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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賞析

(2014-07-21 08:56:25) 下一個
【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賞析】
    晚年所思第一輯:閑談過往
百歲憶
  我們這一代青年
  我們這一代青年有幾個特點:當時並不參加國民黨,也不參加共產黨。但思想傾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因為共產黨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陳毅都是宣傳民主的。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說:我們共產黨是主張民主的。我們青年一代就是討厭國民黨的專製。我們這一代都是這樣的思想。
 
  蔡元培在壞的時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時期就提出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蘇州的時候,我見到蔡先生麵。
  晚清下來是軍閥時代。後來是國民黨、共產黨。最自由的是軍閥時代。軍閥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軍閥怎麽會做好事情呢?那時候是民主製度,國會育,請蔡元培做教育部長,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軍閥時代提出來的。
軍閥不壟斷整個政府。文化部門、教育部門讓進步的人來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壞的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適建議把國民黨一分為二
  胡適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國民黨時期,他批評蔣介石。他勸蔣介石把國民黨一分為二,兩個黨就可以互相監督。我的老伴張允和是胡適的學生。胡適是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與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辦教育,請他提意見。
 
  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
  我認識愛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紹的。抗日戰爭結束了,何廉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他們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對我說:“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願意去嗎?”我說:“當然願意。”於是,我就去和愛因斯坦聊過兩次。
  愛因斯坦的理論,我不懂。我們在一起,主要聊報紙上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我的印象,愛因斯坦非常友好。我們聊天時,真像聊家常。他穿的還不如我講究,沒有一點架子,給我的印象好極了。
愛因斯坦有句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人的差異在業餘。”據計算,一個人到60歲,除吃飯睡覺,實際工作時間不很多,而業餘時間倒是更長。通過業餘學習,你可以成為某方麵的專門人才。
 
  卜舫濟校長
  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學校,校長卜舫濟,美國人,能說一口浦東腔上海話。有一次,他用上海浦東話對學生說:你們離開房間的時候,要把電燈關掉,否則浪費電力,電廠就要發財,學校就要發窮!學生大樂!卜舫濟校長親自授課,教哲學史。枯燥乏味的課程,他教得生動活潑。我至今還記得他在課堂上的傳授:尼采說,不要生氣,生氣是把別人的錯誤來責罰自己。
卜舫濟擔任校長已經近四十年了,大家對他很尊重。但是,這一次(“五卅慘案”),我們學生去遊行的時候,他阻攔我們,不讓我們出校去。聖約翰大學及附屬中學的學生宣布永遠脫離聖約翰。學生的行動得到中國老師們的支持。中國老師們和學生,排好隊,拿了鋪蓋就離開學校。社會各界支持我們,南洋公學也支持我們,後來辦了一個光華大學。
 
  與鄒韜奮百樂門跳舞
  鄒韜奮是我在聖約翰大學的前輩同學。我妻子張允和的姑夫劉鳳生,跟鄒韜奮同班。鄒家窮,劉把家裏給的錢分一半給鄒,助鄒上學,兩人的關係很好。抗戰前夜,我們都在上海,一起玩。他們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約好在禮拜六晚上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度過非常快樂的時光。那在當時是高尚娛樂。我們都是埋頭苦幹的工作者,也要輕鬆一下。
當時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黃炎培,他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誌莘,另一位就是鄒韜奮。
 
  徐誌摩家一層樓一個樣
  徐誌摩是光華大學聘請來教文學的。他也是北京大學教授,所以經常在北京、上海飛來飛去,結果飛機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裏我去過。他住在一個很普通的三層樓房上。第一層布置英國式,第二層布置中國式,第三層布置日本式。一層樓一個樣子。
中國的白話文詩歌到徐誌摩成熟了,小說到沈從文成熟了。他們兩個標誌著白話文的成熟。徐誌摩了不起。
 
  趙元任來信四年後才收到
  趙元任先生在學術上是了不起的。趙元任在美國教書,我的夫人上過他的課。我常常拜訪他,請教他問題。中國語文現代化,是他開頭的。
  回國後,20世紀50年代,我們要設計拚音方案。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兩代人的努力。早在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就開始製訂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錦熙先生他們搞的,這是中國語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趙元任製訂國語羅馬字,不用中國漢字式的符號,而是用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的方案,從學術角度講是很好的,可是推廣上發生了困難。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拚音方案時主要參考了他的學術成果。
後來我在北京大學上課,出版了一本《漢字改革概論》,趙元任看了以後,就從美國寫信給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封信我在四年後才收到。
 
  老舍喜歡講烏龜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國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愛講笑話,每個禮拜天到我家吃飯,開心得不得了。因為他喜歡吃中國菜,我的老伴買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歡講烏龜故事,他講了很多烏龜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對他說,你老是講烏龜,今天就不要講了吧,你唱一個戲吧。老舍就唱戲,結果還是唱釣金龜。
 
  小丁的“左傾幼稚病”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成立了政治協商會議籠絡許多黨派。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在重慶參加政協,長駐重慶。周恩來每月舉辦小規模的座談會,聚集一二十人,商談國家大事。他的秘書許滌新是經濟學家。我每次都參加他們的座談會,所以周恩來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來常說,我們共產黨主張民主。大家反對國民黨的專製,共產黨宣傳要民主,所以知識分子向左轉。
我家發生過一個笑話。抗日戰爭時期,漫畫家丁聰常來我家。我們一家都很喜歡他,叫他小丁。我6歲的兒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閑談,說小丁有點“左傾幼稚病”。我的兒子向他告密:“爸爸說你‘左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後,我的兒子到了70歲的時候,對我說:“其實那時爸爸的‘左傾幼稚病’不亞於小丁。”
 
  陳毅的幾句話,我一直記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章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願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並在新華銀行兼職。
  陳毅是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他很好,很看重我對上海經濟建設的見解。在上海,與陳毅常常見麵開會。後來,北京成立一個中央普通話推廣委員會,陳毅做主任,我做委員,又在一起了。我覺得與陳毅很談得來。
陳毅很幽默,他是一個有趣的人。他有幾句話,我一直記著。他說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國王請他吃飯。一個客人後麵站一個人,叫調味師。國王講笑話:我們每個人前麵都有一盤菜,都是社會主義。但是調味,各人不一樣。
 
  與林漢達看守高梁地
  五七幹校在寧夏平羅的遠郊區種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時候了。我和林漢達兩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漢達原來是教育部副部長,年齡比我大。他七十多歲,我六十多歲。我們兩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處去走,不允許我們站著不動,不允許聚在一起。連看守三天後,沒有一個人影。十幾裏路以外都沒有人家,沒有人來偷,也沒有什麽人管我們兩個。所以,第四天,我們就聚在一起,還躺下來聊天。
  我們聊的是語文大眾化的問題,聊得很開心。
  他問我:“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
  我開玩笑:“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
  他大笑起來!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問一位掃盲學員:什麽叫“遺孀”?學員回答:是一種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遺孀。
  他就問:這個“孀”字為什麽有“女”字旁?
  學員說:女人用的東西嘛!
  林漢達笑著補充:普通詞典裏沒有“遺孀”這個詞,可是報紙上偏要用它。
  我問:“你查過詞典了嗎?”
  他肯定地告訴我:“查過,好幾種詞典都沒有。”(多年後才加入。)他提倡語文大眾化的認真態度,很令人欽佩!
我們聊了很多,很盡興。傍晚了,我們走回去。林漢達邊走邊說:“教育不隻是把現在的知識傳授給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啟發青年,獨立思考!”
 
