埔寨之間有文化協定，這個學生的學習不能耽誤。北大的燕園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個特殊學生的課堂設在友誼賓館的套房裏。友誼賓館的大門口有解放軍站崗，免受紅衛兵的衝擊，可以保證安定的學習環境。全國隻有這一個大學生在堅持上課，還不是在大學的校園裏。

　　 北大從幾個係先後抽調了九名教師，組成一個“王子教學小組”。九個老師教一個學生。大部分教師是中文係的。我從哲學係被調去當組長，人們戲稱“太子太傅”。我的任務是“從政治上把關”。把什麽關？我們的頂頭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當時對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懷璧對我們說：“你們不要把他塗得太紅，太紅了回國以後會脫離群眾。”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紅、紅、紅”，“不要太紅”，就必須把關了；而我被人們認為一貫思想右傾，所以適合於把“不要太紅”的關。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還是太紅，結果害了他。不是我們把他塗紅的，而是在中國這個大染缸裏染紅的。

　　 納拉迪波住在東城的柬埔寨駐中國大使館，每天有專車接送，到西郊來上課。因為當時的社會秩序很亂，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帶槍的隨身警衛員。有時還會因道路堵塞，遲到數十分鍾。

　　 納拉迪波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六七年，漢語說得很好，常與我們親切交談。他告訴我們，他是一九四六年出生，在西哈努克的十四個子女中，排行第六。他的母親，西索瓦•莫尼蓋珊（Sisowath Monikessan）是西哈努克的第三任妻子，又是第二任妻子的妹妹，論輩分她們都是他的姨媽。在他們王室中，近親結婚是常見的，甚至同父異母的兄妹也可以成親。他出生時，母親因難產去世了。小時候沒有人嬌慣他，使他懂得奮鬥。他的大姐帕花黛薇（Bopha Devi）公主是王家歌舞團團長。他常與女孩子們在一起，所以學得了女高音歌唱。

　　

　　 王子對文革有自己的看法

　　 納拉迪波對文化大革命十分關心，常常到王府井去看大字報。回來後就向我提各種各樣的問題：“什麽叫‘子教三娘’？” “走資派的標準是什麽？” “為什麽北京市是‘獨立王國’？人民共和國裏怎麽還會有王國？”“為什麽要火燒石油部？”等等，真是十萬個為什麽。我對他說：大字報揭發的事實沒有經過核實，不要看了就信；大字報表達的觀點，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要注意辨別。他往往有自己的看法。在群眾場合，大家喊“打倒劉少奇”，他就不舉手。劉少奇到他們國家訪問過，他對劉有好感。他對“打倒陳毅”特別反感。他同陳毅、張茜有所接觸，對他們極為尊敬。他說：“對陳毅可以批評，不應該打倒。”一個外國的年輕人比中國的紅衛兵同齡人冷靜得多。

　　

　　 與毛主席見麵 與掏糞工人同桌吃飯

　　 一九六七年的五一節晚上，納拉迪波也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第二天，他告訴我們：他坐的一桌離毛主席不遠。毛主席走過來，可能看到一個年輕人覺得奇怪，問他：“你是誰呀？”外交部禮賓司的人趕忙介紹：“他是西哈努克親王的兒子，納拉迪波王子。在北京大學學習。”

　　 毛主席說：“向你父親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問好。”

　　 納拉迪波說：“我除了說‘謝謝’，一時慌裏慌張想不出別的話來了。”

　　 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說：“好好學習。”

　　 留給他的印象：“毛主席是一位慈祥的老爺爺。”

　　 為了讓他熟悉中國社會，與各方麵的人士見麵，我們每個星期都組織活動，去工廠、農村、部隊參觀訪問。他的興致很高，參觀訪問中常常發表感想、寫下留言。他用中國的語言說：“我要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他不僅這樣說，也確實是這樣做的。有一次訪問勞動模範時傳祥，臨走時，時傳祥隨便說了一句：“在這裏吃飯吧。”他卻接著說：“好吧，我們就到他們的食堂去吃飯吧。”食堂事先沒有準備，隻有炸醬麵。他和掏糞工人同桌吃炸醬麵，吃得很香，吃了五兩，說：“我知道你們工人平時吃什麽了。”他還要求參加勞動，外交部不同意。

　　 參觀訪問中，他有時也會聯想自己國內的事情。他說：“我們那裏要修水庫，農民和縣長就鬧對立。以前我以為是農民幹勁不足，現在看來主要是縣長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造成的。”

