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徐景賢的遺體告別

參加徐景賢的遺體告別（沙葉新）

        對於徐景賢,我覺得我們應該表達應有的尊重。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動筆杆的，還都寫過劇本，還互知其名，但在四年以前我們從未見過麵。

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麵時，我根本沒想到要寫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卻很想寫寫他。

他是徐景賢！

如今三、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許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卻是大大的風雲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當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劃者、操縱者。當年在上海灘，誰個不知他是聲名顯赫的市委書記徐景賢？哪個不曉他是名列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張那樣陰沉乖張，也不像姚那樣縱筆招搖。很多人說，張像狗頭軍師，姚像刀筆衙吏，徐則更像個黌門秀才，印象並不惡。徐體貌修長白皙，也讓枯瘦的張、肥矮的姚，相形見絀。徐是當年許多左傾婦女的偶像。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當年的“徐郎”仍然津津樂道，說他作報告從不用稿，說起話來井井有條………一種欽慕之情，溢於言表。

每當聽到這種私下的曖昧的言說，總令我感慨萬千。“文革”已經奄忽40年，那麽慘痛深刻的政治血跡，卻逐漸淡去；而對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經久不忘。

曆史就如千麵少女，任人打扮；曆史也像癔病患者，極易錯亂。前代的曆史真容便是這樣詭秘地不斷地“變臉”，甚至是銷聲匿跡地隱藏在當今曆史的背麵，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徹底被整容。當然這不是人民所書寫的曆史，而是權勢者所炮製的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老演員錢楓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不久前他在醫院遇到徐景賢，隻見他老多了，一無當年的風采。兩人說話間，提到我，徐景賢請錢楓代他向我致意，並說文革中為《邊疆新苗》之事對我的批判是錯誤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驚訝，也有一絲感動。

《邊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寫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話劇。這個戲本是“遵命文學”，已經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條，萬萬沒想到也會挨批！

當時正處在“批林批孔”的黨內鬥爭高潮，文藝界也正在批判所謂的“文藝黑線”回潮，文化部長於會泳在上海多次點名《邊疆新苗》，說它有小資的“花花草草”，有大資的噱頭笑料，違反了社會主義的創作目標。於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們劇院召開全市文藝院團對《邊疆新苗》的現場批判大會；而這天正是我妻子在醫院臨產，我不能請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將接受批判。

我在劇院挨批，妻子在醫院待產，我的心情之憂、之惡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過批、挨過鬥，掛牌下跪，羞辱難當，但也沒有這次對我的批判讓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批得我差點神經失常。

提出對我批判的是身為文化部長的於會泳，而身為市委書記的徐景賢並未下達這樣指示。不久我還聽說，於會泳、徐景賢之間，在對待《邊疆新苗》的態度以及如何修改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徐景賢是比較傾向我們的。

挨批以後，我們劇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龍江知青點采訪，於是又不得不無窮無盡的討論，無窮無盡的修改，在這出破戲身上繼續浪費精力和生命。

1975年， 政治形勢更加動蕩，突然之間，11月2日徐景賢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局黨委書記說：“《邊疆新苗》還是不錯的，你們將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沒有什麽問題，就盡快演出。”還說：“去年對這個戲解剖有無過頭的地方，也請研究研究。”　　

於會泳說《邊疆新苗》“問題嚴重”，徐景賢說這戲“還是不錯的”；於說對這出戲“批判”，徐說是“解剖”。二人明顯不一致。可是好夢不長，時隔僅兩個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傳達於會泳的指示，說：“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藝界的翻案風極為猖狂，現在要反擊，要炮轟，要搞運動！”於會泳說的“翻案風”是否包括徐景賢對《邊疆新苗》的“翻案”呢？這令我們整個劇組極為不安。又過了不久，文化局又傳達徐景賢對我的批示，大意說：“沙葉新年富力強，有寫作能力，應該為他提供條件，深入生活，寫出更好的劇本。”啊？是嗎？我當時真有點受寵若驚！

