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賞析

【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賞析】

　　　　晚年所思第一輯：閑談過往

百歲憶

　　我們這一代青年

　　我們這一代青年有幾個特點：當時並不參加國民黨，也不參加共產黨。但思想傾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因為共產黨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陳毅都是宣傳民主的。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說：我們共產黨是主張民主的。我們青年一代就是討厭國民黨的專製。我們這一代都是這樣的思想。

 

　　蔡元培在壞的時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時期就提出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蘇州的時候，我見到蔡先生麵。

　　晚清下來是軍閥時代。後來是國民黨、共產黨。最自由的是軍閥時代。軍閥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軍閥怎麽會做好事情呢？那時候是民主製度，國會育，請蔡元培做教育部長，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軍閥時代提出來的。

軍閥不壟斷整個政府。文化部門、教育部門讓進步的人來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壞的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適建議把國民黨一分為二

　　胡適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國民黨時期，他批評蔣介石。他勸蔣介石把國民黨一分為二，兩個黨就可以互相監督。我的老伴張允和是胡適的學生。胡適是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與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辦教育，請他提意見。

 

　　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

　　我認識愛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紹的。抗日戰爭結束了，何廉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他們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對我說：“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願意去嗎？”我說：“當然願意。”於是，我就去和愛因斯坦聊過兩次。

　　愛因斯坦的理論，我不懂。我們在一起，主要聊報紙上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我的印象，愛因斯坦非常友好。我們聊天時，真像聊家常。他穿的還不如我講究，沒有一點架子，給我的印象好極了。

愛因斯坦有句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人的差異在業餘。”據計算，一個人到60歲，除吃飯睡覺，實際工作時間不很多，而業餘時間倒是更長。通過業餘學習，你可以成為某方麵的專門人才。

 

　　卜舫濟校長

　　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學校，校長卜舫濟，美國人，能說一口浦東腔上海話。有一次，他用上海浦東話對學生說：你們離開房間的時候，要把電燈關掉，否則浪費電力，電廠就要發財，學校就要發窮！學生大樂！卜舫濟校長親自授課，教哲學史。枯燥乏味的課程，他教得生動活潑。我至今還記得他在課堂上的傳授：尼采說，不要生氣，生氣是把別人的錯誤來責罰自己。

卜舫濟擔任校長已經近四十年了，大家對他很尊重。但是，這一次(“五卅慘案”)，我們學生去遊行的時候，他阻攔我們，不讓我們出校去。聖約翰大學及附屬中學的學生宣布永遠脫離聖約翰。學生的行動得到中國老師們的支持。中國老師們和學生，排好隊，拿了鋪蓋就離開學校。社會各界支持我們，南洋公學也支持我們，後來辦了一個光華大學。

 

　　與鄒韜奮百樂門跳舞

　　鄒韜奮是我在聖約翰大學的前輩同學。我妻子張允和的姑夫劉鳳生，跟鄒韜奮同班。鄒家窮，劉把家裏給的錢分一半給鄒，助鄒上學，兩人的關係很好。抗戰前夜，我們都在上海，一起玩。他們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約好在禮拜六晚上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度過非常快樂的時光。那在當時是高尚娛樂。我們都是埋頭苦幹的工作者，也要輕鬆一下。

當時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黃炎培，他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誌莘，另一位就是鄒韜奮。

 

　　徐誌摩家一層樓一個樣

　　徐誌摩是光華大學聘請來教文學的。他也是北京大學教授，所以經常在北京、上海飛來飛去，結果飛機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裏我去過。他住在一個很普通的三層樓房上。第一層布置英國式，第二層布置中國式，第三層布置日本式。一層樓一個樣子。

中國的白話文詩歌到徐誌摩成熟了，小說到沈從文成熟了。他們兩個標誌著白話文的成熟。徐誌摩了不起。

 

　　趙元任來信四年後才收到

　　趙元任先生在學術上是了不起的。趙元任在美國教書，我的夫人上過他的課。我常常拜訪他，請教他問題。中國語文現代化，是他開頭的。

　　回國後，20世紀50年代，我們要設計拚音方案。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兩代人的努力。早在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就開始製訂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錦熙先生他們搞的，這是中國語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趙元任製訂國語羅馬字，不用中國漢字式的符號，而是用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的方案，從學術角度講是很好的，可是推廣上發生了困難。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拚音方案時主要參考了他的學術成果。

後來我在北京大學上課，出版了一本《漢字改革概論》，趙元任看了以後，就從美國寫信給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封信我在四年後才收到。

 

　　老舍喜歡講烏龜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國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愛講笑話，每個禮拜天到我家吃飯，開心得不得了。因為他喜歡吃中國菜，我的老伴買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歡講烏龜故事，他講了很多烏龜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對他說，你老是講烏龜，今天就不要講了吧，你唱一個戲吧。老舍就唱戲，結果還是唱釣金龜。

 

　　小丁的“左傾幼稚病”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成立了政治協商會議籠絡許多黨派。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在重慶參加政協，長駐重慶。周恩來每月舉辦小規模的座談會，聚集一二十人，商談國家大事。他的秘書許滌新是經濟學家。我每次都參加他們的座談會，所以周恩來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來常說，我們共產黨主張民主。大家反對國民黨的專製，共產黨宣傳要民主，所以知識分子向左轉。

我家發生過一個笑話。抗日戰爭時期，漫畫家丁聰常來我家。我們一家都很喜歡他，叫他小丁。我6歲的兒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閑談，說小丁有點“左傾幼稚病”。我的兒子向他告密：“爸爸說你‘左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後，我的兒子到了70歲的時候，對我說：“其實那時爸爸的‘左傾幼稚病’不亞於小丁。”

 

　　陳毅的幾句話，我一直記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章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願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並在新華銀行兼職。

　　陳毅是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他很好，很看重我對上海經濟建設的見解。在上海，與陳毅常常見麵開會。後來，北京成立一個中央普通話推廣委員會，陳毅做主任，我做委員，又在一起了。我覺得與陳毅很談得來。

陳毅很幽默，他是一個有趣的人。他有幾句話，我一直記著。他說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國王請他吃飯。一個客人後麵站一個人，叫調味師。國王講笑話：我們每個人前麵都有一盤菜，都是社會主義。但是調味，各人不一樣。

 

　　與林漢達看守高梁地

　　五七幹校在寧夏平羅的遠郊區種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時候了。我和林漢達兩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漢達原來是教育部副部長，年齡比我大。他七十多歲，我六十多歲。我們兩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處去走，不允許我們站著不動，不允許聚在一起。連看守三天後，沒有一個人影。十幾裏路以外都沒有人家，沒有人來偷，也沒有什麽人管我們兩個。所以，第四天，我們就聚在一起，還躺下來聊天。

　　我們聊的是語文大眾化的問題，聊得很開心。

　　他問我：“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

　　我開玩笑：“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

　　他大笑起來！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問一位掃盲學員：什麽叫“遺孀”？學員回答：是一種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遺孀。

　　他就問：這個“孀”字為什麽有“女”字旁？

　　學員說：女人用的東西嘛！

　　林漢達笑著補充：普通詞典裏沒有“遺孀”這個詞，可是報紙上偏要用它。

　　我問：“你查過詞典了嗎？”

　　他肯定地告訴我：“查過，好幾種詞典都沒有。”(多年後才加入。)他提倡語文大眾化的認真態度，很令人欽佩！

我們聊了很多，很盡興。傍晚了，我們走回去。林漢達邊走邊說：“教育不隻是把現在的知識傳授給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啟發青年，獨立思考！”

 

　　張允和的樂觀人生

　　關於張允和的生平和寫作，親戚們、朋友們經常有許多談論。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的筆墨，別具風格。淺顯而活潑，家常而睿智，讀來順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閱讀下去，有如對麵閑聊，不知不覺忘掉自己是讀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讀者訴說心曲，讀者和作者融合一體、不分你我了。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不是人們所說的“最後的閨秀”。她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氣蓬勃，充滿現代意識。她學生時代的作文，把淒涼的“落花時節”，寫成歡悅的“豐收佳節”；秋高氣爽應當精神煥發，為何“秋風秋雨愁煞人”？她參加大學生國語比賽，自定題目“現在”；勸說青年們“抓住現在”，不要迷戀過去。她編輯報紙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對當時把女職員說成“花瓶”。

　　一位朋友說：張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閨秀，又是五四後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啟蒙，繼承傳統，追求現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張暴戾。一代知識精英慘被摧殘。無可奈何，以退為進，豈止是她一人？

　　政治運動像海嘯一樣滾滾卷來。張允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亂家居，自稱家庭婦女。她研究昆曲，幫助俞平伯先生創辦北京昆曲研習社。她八十六歲學電腦，利用電腦編輯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後來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歲去世那天的前夜，還同來客談笑風生。來客給她拍了最後一張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台一棵花樹根下，化作春泥更護花。