  張允和的樂觀人生
  關於張允和的生平和寫作,親戚們、朋友們經常有許多談論。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的筆墨,別具風格。淺顯而活潑,家常而睿智,讀來順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閱讀下去,有如對麵閑聊,不知不覺忘掉自己是讀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讀者訴說心曲,讀者和作者融合一體、不分你我了。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不是人們所說的“最後的閨秀”。她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氣蓬勃,充滿現代意識。她學生時代的作文,把淒涼的“落花時節”,寫成歡悅的“豐收佳節”;秋高氣爽應當精神煥發,為何“秋風秋雨愁煞人”?她參加大學生國語比賽,自定題目“現在”;勸說青年們“抓住現在”,不要迷戀過去。她編輯報紙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對當時把女職員說成“花瓶”。
  一位朋友說:張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閨秀,又是五四後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啟蒙,繼承傳統,追求現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張暴戾。一代知識精英慘被摧殘。無可奈何,以退為進,豈止是她一人?
  政治運動像海嘯一樣滾滾卷來。張允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亂家居,自稱家庭婦女。她研究昆曲,幫助俞平伯先生創辦北京昆曲研習社。她八十六歲學電腦,利用電腦編輯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後來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歲去世那天的前夜,還同來客談笑風生。來客給她拍了最後一張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台一棵花樹根下,化作春泥更護花。
  張允和受到人們愛護,不是因為她的特異,而是因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個平凡典型。
  曲終人不散,秋去春又來。
張允和呈獻俞平伯先生伉儷的賀壽詩:“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這就是張允和的樂觀人生。
 
 
  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有壞處。
  我年輕的時候是搞經濟學的,我們學經濟的時候,也是一陣風。1955年,中國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成立一個新機構,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領導要我到這個新機構來做語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專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製定漢語拚音方案上。
  我在歐洲的時候,看到歐洲人很重視字母學,就買了很多字母學的書,自己看,覺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許多年有用處。製定漢語拚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學是不行的,而當時這個學問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就寫了一本小書,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導大家對於字母學有一點了解。想不到這本小書出來以後,很風行,一下子印了幾版。這項工作在今天發揮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機,發短信都是用拚音嘛,所以,拚音推廣了手機,手機也推廣了拚音。我買了個手機,現在耳朵不靈了,眼睛也不靈了,用手機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麵聯絡還是用電腦。我是最早用電腦寫文章的,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電腦。我一早就提倡用電腦來處理漢字,當時有的人不讚成,後來大家都用電腦了,也用不著我提倡了。
  電腦當然是好東西了,可是好東西都是有壞處的,壞處就是小孩子現在不會寫字了。外國也有這個問題。外國人原來也講究字寫漂亮嘛,現在無所謂了,現在連美國總統都不會寫字了,你看奧巴馬,都是隨便寫的,這就是電腦的壞處。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都有壞處。網上有人寫文章罵我,我看了,罵我的文章我最喜歡看,好玩得很。講得對我就改正,講得不對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說“世界觀沒有階級性,說世界觀有階級性是錯誤的”,有人就寫文章罵我了:“社會有階級,人當然是有階級性,世界觀當然有階級性。”我覺得他的話不對,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辯論,很好對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為我長期在美國,受美國的壞影響太多,美國的壞影響當中有一個,就是喜歡新的。美國沒有“新潮”這個詞,因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國,就反對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這個名詞了。我無所謂新潮,我覺得生活要發展嘛,信息化跟電腦是分不開的,每個國家都要進入信息化,所以每個人都要新潮,這樣才行。
 
  不是很好玩嗎?
  我下放寧夏的時候,有一天通知說:明天清早5點要開會,重大的會。因為寧夏那個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熱,我一看天氣很好,中午一定很熱,就戴了一個大草帽。開會開到10點鍾,大雁飛來了,不是幾千隻,是幾萬隻,像烏雲一樣過來了。千千萬萬的大雁,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有一隻大雁突然發命令,一聲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樣下來,我戴了大草帽,沒有多大問題,人家是滿頭大雁的大便,狼狽不堪。他們說這是一萬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國的,然後30年跟國外不往來。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領導來找我,說你趕快準備,下禮拜代表中國到巴黎去開會。我說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帶回來的,用了30年的西裝,都穿破了。領導說沒有關係,你趕快去做新的,從襪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帶去,開了會回來,一概交給國家。開了會回來,我仍舊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嗎?
  更有趣的,是上飛機的時候。領導派了一個人,陪我到飛機旁邊,他告訴我:你是聯合國請的,聯合國給你很多錢,所以我們就不給你美元了,還有,你的皮夾子要拿出來,人民幣不能帶到國外去。我把皮夾子交給他,聯合國給我的錢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裏一分人民幣都沒有,一分美元也沒有。人家後來問我:你怎麽敢上飛機的?人已經到了飛機門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為真正沒有辦法,我在國外還是有點關係的。上飛機口袋裏麵一分錢都沒有——不是很好玩嗎?
我的生活的確是經曆了大風大浪,最困難就是八年抗戰、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給你講個笑話,那個時候我家裏有母親,還有姐姐,有孩子。家裏的糧票不夠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協樓去吃飯,不在家裏吃飯。到政協吃飯,每天都碰到一個人,什麽人呢?溥儀!皇帝的糧票也不夠用——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相信進化論的
  我是樂觀主義者。古書中有兩句話,一句叫“猝然臨之而不驚”,一句叫“無故加之而不怒”,這兩句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對我用處很大。什麽叫“猝然臨之而不驚”呢?人家來打擊你,毫無道理地突然來打擊你,你不要驚慌;“無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說你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都是瞎講的,毫無道理的,你不要生氣。我又不驚慌,我又不生氣,那麽我就可以渡過這個艱難了。我認為壞的事情都會過去的,好的事情一定會來的。
  我跟沈從文的交往非常多,我們兩個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可是大家都是樂觀主義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學家嗎,解放以後叫他去做故宮博物館的解說員,人家以為他很不高興,但是他一點也沒有不高興。他說,本來我要看故宮的古董很不容易,現在我不是方便了嗎?他這一點跟我一樣,壞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麵。
  我們常常在一起,考古的東西我不懂就問他,外國的東西他不懂就問我。我們經常出去旅遊,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雲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個廟裏麵,收拾得很幹淨,年輕的和尚來給我們衝茶,我們就問他:你年紀輕輕怎麽做和尚呢?他說:我是考上來的啊,考上來做和尚,工資比外麵加一倍。我問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說:當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結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來上班。這叫“工資和尚”,現在的和尚都是這樣了。本來和尚是靠廟宇的獨有財產,新中國成立以後,廟宇財產都歸公了,和尚沒有財產,不就沒有飯吃了嗎?就靠工資了。現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進化論的,不僅動物在進化,作為動物的人在進化,同時人的社會也在進化。假如你相信人類社會是進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還是落後的,明天會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麽你就能變得樂觀。
  周有光答問
  問:能說說你和妻子張允和的感情嗎?
  答:我們是結婚以後,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們隻根據一個原則:夫婦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會吵架了,這個是中國古代的教訓,現在許多青年一吵架就離婚,其實離了婚,精神生活並不愉快。他們之間隻有“愛”,沒有“敬”。不尊重對方,所以離婚了。
  問:聽說你們從來不吵架?
答:許多人說我們從來不吵架,其實我們也有矛盾的時候,但是我們吵架兩三句就吵完了,不會吵幾個小時,哇啦哇啦講話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歡昆曲,我喜歡西洋音樂,所以她要聽昆曲,我跟著她走,我要聽西洋音樂,她跟著我走。這叫互補,互相補充,就不矛盾了。
 
 
  變陰暗為光明
  當我無力改變環境的時候,我就改變我自己,去適應環境。
  如果既不能改變環境,又不能適應環境,我就不可能愉快。雖然不能改變環婉,可是能夠適應環境,我也就愉快了。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從1955年到1985年,在長長的30年中間,我住在兩間情朝建築、年久失修的破舊房屋中。屋陋牆裂,難邀瓦雨。有地板,輕輕走,地板就跳舞,重重走,地板耽唱歌。這是壞是好呢?是壞,也是好。客人踏進前間的門檻,地板就立刻通知在後間的我:客人來了。地板有自動化的通報功能,不是有趣的事情嗎?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終於喬遷,搬進新造的簡易樓,有屋子4小間之多。我的書架多,而房間都很小,隻能把書架拆開,分散塞進每一間房子裏。查看一本書,要行走串門,來回尋找,很不方便。這是壞是好呢?是壞,也是好。我伏案過多,運動太少。串門找書,是一種工間運動,大有益於健康。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下放寧夏平羅的“五七幹校”,隻許勞動,不許看書。我的長期失眠症就此不治自愈了。這更明顯地證明: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人患其弊,我樂其利。
  這種生活方式,古人說是“知足常樂”,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稱之為“變陰暗為光明”。事物都有陰暗和光明兩麵,好比一張紙有正反兩麵。避開陰暗麵,迎向光明麵,我就有勇氣“知難而進”了。
  十幾年前,我寫了一篇《新陋室銘》,表白我的生活方式,曾用筆名刊登在某刊物上,現在抄錄如下:山不在高,隻要有蔥鬱的樹林。
  水不在深,隻要有徊遊的魚群。
  這是陋室,隻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
  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
  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
  愛看素不相識釣朋友寄來文章。
  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
  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裏,順便散步觀光。
  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
  遨遊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談高幹的特殊化。
  讚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農民的自由化。
  安於老九的貧困化。
魯迅說:萬歲!阿Q精神!
 