於會泳給我的感覺總是陰風習習，徐景賢則是暖風徐來——這確實是我當時的真實感覺。至於他二人是否有本質區別，我不敢說，但畢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組織，任何利益集體，哪怕宣過誓、拜過把、歃過血、結過盟，都會因時勢的衍變，總是既有忠誠，也有背叛；既有團結，也有分裂；既有和諧，也有爭鬥；既有覺悟，也有頑固；何況單獨的個人？於會泳至死不認罪，最後服毒自殺。徐景賢認罪服罪，甚至連無直接責任的罪錯，如《邊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說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案犯，就沒區別？況且他不隻是對我一人道歉，對其他被錯批錯鬥的人也都道過歉。　　

所以，當徐景賢出獄之後，托人帶話向我問好致歉，我是接受的。

半年後，2003年“五一”長假的第一天，徐景賢打電話來，要來我家看我。我連忙說你歲數比我大，還是我來看你。  5月2日上午9時45分，我按約準時來到他家後門口。我站在樓下，隻見徐景賢下樓來了，佝僂著，橫著身子，扶著牆壁，忙不迭地來接我。我第一個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沒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厲害。這就是曾經叱吒風雲的“文革”權貴徐景賢？難以置信！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他兩鬢有霜了……

徐景賢又艱難地爬上樓，在前麵為我引路，還不斷地提醒我：“樓梯窄，你要當心。這弄堂裏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齡還大，老了，舊了。不過也正適合我住，我也老了，舊了。”我不知道怎麽應答，隻覺得有點淒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騷；他是笑著說的，還帶著點幽默語氣。

上得樓來，才知道這一幢樓住了好幾戶人家，廚房是共用的，過道也是共用的，顯得逼仄擁擠。他領我去他的書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來的，約15平房米，有書櫥、書桌、沙發等最簡單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舊了。

還沒落座， 徐景賢的 夫人葛蘊芳端來茶水招呼。徐景賢介紹說，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愛屋及烏，令我肅然起敬。她很客氣，話不多，連連說：“請坐、請坐！”　　

就這樣，我和徐景賢，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一個“文革”的當政者，麵對麵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同一個平麵上平等相見，我們握手，我們問好，他敬茶，我送禮……

他誠懇地對我表示歉意，說他當時隨便一句話都可能對我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他請求我原諒。我含含糊糊地說：“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曆史時期造成的，如今站在曆史的高度去回顧以往的種種，不應該完全由個人負責。”

他說：“不，我是有責任的。我應該向你道歉。”　　

難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們之間真有怨仇嗎？怨仇隻是在我們之間嗎？如果說罪惡不應由他一人負責，那誰該負全責呢？債有主，冤有頭。主是他嗎？頭是他嗎？問蒼茫大地，誰主誰頭？一時思緒飄忽而紊亂，腦海裏立即湧現天安門城樓那揮動的巨手……　　

接著，徐景賢向我敘說“四人幫”倒台之後他的經曆：被捕、審訊、交代、關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我問：“18年？你怎麽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樣長！”　　

他說：“也許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較好吧。最早他們說，對我免於刑事處分；後來北京公審‘四人幫’，又說要判我的刑了。對我的定性也有改變，最早定我為‘四人幫’的餘黨，後來定為死黨，所以判了18年。還有一個原因是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資曆淺，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們這幾個頭頭，總要有一個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頂上去了。”我不知道徐景賢說的判刑經過是否實情，但他在敘述這一經過時，毫無一點怨言倒是真的。語氣平靜，說的像是別人的事。　　

徐景賢在獄中身體不好，他的夫人葛蘊芳給鄧穎超寫信，鄧有批示，讓上海酌情處理。上海便以“特種原因”為由，提前三年於1992年6月讓他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1999年恢複公民權利。　　