　　張允和受到人們愛護，不是因為她的特異，而是因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個平凡典型。

　　曲終人不散，秋去春又來。

張允和呈獻俞平伯先生伉儷的賀壽詩：“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這就是張允和的樂觀人生。

 

　

　　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有壞處。

　　我年輕的時候是搞經濟學的，我們學經濟的時候，也是一陣風。1955年，中國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成立一個新機構，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領導要我到這個新機構來做語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專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製定漢語拚音方案上。

　　我在歐洲的時候，看到歐洲人很重視字母學，就買了很多字母學的書，自己看，覺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許多年有用處。製定漢語拚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學是不行的，而當時這個學問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就寫了一本小書，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導大家對於字母學有一點了解。想不到這本小書出來以後，很風行，一下子印了幾版。這項工作在今天發揮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機，發短信都是用拚音嘛，所以，拚音推廣了手機，手機也推廣了拚音。我買了個手機，現在耳朵不靈了，眼睛也不靈了，用手機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麵聯絡還是用電腦。我是最早用電腦寫文章的，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電腦。我一早就提倡用電腦來處理漢字，當時有的人不讚成，後來大家都用電腦了，也用不著我提倡了。

　　電腦當然是好東西了，可是好東西都是有壞處的，壞處就是小孩子現在不會寫字了。外國也有這個問題。外國人原來也講究字寫漂亮嘛，現在無所謂了，現在連美國總統都不會寫字了，你看奧巴馬，都是隨便寫的，這就是電腦的壞處。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都有壞處。網上有人寫文章罵我，我看了，罵我的文章我最喜歡看，好玩得很。講得對我就改正，講得不對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說“世界觀沒有階級性，說世界觀有階級性是錯誤的”，有人就寫文章罵我了：“社會有階級，人當然是有階級性，世界觀當然有階級性。”我覺得他的話不對，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辯論，很好對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為我長期在美國，受美國的壞影響太多，美國的壞影響當中有一個，就是喜歡新的。美國沒有“新潮”這個詞，因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國，就反對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這個名詞了。我無所謂新潮，我覺得生活要發展嘛，信息化跟電腦是分不開的，每個國家都要進入信息化，所以每個人都要新潮，這樣才行。

 

　　不是很好玩嗎？

　　我下放寧夏的時候，有一天通知說：明天清早5點要開會，重大的會。因為寧夏那個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熱，我一看天氣很好，中午一定很熱，就戴了一個大草帽。開會開到10點鍾，大雁飛來了，不是幾千隻，是幾萬隻，像烏雲一樣過來了。千千萬萬的大雁，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有一隻大雁突然發命令，一聲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樣下來，我戴了大草帽，沒有多大問題，人家是滿頭大雁的大便，狼狽不堪。他們說這是一萬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國的，然後30年跟國外不往來。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領導來找我，說你趕快準備，下禮拜代表中國到巴黎去開會。我說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帶回來的，用了30年的西裝，都穿破了。領導說沒有關係，你趕快去做新的，從襪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帶去，開了會回來，一概交給國家。開了會回來，我仍舊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嗎？

　　更有趣的，是上飛機的時候。領導派了一個人，陪我到飛機旁邊，他告訴我：你是聯合國請的，聯合國給你很多錢，所以我們就不給你美元了，還有，你的皮夾子要拿出來，人民幣不能帶到國外去。我把皮夾子交給他，聯合國給我的錢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裏一分人民幣都沒有，一分美元也沒有。人家後來問我：你怎麽敢上飛機的？人已經到了飛機門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為真正沒有辦法，我在國外還是有點關係的。上飛機口袋裏麵一分錢都沒有——不是很好玩嗎？

我的生活的確是經曆了大風大浪，最困難就是八年抗戰、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給你講個笑話，那個時候我家裏有母親，還有姐姐，有孩子。家裏的糧票不夠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協樓去吃飯，不在家裏吃飯。到政協吃飯，每天都碰到一個人，什麽人呢？溥儀！皇帝的糧票也不夠用——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相信進化論的

　　我是樂觀主義者。古書中有兩句話，一句叫“猝然臨之而不驚”，一句叫“無故加之而不怒”，這兩句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對我用處很大。什麽叫“猝然臨之而不驚”呢？人家來打擊你，毫無道理地突然來打擊你，你不要驚慌；“無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說你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都是瞎講的，毫無道理的，你不要生氣。我又不驚慌，我又不生氣，那麽我就可以渡過這個艱難了。我認為壞的事情都會過去的，好的事情一定會來的。

　　我跟沈從文的交往非常多，我們兩個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可是大家都是樂觀主義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學家嗎，解放以後叫他去做故宮博物館的解說員，人家以為他很不高興，但是他一點也沒有不高興。他說，本來我要看故宮的古董很不容易，現在我不是方便了嗎？他這一點跟我一樣，壞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麵。

　　我們常常在一起，考古的東西我不懂就問他，外國的東西他不懂就問我。我們經常出去旅遊，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雲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個廟裏麵，收拾得很幹淨，年輕的和尚來給我們衝茶，我們就問他：你年紀輕輕怎麽做和尚呢？他說：我是考上來的啊，考上來做和尚，工資比外麵加一倍。我問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說：當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結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來上班。這叫“工資和尚”，現在的和尚都是這樣了。本來和尚是靠廟宇的獨有財產，新中國成立以後，廟宇財產都歸公了，和尚沒有財產，不就沒有飯吃了嗎？就靠工資了。現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進化論的，不僅動物在進化，作為動物的人在進化，同時人的社會也在進化。假如你相信人類社會是進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還是落後的，明天會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麽你就能變得樂觀。

　　周有光答問

　　問：能說說你和妻子張允和的感情嗎？

　　答：我們是結婚以後，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們隻根據一個原則：夫婦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會吵架了，這個是中國古代的教訓，現在許多青年一吵架就離婚，其實離了婚，精神生活並不愉快。他們之間隻有“愛”，沒有“敬”。不尊重對方，所以離婚了。

　　問：聽說你們從來不吵架？

答：許多人說我們從來不吵架，其實我們也有矛盾的時候，但是我們吵架兩三句就吵完了，不會吵幾個小時，哇啦哇啦講話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歡昆曲，我喜歡西洋音樂，所以她要聽昆曲，我跟著她走，我要聽西洋音樂，她跟著我走。這叫互補，互相補充，就不矛盾了。

 

　

　　變陰暗為光明

　　當我無力改變環境的時候，我就改變我自己，去適應環境。

　　如果既不能改變環境，又不能適應環境，我就不可能愉快。雖然不能改變環婉，可是能夠適應環境，我也就愉快了。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從1955年到1985年，在長長的30年中間，我住在兩間情朝建築、年久失修的破舊房屋中。屋陋牆裂，難邀瓦雨。有地板，輕輕走，地板就跳舞，重重走，地板耽唱歌。這是壞是好呢？是壞，也是好。客人踏進前間的門檻，地板就立刻通知在後間的我：客人來了。地板有自動化的通報功能，不是有趣的事情嗎？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終於喬遷，搬進新造的簡易樓，有屋子4小間之多。我的書架多，而房間都很小，隻能把書架拆開，分散塞進每一間房子裏。查看一本書，要行走串門，來回尋找，很不方便。這是壞是好呢？是壞，也是好。我伏案過多，運動太少。串門找書，是一種工間運動，大有益於健康。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下放寧夏平羅的“五七幹校”，隻許勞動，不許看書。我的長期失眠症就此不治自愈了。這更明顯地證明：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人患其弊，我樂其利。

　　這種生活方式，古人說是“知足常樂”，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稱之為“變陰暗為光明”。事物都有陰暗和光明兩麵，好比一張紙有正反兩麵。避開陰暗麵，迎向光明麵，我就有勇氣“知難而進”了。

　　十幾年前，我寫了一篇《新陋室銘》，表白我的生活方式，曾用筆名刊登在某刊物上，現在抄錄如下：山不在高，隻要有蔥鬱的樹林。

　　水不在深，隻要有徊遊的魚群。

　　這是陋室，隻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

　　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

　　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

　　愛看素不相識釣朋友寄來文章。

　　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

　　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裏，順便散步觀光。

　　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

　　遨遊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談高幹的特殊化。

　　讚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農民的自由化。

　　安於老九的貧困化。

魯迅說：萬歲！阿Q精神！

 

　

　　我的離休生活

　　離開辦公室

　　我85歲離開辦公室。

　　我這個人糊塗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我們單位人事處送給我一個離休證，我一看，前幾年我就應當離開了。他們說，我們不好意思送給你，送給你不就等於要把你趕走嘛。