　　 有人知道他會唱女高音，叫喊：“王子，來一個！”他就大大方方地唱起來。他最愛唱的歌是《社員都是向陽花》。他每次都說：“我請求你們，不要叫我王子，就叫我的名字。幹脆叫我小六子吧，我是老六。”

　　

　　 西哈努克不能接受“人民王子”

　　 在中國學習期間，納拉迪波每年要回柬埔寨過暑假。柬埔寨是一個封建王國，老百姓見了王室成員都要下跪。納拉迪波在國家電台發表講話，希望人民對他不要下跪。在一次體育運動會上，一個女孩突然昏倒。納拉迪波從主席台上下來，把她送到急救站。此事引起轟動。他被稱作在人民中國培養的“人民王子”。

　　 一九六七年夏天，納拉迪波又回柬埔寨過暑假。八月一日，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舉行慶祝八一建軍節的招待會。納拉迪波即席發言，除了敘述他在中國親身體驗到的柬中友誼，還對文化大革命讚揚了一通。西哈努克聽了十分緊張，就怕他把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帶到柬埔寨，於是送他到法國去洗腦。西哈努克為了向中國示好，把兒子送去培養，但他又不能接受培養的結果。西哈努克不便說了，由哥沙曼王後（納拉迪波的祖母）出麵，給中國政府寫了一信，說是納拉迪波身體不好，不能到中國去繼續學習了。當然，也很禮貌地向北京大學和郭羅基教授（當時我們都是助教，一九五八年以後沒有評過職稱，報給柬埔寨政府的名單上卻都是教授）等老師表示感謝。

　　 一九六八年，巴黎也發生了紅衛兵運動。西哈努克急召納拉迪波回國。納拉迪波回到柬埔寨，擔任人民社會同盟機關報《柬埔寨日報》中文版主編。

　　

　　 金邊發生政變 王子被判徒刑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在國外訪問期間，從蘇聯到中國。在飛機場上，送行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告訴他：“昨天你們的國民議會通過決議，廢黜了你的國家元首身份。”實際上發生了一場政變。蘇聯顯然不想留他。到了中國，西哈努克在飛機場上受到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政府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周恩來辦事周到，還特地通知與柬埔寨建立外交關係的四十一個國家的使節參加歡迎儀式。周恩來對西哈努克說：“你仍然是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感激涕零，他就在中國紮下根來。政變是在美國的支持下，由首相朗諾（Lon Nol）和副首相施裏瑪達（Sisowath Sirik Matak）領導的。西哈努克的立場由中立轉向反美。他與國內柬埔寨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紅色高棉”（正式名稱是“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聯手，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民族團結政府。毛澤東指示，為西哈努克提供一座新的王府。他就在中國“樂不思蜀”了。

　　 朗諾—施裏瑪達政變集團將納拉迪波和他的哥哥拉那烈（Norodom Ranariddh，就是西哈努克派到法國去學習的那位）抓了起來，揚言要處死他們，為西哈努克抵罪。後來正式進行審判，以“向敵人提供情報”的罪名判納拉迪波五年徒刑。所謂“敵人”，就是“紅色高棉”。

　　

　　 毛澤東支持布爾波特

　　 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紅色高棉”迅速發展壯大。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攻占了金邊。“紅色高棉”在叢林打遊擊時，重視團結群眾，努力發展生產。西哈努克從中國秘密進入根據地訪問時，看到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取得全國政權後，立即推行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導致禍國殃民的結果。

在勝利前夕，柬埔寨共產黨意欲取消王室。病中的周恩來，對柬埔寨共產黨領導人喬•森潘（Khieu Samphan）、英•薩利（Ieng Sary）苦口婆心地勸說，希望他們維護統一戰線的團結。無效，他請出尊神毛澤東來做工作。喬•森潘、英•薩利與毛澤東談話時，口口聲聲說布爾波特（Pol Pot）同誌的指示如何如何。毛澤東明白了，原來潘總司令當不了家

上頭還有政委。他問周恩來：“布爾波特係何方神聖？叫他來見我。”周說：“布爾波特同誌不願拋頭露麵。”毛說：“那就秘密訪華。”