他說：“漫長的獄中生活對我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冷靜地思考好多問題，思前想後，反複追問，認真洗腦，終於讓一個比較明白的腦袋長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裏說的那種‘執左道以亂政’的人，但我曾經是個追求進步、忠於人民的人呀，怎麽會成為罪人了呢？我不斷反思，想弄個明白，就想寫本回憶錄，想把我的經曆和反思寫下來。再不寫，沒人寫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寫的。張春橋並沒死，今年85歲，他兒子和我有些往來，我可以從他兒子那裏知道一些他的情況。他在獄中連話都不說，審判他的時候也不說，怎麽會寫回憶錄？外界又傳說姚文元寫了回憶錄，也是謠言。他的秘書我很熟，姚文元讓他告訴我，他沒寫回憶錄，也沒打算寫。王秀珍呢？不是動筆杆子的人，寫不來。隻有我寫了。我寫還有個有利的條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層的毛、周還有王洪文都有接觸。中間這一層，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麵的這些人，陳阿大、‘四大金剛’，也很熟悉。所以如今隻剩下我可以寫寫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隻說事實，不說觀點。我隻說我親身經曆過的事情，讓讀者和專家去評說。”　　

2003年底，徐景賢回憶錄《十年一夢》終於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訴他外界對他的回憶錄的總體反映較好，說是信史，但也有批評，說他反思不深，也沒對自己進行批判。　　

他說：“不深，是可能的，我現在隻有這樣的認識水平，隻能認識到這樣的程度，就這樣寫了。至於自我批判，我在獄中寫檢查交代的時候寫了無數遍，那是給公安局、給上麵看的，讀者也許不感興趣。我隻說事實，不說觀點。”其實他的回憶錄也有觀點，這便是“‘文革’是災難，要徹底否定。”這是他敘述所有事實的核心，這也是這本回憶錄的價值所在。　　

初次見麵，徐景賢談興甚濃，在晤談中，他還主動說起一位風頭人物的“文革”曆史所引起的諸多爭議。　　

徐景賢說：“這人我應該最有發言權，寫作組是歸我管的，我知道。他當然是寫作組的，是‘石一歌’的。他總想掩飾，越掩飾，人家就越要揭露。他還帶記者去找審查過他的負責人作偽證。人家說他在‘文革’中沒大問題，對呀，他是沒大問題呀，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我，才算是大問題。沒大問題不等於你沒有問題呀，文革中，你寫了那麽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實姓，白紙黑字，沒問題嗎？他和記者篡改人家的話，把沒大問題篡改成沒問題，這就不好了。這個負責人提出強烈抗議，他們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發暴露了他的‘文革’曆史。何必呢？實事求是嘛！不過，我要為他說一句公道話，有人說他是張姚的紅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來的吧？他連我這一級的紅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們看中他罷了。聽說他在香港發表回憶，老罵別人，掩飾自己，這就不好了。”

這次見麵之後， 6月19日，他還給我來了一封信，信尾說：“另外，附上一篇《“咬”》的報道，給你休閑時看看。”所謂“咬”，就是“咬”那位風頭人物的，徐景賢特地剪下寄來，可見他對此事的關注，這也正表明他對自己“文革”曆史的態度，不掩飾，實事求是。　　

隻要對自己的曆史能夠持有這樣公正的態度，那麽曆史也會將公正歸還給他。不論你有多大罪惡，曆史既會讓你承擔你應該承擔的罪責，也會給你很多機會讓你從坦誠的反省中站立起來，重新贏得尊重。　　

徐景賢10月31日下午四時在家中因心髒病突發而去世，11月6日下午二時在中山醫院舉行遺體捐贈儀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賢家屬的訃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賢遺體告別。 11月6日中午，在我出發前居然有關方麵給我打來電話表示關注，雖然非常客氣，但我很生氣！我說：“徐景賢曾是罪犯，但18年的監獄已經對他有過懲處，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權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館不讓建立，“文革”研討會議不讓舉行，如今連“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讓憑吊，這太過分了，太絕情無理了！凡此種種，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讓所有的中國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們，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責，忘掉禍首！不，我們不能忘記，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不能忘記！　　

徐景賢的追悼會我毅然前去參加，為了探視這個曆史人物最後一眼，為了向他已獻出的遺體深鞠一躬，更為了不忘記“文革”這給千百萬中國人造成極大災難的血腥曆史！　　

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很多，花籃花圈擺滿一屋，我想僅就捐獻遺體一事，他也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看看八寶山，看看紀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屍骨，能有幾人像徐景賢一樣呢？　　