　　離開以後，我就不做專門問題的研究了。到家裏後，有什麽看什麽。香港的、美國的朋友，來的時候就買書給我。我能夠看到很多很新的圖書，看史問題的書，文化問題的書。他們拿來什麽我就看什麽。

　　現在都是手機、電腦。手機要保姆打，電腦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電腦上查。

　　199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中國儒學百科全書》。我自修儒學，目的是想知道儒學在21世紀有點什麽用處。我覺得孔子、孟子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恬靜的晚年

　　離開辦公室，我就回到家裏，在這間小書房看報、看書。這個房間隻有九平方米，放上書架後，再放一張小書桌、兩把椅子、一個茶幾，餘下的空間就很少了。兩椅一幾，我和老伴每天並坐，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就這樣度過我們恬靜的晚年。

　　從來北京開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點喝茶，有時也喝咖啡。喝茶的時候，我們“舉杯齊眉”，這是互相尊重的一種表達，當然也是好玩的。記者來了，見到我們這樣，覺得有趣得不得了。

張允和的眼晴不好，看不見了。她是中國第一批換晶體的。我後來也患了白內障，也換了晶體。

 

殘酷的自然規律

　　張允和享年93歲。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還有朋友來拍照，第二天發病就去世了。

　　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台的一棵花樹根下。“化作春泥更護花”。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有位哲學家說過：“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會進化。”殘酷的進化論！

　　我在100歲以後，耳朵聽不見了。記憶力會突然斷掉。就像電流一樣忽然會斷掉。

　　我的作息飲食跟普通人一樣。7點左右起身，下午要睡覺。晚上10點、11點、12點睡覺。牙不太好，吃一些軟的東西。每天都吃水果。這兩天吃草莓。這兩天草莓好得很。

 

編者按：2006年11月，常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一行人晉京采錄“常州吟誦”的音像資料，於24日下午拜訪了年逾百歲的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經濟學家周有光先生。麵對鄉親，周老充滿睿智和風趣地侃侃而談，不僅對於吟誦藝術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還涉及文化與其家史等較寬泛的內容，具有多方麵的價值與意義。現經秦德祥老師據周老談話錄音記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吟誦·文化·家史

　　一

　　我對於吟誦是這樣一個看法：語言變成音樂，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四五層，吟誦是初步的音樂，和尚念經也是音樂，它的水平比吟誦要高一點，最高層是新式的音樂。

　　古代人很早就會吟誦，例如唱山歌。男的女的在山上唱歌，有的時候是抒發某種情緒，不是戀愛，戀愛的時候就唱情歌。山歌主要是戀愛的，古代人在野外的時間多，在房間裏的時間少，唱山歌遠遠可以聽到，男的女的就慢慢走近了。現在少數民族還有這種風俗。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重慶銀行裏麵工作，戰爭最緊張的時候，日本人壓過來，重慶也有點害怕守不住，局麵越來越緊張，需要開辟新的戰區。當時的後方，實際上主要隻是四川、貴州、雲南三省。日本人沒有去西北，為了開發西北，擴大後方，要派人去調查，最重要的是調查那裏的金融、經濟，就組成了一個五人專家小組，我是其中的一個。最後到河西走廊，今天的河西走廊放寬了，當時沒有這麽寬，一麵是山，一麵是蒙古人的牧場。我們的汽車慢慢地開過去，我向牧場那邊看去，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男的女的在放羊。一群羊通常是一個人放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互相距離很遠。他們的戀愛怎麽辦呢？就唱歌。他們的眼睛比我們好，男的能看到那邊是男的還是女的，假如遠遠看到一群羊是一個女的放的，他就唱歌，慢慢地把羊趕過去……很有趣味。後來我在四川西康，也聽到他們本地人唱山歌。

　　唱歌是很天然的，所有的民族都會唱歌。現在的許多歌唱家是少數民族的，他們的歌唱得比我們好。

　　讀書自然就會產生一種音樂感，沒有人教的，從小聽到大人唱，也就跟著念、吟，的確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

　　吟誦一方麵跟文學有關係，另外一方麵跟音樂有關係，它是文學的一個表達方法，同時又走向音樂。今天讀書都跟講話差不多，舊時代讀書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比如讀古文、有韻的文章，像講話這樣就不能表達感情。吟誦的時候，特別是有韻的文章，就可以把感情表達出來。吟誦的事情，不一定是許多人在一起，一個人讀書也總是吟誦的，自己吟誦自己聽，這是一種愉悅、享受，比今天默默看小說更有意思。

　　吟誦可以增加文學的氣氛，另外它可以說是一種“原始音樂”。這個“原始”不是壞的意義，是好的意義。它是一種最天真的、最自然的音樂，是音樂發展的初始狀態，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現在的確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

　　電影《紅樓夢》裏的詩詞，是用朗誦的方法念的。朗誦的方法聲音小，裏麵是聽不到的。古代人一定是吟誦的，因為吟誦跟唱歌一樣，很遠就能夠聽到。所以，當時我就跟他們講，你們這個地方不對。不但是古代，就是解放前，也是這樣子麽，清朝當然更是這樣子了，《紅樓夢》裏的詩詞肯定是吟誦的。

　　吟誦很有趣味，它是每一個地方有一個調子，大體相同，可是各地都有變化，那時沒有五線譜的記錄。我大概十歲左右就到蘇州去住了，蘇州也有吟誦。蘇州的吟誦跟常州的吟誦，調子差一點點，差不多的。江南好幾個地方，我比較熟悉的幾個縣，都是差不多的。

　　我因為離開常州太久，已經有90年了，所以常州話也就不純粹了，我的講話叫“南腔北調”。我給你們講個笑話，我的老伴是安徽人，合肥人，我呢，是常州人，我們兩個人都住在蘇州，後來我們結婚了，她的普通話叫做“半精(京)半肥”，一半是北京，一半是合肥，我的普通話叫“南腔北調”，嗬嗬……聽常州話我能懂，但是我講就不自然了。今天這個嗓子又不行，聲音要提高提不起來，所以今天這個錄音的效果一定很不好。

　　以前錄過一個錄音帶，不知道放哪裏去了，那是十年之前，那個時候喉嚨好，上次有一個學會也錄過音。我不會整理東西，老伴去世以後，找東西很困難，假如找到了，我可以給你們。不是一下子能找出來的，因為東西很亂。

　　我想，吟誦在今天還是可以有用處的。文言是從古代的語言來的，現在的白話跟古代的語言，語音裏麵的變化很大。吟誦能不能用在今天白話文的詩呢？我想是可以的，可是它要求這種詩在韻律上麵要有點講究，有的時候我也琢磨今天白話文的押韻。白話詩的時代比較短，它要慢慢地發展。

　　二

　　現在因為年紀大，出去聽唱歌不行，在電視裏麵聽唱歌，我覺得這個味道都是從美國來的，“Popular Culture”，大眾文化。本來，藝術都是上層分子、知識分子的事情。美國的這種新式唱歌、跳舞，都是從黑人、美洲土人、太平洋裏麵的人那裏來的，起初上層人是看不起的，認為太粗俗，是很低級的，或者是野蠻的。人們的音樂欣賞水平不一樣，古代就有“陽春白雪”跟“下裏巴人”，“陽春白雪”的人是看不起“下裏巴人”的。可是，時代不一樣，情況不對了，社會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勞動人民、下層社會、下層群眾也需要文化。“下裏巴人”的人數多，水平也提高了，他們起來了，對於文化提出了跟上層人不一樣的要求，慢慢地，高層的人就去研究它，幫助它。

　　幫助很重要。我們唱的那些歌，有的文句，拿白話的角度來看也太差了一點。什麽道理呢？我們的文學家沒有去幫助他們。古代的詩和詞，也是從群眾裏麵發展起來的麽。所以我想，要去幫助他們，使他們唱歌的文學水平能夠慢慢地提高，當然不是文言的文學，是白話的文學。

　　白話文學大有發展餘地，今天白話文學的水平，我看應當說是初步的。你看，今天搞來搞去還是搞的《紅樓夢》，還沒有一部書能超過《紅樓夢》，這表明我們的努力不夠。後代應當超過前代，假如永遠超不過《紅樓夢》，那麽，我們這個民族就不能進步了。當然，一方麵它會自然發展，整個社會在變，全球化時代的變化非常大。

　　我起初不是挺注意文化問題，我是搞語言學的，大概改革開放以後，開頭好像是《光明日報》，它搞一個欄目，叫做《龍吟》，目的是要振興中國傳統文化。要我寫稿，我起初沒有工夫寫。有好些人寫中國傳統文化，有些人寫的我看看不對，什麽道理呢，因為文化也是一門學問。中國沒有“文化學”，我在國外看到許多有關文化學的書，就照新的觀點來寫，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分西方文化、東方文化，這樣來分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那是因為從前我們不了解國際的情況。