　　 布爾波特秘密訪華，由病重的周恩來陪同，在中南海遊泳池晉見毛澤東。布爾波特曾多次在中國南方的遊擊隊訓練基地學習，不但會說漢語，而且毛澤東著作讀得爛熟。他一口氣說了十幾篇精讀過的毛澤東著作。毛澤東高興了。他說，我相信了，我的幾本小冊子對於你們確曾小有幫助。布爾波特描繪了“柬埔寨社會主義建設藍圖”：柬埔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宗教也不複雜，我們不準備搞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而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取消王室體製，消滅剝削階級，經濟國有化，教育軍事化，取消薪金製，消滅三大差別，爭取在兩個五年計劃之內把柬埔寨建設成為人人平等、生活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更高興了，視之為“知音”。他說，他的社會主義試驗，在中國隻有一小部分實行了，大部分失敗了。他希望看到柬埔寨的成功。毛澤東本來是要說服布爾波特，反被布爾波特說服了。他說：“什麽西哈努克，東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們仍替你們養著，免得放回去礙手礙腳。你們大膽地幹吧。”周恩來在一旁目瞪口呆。 (這個特別有趣，人都愛“醬油湯”，隻是柬老百姓就此入了地獄。—張)

　　 布爾波特剛取得政權，就大膽地幹起來了。為了消滅城鄉差別，一天之內將城市居民統統趕到農村。行動遲緩者，稍有不從者，往往遭到殺戮。“紅色高棉”根據張春橋闡發的“全麵專政”的理論，製定了憲法。籠罩著恐怖的柬埔寨，就是比中國更徹底的“全麵專政”的樣板。“紅色高棉”掌權的三年零八個月中，一百七十多萬人死於非命，約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東方佛國”成了血腥的殺戮場。在中國尚未充分展現的毛澤東的空想性的主觀社會主義，在柬埔寨走向了極致；也可以說，柬埔寨人民分擔了中國人民的災難。

　　

　　 王子在亂世中隕滅

　　 起初聽到傳言，納拉迪波失蹤了。後來確知，一九七七年納拉迪波被“紅色高棉”殘殺。此前，納拉迪波還曾被指控為向“紅色高棉”提供情報而受刑。“紅色高棉”是一群濫殺無辜、六親不認的惡魔。西哈努克的十四個子女中，有五人在紅色恐怖中遇害。

　　 二〇〇七年，“紅色高棉”的屠夫們受到聯合國在柬埔寨土地上設立的國際法庭的審判，滅絕人性、踐踏文明的罪行得到應有的懲罰，為柬埔寨人民也為納拉迪波聲張了正義。

　　 納拉迪波，如果你還在，今年應該是六十六歲了。可惜，你早在三十一歲時就離開了人間。在我心中，你永遠是一個麵帶笑容、富有朝氣的年輕人。我深深地懷念你！

　　 由於納拉迪波，我和柬埔寨發生了親密的關係。我在美國，柬埔寨凡有大事，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常常對我進行采訪，廣為傳播我的言論。我的外國王子學生使我名揚海外。但我的中國“公主”學生卻使我遭受厄運。

　　

　　 中國“公主”

　　

　　 她是現代秦始皇毛澤東和“紅都女皇”江青之女——李訥。

　　 李訥，一九五九年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學習，中途因病休學，直至一九六五年才畢業。四年級的時候，我是她的哲學老師。

　　

　　 “反革命”罪的新規定——“迫害李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上，北大在東操場接連舉行萬人大會，辯論工作組問題。那幾天，江青、陳伯達、康生多次到北大活動，暗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授意先鋒分子反工作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大會上，終於宣布撤銷張承先工作組。陳伯達大講對工作組的態度是階級鬥爭問題。

　　 江青也來強調階級鬥爭，還說：“階級鬥爭跑到我們家裏來了！”大家都很吃驚，也很納悶，階級鬥爭怎麽跑到毛主席的家裏去了？全場屏息靜氣，聽她講下去。我站在操場的邊緣，靜到聽得見草叢裏夏蟲的鳴聲。她講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毛岸青本來與一個護士關係很好，張少華（中文係學生，後以邵華名，稱作家，又是少將，還是正軍職。生子名毛新宇。）把她擠走了。江青婆婆媽媽講了一堆家務事，然後說張少華是壞人，工作組重用壞人。還說張少華和她的妹妹張少林（也是中文係學生），還有她們的母親張文秋，一家子都是騙子（江青沒有說是否包括張少華的同母異父姐姐劉鬆林，劉是毛岸英的遺孀）。這些事怎麽構成“階級鬥爭”？她把階級鬥爭的定義搞胡塗了。