挽聯上寫著：“用權不循私 有錯善反思；人品貴真誠  勤奮伴一生”，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間，他身居要職，但他一人得道，家人並未就此升天，確如挽聯所言“用權不循私”。親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在外地插隊多年，他也沒讓他們調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參軍，他不給他們開後門。他父母單獨住在老舊的石庫門內數十年，沒煤衛設施，很想改善住房條件，他也拒絕二老的要求，他說：“等到周圍鄰居家家戶戶都安裝煤衛之後一起解決，我們不能特殊。”以徐景賢的私德，對比如今的吏治官風，對比陳良宇的所作所為，真有雲泥之別！　　

“文革”如今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是禁區；而徐景賢勇於觸及禁區，善於進行反思，終於將反思的成果撰寫為回憶錄，也應予尊重。省視徐景賢的“愚忠”的一生，此舉當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叛逆，他超越了禁區，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說“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時候，犯了大錯；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件好事，至少是應該做的、有意義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賢的反思，僅僅局限過去，在我和他僅有的幾次晤談中，他從未涉及對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談論現在他對他前半生一直忠於的黨、一直忠於的製度的見解。我想“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後的徐景賢，也許會有和以前不盡相同的觀點。我真想聽聽，可惜他全帶走了……

 

在父親徐景賢遺體告別儀式上的發言——女兒永遠懷念您　　徐蘊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長輩、各位至親好友： 　　首先讓我代表全家，對在百忙中前來參加父親徐景賢的遺體告別儀式的各位，表示我們衷心地感謝。 　　我敬愛的爸爸，於10月31日下午四時許突然離我們而去，至今我仍舊不願相信、也無法接受那刺眼的“奠”字會與爸爸您那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聯係在一起。記得那天早晨，我趕著上班之前還見您好好的剛起床，來不及多說什麽，匆忙中一聲“走了啊”，就算是跟您和媽媽打了個暫別的招呼。爸，您怎麽能連一聲招呼都不打，甚至都沒對媽媽留下隻言片語，也不等到我下班回來，就悄然地不辭而別了呢？這實在是太讓人心痛而不可思議了！ 　　爸，作為您的女兒，從小到大，直到今天，我都以有您這樣的爸爸而感到自豪！因為有了您的愛護，我和姐姐度過了幸福快樂的童年；因為有了您的養育，我和姐姐從小就懂得怎樣做人的道理。您對我們的恩情我們還沒有好好報答，我們對您的孝心也還沒有好好的盡夠，爸，您怎麽就離我們而去了呢？！ 　　爸，我們和媽媽不能沒有你。 　　1977年由於政治原因，您長時期身處逆境。爸爸，您雖然身陷囹圄，卻給予媽媽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在漫長的歲月裏，媽媽因你而變得堅強、勇敢，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擔。我們終於長大了，成家立業了。爸，在這每一個過程中，我們都會感受到您就在我們的身邊！兩個外孫謝忱、薑味辛的名字都是您給起的。爸，您一直與我們同在。 　　如今，兩個外孫正逢高中和大學在讀，他們正慶幸家裏有這樣一位睿智、健談、學識豐富的可親外公，從您那兒可以學到、聽到很多教誨和知識，他們時常請教您，在人生關鍵時刻您應該會給予他們很大指點和幫助，可您卻又一次離我們而去，這次您去的地方太遙遠了，我們還能再次把您等回來嗎？ 爸爸、外公，我們都需要您，我們都在呼喚您，您能聽見嗎？ 　　爸，您回家時，已是花甲之年，家裏多了一個老人，卻反而使得原本顯得沉悶的家變得生機勃勃起來。