　　文化發展到今天，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不僅有地區的分別，還有層次的分別。主要是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我叫它“國際現代文化”，是國際性的，還有地區性的，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有四個區域，不是東方西方。西方起初是西歐，後來擴大到美洲，特別是美國，這是西方文化。東方有東亞，這是以中國為中心；有南亞，以印度為中心。印度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我們的文化許多都是從印度來的；還有西亞，主要是阿拉伯、伊斯蘭教的文化。所以，東方文化有三種。

　　文化的兩個層次，國際現代文化，是高層的文化，第二層是傳統文化。國際現代文化哪裏來的呢？起初，各個文化區大概來往很少，相互影響很少，後來影響越來越大，全世界從古到今所有文化的精華、優秀的文化，都在國際現代文化裏邊。這個“文化”是廣義的，不但是藝術，也包括科學。國際現代文化裏最重要的是科學，當然也有各地的文化。國際現代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不可能不接受的，譬如說電燈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假如反對，你不點電燈行嗎，是不行的。為什麽不行？因為今天的電燈不是美國的，是世界的了。

　　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當然有中國的文學，中國的音樂，吟誦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項目。每一個地方都有傳統文化，不是說國際現代文化發展了，傳統文化就沒有了，不是這回事。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好的東西會發展，會保留下來，不好的東西慢慢地會被淘汰。

　　其他的方麵，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對於自然科學的各方麵，我們現在吸收得比較快。西方的社會科學也比較發達，很多好東西我們還沒有吸收。社會科學發展得晚，各方麵吸收得慢。

　　我退休很晚，85歲才離開辦公室。退休以後不寫學術論文了，就寫那種雜文，每月至少發表一篇文章。上海最近給我出了一本書，他們選了我有關文化的一些文章，搞成一本書，書名叫做《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我說，我是不搞文化學的，這些東西是寫著玩兒的，不成東西的，他們說雖然是隨便寫的，但是裏麵有些新的東西，中國還不大了解。這個書出來，很快就賣完了，現在買不到了。最近我叫他們買幾十本來，他們說一本都沒有了，後來隻搞來七本，要等到重新印就慢了。既然你們談到文化，我就送一本給你們。

　　三

　　我們這個家，原來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家。我的曾祖父他做了官，回到常州，就辦工廠。那是太平天國之前，他辦的什麽工廠呢？是紗廠，織布廠，還有當鋪。那個時候沒有銀行，當鋪就是銀行。他非常有錢，太平天國長毛打來了，常州守城的軍費主要是他一個人拿出來的。我隻是小時候聽說過這個故事。太平天國打常州，打不進來，就撂開常州打南京，打下來了，在南京成立了政府，回過來又打常州，城破以後，我的曾祖父就投河而死，我聽說在常州府誌裏有這個記載，可是我沒有看見過。

　　由於這個關係，太平天國平了以後，清朝政府認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的，就封了我們一個世襲的官，叫“世襲雲騎尉”。這“雲騎尉”三個字怎麽寫，起初我弄不清楚，後來問了曆史學家才知道的。“雲騎尉”是跟軍隊有關係的一種官，世襲的，因為我的曾祖父是支持守城而死的，跟軍隊有關係，所以得了這個官。

　　我的曾祖父死了，我的祖父逃在外麵，太平天國平了以後，他回來了，當鋪、工廠都被打光了，沒有了，我的祖父很灰心，覺得太平天國動亂，家破人亡，可是住的房子還基本上保留著。“世襲雲騎尉”，皇帝是要給我們家錢的，每年給的錢相當多，可以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我很小的時候在常州，家裏麵已經窮了，可是這個架子還有，還維持著從前封建紳士家庭的那種生活，荒唐到一個什麽樣的程度呢？單是為了送禮，要用一個男工，這個男工有一個裏麵放帖子的“拜盒”，每天拿著它出去送禮。

　　後來辛亥革命，這個“雲騎尉”的錢就沒有了，我們這個家就很困難了。怎麽辦呢，當鋪、工廠、房子沒有了，土地還有，就把地賣掉，可以用幾年，用掉了，就再賣一塊地，後來地都賣光，什麽都沒有了。

　　我們家原來在青果巷，大概靠西頭，是叫“禮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邊的，街的對麵有一個叫“貞和堂”，比我們的房子大，可能姓張，我記不清楚了，還有“八桂堂”。“貞和堂”和“八桂堂”都在青果巷的北麵，是坐北朝南的，他們兩家都是清朝造的房子，比較講究。因為是曆史傳統，“禮和堂”這個堂名跟做官有關係，認為住在這裏邊是光榮的。我們的房子比較老，是明朝的，大門裏麵有個空地，就在那裏造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麵看不出來，進到裏麵去才看得出來，我們住的是新房子。

　　過年的時候，家裏掛著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廳、裏廳，還有我媽媽住的一個小樓，旁邊有一個大房間，也等於是一個廳，接待客人的。這種地方都要把人像掛起來，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輩是掛在大廳的，祖父、祖母是掛在裏廳上麵，還有掛在小廳裏麵的。我們隻知道祖父、曾祖父的號，不知道大名。因為小的時候不許講大人的名字，要避諱的。我記得我的曾祖父叫潤之，叫潤之公，我的祖父叫逢吉公，怎麽知道的呢？過了年，要把人像卷起來，上麵要寫號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親在中學裏麵教書，那個時候是沒有大學的。我小的時候，家裏就發生了矛盾：我的父親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親說常州的親戚太多，過的都是封建的奢侈生活，受不了，我們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蘇州去了。在常州我們是大家，在蘇州完全不一樣，隻有一所房子，破破爛爛的，就把房子賣掉，我們租房子住，變成了小戶人家。開頭我母親用各種辦法維持這個家庭，後來我的姊姊從學校出來工作了，工資可以補貼家裏。我的父親和姨太太留在常州，從我讀中學的時候就分開了。

　　我是常州中學畢業的，在常州中學，有一個碑。我讀常州中學的時候，我的家已經搬到蘇州了，可是那時候覺得常州中學辦得比旁的中學好，所以還在常州讀書。那時候都住在學校裏麵，禮拜一到禮拜六都不許出去，隻有禮拜天可以出去。所以，雖然在常州讀書，學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學校外麵我不知道。有許多親戚，我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很小的時候，都是按號叫什麽伯伯、什麽叔叔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我的父親和姨太太家裏的情況，我也不了解。抗日戰爭，我跟我母親逃難到四川重慶，聽說我的父親跟姨太太逃到鄉下，消息都完全隔斷了。我是1949年回國的，回國以後，才慢慢地知道有個弟弟在上海，這個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後來找到了弟弟，聯絡上了。我的弟弟前兩年去世了，弟媳婦還在上海，他有幾個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港。

　　因為我們走出去了，我從常州到蘇州，到上海，到國外，越走越遠，沒有機會到常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記憶很少，就是這個道理。一直到紀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常州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還有沒有，去一看，找不到了。怎麽找不到呢？青果巷原來很小，現在路放寬了，把前邊的房子拆掉了。後來我就打聽了，有人告訴我說，這個地方就是從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門都被拆掉了，我就去問問這裏住的是什麽人家，他們說這裏住了十幾家人家。後來就沒有機會再回家鄉。

　　對於我們家庭，太平天國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辛亥革命又改變了它，還有不斷的革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麵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鏡，看書要戴看字的眼鏡，老了，就麻煩在這些地方。人過了90歲，什麽都退化，我80歲一點沒有老的感覺，90歲的時候就感覺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記錄整理，並於2009年2月4日經周有光先生親自審讀過。

 

　　

　　巧遇空軍英雄杜立德

　　汽笛長鳴

　　二次大戰時候，1942年春天，我路過浙江金華，住在一個小旅館裏，等待長途汽車回重慶。一天晚上，汽笛長鳴，警告敵機來轟炸了。電燈全部熄滅。可是等了一晚，沒有聽到炸彈聲。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駐金華的青年軍官，匆匆忙忙地來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幫助我設法購買長途汽車票。他原來說，此事沒有十分把握。這時候他告訴我：“好了，準備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動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說：“要請你幫一個忙。”“幫什麽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說：“前晚，來的不是敵機，而是美國飛機。轟炸東京之後，飛來中國的轟炸機。這一批美國飛行員，今晚我們要宴請。沒有合適的翻譯，不得已想請你當個臨時翻譯。明天他們坐吉普車去桂林。你可以乘車同去，一路上為他們當臨時翻譯。可以嗎？”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覺得機會好極了。當天晚上我坐在貴賓的旁邊，擔任翻譯，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歡迎，客人答謝，都由我翻譯。這時候，我弄清楚了，美軍的領頭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輛吉普車，一路擔任翻譯，開向桂林。