 
  我的離休生活
  離開辦公室
  我85歲離開辦公室。
  我這個人糊塗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我們單位人事處送給我一個離休證,我一看,前幾年我就應當離開了。他們說,我們不好意思送給你,送給你不就等於要把你趕走嘛。
  離開以後,我就不做專門問題的研究了。到家裏後,有什麽看什麽。香港的、美國的朋友,來的時候就買書給我。我能夠看到很多很新的圖書,看史問題的書,文化問題的書。他們拿來什麽我就看什麽。
  現在都是手機、電腦。手機要保姆打,電腦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電腦上查。
  199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中國儒學百科全書》。我自修儒學,目的是想知道儒學在21世紀有點什麽用處。我覺得孔子、孟子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恬靜的晚年
  離開辦公室,我就回到家裏,在這間小書房看報、看書。這個房間隻有九平方米,放上書架後,再放一張小書桌、兩把椅子、一個茶幾,餘下的空間就很少了。兩椅一幾,我和老伴每天並坐,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就這樣度過我們恬靜的晚年。
  從來北京開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點喝茶,有時也喝咖啡。喝茶的時候,我們“舉杯齊眉”,這是互相尊重的一種表達,當然也是好玩的。記者來了,見到我們這樣,覺得有趣得不得了。
張允和的眼晴不好,看不見了。她是中國第一批換晶體的。我後來也患了白內障,也換了晶體。
 
殘酷的自然規律
  張允和享年93歲。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還有朋友來拍照,第二天發病就去世了。
  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台的一棵花樹根下。“化作春泥更護花”。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有位哲學家說過:“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會進化。”殘酷的進化論!
  我在100歲以後,耳朵聽不見了。記憶力會突然斷掉。就像電流一樣忽然會斷掉。
  我的作息飲食跟普通人一樣。7點左右起身,下午要睡覺。晚上10點、11點、12點睡覺。牙不太好,吃一些軟的東西。每天都吃水果。這兩天吃草莓。這兩天草莓好得很。
 