爸，您成了我們全家的主心骨。媽媽有了依靠，十幾年來，媽媽臉上難得一見的笑容，從此常有了，媽媽變得年輕了。女兒、女婿、外孫遇事也都願意找您商量，聽聽您的意見，比如我們幾人中有人辭職後再想找工作的或因單位需要工作有調動的、退休回聘的、工作中遇到壓力等等，孫輩中升學、考大學選擇專業、個人興趣取向選擇等，您都會幫助出出主意，提出讓人接受、令人信服的建議，但又充分尊重我們自己最終的決定。在家裏您非常的民主、平等，孫輩們與您狡辯和爭論問題，您會很高興地予以反駁和解答，給您起表示親昵的外號並常掛在嘴上叫您，你也很樂意的接受；您普通話不標準念錯讀音，小外孫善意的嘲笑您，並跟您打賭是誰錯，您會讓他查字典來以理服人。您還經常教導我們：遇到任何事都不要光看眼皮底下，提起千斤，放下四兩，看遠些、看淡些就沒什麽了。我們都覺得您有這樣大起大落、艱難坎坷的人生經曆，卻能如此大度豁達，實在是打心眼裏敬佩。跟您在一起，大家都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遇到事情您總會說，沒關係，爸爸是你們的堅強後盾。再大的困難和壓力，爸，隻要有您在，似乎都能化解掉。確實，您是我們的主心骨，您還是我們的定心丸。我與您住在一起，每天回家，總是先進您的房間報到一聲：回來啦。姐姐每天一個電話問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今後讓我們每天去哪裏找您報到和問候呢？親愛的爸呀。 　　爸，您沒有上過大學，卻從未因此而有絲毫的遺憾，因為當時解放初期國家建設需要有文化的年輕人。您不是科班出身的作家，卻寫出了許多評論文章、小說、散文、劄記等。在1988年我結婚之前，和小薑一起去探望您，您特別高興，說爸爸目前沒有經濟能力，請媽媽將以往發表過的三本書：散文集《生命似火》、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話劇劇本《年青的一代》帶過來，簽上名，寫上新婚祝詞作為結婚的禮物。當時我倆特別高興，這份精神財富勝過一切昂貴的禮物。話劇劇本《年青的一代》震撼著一代青年人心靈，並在1964年3月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的優秀話劇獎狀，當時的我還隻有二、三歲大，還不懂事，長大讀了劇本以後，我也曾立誌要做一個像蕭繼業這樣的有為青年。1965年9月您作為中國青年文藝工作者代表團的一員出訪越南，受到胡誌明主席的接見。爸，那時您還那麽年輕，才三十剛出頭卻如此才華橫溢，真是令我們晚輩欽佩、令我們晚輩汗顏。 　　文革十年間，您雖然身居要職，但有權不濫用，生活上要求相當低調，一人得道，家人並未沾光。親戚中的孩子包括您自己唯一的親弟弟等赴湖北、雲南等地上山下鄉十來年，他們想調回上海，您都沒幫忙；當時流行高幹子女參軍，外甥中也有人想提要求，您說不考慮，影響不好。當年爺爺奶奶家住在老式裏弄石庫門內幾十年，沒有煤衛設施，很想改善住房條件，但您沒答應，您說：等到周圍鄰居家家戶戶都能安裝煤衛後一起解決，不能特殊。您處處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沒有為自己和家人辦過什麽私事；但在文化界、新聞界等朋友中、同事中有人有難處如醫療搶救、住房問題等來求您，您會立即請有關部門協助解決。 　　爸，在回家後的這十多年中，我知道，您最大的心願是要把您坎坷的一生寫出來，把它交給曆史。您做了，您是全力以赴地去做的。您還沒有全部完成，您怎麽就走了呢？您怎麽舍得放棄呢？現在人們都說，老年人70歲才是小弟弟，90歲不希奇，您才74歲啊，您還年輕！爸，您是走得這樣地匆忙，匆忙得叫人難以相信！因為當天上午9：30，您還在給幾個老朋友發電子郵件，內容是92歲美國知名女作家豐富的晚年生活多媒體，互相勉勵著要做一個快樂老人。怎麽也不能接受，時隔幾個小時，您坐在沙發上，手裏還舉著本書，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個字的遺言，就悄無聲息的走了！永遠的離開了！這是為什麽啊！但我們知道，您要能說話也最想說的話，肯定是不放心媽媽，對不起媽媽，希望我們照顧好媽媽。爸，您放心，我們依然會像從前您不在家時那樣與媽媽相依為命的，我們都大了，第三代也長大了，後繼有人了，不會讓媽媽再像從前那樣地操心了，我們會很好的照顧她的，直到有一天，我們共同在那遙遠的地方與您相會。 　　爸，您會永遠陪伴著我們，永遠在我們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