　　 第二件，她說曆史係教師郝斌迫害他們家的寶貝女兒李訥。老師怎麽會迫害學生？她舉出的例子是他們在北京郊區搞“四清”時，郝斌派人對李訥跟蹤盯梢。

　　 江青越說越激動，臉色發青，聲音發抖。我遠遠地望見，有人扶她坐下，遞上一杯水，好像還吃了一顆藥。

　　 這是江青第一次在公眾場合講話。人們頗為不解：毛主席的夫人怎麽會是這樣一個人？大家竊竊私語，覺得她神經不正常。北大很多人被打成“惡毒攻擊江青同誌”的“現行反革命”，根據就是這一天晚上的議論。

　　 張少華、張少林姐妹倆連夜逃離北大，也不敢回家，在外流浪。

　　 郝斌當時不在場。第二天一早，他被學生揪回北大，押上三十八樓前的“鬥鬼台”，蓬頭垢麵，駕“噴氣式”，進行批鬥，從此列入“牛鬼蛇神”。

　　 所謂“派人對李訥跟蹤盯梢”是怎麽回事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曆史係師生在順義縣天竺公社（今首都機場所在地區）搞“四清”。郝斌是一個工作組的組長，李訥是組員。李訥與郝斌在如何對待“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問題上發生了爭議。李訥大概聽從江青的指使，主張對“四類分子”狠批狠鬥。郝斌強調穩重。因為李訥身份特殊，再加上身體不好，郝斌關注她的安全和健康，明裏暗裏派人保護。結果，扯上爭議，保護成了“迫害”。郝斌遭此飛來橫禍，吃盡苦頭。後來雖然“反革命”的帽子沒有戴穩，但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群眾之外。

　　 命運捉弄人。粉碎四人幫以後，黨的方針是從“逍遙派”中提拔幹部。北大的逍遙派真不多，挑出一個郝斌，不斷提拔，後來當上了北大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恐怕他本人從未有過當黨委副書記的抱負，曆史係的同事也不會對他有當黨委副書記的期望。郝斌因禍得福。

　　 江青點了郝斌的名之後，確立了一條“反革命”的罪名——“迫害李訥”，北大獨有，別處所無。曆史係的教師，特別是教過李訥的，誠惶誠恐，都在回想與李訥的接觸，有無不妥之處？

　　

　　 給李訥的考卷打四分也是“迫害”

　　 第二天，聶元梓在哲學係說：“迫害李訥，昨天江青同誌本來要點兩個人的名，除了郝斌，另一個是誰？你們猜。”大家無從猜起，叫她“你說吧”。她轉過頭來對我說：“是你！”聶元梓向來說話帶水份，我也並不特別在意。聽她往下說：“李訥的哲學考試，你給了她一個不好的成績，江青同誌很生氣。江青同誌還說：‘有人說郭羅基很有才氣，我說他是修正主義苗子。’她認為你的問題比郝斌更嚴重。”當時流行的帽子，對掌權的是“走資派”，對知識分子中的老家夥是“反動學術權威”，對知識分子中的年輕人就是“修正主義苗子”，都是屬於打倒的對象。聶元梓繼續說：“我懇求江青同誌，不能點郭羅基的名。他是老左派，鬥爭堅決。你一點他的名，陸平黑幫就高興了。”</ div>

　　 她似乎等著我感激一番。我說：“我給李訥的考試成績打了四分，是‘良好’，不是‘不好’。老師給學生打分怎麽叫做‘迫害’？……”孫蓬一在旁邊扯扯我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孫蓬一後來是聶元梓的副手，在北大號稱“聶孫”。文革初期，他調到中央文革當了一陣子聯絡員。事後，他對我說：“從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裏的想法。這一次聶元梓的話沒有水份，當時我也在場，江青同誌確實是這樣說的。不過，老師給學生打分，即使打錯了也不能叫‘迫害’。是沒有道理！反正沒有點你的名，你就不要吭聲了。搞不好，把你的言論反映上去，又會惹出麻煩。” 　　

　　 李訥“公主”，生錯地方

　　 李訥在校時，我對她的印象是不錯的。當時北大的高幹子弟眾多，有人說，如果通知開一次家長會，可以把中央委員的半數以上請來。高幹子弟中的兩個學生，口碑最好，一個是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另一個就是毛主席的女兒李訥。李訥衣著樸素，有時穿的可能還是江青在延安時代的舊衣服，這樣的打扮在女學生中是少有的。李訥為人低調，沉默寡言。傳說她爸對她要求極嚴。在“三年困難”時期，北大的食堂沒有油水，李訥想回家加點油。她爸對她說：“你不要來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飯去。”平時見到李訥，她臉上總是愁雲密布。一次下課後，她和我同路，卻是有說有笑，不失為真情少女，我見到了另一個李訥。公眾場合的李訥和私下的李訥，好像不是同一個人。