編者按:2006年11月,常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一行人晉京采錄“常州吟誦”的音像資料,於24日下午拜訪了年逾百歲的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經濟學家周有光先生。麵對鄉親,周老充滿睿智和風趣地侃侃而談,不僅對於吟誦藝術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還涉及文化與其家史等較寬泛的內容,具有多方麵的價值與意義。現經秦德祥老師據周老談話錄音記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吟誦·文化·家史
  一
  我對於吟誦是這樣一個看法:語言變成音樂,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四五層,吟誦是初步的音樂,和尚念經也是音樂,它的水平比吟誦要高一點,最高層是新式的音樂。
  古代人很早就會吟誦,例如唱山歌。男的女的在山上唱歌,有的時候是抒發某種情緒,不是戀愛,戀愛的時候就唱情歌。山歌主要是戀愛的,古代人在野外的時間多,在房間裏的時間少,唱山歌遠遠可以聽到,男的女的就慢慢走近了。現在少數民族還有這種風俗。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重慶銀行裏麵工作,戰爭最緊張的時候,日本人壓過來,重慶也有點害怕守不住,局麵越來越緊張,需要開辟新的戰區。當時的後方,實際上主要隻是四川、貴州、雲南三省。日本人沒有去西北,為了開發西北,擴大後方,要派人去調查,最重要的是調查那裏的金融、經濟,就組成了一個五人專家小組,我是其中的一個。最後到河西走廊,今天的河西走廊放寬了,當時沒有這麽寬,一麵是山,一麵是蒙古人的牧場。我們的汽車慢慢地開過去,我向牧場那邊看去,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男的女的在放羊。一群羊通常是一個人放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互相距離很遠。他們的戀愛怎麽辦呢?就唱歌。他們的眼睛比我們好,男的能看到那邊是男的還是女的,假如遠遠看到一群羊是一個女的放的,他就唱歌,慢慢地把羊趕過去……很有趣味。後來我在四川西康,也聽到他們本地人唱山歌。
  唱歌是很天然的,所有的民族都會唱歌。現在的許多歌唱家是少數民族的,他們的歌唱得比我們好。
  讀書自然就會產生一種音樂感,沒有人教的,從小聽到大人唱,也就跟著念、吟,的確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
  吟誦一方麵跟文學有關係,另外一方麵跟音樂有關係,它是文學的一個表達方法,同時又走向音樂。今天讀書都跟講話差不多,舊時代讀書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比如讀古文、有韻的文章,像講話這樣就不能表達感情。吟誦的時候,特別是有韻的文章,就可以把感情表達出來。吟誦的事情,不一定是許多人在一起,一個人讀書也總是吟誦的,自己吟誦自己聽,這是一種愉悅、享受,比今天默默看小說更有意思。
  吟誦可以增加文學的氣氛,另外它可以說是一種“原始音樂”。這個“原始”不是壞的意義,是好的意義。它是一種最天真的、最自然的音樂,是音樂發展的初始狀態,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現在的確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
  電影《紅樓夢》裏的詩詞,是用朗誦的方法念的。朗誦的方法聲音小,裏麵是聽不到的。古代人一定是吟誦的,因為吟誦跟唱歌一樣,很遠就能夠聽到。所以,當時我就跟他們講,你們這個地方不對。不但是古代,就是解放前,也是這樣子麽,清朝當然更是這樣子了,《紅樓夢》裏的詩詞肯定是吟誦的。
  吟誦很有趣味,它是每一個地方有一個調子,大體相同,可是各地都有變化,那時沒有五線譜的記錄。我大概十歲左右就到蘇州去住了,蘇州也有吟誦。蘇州的吟誦跟常州的吟誦,調子差一點點,差不多的。江南好幾個地方,我比較熟悉的幾個縣,都是差不多的。
  我因為離開常州太久,已經有90年了,所以常州話也就不純粹了,我的講話叫“南腔北調”。我給你們講個笑話,我的老伴是安徽人,合肥人,我呢,是常州人,我們兩個人都住在蘇州,後來我們結婚了,她的普通話叫做“半精(京)半肥”,一半是北京,一半是合肥,我的普通話叫“南腔北調”,嗬嗬……聽常州話我能懂,但是我講就不自然了。今天這個嗓子又不行,聲音要提高提不起來,所以今天這個錄音的效果一定很不好。
  以前錄過一個錄音帶,不知道放哪裏去了,那是十年之前,那個時候喉嚨好,上次有一個學會也錄過音。我不會整理東西,老伴去世以後,找東西很困難,假如找到了,我可以給你們。不是一下子能找出來的,因為東西很亂。
  我想,吟誦在今天還是可以有用處的。文言是從古代的語言來的,現在的白話跟古代的語言,語音裏麵的變化很大。吟誦能不能用在今天白話文的詩呢?我想是可以的,可是它要求這種詩在韻律上麵要有點講究,有的時候我也琢磨今天白話文的押韻。白話詩的時代比較短,它要慢慢地發展。
  二
  現在因為年紀大,出去聽唱歌不行,在電視裏麵聽唱歌,我覺得這個味道都是從美國來的,“Popular Culture”,大眾文化。本來,藝術都是上層分子、知識分子的事情。美國的這種新式唱歌、跳舞,都是從黑人、美洲土人、太平洋裏麵的人那裏來的,起初上層人是看不起的,認為太粗俗,是很低級的,或者是野蠻的。人們的音樂欣賞水平不一樣,古代就有“陽春白雪”跟“下裏巴人”,“陽春白雪”的人是看不起“下裏巴人”的。可是,時代不一樣,情況不對了,社會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勞動人民、下層社會、下層群眾也需要文化。“下裏巴人”的人數多,水平也提高了,他們起來了,對於文化提出了跟上層人不一樣的要求,慢慢地,高層的人就去研究它,幫助它。
  幫助很重要。我們唱的那些歌,有的文句,拿白話的角度來看也太差了一點。什麽道理呢?我們的文學家沒有去幫助他們。古代的詩和詞,也是從群眾裏麵發展起來的麽。所以我想,要去幫助他們,使他們唱歌的文學水平能夠慢慢地提高,當然不是文言的文學,是白話的文學。
  白話文學大有發展餘地,今天白話文學的水平,我看應當說是初步的。你看,今天搞來搞去還是搞的《紅樓夢》,還沒有一部書能超過《紅樓夢》,這表明我們的努力不夠。後代應當超過前代,假如永遠超不過《紅樓夢》,那麽,我們這個民族就不能進步了。當然,一方麵它會自然發展,整個社會在變,全球化時代的變化非常大。
  我起初不是挺注意文化問題,我是搞語言學的,大概改革開放以後,開頭好像是《光明日報》,它搞一個欄目,叫做《龍吟》,目的是要振興中國傳統文化。要我寫稿,我起初沒有工夫寫。有好些人寫中國傳統文化,有些人寫的我看看不對,什麽道理呢,因為文化也是一門學問。中國沒有“文化學”,我在國外看到許多有關文化學的書,就照新的觀點來寫,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分西方文化、東方文化,這樣來分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那是因為從前我們不了解國際的情況。
  文化發展到今天,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不僅有地區的分別,還有層次的分別。主要是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我叫它“國際現代文化”,是國際性的,還有地區性的,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有四個區域,不是東方西方。西方起初是西歐,後來擴大到美洲,特別是美國,這是西方文化。東方有東亞,這是以中國為中心;有南亞,以印度為中心。印度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我們的文化許多都是從印度來的;還有西亞,主要是阿拉伯、伊斯蘭教的文化。所以,東方文化有三種。
  文化的兩個層次,國際現代文化,是高層的文化,第二層是傳統文化。國際現代文化哪裏來的呢?起初,各個文化區大概來往很少,相互影響很少,後來影響越來越大,全世界從古到今所有文化的精華、優秀的文化,都在國際現代文化裏邊。這個“文化”是廣義的,不但是藝術,也包括科學。國際現代文化裏最重要的是科學,當然也有各地的文化。國際現代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不可能不接受的,譬如說電燈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假如反對,你不點電燈行嗎,是不行的。為什麽不行?因為今天的電燈不是美國的,是世界的了。
  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當然有中國的文學,中國的音樂,吟誦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項目。每一個地方都有傳統文化,不是說國際現代文化發展了,傳統文化就沒有了,不是這回事。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好的東西會發展,會保留下來,不好的東西慢慢地會被淘汰。
  其他的方麵,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對於自然科學的各方麵,我們現在吸收得比較快。西方的社會科學也比較發達,很多好東西我們還沒有吸收。社會科學發展得晚,各方麵吸收得慢。
  我退休很晚,85歲才離開辦公室。退休以後不寫學術論文了,就寫那種雜文,每月至少發表一篇文章。上海最近給我出了一本書,他們選了我有關文化的一些文章,搞成一本書,書名叫做《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我說,我是不搞文化學的,這些東西是寫著玩兒的,不成東西的,他們說雖然是隨便寫的,但是裏麵有些新的東西,中國還不大了解。這個書出來,很快就賣完了,現在買不到了。最近我叫他們買幾十本來,他們說一本都沒有了,後來隻搞來七本,要等到重新印就慢了。既然你們談到文化,我就送一本給你們。
  三
  我們這個家,原來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家。我的曾祖父他做了官,回到常州,就辦工廠。那是太平天國之前,他辦的什麽工廠呢?是紗廠,織布廠,還有當鋪。那個時候沒有銀行,當鋪就是銀行。他非常有錢,太平天國長毛打來了,常州守城的軍費主要是他一個人拿出來的。我隻是小時候聽說過這個故事。太平天國打常州,打不進來,就撂開常州打南京,打下來了,在南京成立了政府,回過來又打常州,城破以後,我的曾祖父就投河而死,我聽說在常州府誌裏有這個記載,可是我沒有看見過。
  由於這個關係,太平天國平了以後,清朝政府認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的,就封了我們一個世襲的官,叫“世襲雲騎尉”。這“雲騎尉”三個字怎麽寫,起初我弄不清楚,後來問了曆史學家才知道的。“雲騎尉”是跟軍隊有關係的一種官,世襲的,因為我的曾祖父是支持守城而死的,跟軍隊有關係,所以得了這個官。
  我的曾祖父死了,我的祖父逃在外麵,太平天國平了以後,他回來了,當鋪、工廠都被打光了,沒有了,我的祖父很灰心,覺得太平天國動亂,家破人亡,可是住的房子還基本上保留著。“世襲雲騎尉”,皇帝是要給我們家錢的,每年給的錢相當多,可以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我很小的時候在常州,家裏麵已經窮了,可是這個架子還有,還維持著從前封建紳士家庭的那種生活,荒唐到一個什麽樣的程度呢?單是為了送禮,要用一個男工,這個男工有一個裏麵放帖子的“拜盒”,每天拿著它出去送禮。
  後來辛亥革命,這個“雲騎尉”的錢就沒有了,我們這個家就很困難了。怎麽辦呢,當鋪、工廠、房子沒有了,土地還有,就把地賣掉,可以用幾年,用掉了,就再賣一塊地,後來地都賣光,什麽都沒有了。
  我們家原來在青果巷,大概靠西頭,是叫“禮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邊的,街的對麵有一個叫“貞和堂”,比我們的房子大,可能姓張,我記不清楚了,還有“八桂堂”。“貞和堂”和“八桂堂”都在青果巷的北麵,是坐北朝南的,他們兩家都是清朝造的房子,比較講究。因為是曆史傳統,“禮和堂”這個堂名跟做官有關係,認為住在這裏邊是光榮的。我們的房子比較老,是明朝的,大門裏麵有個空地,就在那裏造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麵看不出來,進到裏麵去才看得出來,我們住的是新房子。
  過年的時候,家裏掛著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廳、裏廳,還有我媽媽住的一個小樓,旁邊有一個大房間,也等於是一個廳,接待客人的。這種地方都要把人像掛起來,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輩是掛在大廳的,祖父、祖母是掛在裏廳上麵,還有掛在小廳裏麵的。我們隻知道祖父、曾祖父的號,不知道大名。因為小的時候不許講大人的名字,要避諱的。我記得我的曾祖父叫潤之,叫潤之公,我的祖父叫逢吉公,怎麽知道的呢?過了年,要把人像卷起來,上麵要寫號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親在中學裏麵教書,那個時候是沒有大學的。我小的時候,家裏就發生了矛盾:我的父親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親說常州的親戚太多,過的都是封建的奢侈生活,受不了,我們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蘇州去了。在常州我們是大家,在蘇州完全不一樣,隻有一所房子,破破爛爛的,就把房子賣掉,我們租房子住,變成了小戶人家。開頭我母親用各種辦法維持這個家庭,後來我的姊姊從學校出來工作了,工資可以補貼家裏。我的父親和姨太太留在常州,從我讀中學的時候就分開了。
  我是常州中學畢業的,在常州中學,有一個碑。我讀常州中學的時候,我的家已經搬到蘇州了,可是那時候覺得常州中學辦得比旁的中學好,所以還在常州讀書。那時候都住在學校裏麵,禮拜一到禮拜六都不許出去,隻有禮拜天可以出去。所以,雖然在常州讀書,學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學校外麵我不知道。有許多親戚,我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很小的時候,都是按號叫什麽伯伯、什麽叔叔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我的父親和姨太太家裏的情況,我也不了解。抗日戰爭,我跟我母親逃難到四川重慶,聽說我的父親跟姨太太逃到鄉下,消息都完全隔斷了。我是1949年回國的,回國以後,才慢慢地知道有個弟弟在上海,這個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後來找到了弟弟,聯絡上了。我的弟弟前兩年去世了,弟媳婦還在上海,他有幾個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港。
  因為我們走出去了,我從常州到蘇州,到上海,到國外,越走越遠,沒有機會到常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記憶很少,就是這個道理。一直到紀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常州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還有沒有,去一看,找不到了。怎麽找不到呢?青果巷原來很小,現在路放寬了,把前邊的房子拆掉了。後來我就打聽了,有人告訴我說,這個地方就是從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門都被拆掉了,我就去問問這裏住的是什麽人家,他們說這裏住了十幾家人家。後來就沒有機會再回家鄉。
  對於我們家庭,太平天國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辛亥革命又改變了它,還有不斷的革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麵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鏡,看書要戴看字的眼鏡,老了,就麻煩在這些地方。人過了90歲,什麽都退化,我80歲一點沒有老的感覺,90歲的時候就感覺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記錄整理,並於2009年2月4日經周有光先生親自審讀過。
 