　　五十年後

　　這件事，過去了剛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轟炸東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報道：“昔日營救結厚誼，今朝異地喜重逢，五位中國老人在美受熱烈歡迎”；“布什總統祝賀中國老人和美飛行員重逢”；“美國防部長會見五位中國老人”。五位老人是當時曾營救跳傘落地的美國飛行員的中國老百姓。這些新聞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國飛行員巧遇的往事，依稀似夢。

　　我記得，杜立德告訴我，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身體強壯。像小孩一樣，他當我的麵，蹦了兩蹦，證明他的身體健康。我們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遺失。

　　我記得，敞篷的吉普車，在崎嶇的道路上奔馳，風沙很大。我吹了風，咳嗽起來了。杜立德脫下他身上的皮夾克給我反穿，以便擋風。

　　我記得，車隊一路走了大約三天，經過的盡是小城鎮，隻有一個地方有小規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裏。

　　他們告訴我：美國一艘小型航空母艦，載十六架轟炸機，每機五人，偷偷地開進東京灣。飛機起飛後，航空母艦就開走了，飛機不複飛回航空母艦。事前同中國約好，對東京轟炸後，飛到金華，降落機場，把轟炸機全部送給中國。不幸中國方麵把“時差”算錯了。友機當做敵機。燈火管製，無法降落。不得已放棄飛機，人員用降落傘下地。所幸人員全部安全，隻有極少幾個人降落時受點輕傷。(當時是這樣說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現在報紙翻譯為“杜利特爾”。我曾同他開玩笑說：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卻“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長夜漫漫，忽然天亮，什麽都不成問題了。他們乘軍用飛機去重慶(然後回美國，去歐洲)。我這個臨時翻譯也就向他們辭別，另乘長途汽車回重慶。

　　紐約重逢

　　戰爭勝利結束後，我到紐約。杜立德複員後在紐約殼牌石油公司當董事長。我打電話給他。他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敘舊，熱情招待我。他的辦公室用軟木裝飾牆壁，氣派豪華。他對我說：“時間真快，你見到的那些小夥子們，現在都禿頂了。”

　　第一次成功地轟炸東京，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不久，他晉升為地中海聯軍空軍總司令。五十年後的今天，他以九十五歲的高齡，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向他遙祝：萬壽無疆！

　

　　三老閑談窗外事

　　兩位老友來京旅遊，同我三人共作一夕談；野老放言，定多乖謬，姑妄摘記如下。

　　談金融

　　甲：金融大海嘯，去年有人預言美帝即將像蘇聯那樣瓦解成為幾個碎片，最近新聞忽然改變口氣：隻是大病一場，即將九死回生。這是什麽一回事？

　　乙：資本主義像“破車走上戈壁灘”，一路顛簸晃蕩，不足為奇，上一次經濟大恐慌(1929—1931)，梁啟超在歐洲看到慘狀，認為資本主義到了末日。可是羅斯福實行“新政”，挽狂瀾於既倒，風波過去，資本主義居然“更上一層樓”。這次金融大海嘯是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機爆發，經過急救手術，就會轉危為安，而且再次會出現“更上一層樓”。

　　丙：一位美國學者說：資本主義沒有完結，可是經濟學完結了。美國至少有一萬五千職業經濟學家，這次能預見金融大海嘯的不過十幾人，或許隻有兩三人。經濟學破產了，需要從頭重建。

　　甲：馬克思不是一早就預言，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可救藥的死症嗎？

　　乙：可惜馬克思沒有預言資本主義在危機過後還能“更上一層樓”。

　　談世貿

　　甲：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世貿”)，被說成“入世”。中國“入世”，談判了15年之久，那時中國離開世界有多遠嗬！這15年，中國“委屈地”接受了“世貿”的啟蒙教育，於是一隻腳試探踏進世界市場，居然成為“世界工廠”。

　　乙：市場經濟不分姓社姓資，WTO隻有一個。外國人問，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丙：你可以告訴他，這是中國的禮貌語言，不必“打破砂鍋問到底”。

　　甲：蘇聯時期，把世界分為兩個市場，社會主義市場實物交換，資本主義市場貨幣交易。社會主義反對貨幣，我百思不得其解！

　　乙：俄羅斯至今還沒有“入世”呢！

　　丙：葉利欽宣稱：“結束共產主義思想體係和實踐的統治”。普京重建偉大強國，需要借助斯大林的威望，不怕再—次冷戰。“入世”好處不大，俄國有石油和天然氣，何必委屈求全。

　　甲：俄羅斯的變化最難捉摸，請你讀點曆史，看看地圖，或許會多一點兒明白。毛澤東“一邊倒”，結局如何？

　　乙：我們的國家名稱來自老大哥呀！

　　丙：中國有“特色”，“特色”就是“不同”，請你等待“特色”的發展吧。

　　甲：“世貿”是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對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無視“世貿”，不利於世界，也不利於本國，這點不能糊塗。

　　乙：“世貿”對經濟危機也有責任嗎？

　　丙：“世貿”應當研究“危機預警”，協助供需調和，防止危機出現。

　　談外包

　　甲：據說，俄羅斯曾警告中國，“外包”(outsourcing)就是剝削，中國得到利潤少，國外和境外得到利潤多，不公平。

　　乙：“外包”的利潤按照勞力質量和技術精度來分配。你貢獻的勞力或技術水平低，你就拿到較少份額；我貢獻的勞力或技術水平高，我就拿到較多的份額。勞力或技術，在你處價格低，在我處價格高，這個“差價”就是“外包”的基礎。“外包”不是“等價交換”，而是“差價交換”。“外包”不是慈善事業，實際是“剝削性的合作”。“雙贏”嗎，你方落後，應當“少贏”，我方先進，應當“多贏”。你能接受這個“不平等的雙贏”嗎？

　　丙：這不就是資本主義剝削嗎？

　　甲：有一點不同：過去“我贏、你不贏”，現在“我多贏、你少贏”。

　　乙：誰願意接受這種剝削？

　　丙：勞力多餘的國家，都願意接受。中國體力多餘，接受體力“外包”，成為“世界工廠”，清末洋務運動的工業化夢想初步實現了。印度腦力多餘，接受腦力(軟件)“外包”，成為“世界辦公室”，班加羅爾等軟件城市一舉成名！

　　甲：“外包”其實早已廣泛推廣，隻是到了最近，兩個人口大國接受了“外包”，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11億人口的種姓製度大國印度成為“世界辦公室”，這才引起全世界的驚奇！

　　乙：中國和印度一早都想工業化，可是缺少起動力量，無法起飛。“外包”提供了起動力量，兩個大國一齊起飛了。

　　丙：“外包”是不斷轉移的，由工資較高地區轉移到工資較低地區。美國是產棉大國，紡織工業從美國轉移到工資較低的歐洲，又轉移到工資更低的亞洲。玩具工業原來美國是名牌，從美國轉移到日本，轉移到台灣，轉移到香港，轉移到廣州，轉移到東莞。“外包”提高了後進地區的生活水平，“外包”不斷轉移使不同地區的生活水平不斷上升。“外包”的確是剝削，但是這個剝削又的確提高了後進地區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充滿矛盾的全球化！

　　談世界觀

　　甲：常常看到“世界觀”三字，不懂什麽意思。查看《現代漢語辭典》：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的總的根本的看法；由於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觀，也叫宇宙觀”。啊！人人觀點不同，一人一個世界觀，那不成“萬花筒”了嗎？

　　乙：另有說法，世界觀分為：1自然世界觀，人對天體構造的理解，古代認為天體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類；現代科學證明天體的客觀存在和宇宙的物理運行規律。2社會世界觀，人對人類社會的理解，核心問題是統治製度；古代認為君主和貴族統治人民的專製模式是永恒不變的；現代社會學證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步驟和統治製度的逐步演進。

　　丙：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要求理性化，客觀化，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兩次世界大戰，你愛你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哪能不打得落花流水？在全球化時代，狹隘的愛國主義變成了人類的公害，不再是崇高的道德；人類需要愛人類，不需要愛國，必須開創切實可行的和平保障製度，否則另一場世界大戰就在眼前。

甲：新聞說，近來波蘭等二戰受害深重的國家，把蘇聯紅軍的紀念碑，從市中心移到紅軍墓地，引起俄羅斯的抗議：“無視紅軍的解放功勳”！波蘭等國說：在二戰中，德國是侵略者，蘇聯紅軍也是侵略者，德蘇兩國不是訂有瓜分波蘭的密約嗎？波蘭等國，正在重新編寫二戰曆史，糾正過去的歪曲記述，這又引起俄羅斯的抗議：“嚴重的不友好行為”！全球化時代，人類要求有一部客觀的世界史。這是奢侈的希望嗎？