　　 有一天，一個同事請我到他家吃飯。席間，問起李訥。我說，她極力自我克製，個性是受壓抑的。我講了一個故事。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朱由檢），在李自成即將破城之際，命皇後、貴妃自縊，還揮刀砍殺自己的親生女兒——十五歲的長平公主，口中念念有詞：“可憐生在帝王家！”（長平公主沒有被砍死。後李自成命人為她療傷。農民起義領袖比皇帝富有人性。）我說：“你們聽見沒有，生在帝王之家是一種不幸。可憐的李訥公主也是生錯了地方，沒有正常人的喜怒哀樂。”高幹子弟大部分驕橫放肆，也有類似李訥這樣的過於謹小慎微。這都是人性的扭曲。

　　 那時候的人都是循規蹈矩的，聽到我這個黨內的異端分子稱李訥為“公主”，很刺耳。「哎，哎，不能這樣說吧。」文革中，被人揭發，成了我的“反革命”罪狀。稱李訥為“公主”，就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為皇帝”。“偉大領袖”可以自稱秦始皇，別人說了就是“反革命”。一九七六年清明節，人們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同時，喊出：“秦皇專製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因為影射偉大領袖毛主席，據此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這都是後話。

　　 我看到郝斌被牽來牽去遊鬥，為他不平，也為自己慶幸，總算逃過一劫。誰知最終還是沒有能夠逃得了。

　　

　　 批評聶元梓遭報複

趕走工作組以後，成立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號稱“紅色政權”，聶元梓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國隻有兩個文化革命委員會，另一個是以阮銘為主任的中宣部文革。）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貼了一張批評聶元梓的大字報，題目是《新北大要整風，聶元梓第一個要整風！》，被說成“矛頭指向紅色政權”，批評聶元梓就是“砍倒毛主席樹立的紅旗”。起初，支持這張大字報的是少數，辯論了幾個月，支持者越來越多，北大分裂成兩大派：擁護校文革的叫做“新北大公社”，反對校文革的叫做“井岡山兵團”。這時，聶元梓就不客氣了，她把當初江青要點我的名，稱我是“修正主義苗子”等情，和盤托出。大字報越說越玄，有的說我給李訥打了三分，還有的說我給了她一個不及格。曆史係的一位教師對我說：“郭兄，你迂呀[1]，看到李訥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打個五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錢，何必吝嗇！”原來李訥的門門五分是這麽來的。我教的這門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家有一座“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挨著“頂峰”，好像得五分是理所當然的，否則似有藐視“頂峰”之嫌。得了四分，怪不得“江青同誌很生氣”。也有“井岡山”人貼出支持我的大字報：“郭羅基一身正氣，沒有媚骨。他準備把李訥的考卷貼在牆上，訴諸公議，和你們辯論。”我並沒有說要把李訥的考卷貼在牆上[2]。但這個大字報泄露了天機，大家知道我還保存著李訥的考卷。

　　

　　 勒令交出李訥考卷作罪證

　　 軍宣隊進校後，一九六八年九月，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曆史係的門口貼了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李訥看到後，回去向毛匯報，毛改了一個字：“池深王八多”。以後，“池深王八多”就成了北大的標簽。軍宣隊又加油添醋，說：“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質地理係的一個學生名“王七一”，軍宣隊居然叫他“王八”。

　　 我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先是辦“學習班”。所謂“學習班”，實際是連續的批鬥會。接著把我關起來“隔離審查”，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

　　 第一條就是“迫害李訥”，並勒令我交出李訥的考卷。

　　 那一年學期末，講課結束，複習一周，然後考試。李訥要求提前考試，還有一個男生也要求提前考試，都說了一些理由。我為他們另外出了一套試題。閱卷時，我認為他們兩人的水平差不多，都給了四分。我知道李訥平時學習很努力，理解能力也不錯，可能她沒有經過複習，發揮得不是很好。過了幾天，我將試卷交曆史係辦公室保存。教務員是一位老太太，我的無錫老鄉，名顧靄如。她對我說：“李訥門門功課是五分，你給了她一個四分，她很不高興。”我說：“是嗎？我來找她談談。”我自以為我同她是談得來的。李訥的試卷暫時由我保存。學生的試卷無論是由係辦公室保存，或由教師保存，都隻保存三個月。我找李訥，她回家了。後來我又借調到教育部，離開了學校，一直沒談成。那份試卷不經意間三個月後也沒有銷毀。