  
  巧遇空軍英雄杜立德
  汽笛長鳴
  二次大戰時候,1942年春天,我路過浙江金華,住在一個小旅館裏,等待長途汽車回重慶。一天晚上,汽笛長鳴,警告敵機來轟炸了。電燈全部熄滅。可是等了一晚,沒有聽到炸彈聲。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駐金華的青年軍官,匆匆忙忙地來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幫助我設法購買長途汽車票。他原來說,此事沒有十分把握。這時候他告訴我:“好了,準備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動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說:“要請你幫一個忙。”“幫什麽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說:“前晚,來的不是敵機,而是美國飛機。轟炸東京之後,飛來中國的轟炸機。這一批美國飛行員,今晚我們要宴請。沒有合適的翻譯,不得已想請你當個臨時翻譯。明天他們坐吉普車去桂林。你可以乘車同去,一路上為他們當臨時翻譯。可以嗎?”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覺得機會好極了。當天晚上我坐在貴賓的旁邊,擔任翻譯,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歡迎,客人答謝,都由我翻譯。這時候,我弄清楚了,美軍的領頭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輛吉普車,一路擔任翻譯,開向桂林。
  五十年後
  這件事,過去了剛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轟炸東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報道:“昔日營救結厚誼,今朝異地喜重逢,五位中國老人在美受熱烈歡迎”;“布什總統祝賀中國老人和美飛行員重逢”;“美國防部長會見五位中國老人”。五位老人是當時曾營救跳傘落地的美國飛行員的中國老百姓。這些新聞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國飛行員巧遇的往事,依稀似夢。
  我記得,杜立德告訴我,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身體強壯。像小孩一樣,他當我的麵,蹦了兩蹦,證明他的身體健康。我們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遺失。
  我記得,敞篷的吉普車,在崎嶇的道路上奔馳,風沙很大。我吹了風,咳嗽起來了。杜立德脫下他身上的皮夾克給我反穿,以便擋風。
  我記得,車隊一路走了大約三天,經過的盡是小城鎮,隻有一個地方有小規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裏。
  他們告訴我:美國一艘小型航空母艦,載十六架轟炸機,每機五人,偷偷地開進東京灣。飛機起飛後,航空母艦就開走了,飛機不複飛回航空母艦。事前同中國約好,對東京轟炸後,飛到金華,降落機場,把轟炸機全部送給中國。不幸中國方麵把“時差”算錯了。友機當做敵機。燈火管製,無法降落。不得已放棄飛機,人員用降落傘下地。所幸人員全部安全,隻有極少幾個人降落時受點輕傷。(當時是這樣說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現在報紙翻譯為“杜利特爾”。我曾同他開玩笑說: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卻“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長夜漫漫,忽然天亮,什麽都不成問題了。他們乘軍用飛機去重慶(然後回美國,去歐洲)。我這個臨時翻譯也就向他們辭別,另乘長途汽車回重慶。
  紐約重逢
  戰爭勝利結束後,我到紐約。杜立德複員後在紐約殼牌石油公司當董事長。我打電話給他。他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敘舊,熱情招待我。他的辦公室用軟木裝飾牆壁,氣派豪華。他對我說:“時間真快,你見到的那些小夥子們,現在都禿頂了。”
  第一次成功地轟炸東京,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不久,他晉升為地中海聯軍空軍總司令。五十年後的今天,他以九十五歲的高齡,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向他遙祝:萬壽無疆!
 
  三老閑談窗外事
  兩位老友來京旅遊,同我三人共作一夕談;野老放言,定多乖謬,姑妄摘記如下。
  談金融
  甲:金融大海嘯,去年有人預言美帝即將像蘇聯那樣瓦解成為幾個碎片,最近新聞忽然改變口氣:隻是大病一場,即將九死回生。這是什麽一回事?
  乙:資本主義像“破車走上戈壁灘”,一路顛簸晃蕩,不足為奇,上一次經濟大恐慌(1929—1931),梁啟超在歐洲看到慘狀,認為資本主義到了末日。可是羅斯福實行“新政”,挽狂瀾於既倒,風波過去,資本主義居然“更上一層樓”。這次金融大海嘯是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機爆發,經過急救手術,就會轉危為安,而且再次會出現“更上一層樓”。
  丙:一位美國學者說:資本主義沒有完結,可是經濟學完結了。美國至少有一萬五千職業經濟學家,這次能預見金融大海嘯的不過十幾人,或許隻有兩三人。經濟學破產了,需要從頭重建。
  甲:馬克思不是一早就預言,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可救藥的死症嗎?
  乙:可惜馬克思沒有預言資本主義在危機過後還能“更上一層樓”。
  談世貿
  甲: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世貿”),被說成“入世”。中國“入世”,談判了15年之久,那時中國離開世界有多遠嗬!這15年,中國“委屈地”接受了“世貿”的啟蒙教育,於是一隻腳試探踏進世界市場,居然成為“世界工廠”。
  乙:市場經濟不分姓社姓資,WTO隻有一個。外國人問,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丙:你可以告訴他,這是中國的禮貌語言,不必“打破砂鍋問到底”。
  甲:蘇聯時期,把世界分為兩個市場,社會主義市場實物交換,資本主義市場貨幣交易。社會主義反對貨幣,我百思不得其解!
  乙:俄羅斯至今還沒有“入世”呢!
  丙:葉利欽宣稱:“結束共產主義思想體係和實踐的統治”。普京重建偉大強國,需要借助斯大林的威望,不怕再—次冷戰。“入世”好處不大,俄國有石油和天然氣,何必委屈求全。
  甲:俄羅斯的變化最難捉摸,請你讀點曆史,看看地圖,或許會多一點兒明白。毛澤東“一邊倒”,結局如何?
  乙:我們的國家名稱來自老大哥呀!
  丙:中國有“特色”,“特色”就是“不同”,請你等待“特色”的發展吧。
  甲:“世貿”是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對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無視“世貿”,不利於世界,也不利於本國,這點不能糊塗。
  乙:“世貿”對經濟危機也有責任嗎?
  丙:“世貿”應當研究“危機預警”,協助供需調和,防止危機出現。
  談外包
  甲:據說,俄羅斯曾警告中國,“外包”(outsourcing)就是剝削,中國得到利潤少,國外和境外得到利潤多,不公平。
  乙:“外包”的利潤按照勞力質量和技術精度來分配。你貢獻的勞力或技術水平低,你就拿到較少份額;我貢獻的勞力或技術水平高,我就拿到較多的份額。勞力或技術,在你處價格低,在我處價格高,這個“差價”就是“外包”的基礎。“外包”不是“等價交換”,而是“差價交換”。“外包”不是慈善事業,實際是“剝削性的合作”。“雙贏”嗎,你方落後,應當“少贏”,我方先進,應當“多贏”。你能接受這個“不平等的雙贏”嗎?
  丙:這不就是資本主義剝削嗎?
  甲:有一點不同:過去“我贏、你不贏”,現在“我多贏、你少贏”。
  乙:誰願意接受這種剝削?
  丙:勞力多餘的國家,都願意接受。中國體力多餘,接受體力“外包”,成為“世界工廠”,清末洋務運動的工業化夢想初步實現了。印度腦力多餘,接受腦力(軟件)“外包”,成為“世界辦公室”,班加羅爾等軟件城市一舉成名!
  甲:“外包”其實早已廣泛推廣,隻是到了最近,兩個人口大國接受了“外包”,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11億人口的種姓製度大國印度成為“世界辦公室”,這才引起全世界的驚奇!
  乙:中國和印度一早都想工業化,可是缺少起動力量,無法起飛。“外包”提供了起動力量,兩個大國一齊起飛了。
  丙:“外包”是不斷轉移的,由工資較高地區轉移到工資較低地區。美國是產棉大國,紡織工業從美國轉移到工資較低的歐洲,又轉移到工資更低的亞洲。玩具工業原來美國是名牌,從美國轉移到日本,轉移到台灣,轉移到香港,轉移到廣州,轉移到東莞。“外包”提高了後進地區的生活水平,“外包”不斷轉移使不同地區的生活水平不斷上升。“外包”的確是剝削,但是這個剝削又的確提高了後進地區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充滿矛盾的全球化!
  談世界觀
  甲:常常看到“世界觀”三字,不懂什麽意思。查看《現代漢語辭典》: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的總的根本的看法;由於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觀,也叫宇宙觀”。啊!人人觀點不同,一人一個世界觀,那不成“萬花筒”了嗎?
  乙:另有說法,世界觀分為:1自然世界觀,人對天體構造的理解,古代認為天體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類;現代科學證明天體的客觀存在和宇宙的物理運行規律。2社會世界觀,人對人類社會的理解,核心問題是統治製度;古代認為君主和貴族統治人民的專製模式是永恒不變的;現代社會學證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步驟和統治製度的逐步演進。
  丙: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要求理性化,客觀化,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兩次世界大戰,你愛你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哪能不打得落花流水?在全球化時代,狹隘的愛國主義變成了人類的公害,不再是崇高的道德;人類需要愛人類,不需要愛國,必須開創切實可行的和平保障製度,否則另一場世界大戰就在眼前。
甲:新聞說,近來波蘭等二戰受害深重的國家,把蘇聯紅軍的紀念碑,從市中心移到紅軍墓地,引起俄羅斯的抗議:“無視紅軍的解放功勳”!波蘭等國說:在二戰中,德國是侵略者,蘇聯紅軍也是侵略者,德蘇兩國不是訂有瓜分波蘭的密約嗎?波蘭等國,正在重新編寫二戰曆史,糾正過去的歪曲記述,這又引起俄羅斯的抗議:“嚴重的不友好行為”!全球化時代,人類要求有一部客觀的世界史。這是奢侈的希望嗎?
 
