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樂觀不是等待事情變好

比爾·蓋茨：樂觀不是等待事情變好

微軟前CEO比爾·蓋茨在斯坦福大學123屆畢業典禮中亮相致辭：

 

恭喜你們，2014屆畢業生!能受邀到斯坦福大學做演講，每個人都會感到興奮，對我來說尤其如此。

 

斯坦福大學是我的家庭成員和微軟員工們最喜歡的大學。我們在這裏收獲了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同仁，而他們隻是斯坦福畢業生中的一小部分。

 

現在，我們在這裏進行著30多個研究項目。當我們想更深入地了解免疫係統，以治愈更多病人時，我們與斯坦福合作;並我們想了解高等教育的發展和變革時，我們與斯坦福合作。

 

這裏是天才的居住地。這裏有靈動的心，正敞開懷抱迎接改變，渴望著所有創新之物。人們在這裏探索未來，樂在其中。這個校園有那麽多了不起的東西，但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我們最喜歡斯坦福大學的地方，那便是“樂觀主義”。

 

 (蓋茨夫人此時接過話茬)一些人叫你們書呆子，我們聽說你們正為此而感到驕傲。(蓋茨接著說)“我們也是(書呆子)。”(說完兩人都戴上了文章開頭照片上相同的書蟲眼鏡，然後蓋茨調侃說“都是自己的眼鏡，沒什麽區別嘛。”)

 

樂觀是一種極具傳染性的情緒，它讓每個人堅信創新幾乎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這種信念驅使我在1975年輟學(底下學生笑)，並隨著時間的不斷流逝而與日劇增。到現在40年過去了，我們結婚也20年了。現在我們也比過往任何時候都樂觀。所以今天我想談談：我們為什麽需要樂觀精神。

 

胸有成竹之前，去看看這個世界先

 

當我開始寫微軟的第一行代碼時，我希望將計算機和軟件的力量最大化。在當時，隻有大企業可以購買電腦。

 

到了90年代，個人電腦開始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卻在同時造成了一個新的困境：隻有富家子弟能得到計算機。技術正使不平等現象惡化，這違背了我們的核心信念——科技應當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們開始致力於縮小數字鴻溝。我們給公共圖書館捐贈個人電腦，以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使用。

 

1997年，我到南非訪問，住在當地最富有的家庭之一。當我和這個家的主人坐下來準備吃飯的時候，他們敲了一下鍾，叫來管家。晚餐後，男人和女人分開，男人們開始抽雪茄。

 

當時，我腦海裏閃過一個念頭，“還好我讀過簡·奧斯汀，不然我可搞不清眼前這一切是怎麽回事。”(少年商學院微信注：簡·奧斯汀是19世紀英國文學家，其代表作《傲慢與偏見》反映了19世紀英國鄉紳階層的禮節、成長、教育、道德、婚姻的生態。)

 

第二天，我去了索韋托，約翰內斯堡市西南部的一個鄉鎮，這裏一直是反種族隔離運動的中心。我們給那裏的社區中心捐贈了一批電腦和軟件，就像我們在美國所做的事情一樣，但很快，我們發現，這裏並不是美國。

 

從城市到鄉鎮的距離非常短，但城鄉之間卻是卻那麽地不和諧。我感覺自己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我見過貧困數據統計，但我從未真正目睹過貧困。那裏的人民生活在瓦楞鐵皮棚，沒有電，沒有水，沒有廁所。大多數人沒有穿鞋，他們光著腳走在街上。那裏的街道空空如也，泥濘中透出隱約的車轍。

 

社區中心沒有固定的穩定電源，靠一條連到大約200英尺外的中央柴油發電機的延長線，勉強維持電力供應。當我和隨行的記者準備離開時，發電機的任務便結束了，社區中心裏的人也將回家繼續擔心自己的生計，而這並不是一台個人電腦就能解決的難題。

 

我把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遞給記者，上麵寫道，“索韋托是一個裏程碑，在有關技術是否會使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落後的議題上，答案越來越明確——它們正在縮小差距，而非擴大。”

 

然而我沒有說的是，“順便說一下，我們並沒有關注到這片土地上每年有50萬人民死於瘧疾的事實，我們隻負責把電腦送給他們。”

 

在此之前，我以為我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但事實上，我卻在這件事情上當了“睜眼瞎”，我不得不問自己，“難道我還相信，創新能夠解決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嗎?”我們不能為了救助，而把最重要的事情卻給忽略了。我們必須找到貧困者的當務之急，和當下之需。

 

見證痛苦，才能讓樂觀“兌現”

 

當然，這種自我懷疑並沒有持續太久。很快我就意識到，即使在嚴峻的情況下，樂觀也可以推動創新，並催生新的工具，以消除痛苦。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看到真正痛苦的人，你的樂觀便不能幫助他們——你將永遠不會改變他們的世界。

 

多年來，我和我的太太都致力於了解貧困人士們最迫切的需求。在後來的南非之行，我拜訪了一家醫院，那裏滿是患結核病的患者，簡直是一個巨大的戴著口罩的海洋，上麵飄著一大張地獄候選名單。

 

但與第一次索韋托之行不同，後來再深入“地獄”讓我更想做些事情。我從醫院出來，上了車，告訴與我們合作的醫生：“我知道結核病是難以治愈的，但我們應該能夠做一些事情。”

 

有人習慣把樂觀指稱為“錯誤的希望”，但想一下，“錯誤的無望”是否同樣存在?有人說，我們不能戰勝貧困和疾病，但我並不這麽認為。今年，我們的抗結核藥物研究正在進入第三階段，經過努力，這種病的治愈率已從50%提升到了80-90%。

 

樂觀不是等待事情變好，而是相信自己能夠做得更好

 

現代社會有無與倫比的創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學正處在創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許許多多的新公司，各行各業的教授，創新的軟件和藥品。這裏的人們對未來充滿渴望。然而，如果你在美國街頭問問人們，“未來會比過去更好嗎?”大多數人會回答，“不，我的孩子未必會比我過得更好。”他們認為創新不能改善這個世界。

 

這些悲觀論調是錯誤的，他們的想法一點都不“瘋狂”。如果我們不注重創新，那麽我們就不可能有驚人的發明，我們不會改善公立學校，不會治愈瘧疾，不會結束貧困，不會幫助貧困農民應付不斷變化的氣候。

 

樂觀不是消極地期待事情變好，而是一種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更好。任何時候，樂觀都能加速創新，避免或減輕痛苦。

 

我們需要同理心，它能引導我們的樂觀，帶我們走近貧窮和疾病，找到一個個充滿創意的回答，給悲觀主義者們一個又一個驚喜。

 

當我在你們這個年齡時，我的世界觀並沒有像你們中的大多數人所擁有的更廣闊。接下來，你們將引領新的創新浪潮，並把它應用到你的世界。如果你的世界很寬廣，你可以創建我們都希望的未來，如果你的世界是狹窄的，你可能迎來一個悲觀恐懼的未來。毋庸置疑的是，你們會比我做得更好。來源: 政商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