　　 提出“迫害李訥”問題，我為自己辯護：“我對李訥的印象不錯，不可能發生迫害。但她的考卷隻值四分。老師給學生打分，即使打錯了也不能叫‘迫害’。”

　　 後麵那句話是孫蓬一同情我的時候說的。這時，由於派性作怪，他也加入了整我“迫害李訥”的行列。

　　 是不是“迫害李訥”，關鍵就在於要我交出考卷。不難想象，指著考卷，他們就可以坐實“迫害”的罪名了。哲學不像數學那樣對錯分明，他們一定胡攪蠻纏，說李訥的答案如何精彩，我的評判如何不公，可見是“迫害”。所以這份考卷決不能拿出來，但要銷毀已經晚了。文革中，如果哪家燒紙冒煙，鄰居就會檢舉：“銷毀黑材料。”如果扔到馬桶裏，堵了，又成問題。我隻能把它轉移出去。

　　 要我交出李訥的考卷，我說銷毀了。他們不信，就到我家抄家。考卷沒有抄到，但又多了一條新發現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家裏沒有一張毛主席像。他們說，人民群眾熱愛毛主席，到處掛毛主席像；反革命分子仇恨毛主席，所以不掛毛主席像。從反革命分子不掛毛主席像，推出不掛毛主席像就是反革命分子，邏輯上不通。文革中，隻要被定為批判對象，無論怎樣批判，不顧事實，不講邏輯，都無所謂。可悲的是，我的同事都是教哲學的，居然也置邏輯於腦後。但在這種場合同他們講邏輯是沒有力量的。我以攻為守，反咬一口，說：“你們家裏隨便掛毛主席像，讓毛主席看你們吃飯、睡覺、拉屎，這叫熱愛毛主席嗎？”他們說，聯係到你稱李訥為“公主”，就是惡毒攻擊毛主席為“皇帝”。我說：“照你們所說，我是仇恨皇帝呀。”他們無話可說就“打態度”。反正我在曆次運動中總是“態度惡劣”，不在乎了。

　　

　　 反毛主席，不承認也不否認

　　 我的第三條“反革命”罪狀，確實是反毛主席，但不能承認。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校文革的反對派即反聶派在五四廣場舉行群眾大會，我在會上作主題演講。演講的內容大多涉及校內的糾紛，我也力圖進行一些思想啟蒙。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就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是人民的不覺悟。但這一切都不能明說。我已經想了很久，這次找到一個機會，以批評聶元梓為由借題發揮。我先抬出權威：“馬克思很讚賞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位革命者的說法：‘偉大人物之所以看起來偉大，是因為你自己跪著。’”然後對保聶派的人們說：“你們把聶元梓看得很偉大，也是因為你們自己跪著。”我發出一個號召：“可憐的人們，站起來吧！”在北大，這句話被傳為“郭羅基的名言”。我提供了一種思維方法：是站著看人還是跪著看人？我們這個反對派，不僅反聶元梓，還有一股潛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暗流。他們都是聰明人，聽懂了我的意思，狂熱鼓掌。那時，為了批判劉少奇，正在放電影《清宮秘史》。影片中，奴才們見了慈禧太後就下跪，口呼：“喳！喳！喳！”從此，我們這個反對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擁護聶元梓的那一派，稱作“喳派”，聶元梓得了一個外號“老佛爺”。其實，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豈止北大擁護聶元梓的人們，真正的“老佛爺”也不是聶元梓。

　　 文化大革命中，誰是“偉大人物”？說聶元梓是“偉大人物”，還不夠格。起初，擁護“紅色政權”的保聶派隻是從派性的角度來反對我，說我“把革命群眾當奴才”。過了幾個月，他們才品出味道來，說：“郭羅基哪裏是反聶元梓，他是反毛主席！”我既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承認了，必將大禍臨頭，極不明智；否認，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對不起為我鼓掌的人們。經過多年黨內鬥爭的曆練，我在緊要關頭尚能保持方寸不亂，批鬥會上急中生智。我說：“我當時說的明明是反聶元梓。但聽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現在你們說是反毛主席，那就是你們的一種理解。”他們的理解無疑是正確的，但我不好說。我把球踢了回去。一時冷場，他們無以應對，就空喊“頑抗到底決沒有好下場 ”之類。