  談陣營
  甲:原來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有38國,現在隻剩6國。“社會主義陣營”盛極而衰了。
  乙:哪有38國?
  甲:蘇聯集團23國:包括蘇聯加盟共和國15國、華沙條約國7國,起初有阿爾巴尼亞;還有蒙古人民共和國1國。南斯拉夫7國(包科索沃)。東亞6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柬埔寨紅色高棉、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包括蒙古)。拉美1國:古巴。北非1國: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群眾國。不是38國嗎?
  丙:剩下6國(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利比亞),還成什麽“陣營”?
  甲:“福利”資本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共同進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使用了100年,“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使用時期更短,這兩個“冷戰名詞”還要使用下去嗎?
  乙:現在明白,社會發展,不是兩營對敵,而是多國競賽。世界跑道,既不姓社,也不姓資,隻有一條。
  談發展
  甲:蘇聯瓦解,俄羅斯從社會主義進入資本主義,不是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原始、奴隸、封建、資本、社會),要重新研究了。
  乙:有一種“三麵三層”說:經濟:1農業化(田地、石油、天然氣),2工業化(體力、機械化、電氣化);3信息化(腦力、電子化、智能化)。政治:A神權(宗教、封閉);B君權(專製、壟斷);C民權(競爭、開放)。思維:1神學(天意、迷信);2玄學(經典、推理);3科學(實證、創造)。此說方便自己編碼定位。例如,伊朗1A1;俄國1B2;英國3C3。
  丙:社會的發展規律,是國家建設的一麵鏡子,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的編碼定位吧!
 
  我的生死觀(2009-06-12,時年104歲)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張允和因心髒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歲。半年後,2003年2月16日,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歲。93歲,是人生的一個難關嗎?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麽事情也懶得動。她的身體雖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卻很旺盛,那麽富有活力,如今走得這麽突然,誰也沒想到。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後來,我走出了這次打擊和陰影,是因為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麽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隻有服從自然規律!原來,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很多事就是這樣,你往傷心處想,越想越傷心,我和允和結婚70年,婚前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書房裏,一個桌子,兩把椅子,兩個人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大家都說我們是“兩老無猜”,多好。現在剩下我一個人,怎麽受得了?但是換一個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對人生,對世界,既要從光明處看到黑暗,也要從黑暗處看到光明。事物總有正反兩麵,同時存在。盛極必衰,否極泰來。道路崎嶇,但前麵一定有出路。我媽媽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訴我們,未來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淒淒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聽從了晚輩們的話,乖乖地待在家裏,沒有去送葬,我隻是吩咐孩子們,天氣太熱,不要驚動高齡親友,簡單處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對張允和最好的紀念,是出版她的遺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記》。我編輯好了她的書,又用兩年的時間,使兩本書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對親人的死如此,對自己的生命我也用這樣的態度:一切順應自然。85歲那年,我離開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裏,以看書、讀報、寫雜文為消遣。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應該反過來想,我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賺的。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道:“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我生於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過了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後的新中國時期,被有人戲稱為“四朝元老”。這一百多年,我遇到許多大風大浪,其中最長的風浪、也是最艱難的時候,是八年抗日戰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顛沛流離20年。但不都過去了嗎?我年輕時候,身體不好,健康不佳,得過肺結核,也患過憂鬱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們婚姻不到頭,我活不過35歲。我不信,結果早就活過兩個35了。可見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著就好。
 
  回眸百年
  呂叔湘
  呂叔湘是我的中學同學,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一歲。
  呂叔湘的哥哥呂鳳子,是有名的畫家,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我兩個姐姐的老師,我在認識呂叔湘之前,先認識鳳子先生。
  在常州中學時,呂叔湘比我高一班。我發現那時候他能背《詩經》,很是欽佩他。上大學後,我在上海,他去南京。
  後來呂叔湘成了語言學家,我們在北京合作得很好。1955年,我從上海調來北京文改會,因為工作的緣故,有機會跟呂叔湘經常接觸。在語文觀點上,我跟他完全一致,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師。我常常把我的想法告訴他,他幾乎每次都表示同意,並補充我的不足。
  聖約翰大學
  中學畢業,我報考了兩個大學,一個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兩個大學都考取了。
  為什麽考聖約翰大學?幾個比我大的同學都勸我去考,說那是個很好的大學。我就到上海去考。我家當時很窮,聖約翰學費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們家交不起。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不用學費,於是我就準備到南京去。
  我的三姐當時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我的情況,對我三姐說:“考聖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她媽媽很喜歡我,對我很好,就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皮箱裏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這樣,我就上了聖約翰大學。
  聖約翰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它是一座橫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橋梁。第一次到學校,我是從上海靜安寺坐獨輪車去的。一路上,吱嘎吱嘎,獨輪車在田埂上慢慢地前進。回頭一看,後麵還有四五輛獨輪車。獨輪車的工藝水平,與曆史博物館裏的指南車相似。中國900年前就有了。它代表的是古代文化,聖約翰大學代表現代文化。
  我坐獨輪車上學,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時間奔向現代。
  校園很美,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原來校園的一部分。校園的人行道以外全是綠色草坪,有許多參天大樹。當時這個校園,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優美校園媲美。在兩座樓房之間,學生抄近路不顧規定,踐踏草坪來去。校方因勢利導,在這踏壞的草坪上鋪上石板,使不合法的過道變成合法的過道,而且顯得更加優美。
  聖約翰大學注重基礎教育,教學效果很好。學校實行學分製,班級可以略有伸縮。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二年級開始分專業,專業可以更換。專業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極粗。學校手冊上說,大學培養完備的人格、寬廣的知識,在這個基礎上自己去選擇專業。這是歐美式教育。歐美式教育,稱博雅教育。要給孩子自由,培養自學能力;知識基礎要廣,便於將來發展。
  學文科
  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老師希望我選擇數學為專業,我的同學一致反對。他們說,聖約翰的長處在文科,來聖約翰而不讀文科,等於放棄了極好的機會,於是我選擇文科。
  聖約翰大學以英文為校園語言。入學第一件事是付費注冊。首先領取一張姓名卡片,上麵用打字機打上我的姓名羅馬字拚寫法。學校規定,一切作業和文件,都要按照這樣拚法打上我的姓名。學校檔案都用這種字母順序來處理。我開始看到了字母順序的科學管理。這種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覺得:我們要用一種字母幫助漢字。
  《不列顛百科全書》
  在聖約翰大學,老師講了一課,要指定課外讀物。首先要看百科全書。這樣子,《不列顛百科全書》就成為我大半生的知識伴侶。裏麵的文章,敘述全麵、扼要,常使我茅塞頓開。
  解放初期,我從國外回來,身邊就帶了一部《不列顛百科全書》。我的屋子小,無處放書,但還是把百科全書放在身邊。寫文章的時候,遇到問題,我翻閱百科全書。想自學新的課題,也是首先查閱百科全書上的有關介紹。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資減少到一月隻有35元。不得已,家裏賣掉了《不列顛百科全書》,補貼生活。事有湊巧,後來我成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編審和顧問,參與了百科全書譯本的編譯出版工作。
  我一生受益於百科全書,所以我總是不斷宣傳百科全書的功用和好處,建議中國的大學和中學都把百科全書當作首選藏書。
  看報有門道
  老師還教我們看報。
  我課餘常到閱報室看報。一位年輕的英國老師問我和另兩位同學:“你們怎麽看報的?”他說:“看報有門道。第一,看完報,要問自己,今天的哪一條新聞最重要?第二,再問自己,為什麽這一條新聞最重要?第三,還要問自己,這條新聞的背景是什麽?如果不知道,就去圖書館查書,首先查《不列顛百科全書》。”
  我按照老師的吩咐去做,看報興趣馬上就提高了,覺得知識有所長進,同時鍛煉了獨立思考。
  聖約翰的校友們
  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很受社會歡迎,都在好的行業裏工作。
  我的許多校友在外交界工作。我去意大利的米蘭旅遊,到領事館登記,出來的領事是我的同班同學。外交是聖約翰校友的拿手好戲。
  很多校友在海關、郵局、銀行、鹽務等事業中就業。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漢口的民生輪船公司售票處買票,要去重慶。售票處擠得不得了,無法插足。這個時候,我遇到了聖約翰的同學童少生。他問我來幹嗎。我說來買票,去重慶。他說你跟我來,給我一張大菜間的票,還說你一家在這個小房間裏擠一擠吧。這在逃難的當時,是天大的奇遇。
  名作家林語堂就是我的同學,比我早幾班。他研究新型的漢字機械打字機。林語堂長住在美國。我到了他家,他的女兒表演給我看。可是很快電子打字機就出來了。
  鄒韜奮是我在聖約翰大學的前輩同學。我妻子張允和的姑夫劉鳳生,跟鄒韜奮同班。鄒家窮,劉把家裏給的錢分一半給鄒,助鄒上學,兩人的關係很好。
  抗戰前夜,我們都在上海,一起玩。他們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約好在禮拜六晚上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度過非常快樂的時光。那在當時是高尚娛樂。我們都是埋頭苦幹的工作者,也要輕鬆一下。
當時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黃炎培,他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誌莘,另一位就是鄒韜奮。王誌莘還按照黃炎培先生的計劃,創辦一個刊物叫《生活周刊》。北京一家私營的新華銀行倒閉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共同集資把它買下來,徹底改造,重新開張,改名為“新華商業信托儲蓄銀行”,簡稱“新華銀行”。黃炎培先生推薦熟悉銀行業務的王誌莘擔任總經理。鄒韜奮接辦《生活周刊》,辦成影響巨大的啟蒙刊物,喚醒了一代青年。生活書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華銀行擔任信用後勤。我後來任職新華銀行,直至新中國成立。
 