 

　　談陣營

　　甲：原來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有38國，現在隻剩6國。“社會主義陣營”盛極而衰了。

　　乙：哪有38國？

　　甲：蘇聯集團23國：包括蘇聯加盟共和國15國、華沙條約國7國，起初有阿爾巴尼亞；還有蒙古人民共和國1國。南斯拉夫7國(包科索沃)。東亞6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柬埔寨紅色高棉、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包括蒙古)。拉美1國：古巴。北非1國：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群眾國。不是38國嗎？

　　丙：剩下6國(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利比亞)，還成什麽“陣營”？

　　甲：“福利”資本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共同進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使用了100年，“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使用時期更短，這兩個“冷戰名詞”還要使用下去嗎？

　　乙：現在明白，社會發展，不是兩營對敵，而是多國競賽。世界跑道，既不姓社，也不姓資，隻有一條。

　　談發展

　　甲：蘇聯瓦解，俄羅斯從社會主義進入資本主義，不是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原始、奴隸、封建、資本、社會)，要重新研究了。

　　乙：有一種“三麵三層”說：經濟：1農業化(田地、石油、天然氣)，2工業化(體力、機械化、電氣化)；3信息化(腦力、電子化、智能化)。政治：A神權(宗教、封閉)；B君權(專製、壟斷)；C民權(競爭、開放)。思維：1神學(天意、迷信)；2玄學(經典、推理)；3科學(實證、創造)。此說方便自己編碼定位。例如，伊朗1A1；俄國1B2；英國3C3。

　　丙：社會的發展規律，是國家建設的一麵鏡子，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的編碼定位吧！

　

　　我的生死觀(2009-06-12，時年104歲)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張允和因心髒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歲。半年後，2003年2月16日，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歲。93歲，是人生的一個難關嗎？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麽事情也懶得動。她的身體雖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卻很旺盛，那麽富有活力，如今走得這麽突然，誰也沒想到。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後來，我走出了這次打擊和陰影，是因為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麽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隻有服從自然規律！原來，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很多事就是這樣，你往傷心處想，越想越傷心，我和允和結婚70年，婚前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書房裏，一個桌子，兩把椅子，兩個人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大家都說我們是“兩老無猜”，多好。現在剩下我一個人，怎麽受得了？但是換一個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對人生，對世界，既要從光明處看到黑暗，也要從黑暗處看到光明。事物總有正反兩麵，同時存在。盛極必衰，否極泰來。道路崎嶇，但前麵一定有出路。我媽媽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訴我們，未來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淒淒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聽從了晚輩們的話，乖乖地待在家裏，沒有去送葬，我隻是吩咐孩子們，天氣太熱，不要驚動高齡親友，簡單處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對張允和最好的紀念，是出版她的遺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記》。我編輯好了她的書，又用兩年的時間，使兩本書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對親人的死如此，對自己的生命我也用這樣的態度：一切順應自然。85歲那年，我離開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裏，以看書、讀報、寫雜文為消遣。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應該反過來想，我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賺的。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道：“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我生於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過了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後的新中國時期，被有人戲稱為“四朝元老”。這一百多年，我遇到許多大風大浪，其中最長的風浪、也是最艱難的時候，是八年抗日戰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顛沛流離20年。但不都過去了嗎？我年輕時候，身體不好，健康不佳，得過肺結核，也患過憂鬱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們婚姻不到頭，我活不過35歲。我不信，結果早就活過兩個35了。可見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著就好。

　

　　回眸百年

　　呂叔湘

　　呂叔湘是我的中學同學，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一歲。

　　呂叔湘的哥哥呂鳳子，是有名的畫家，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我兩個姐姐的老師，我在認識呂叔湘之前，先認識鳳子先生。

　　在常州中學時，呂叔湘比我高一班。我發現那時候他能背《詩經》，很是欽佩他。上大學後，我在上海，他去南京。

　　後來呂叔湘成了語言學家，我們在北京合作得很好。1955年，我從上海調來北京文改會，因為工作的緣故，有機會跟呂叔湘經常接觸。在語文觀點上，我跟他完全一致，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師。我常常把我的想法告訴他，他幾乎每次都表示同意，並補充我的不足。

　　聖約翰大學

　　中學畢業，我報考了兩個大學，一個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兩個大學都考取了。

　　為什麽考聖約翰大學？幾個比我大的同學都勸我去考，說那是個很好的大學。我就到上海去考。我家當時很窮，聖約翰學費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們家交不起。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不用學費，於是我就準備到南京去。

　　我的三姐當時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我的情況，對我三姐說：“考聖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她媽媽很喜歡我，對我很好，就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皮箱裏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這樣，我就上了聖約翰大學。

　　聖約翰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它是一座橫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橋梁。第一次到學校，我是從上海靜安寺坐獨輪車去的。一路上，吱嘎吱嘎，獨輪車在田埂上慢慢地前進。回頭一看，後麵還有四五輛獨輪車。獨輪車的工藝水平，與曆史博物館裏的指南車相似。中國900年前就有了。它代表的是古代文化，聖約翰大學代表現代文化。

　　我坐獨輪車上學，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時間奔向現代。

　　校園很美，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原來校園的一部分。校園的人行道以外全是綠色草坪，有許多參天大樹。當時這個校園，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優美校園媲美。在兩座樓房之間，學生抄近路不顧規定，踐踏草坪來去。校方因勢利導，在這踏壞的草坪上鋪上石板，使不合法的過道變成合法的過道，而且顯得更加優美。

　　聖約翰大學注重基礎教育，教學效果很好。學校實行學分製，班級可以略有伸縮。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二年級開始分專業，專業可以更換。專業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極粗。學校手冊上說，大學培養完備的人格、寬廣的知識，在這個基礎上自己去選擇專業。這是歐美式教育。歐美式教育，稱博雅教育。要給孩子自由，培養自學能力；知識基礎要廣，便於將來發展。

　　學文科

　　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老師希望我選擇數學為專業，我的同學一致反對。他們說，聖約翰的長處在文科，來聖約翰而不讀文科，等於放棄了極好的機會，於是我選擇文科。

　　聖約翰大學以英文為校園語言。入學第一件事是付費注冊。首先領取一張姓名卡片，上麵用打字機打上我的姓名羅馬字拚寫法。學校規定，一切作業和文件，都要按照這樣拚法打上我的姓名。學校檔案都用這種字母順序來處理。我開始看到了字母順序的科學管理。這種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覺得：我們要用一種字母幫助漢字。

　　《不列顛百科全書》

　　在聖約翰大學，老師講了一課，要指定課外讀物。首先要看百科全書。這樣子，《不列顛百科全書》就成為我大半生的知識伴侶。裏麵的文章，敘述全麵、扼要，常使我茅塞頓開。

　　解放初期，我從國外回來，身邊就帶了一部《不列顛百科全書》。我的屋子小，無處放書，但還是把百科全書放在身邊。寫文章的時候，遇到問題，我翻閱百科全書。想自學新的課題，也是首先查閱百科全書上的有關介紹。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資減少到一月隻有35元。不得已，家裏賣掉了《不列顛百科全書》，補貼生活。事有湊巧，後來我成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編審和顧問，參與了百科全書譯本的編譯出版工作。

　　我一生受益於百科全書，所以我總是不斷宣傳百科全書的功用和好處，建議中國的大學和中學都把百科全書當作首選藏書。

　　看報有門道

　　老師還教我們看報。

　　我課餘常到閱報室看報。一位年輕的英國老師問我和另兩位同學：“你們怎麽看報的？”他說：“看報有門道。第一，看完報，要問自己，今天的哪一條新聞最重要？第二，再問自己，為什麽這一條新聞最重要？第三，還要問自己，這條新聞的背景是什麽？如果不知道，就去圖書館查書，首先查《不列顛百科全書》。”

　　我按照老師的吩咐去做，看報興趣馬上就提高了，覺得知識有所長進，同時鍛煉了獨立思考。

　　聖約翰的校友們

　　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很受社會歡迎，都在好的行業裏工作。

　　我的許多校友在外交界工作。我去意大利的米蘭旅遊，到領事館登記，出來的領事是我的同班同學。外交是聖約翰校友的拿手好戲。

　　很多校友在海關、郵局、銀行、鹽務等事業中就業。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漢口的民生輪船公司售票處買票，要去重慶。售票處擠得不得了，無法插足。這個時候，我遇到了聖約翰的同學童少生。他問我來幹嗎。我說來買票，去重慶。他說你跟我來，給我一張大菜間的票，還說你一家在這個小房間裏擠一擠吧。這在逃難的當時，是天大的奇遇。