　　

　　 專案組為我送“雞毛信”，銷毀考卷

　　 我被關在南閣的一個小房間裏。那原是衛生間，後來撤去浴缸、馬桶，成了儲藏室。現在是我的囚室，隻能放一張床，再也沒有活動空間了。好在還有一扇窗戶，可以欣賞來往行人。外間住著兩個看守。專案組就在樓上。我的前妻劉渝宜給我送替換衣服和夥食費，都隻能交給專案組。她不知道我被關在哪裏，我倒是能從窗戶裏看到她走進南閣。私設公堂，非法關押，連中國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允許的，在人民共和國裏卻是司空見慣。

　　 幾個月之間，每次總是審問兩個問題：“李訥的考卷到哪裏去了？”“交代你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

　　 我對抄家早有防備，作了一番處理。章太炎逃亡時，包袱裏隻有手稿，別無一物。世人鹹笑其癡。輪到我搜索家室時，才覺得章太炎不癡，想來想去確實隻有手稿是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個旅行包裏，還有來往書信（心想假如我當“反革命”，不要連累別人），再加李訥的考卷。這個旅行包寄存在西苑中直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的一個朋友家。那裏是所謂“保密單位”，本來比較平靜，後來也鬧起來，而且卷入北京的天派、地派。我擔心，如果他們那裏的天派搞到了李訥的考卷，就會送交北大。我想通知劉渝宜將考卷銷毀。可是誰能為我通風報信？我處在禁錮的牢籠之中，唯一的通道是專案組，隻能通過他們的手來傳遞信息。我使出當年做地下工作的渾身解數，想了幾天，想出辦法來了。我將一副棉手套故意弄破，交專案組，說：“讓我愛人補一補，補好後送來。”棉手套的夾層裏藏一紙條，她伸手進去就會感覺有異物。紙條上寫：“到西苑取回旅行包。途中找出考卷，撕碎，扔在河溝裏。”過了一個星期，渝宜將補好的棉手套送到專案組交給我，還有一瓶炒麵。我知道炒麵裏一定有名堂。果然，掏出一小紙片，上麵有三個字：“完成了”。

　　 專案組為我送了“雞毛信”，他們當了義務交通員還不知道。以後提到考卷，我意味深長地說：“銷毀了，千真萬確，肯定無疑！”

　　

　　 與專案組鬥法

　　 文化大革命中，追查“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整人的殺手鐧。當時有一個《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惡毒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現行反革命”。簡稱“惡攻罪”。執行起來，非但“惡攻”毛主席、林副主席有罪，而且擴大到包括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在內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非但“攻擊”有罪，連“議論”也有罪。憑日記、書信以及關起門來的議論，等等，就可以定為“反革命”，不是坐牢就是殺頭。曆次運動都是自證其罪。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大部分也是自己“交代”出來的。一方麵是可惡的專案人員進行逼供、誘供、套供，另一方麵是被審查人員的天真，輕信什麽“坦白從寬”。結果正是根據“坦白”來定案。

　　 專案人員對我說：“根據你的思想，不可能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沒有看法。”這些人都有陰暗心理。他們知道，人們對這樣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可能沒有看法，連他們自己也不可能沒有看法，千方百計讓你講出來，給你定罪。

　　 我說：“即使我有思想，沒有言論；是言論，也不是行動。你們總是憑言論定罪。你們要我交代思想，一講就成為言論。是不是引誘我犯錯誤？” 我在文革中對思想、言論、行動的關係有切身體會，所以後來才能寫成文章。

　　 我不否認我有“思想”，就是不講，爾奈我何？

　　 他們對我說：“我們已經掌握你的材料了，就看你交代不交代。”然後就來“講政策”：不交代，對自己、對家人會有什麽樣的嚴重後果；交代了，可以“給出路”等等。我知道，這是一種詐唬的手段。我說：“我沒有什麽可以交代。就照你們掌握的材料處理好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對我說，你的同夥化學係某某人交代了，也揭發你了，你不交代問題就嚴重了。這也是專案人員常用的詐唬手段。如果從我這裏擠出三言兩語，又可以去詐唬某某人：“郭羅基揭發你了。”來回詐唬，誘發不實之詞，成了假交代、假揭發。我回答他們：某某人交代是他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實？我不知道。盡管他揭發我，我沒有什麽可以揭發他。