  我的戀愛三階段
  我老伴張允和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她的曾祖父張樹聲是清朝大官,做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她父親張武齡受了新思想的影響,離開本鄉,在蘇州辦了一個樂益女子中學。他跟蔡元培、蔣夢麟做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別人辦學都是想辦法找捐款,他有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就嘲笑他:“你這個人笨得要死,自己的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卻花給別人。”他的錢用來辦學校,不給兒女。他對下一代,隻給兒女教育。
  張允和的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當時比較好的教育。張允和很小的時候就讀古書,《孟子》能背出來。葉聖陶先生在我嶽父的學校教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我和張允和從認識到戀愛,長達八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蘇州。
  我的妹妹周俊人在樂益女子中學讀書,跟張允和同班。張允和常到我家裏玩,我們很早就認得。蘇州最好玩的地方是從閶門到虎丘,騎驢到虎丘很好玩的,好多人一塊去玩。
  第二階段在上海。
  我在光華大學讀書時,她考上中國公學。我的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我寫了一封信給張允和,內容大概是她們家托我姐姐帶什麽東西給她,我寫信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她收到第一封信,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複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
  第三階段在杭州。
  那時候我在杭州的民眾教育學院教書;她呢,也因為戰爭的緣故不能到上海讀書,轉到之江大學借讀。我們常在一起,感情自然發展,是“流水式”的戀愛。杭州風景好,是戀愛最好的地方,我們周末到西湖去玩。那個時候戀愛,路上走,要離開一尺,不能攙手。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
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隻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有一個老和尚跟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他也走,我們停,他也停。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麽好!”
 
  幸福靠自己
  我給張允和寫信,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她回了10頁紙,說,幸福是要靠自己創造的。女人要獨立,不能依靠男人。張允和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是中國第一批進大學的女子。
  1933年,我們在上海八仙橋的青年會結婚。儀式很簡單,我們提倡結婚不要亂花錢。
  我和張允和,結婚70年。人家問我們保姆:“他們吵架嗎?”保姆說不吵架。其實也吵,但都是兩三句就結束了,不會大聲讓保姆聽見。都是為別人的事,不是為兩個人的事。我認為,夫婦既要愛又要敬。
  沈從文與張兆和
  在張家四姐妹中,張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紗的。我們結婚剛3個月,沈從文與三妹張兆和也結婚了。
  我跟張允和的戀愛是流水式的。沈從文不一樣,他是衝擊式的。
  沈從文是張兆和的老師。沈從文寫信追求張兆和。張兆和就拿著信向校長胡適告狀:“你看他還是我的老師呢,寫這樣的信!”沒想到胡適說:“沈從文沒有結婚,他追求你很自然的。”胡適另外還講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講。”張兆和氣得不得了,站起來轉身就走。
沈從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樣寫,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寫。後來,他們到了山東大學才慢慢好起來。我說沈從文臉皮老厚的。哈哈。
 
  新華銀行派我去美國
  農本局之後,我到新華銀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我被新華銀行派往紐約。
  我是1946年去美國的。我沒有錢去美國讀書,銀行派我到美國是工作的。
  當時中美之間隻有軍用飛行,還沒有民用航空。我從上海到舊金山是坐輪船去的。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過子午線後要重複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後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連過了兩個生日。
  到美國後,我業餘讀了很多書。工作很輕鬆,我一麵工作,一麵讀書。主要是讀經濟學和語言文字學。我在美國非常用功。
  美國的教育條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國讀書,受教育的機會太多了。許多大學都有公開的講座。誰都能聽講座。要付點錢,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課程。我沒有取得學位。因為我是業餘讀書。圖書館也是很好的學習地方。圖書館好得不得了。紐約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是老百姓辦的,不是政府辦的。
  圖書館的人看我常去,他問,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說是。他給我一個房間。圖書館有很多小房間,分上午、下午、晚上。他問我什麽時候去。我說我下午、晚上。我借多少書都可以。他給我兩個書架。一個書架放我看過的,有人拿走。一個書架放我正在看的。
  這些都不要錢。他們就是給你讀書方便。根本不要什麽證件。圖書館也經常開講座。名人講座。實際上是最好的大學了。還有許多博物館,為青年讀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紐約大學也經常有講座,我經常去聽。在美國的工作也很輕鬆。我上午是要辦公的。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張允和在美國,經常到圖書館幫助我整理抄寫資料。我寫的《漢字改革概論》中的部分資料就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收集的。
  讀書按比例
  在美國,我看到報紙上的新書廣告分為“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就問美國朋友:“為什麽要這樣分?”朋友回答:“‘虛構類’是文學類,‘非虛構類’是知識讀物類。”美國教育家提倡:既要讀文學方麵的書,培養形象思維;又要讀知識理性的書,培養邏輯思維。偏食病不利於保護健康,偏讀病不利於發展思維。這就是“讀書按比例”。
 
  往來好朋友
  羅常培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者之一。
  我在紐約銀行界工作的時候,羅常培在耶魯大學講學。耶魯所在的新港跟紐約交通方便,我們不時往來。當時老舍也在紐約。他們二人是從小同學,經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羅常培和老舍來到我家。吃完飯後,羅先生無意看到我書桌上放著一疊手稿,就問這是什麽。我說:“閑來無事,以玩弄速記為消遣。”他問:“誰的設計?”
  我告訴他,我想用同一種Gregg式的速記符號,記錄幾種不同的中國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實用,隻是作為消遣而已。
  他一聽,來了興趣,告訴我,他年輕時候從事速記,做過國會的速記員,是速記引起他研究語言學的興趣,後來走上了語言學專業的道路。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新的聊天題目。
  我告訴他:“還有一件事,我害怕貽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訴你。我有一個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點兒中文,隻要一點兒,不要多。為了教他一點兒中文,我編了一本微型講義《中文十課》。用簡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塊字。讀了五課以後,才開始學幾個方塊字。這也是閑暇無事的玩意兒。”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機打的以英文解釋中文的講義,補充一句:“這是洋塗鴉!”沒想到,羅先生認真地說:“讓我拿回去看看。”
  不久,他把講義還給我,在我錯誤的地方,詳細地用鉛筆作了改正,並對我說:“有一點意見:不標聲調,不好。”他的誠摯態度,給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這樣一位國際有名的語言學者,竟對我的消遣的玩意兒毫無輕視之意,反而主動給我幫助。
  我聽了他的話,不再讚成當時“拉丁化運動”反對標調的主張。從此,我對中文的拚音化問題,繼續作一些業餘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趙元任先生在學術上是了不起的。趙元任在美國教書,我的夫人上過他的課。我常常拜訪他,請教他問題。中國語文現代化,是他開頭的。
  回國後,20世紀50年代,我們要設計拚音方案。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兩代人的努力。早在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就開始製訂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錦熙先生他們搞的,這是中國語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趙元任製訂國語羅馬字,不用中國漢字式的符號,而是用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的方案,從學術角度講是很好的,可是推廣上發生了困難。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拚音方案時主要參考了他的學術成果。
  後來我在北京大學上課,出版了一本《漢字改革概論》,趙元任看了以後,就從美國寫信給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封信我在四年後才收到。
  在紐約,我認識了劉尊棋。一天晚上,楊剛女士同一位朋友來到我家。她介紹說:“這是劉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聞記者。”來到我家,他是“賓至如歸”,我是“一見如故”。
略事寒暄之後,楊剛和我就向他請教許多國際局勢問題。他對當時的世界變化了如指掌,細細分析,娓娓道來,我們靜靜傾聽,把思慮伸展到世界和中國的明天。那一晚成為“難忘之夜”。後來,我去歐洲,跟劉尊棋失去了聯係。再次見麵,是在香港。
 