　　名作家林語堂就是我的同學，比我早幾班。他研究新型的漢字機械打字機。林語堂長住在美國。我到了他家，他的女兒表演給我看。可是很快電子打字機就出來了。

　　鄒韜奮是我在聖約翰大學的前輩同學。我妻子張允和的姑夫劉鳳生，跟鄒韜奮同班。鄒家窮，劉把家裏給的錢分一半給鄒，助鄒上學，兩人的關係很好。

　　抗戰前夜，我們都在上海，一起玩。他們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約好在禮拜六晚上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度過非常快樂的時光。那在當時是高尚娛樂。我們都是埋頭苦幹的工作者，也要輕鬆一下。

當時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黃炎培，他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誌莘，另一位就是鄒韜奮。王誌莘還按照黃炎培先生的計劃，創辦一個刊物叫《生活周刊》。北京一家私營的新華銀行倒閉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共同集資把它買下來，徹底改造，重新開張，改名為“新華商業信托儲蓄銀行”，簡稱“新華銀行”。黃炎培先生推薦熟悉銀行業務的王誌莘擔任總經理。鄒韜奮接辦《生活周刊》，辦成影響巨大的啟蒙刊物，喚醒了一代青年。生活書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華銀行擔任信用後勤。我後來任職新華銀行，直至新中國成立。

 

　　我的戀愛三階段

　　我老伴張允和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她的曾祖父張樹聲是清朝大官，做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她父親張武齡受了新思想的影響，離開本鄉，在蘇州辦了一個樂益女子中學。他跟蔡元培、蔣夢麟做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別人辦學都是想辦法找捐款，他有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就嘲笑他：“你這個人笨得要死，自己的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卻花給別人。”他的錢用來辦學校，不給兒女。他對下一代，隻給兒女教育。

　　張允和的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當時比較好的教育。張允和很小的時候就讀古書，《孟子》能背出來。葉聖陶先生在我嶽父的學校教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我和張允和從認識到戀愛，長達八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蘇州。

　　我的妹妹周俊人在樂益女子中學讀書，跟張允和同班。張允和常到我家裏玩，我們很早就認得。蘇州最好玩的地方是從閶門到虎丘，騎驢到虎丘很好玩的，好多人一塊去玩。

　　第二階段在上海。

　　我在光華大學讀書時，她考上中國公學。我的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我寫了一封信給張允和，內容大概是她們家托我姐姐帶什麽東西給她，我寫信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她收到第一封信，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複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

　　第三階段在杭州。

　　那時候我在杭州的民眾教育學院教書；她呢，也因為戰爭的緣故不能到上海讀書，轉到之江大學借讀。我們常在一起，感情自然發展，是“流水式”的戀愛。杭州風景好，是戀愛最好的地方，我們周末到西湖去玩。那個時候戀愛，路上走，要離開一尺，不能攙手。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

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隻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有一個老和尚跟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他也走，我們停，他也停。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麽好！”

 

　　幸福靠自己

　　我給張允和寫信，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她回了10頁紙，說，幸福是要靠自己創造的。女人要獨立，不能依靠男人。張允和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是中國第一批進大學的女子。

　　1933年，我們在上海八仙橋的青年會結婚。儀式很簡單，我們提倡結婚不要亂花錢。

　　我和張允和，結婚70年。人家問我們保姆：“他們吵架嗎？”保姆說不吵架。其實也吵，但都是兩三句就結束了，不會大聲讓保姆聽見。都是為別人的事，不是為兩個人的事。我認為，夫婦既要愛又要敬。

　　沈從文與張兆和

　　在張家四姐妹中，張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紗的。我們結婚剛3個月，沈從文與三妹張兆和也結婚了。

　　我跟張允和的戀愛是流水式的。沈從文不一樣，他是衝擊式的。

　　沈從文是張兆和的老師。沈從文寫信追求張兆和。張兆和就拿著信向校長胡適告狀：“你看他還是我的老師呢，寫這樣的信！”沒想到胡適說：“沈從文沒有結婚，他追求你很自然的。”胡適另外還講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講。”張兆和氣得不得了，站起來轉身就走。

沈從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樣寫，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寫。後來，他們到了山東大學才慢慢好起來。我說沈從文臉皮老厚的。哈哈。

 

　　新華銀行派我去美國

　　農本局之後，我到新華銀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我被新華銀行派往紐約。

　　我是1946年去美國的。我沒有錢去美國讀書，銀行派我到美國是工作的。

　　當時中美之間隻有軍用飛行，還沒有民用航空。我從上海到舊金山是坐輪船去的。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過子午線後要重複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後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連過了兩個生日。

　　到美國後，我業餘讀了很多書。工作很輕鬆，我一麵工作，一麵讀書。主要是讀經濟學和語言文字學。我在美國非常用功。

　　美國的教育條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國讀書，受教育的機會太多了。許多大學都有公開的講座。誰都能聽講座。要付點錢，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課程。我沒有取得學位。因為我是業餘讀書。圖書館也是很好的學習地方。圖書館好得不得了。紐約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是老百姓辦的，不是政府辦的。

　　圖書館的人看我常去，他問，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說是。他給我一個房間。圖書館有很多小房間，分上午、下午、晚上。他問我什麽時候去。我說我下午、晚上。我借多少書都可以。他給我兩個書架。一個書架放我看過的，有人拿走。一個書架放我正在看的。

　　這些都不要錢。他們就是給你讀書方便。根本不要什麽證件。圖書館也經常開講座。名人講座。實際上是最好的大學了。還有許多博物館，為青年讀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紐約大學也經常有講座，我經常去聽。在美國的工作也很輕鬆。我上午是要辦公的。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張允和在美國，經常到圖書館幫助我整理抄寫資料。我寫的《漢字改革概論》中的部分資料就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收集的。

　　讀書按比例

　　在美國，我看到報紙上的新書廣告分為“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就問美國朋友：“為什麽要這樣分？”朋友回答：“‘虛構類’是文學類，‘非虛構類’是知識讀物類。”美國教育家提倡：既要讀文學方麵的書，培養形象思維；又要讀知識理性的書，培養邏輯思維。偏食病不利於保護健康，偏讀病不利於發展思維。這就是“讀書按比例”。

　

　　往來好朋友

　　羅常培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者之一。

　　我在紐約銀行界工作的時候，羅常培在耶魯大學講學。耶魯所在的新港跟紐約交通方便，我們不時往來。當時老舍也在紐約。他們二人是從小同學，經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羅常培和老舍來到我家。吃完飯後，羅先生無意看到我書桌上放著一疊手稿，就問這是什麽。我說：“閑來無事，以玩弄速記為消遣。”他問：“誰的設計？”

　　我告訴他，我想用同一種Gregg式的速記符號，記錄幾種不同的中國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實用，隻是作為消遣而已。

　　他一聽，來了興趣，告訴我，他年輕時候從事速記，做過國會的速記員，是速記引起他研究語言學的興趣，後來走上了語言學專業的道路。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新的聊天題目。

　　我告訴他：“還有一件事，我害怕貽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訴你。我有一個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點兒中文，隻要一點兒，不要多。為了教他一點兒中文，我編了一本微型講義《中文十課》。用簡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塊字。讀了五課以後，才開始學幾個方塊字。這也是閑暇無事的玩意兒。”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機打的以英文解釋中文的講義，補充一句：“這是洋塗鴉！”沒想到，羅先生認真地說：“讓我拿回去看看。”

　　不久，他把講義還給我，在我錯誤的地方，詳細地用鉛筆作了改正，並對我說：“有一點意見：不標聲調，不好。”他的誠摯態度，給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這樣一位國際有名的語言學者，竟對我的消遣的玩意兒毫無輕視之意，反而主動給我幫助。

　　我聽了他的話，不再讚成當時“拉丁化運動”反對標調的主張。從此，我對中文的拚音化問題，繼續作一些業餘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趙元任先生在學術上是了不起的。趙元任在美國教書，我的夫人上過他的課。我常常拜訪他，請教他問題。中國語文現代化，是他開頭的。

　　回國後，20世紀50年代，我們要設計拚音方案。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兩代人的努力。早在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就開始製訂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錦熙先生他們搞的，這是中國語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趙元任製訂國語羅馬字，不用中國漢字式的符號，而是用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的方案，從學術角度講是很好的，可是推廣上發生了困難。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拚音方案時主要參考了他的學術成果。

　　後來我在北京大學上課，出版了一本《漢字改革概論》，趙元任看了以後，就從美國寫信給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封信我在四年後才收到。