　　

　　 我對張誌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

　　 掩飾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很痛苦的。有時，我也有像張誌新那樣的正義衝動：“你們說我是‘反革命’，好，我就來交代。我願意和你們辯論，到底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渝宜了解我的心情，常勸誡我：“你要沉住氣，將來有你講話的時候，不要為了一時的痛快，不顧後果。”就是為了將來有講話的時候，我才忍受暫時的屈辱。張誌新光明磊落講出自己思想，結果在“反革命”的泥潭裏越陷越深，從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直到死刑。我對張誌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一九七九年發表《誰之罪？》之後，常有人問我：“你這篇文章是怎麽寫出來的？”我說：“這是我醞釀了十年才寫出來的。”

　　 專案人員不僅要我交代自己的“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還說我是井岡山兵團“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後台。

　　 最早進駐北大的軍宣隊是六十三軍（四五八七部隊）派出的，負責人劉信是該軍政治部副主任。他帶來的政治部宣傳處的一位副處長楊順德，是他抓“反革命”的得力助手。這位楊處長是個獐頭鼠目的“武大郎”。他找我談話，說：“你們井岡山兵團有四十多個反革命小集團，每條線都通到你這裏。你們的大印，我們都拿到了。……”要我交代與“四十多個反革命小集團”的“聯絡圖”。我一聽，差一點笑出聲來。這是“土八路”辦案，以為“反革命小集”必有“大印”。拿到“大印”，顯然是謊言。

井岡山兵團中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青年共產主義學會”、“馬列著作學習小組”等的小團體。後來弄清楚，凡是“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都是擁護毛、堅持文革的正統派；凡是“馬列著作學習小組”都是“議論無產階級司令部”、懷疑文化大革命的異端分子。

這些“馬列著作學習小組”常常向我請教理論問題，還到我家借閱書刊。在軍宣隊的高壓之下，不少人把我牽扯出來，所以我成了“總後台”。事後，井岡山兵團的人們笑稱我是“總後”。

　　 我被關了四個多月之後，忽一日，南閣人來人往，步履匆匆，好像出了什麽事。專案組對我說：“回家吧。”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問：“回哪個家？”

　　 “回你自己的家。”

　　 “隔離審查不是還沒有做結論嗎？我怎麽能回家？”

　　 “軍宣隊犯錯誤了，誰給你做結論？”

　　 回家後才知道，在這四個多月裏，北大出了大問題。住“牛棚”的和像我這樣單獨關禁閉的達九百多人，超過當時在校人數的百分之十。自殺的接二連三，每有自殺，就刷一條大標語：“XXX畏罪自殺，死有餘辜！”人死了也不放過。這樣的大標語，人們數了四十多條。直到翦伯讚夫婦自殺，驚動了上麵，派人到北大調查，發現“清理階級隊伍擴大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八三四一部隊（中央警衛團）進校，取代四五八七部隊。從此，北大號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抓的點”。

　　 我確實是他們要抓的“反革命”，這一次混在九百多人的“擴大化”隊伍裏溜號了。但第二年，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揪“五一六”，我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在北大是老“運動員”。一九八二年離開北大的時候，得了一個群眾評語：“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注：

　　 [1]我的朋友李洪林和於浩成，一個自號“癡翁”，一個自號“呆公”。我提到有人說我“迂呀”，朋友們就稱我為“迂夫”，與他們二位並列為三。

　　 [2]胡平在一篇文章中說：“郭先生的個性十分剛強，有位老北大的同學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文革時期，有人貼出大字報，厲聲責問郭羅基為什麽在一次哲學考試中隻給毛澤東的女兒李訥評了三分。這一攻擊在當時真是非同小可。換上別人，不是連忙認錯，就是默然忍受。但郭先生卻與眾不同，他找出李訥的那份考卷貼在牆上，讓大家來評是否能值更高的分數。這件事我沒有向郭先生求證過，但那倒是很像郭先生做事的風格。”（《於無聲處聽驚雷——讀郭羅基先生的兩篇起訴書》，《中國之春》，一九九二年三月號。收入胡平著《從自由出發》，第二○八——二○九頁，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說我給李訥評了三分，又說我把李訥的考卷貼在牆上，等等，都是“老北大的同學 ”誤傳，當然並非出於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