  漫遊世界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環遊世界很重要。到世界各國,眼界開闊了,了解到與外界傳說不一樣的真實情況,這很重要。
  銀行不斷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況,主要是經濟情況,經濟情況與政治、曆史背景分不開。
  1948年,我在美國的工作結束了,就和張允和一起繞世界一周。出發時,我們乘坐的是當時最豪華的“伊麗莎白皇後號”客輪。我們的路線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埃及—緬甸—香港—上海。
  到英國火車站的時候,有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把行李交給行李房,對方連收據、條子都不給我。我就問:“條子呢?”他說:“什麽條子?”我說:“我的行李怎麽拿?”他說:“你不是告訴我你到哪個旅館了嗎?”路上,我很不放心,東西丟了怎麽辦?可是等我到了旅館後,行李已經放在房間裏了。
  在香港
  上海快要解放的時候,我回到香港,等待機會重回上海。在香港,我見到了章乃器。我還意外地與劉尊棋相遇了。他在香港辦一個小型的英文刊物《遠東公報》,新聞報道幾乎全是劉尊棋一人所寫,把遠東和歐美所發生的時事,用簡單而明了的文筆,一針見血地說明原委。
  我常在晚上去看他,他總是在他的小得可憐的辦公桌邊,一直工作到深夜。見到他,我同樣是開口就問世界和中國的局勢,幾乎沒有談過生活和家常。
有一次,他忽然用低沉的聲音告訴我:他曾經被關在監牢裏,他的一條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鏈條鎖在一起。講了這句話之後,我們默默相對了幾分鍾,不知道說什麽才好。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報》租用一艘輪船,名叫盛京輪,專門運送留港人員回上海。我由許滌新介紹乘坐這艘船,於6月3日回到上海。臨行匆匆,沒有跟任何親友打招呼。這艘輪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鎖。一下輪船,看到久別了的上海,心中的感觸無法形容。
我看到許多在香港的熟人。楊剛女士,她是我下了碼頭看到的第一個熟人。但是,我想找章乃器,沒有找到。我也想看看劉尊棋有沒有同船回來,也沒有看到他。
 
  在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章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願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我在上海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並在新華銀行兼職。
  陳毅是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他很好,很看重我對上海經濟建設的見解。
  不久之後,金融業就開始了全麵的公私合營,我供職的新華銀行也並入了公私合營銀行。
  建國初期,上海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資本家最多。
在上海,與陳毅常常見麵開會。我覺得陳毅很好。後來,北京成立一個中央普通話推廣委員會。陳毅做主任,我做委員。又在一起了。我覺得與陳毅很談得來。陳毅很幽默,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我的家庭
  建國初期,張允和在上海光華附中教書。她教曆史課。全國的曆史教科書都用範文瀾的《中國通史》。她發現了一些問題,就很認真地寫了兩萬字的文章寄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闡述自己的觀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報》上公開回答各界人士對教科書的質詢,有五次提到張允和的名字,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請她到北京工作。那時候我們家在上海,孩子由保姆來管,她就到了北京,我留在上海。
  張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她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交了出去。信裏麵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說,有個男性的老朋友寫信給她,說:我們現在都老了。其實我從前很愛你,愛了你十九年,後來你結婚了,這些事情就不談了。張允和就把這件事寫信告訴我,讓我猜這個人是誰。我就回信,這個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運動的人看了後,就覺得不得了,覺得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碼,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她以前沒經過這種運動,就很緊張,生病發燒,得了“牙周神經炎”。當時我還在上海,她就跟領導講好回上海治病。沒想到治這個病要幾個月時間,她就寫信給人民教育出版社想繼續治。結果出版社給她回信:你就不要回來了。
  這樣子,張允和就很受打擊。不過,張允和的情況沒有影響我的情緒,我對建設中國還是抱有信心的。
  我調到北京後,張允和也來了。當時文化部的部長、副部長都是我的朋友,他們知道張允和有能力,單位正缺少這樣的人,就要安排她工作。我們研究了好久,沒敢讓她去。後來,她就一邊搞她喜歡的昆曲,一邊讀書。
俞平伯搞昆曲,組織北京昆曲研習社。俞平伯當社長,張允和參加。俞平伯不當社長後,讓張允和當。俞平伯跟我們非常好。
 
  張充和與傅漢思
  1978年,四妹張充和的丈夫傅漢思,與另外幾個大學的教授組成訪問團來到中國。餘英時是訪問團的團長,他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傅漢思是副團長,代表耶魯大學。他們來之前,我們都不知道。來了以後,他們通過關係找到我們,我和張允和就去看傅漢思。以後我們就又可以來往了。
  張家四姐妹,由大到小,依次是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張元和與顧傳結婚;張允和與我結婚;張兆和與沈從文結婚;張充和與傅漢思結婚。後來,大姐張元和、四妹張充和,她們都去了美國。
  傅漢思出生在德國,他到中國講學,與張充和認識了。他和張充和在一起,與沈從文有關係。沈從文、傅漢思都在北京大學教書。傅漢思很佩服沈從文,經常去找他。張充和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傅漢思找沈從文的時候,經常能見到張充和,後來兩個人就在一起了。解放前他們去了美國。
  有一次,我與張允和一起去了美國,張允和先到舊金山的大姐家住,幾天後又到四妹家住。我要到幾個大學講課,講完後就到耶魯大學旁邊四妹的家中。胡適到美國講學時也住在四妹家。胡適跟傅漢思是老朋友,我在這兒看到很多重要的書,了解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四妹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傅漢思在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詩詞。現在傅漢思已經去世了,四妹仍在美國,100歲了。
 
  張元和與顧傳玠
  張家四姐妹都喜歡昆曲。大姐張元和還與顧傳玠結婚。顧傳玠是昆曲演員,演小生風度很好。在他演出的那個時代,昆曲很受知識分子重視,但是昆曲演員還是不被看重。張元和嫁給顧傳玠,上海的新聞界起哄得很厲害,他們在報紙上用大標題寫上“張元和下嫁顧傳玠”。他們是在抗戰後期結婚的,他們在上海,我們在四川。解放後,他們去了台灣,顧傳玠得了急性肺炎去世了,大姐就到了美國。
我們去美國的時候,大姐一個人住在舊金山。她入了美國籍,有養老金,待遇挺好。她一個人在公寓裏太孤獨,於是住在一個朋友家,幫著照顧朋友的孩子。大姐與四妹一起出演過昆曲《遊園驚夢》,大姐演的是小生,四妹演的是旦角。
 
  國際標準化組織
  1979年,領導忽然來通知我,下個禮拜你要到巴黎去開會。巴黎開一個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ISO),討論把中國拚音方案作為國際標準。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花了三年時間,漢語拚音方案才變成國際標準。
  原來中國運動員跑到外國去打球,到一個國家一個拚法,人家以為是好多個人,不是一個人。一個魯迅就有二十多個拚法,外國人以為有二十多個人。英文有英文的拚法、法文有法文的拚法、德文有德文的拚法、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拚法。還有其他的拚法。開會開了三年哪。開了好多次會,大都在外國開的,隻有一次在中國南京開。最後,要由全世界投票,要四分之三通過才算,成為國際標準。
  中國的人名地名等等原來都是亂搞的。到這個時候有了國際標準,那就方便了。否則航空就不好辦嘛。航空地名亂寫是不行的,要出事情的。ISO是世界組織,規模大得不得了。1982年,國際投票通過了漢語拚音方案為拚寫漢語的國際標準。開會的時候,也很有趣味。法國人、日本人是支持我們的,旁的國家都不支持我們。日本人要我們支持他,他支持我。法國人,他們懂一些中國的情況。開頭隻有兩個國家支持我們,其他國家提出許多問題,我要說服他們,給他們講道理。
  英國、美國另外有一個用了100年的方案,用得很廣。他們說,我們要改不方便。美國說,我們單是一個國會圖書館改一改就要花2000萬美元。我們沒有錢。我說,你沒有錢,你就慢慢改。後來他們改了,花了三年工夫,花了2000萬美元。法國是一早就用了,其他國家也是慢慢有了條件再用。大概經過了三年時間,全世界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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