　　在紐約，我認識了劉尊棋。一天晚上，楊剛女士同一位朋友來到我家。她介紹說：“這是劉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聞記者。”來到我家，他是“賓至如歸”，我是“一見如故”。

略事寒暄之後，楊剛和我就向他請教許多國際局勢問題。他對當時的世界變化了如指掌，細細分析，娓娓道來，我們靜靜傾聽，把思慮伸展到世界和中國的明天。那一晚成為“難忘之夜”。後來，我去歐洲，跟劉尊棋失去了聯係。再次見麵，是在香港。

 

　　漫遊世界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環遊世界很重要。到世界各國，眼界開闊了，了解到與外界傳說不一樣的真實情況，這很重要。

　　銀行不斷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況，主要是經濟情況，經濟情況與政治、曆史背景分不開。

　　1948年，我在美國的工作結束了，就和張允和一起繞世界一周。出發時，我們乘坐的是當時最豪華的“伊麗莎白皇後號”客輪。我們的路線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埃及—緬甸—香港—上海。

　　到英國火車站的時候，有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把行李交給行李房，對方連收據、條子都不給我。我就問：“條子呢？”他說：“什麽條子？”我說：“我的行李怎麽拿？”他說：“你不是告訴我你到哪個旅館了嗎？”路上，我很不放心，東西丟了怎麽辦？可是等我到了旅館後，行李已經放在房間裏了。

　　在香港

　　上海快要解放的時候，我回到香港，等待機會重回上海。在香港，我見到了章乃器。我還意外地與劉尊棋相遇了。他在香港辦一個小型的英文刊物《遠東公報》，新聞報道幾乎全是劉尊棋一人所寫，把遠東和歐美所發生的時事，用簡單而明了的文筆，一針見血地說明原委。

　　我常在晚上去看他，他總是在他的小得可憐的辦公桌邊，一直工作到深夜。見到他，我同樣是開口就問世界和中國的局勢，幾乎沒有談過生活和家常。

有一次，他忽然用低沉的聲音告訴我：他曾經被關在監牢裏，他的一條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鏈條鎖在一起。講了這句話之後，我們默默相對了幾分鍾，不知道說什麽才好。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報》租用一艘輪船，名叫盛京輪，專門運送留港人員回上海。我由許滌新介紹乘坐這艘船，於6月3日回到上海。臨行匆匆，沒有跟任何親友打招呼。這艘輪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鎖。一下輪船，看到久別了的上海，心中的感觸無法形容。

我看到許多在香港的熟人。楊剛女士，她是我下了碼頭看到的第一個熟人。但是，我想找章乃器，沒有找到。我也想看看劉尊棋有沒有同船回來，也沒有看到他。

 

　　在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章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願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我在上海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並在新華銀行兼職。

　　陳毅是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他很好，很看重我對上海經濟建設的見解。

　　不久之後，金融業就開始了全麵的公私合營，我供職的新華銀行也並入了公私合營銀行。

　　建國初期，上海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資本家最多。

在上海，與陳毅常常見麵開會。我覺得陳毅很好。後來，北京成立一個中央普通話推廣委員會。陳毅做主任，我做委員。又在一起了。我覺得與陳毅很談得來。陳毅很幽默，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我的家庭

　　建國初期，張允和在上海光華附中教書。她教曆史課。全國的曆史教科書都用範文瀾的《中國通史》。她發現了一些問題，就很認真地寫了兩萬字的文章寄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闡述自己的觀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報》上公開回答各界人士對教科書的質詢，有五次提到張允和的名字，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請她到北京工作。那時候我們家在上海，孩子由保姆來管，她就到了北京，我留在上海。

　　張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她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交了出去。信裏麵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說，有個男性的老朋友寫信給她，說：我們現在都老了。其實我從前很愛你，愛了你十九年，後來你結婚了，這些事情就不談了。張允和就把這件事寫信告訴我，讓我猜這個人是誰。我就回信，這個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運動的人看了後，就覺得不得了，覺得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碼，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她以前沒經過這種運動，就很緊張，生病發燒，得了“牙周神經炎”。當時我還在上海，她就跟領導講好回上海治病。沒想到治這個病要幾個月時間，她就寫信給人民教育出版社想繼續治。結果出版社給她回信：你就不要回來了。

　　這樣子，張允和就很受打擊。不過，張允和的情況沒有影響我的情緒，我對建設中國還是抱有信心的。

　　我調到北京後，張允和也來了。當時文化部的部長、副部長都是我的朋友，他們知道張允和有能力，單位正缺少這樣的人，就要安排她工作。我們研究了好久，沒敢讓她去。後來，她就一邊搞她喜歡的昆曲，一邊讀書。

俞平伯搞昆曲，組織北京昆曲研習社。俞平伯當社長，張允和參加。俞平伯不當社長後，讓張允和當。俞平伯跟我們非常好。

 

　　張充和與傅漢思

　　1978年，四妹張充和的丈夫傅漢思，與另外幾個大學的教授組成訪問團來到中國。餘英時是訪問團的團長，他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傅漢思是副團長，代表耶魯大學。他們來之前，我們都不知道。來了以後，他們通過關係找到我們，我和張允和就去看傅漢思。以後我們就又可以來往了。

　　張家四姐妹，由大到小，依次是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張元和與顧傳結婚；張允和與我結婚；張兆和與沈從文結婚；張充和與傅漢思結婚。後來，大姐張元和、四妹張充和，她們都去了美國。

　　傅漢思出生在德國，他到中國講學，與張充和認識了。他和張充和在一起，與沈從文有關係。沈從文、傅漢思都在北京大學教書。傅漢思很佩服沈從文，經常去找他。張充和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傅漢思找沈從文的時候，經常能見到張充和，後來兩個人就在一起了。解放前他們去了美國。

　　有一次，我與張允和一起去了美國，張允和先到舊金山的大姐家住，幾天後又到四妹家住。我要到幾個大學講課，講完後就到耶魯大學旁邊四妹的家中。胡適到美國講學時也住在四妹家。胡適跟傅漢思是老朋友，我在這兒看到很多重要的書，了解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四妹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傅漢思在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詩詞。現在傅漢思已經去世了，四妹仍在美國，100歲了。

 

　　張元和與顧傳玠

　　張家四姐妹都喜歡昆曲。大姐張元和還與顧傳玠結婚。顧傳玠是昆曲演員，演小生風度很好。在他演出的那個時代，昆曲很受知識分子重視，但是昆曲演員還是不被看重。張元和嫁給顧傳玠，上海的新聞界起哄得很厲害，他們在報紙上用大標題寫上“張元和下嫁顧傳玠”。他們是在抗戰後期結婚的，他們在上海，我們在四川。解放後，他們去了台灣，顧傳玠得了急性肺炎去世了，大姐就到了美國。

我們去美國的時候，大姐一個人住在舊金山。她入了美國籍，有養老金，待遇挺好。她一個人在公寓裏太孤獨，於是住在一個朋友家，幫著照顧朋友的孩子。大姐與四妹一起出演過昆曲《遊園驚夢》，大姐演的是小生，四妹演的是旦角。

 

　　國際標準化組織

　　1979年，領導忽然來通知我，下個禮拜你要到巴黎去開會。巴黎開一個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ISO)，討論把中國拚音方案作為國際標準。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花了三年時間，漢語拚音方案才變成國際標準。

　　原來中國運動員跑到外國去打球，到一個國家一個拚法，人家以為是好多個人，不是一個人。一個魯迅就有二十多個拚法，外國人以為有二十多個人。英文有英文的拚法、法文有法文的拚法、德文有德文的拚法、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拚法。還有其他的拚法。開會開了三年哪。開了好多次會，大都在外國開的，隻有一次在中國南京開。最後，要由全世界投票，要四分之三通過才算，成為國際標準。

　　中國的人名地名等等原來都是亂搞的。到這個時候有了國際標準，那就方便了。否則航空就不好辦嘛。航空地名亂寫是不行的，要出事情的。ISO是世界組織，規模大得不得了。1982年，國際投票通過了漢語拚音方案為拚寫漢語的國際標準。開會的時候，也很有趣味。法國人、日本人是支持我們的，旁的國家都不支持我們。日本人要我們支持他，他支持我。法國人，他們懂一些中國的情況。開頭隻有兩個國家支持我們，其他國家提出許多問題，我要說服他們，給他們講道理。

　　英國、美國另外有一個用了100年的方案，用得很廣。他們說，我們要改不方便。美國說，我們單是一個國會圖書館改一改就要花2000萬美元。我們沒有錢。我說，你沒有錢，你就慢慢改。後來他們改了，花了三年工夫，花了2000萬美元。法國是一早就用了，其他國家也是慢慢有了條件再用。大概經過了三年時間，全世界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