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來源: 中國舊聞日報 話說人定勝天!聽到這句話,人們自然會首先想到水利工程。目前,中國兩大世紀水利工程——三峽工程早已完成、南水北調工程東線剛剛正式通水,中線已經貫通,西線還未開工中。對於如此重大的工程,一直有頗多爭議,如修建三峽時,反對意見也非常強烈。三峽建成後,是否會引發幹旱、地震等自然災害都成為了人們熱議的焦點。而奇怪的是,南水北調工程幾乎沒有專家反對,順利開工建成。對南水北調的質疑也遠遠不如三峽工程。這是很令人奇怪的地方。兩年前,一位旅居德國的國土專家王維洛為大家揭開了南水北調的謎底。以下是某環境雜誌記者對旅居德國的國土專家王維洛進行的專訪,中國舊聞日報有刪節。 湖北幹旱原因是承擔了中國兩個最大工程 記者:2011年三峽工程問題為什麽這麽突出? 王維洛:今年長江中下遊缺水缺得很厲害。從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都缺水,特別是湖北省缺水缺的厲害。國內報導是說,湖北的水庫都已經底朝天,沒水了,洪湖水浪打浪也沒浪了。洪湖水也就剩幾十厘米深。就說洪湖現在缺水缺的厲害。 根本原因是因為湖北省擔任了中國兩個最大的工程——三峽和南水北調工程。其實這兩個工程是一個姐妹工程,密不可分,南水北調中線方案的源頭工程,就是三峽的水源工程。 三峽工程問題突出的原因,並非像國內宣傳的那樣是什麽三峽派海外黑手搞的,其實是國內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矛盾所引起的。因為幹旱現象在湖北和江西已經非常突出了。 今年對三峽工程幹旱問題的治理,首先是江西省提出來的,是省水利廳一些技術人員要搞鄱陽湖攔水大壩工程。為什麽要建這個工程?是因為三峽大壩影響了鄱陽湖的蓄水,這麽引出來的。 記者:南水北調工程的方案最初是怎麽提出來的? 王維洛:毛在五十年代時和長江水利委員會的主任林一山的一次談話中同時提出這兩項工程。 毛要建三峽工程是為了防洪,他說要把洪水在三峽卡住,把卡下來的洪水調到北方去,因為中國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所以要把水調到北方去,這是毛當時的兩個想法。他把兩大工程同時給提出來了。 記者:毛的想法是否可行呢? 王維洛:毛這個理論是不是存在,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就一定要把南方水調到北方去,另外南方到底是不是水多,為什麽說南方水多。 其實從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可持續發展來說,就不存在著長距離的調水方案。因為可持續性發展的基本原則就是利用當地資源來發展當地經濟,改善當地人民生活。這是可持續性發展的最主要核心。不是說要用外部資源來發展你這裏的經濟,這不是可持續性發展的核心。 記者:能解釋一下可持續性發展嗎? 王維洛:可持續性發展開始是幾個美國教授提出來的。這個理念後來被聯合國接納,成為世界上未來發展的基本理念叫可持續性發展。就是說這個發展不是為了你這一代人而是為了將來,這一代人不應該用下一代人資源的理念,這一代人所製造的問題必須這一代人解決,而不能把這代人的留給下一代人去解決。也就是說不能把帳欠到下輩子還,這一代幹的事情也不能損害到別人的利益。其實哲學上是很清晰的一種概念。 說到底,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是自然條件,是地理氣候條件所形成的,因為中國的降水是南方多北方少,越往北越少。從曆史發展來看水多並不一定就是好,因為文明是先從北方開始然後到南方,盡管現在說南方的發展也不是太晚,也可以和黃河流域相比。但是中國的發展首先不是長江流域而是黃河流域,然後慢慢向南發展過來。說北方水少就一定不適合發展,南方水多就一定適合發展,沒有這個道理。同樣,毛說的北方水少南方水多也一樣。 中國科學家認為,到2030年,長江流域也要成為缺水地區,南方沒有水可以向北方調了。 簡單說,南方種水稻北方種小麥,南方需要的水量比北方要大得多。北方種小麥也是適合了北方的氣候條件。在農耕時代就是靠天吃飯,沒水的地方偏要去種水稻,那是種不好。其實五十年代時為什麽北方水少,就是當時北方發展水稻搞的,北京和天津種水稻,後來不行又放棄了。為什麽呢?因為北方種的水稻好吃。大家都知道天津小站水稻好吃,但天津北京那是缺水地區,水要用在工業上,種了水稻後,工業和生活缺水,所以後來又取消了種水稻,把水用在了工業和生活上。 但是今年的幹旱,是當時專家預計的2030年要出現的,那麽現在2011年就出現了。而且缺的很厲害。就是說也不像人們說的南方水多,長江流域也將進入枯水,中下遊缺水缺的很厲害,尤其是湖北省。 記者:湖北到底有多缺水? 王維洛:湖北所有水庫幾乎是底朝天了。就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源頭的水庫——丹江河水庫水位已降到死水位,沒有水可以向外排放了。所以當時湖北省要求三峽水庫趕緊放水。 如果當時三峽工程放水的話,就可以看到一個相當可怕的過程,就是說三峽把每天放3000至5000多立方米的水,但是水到了湖北地區馬上就被抽上去。 鄱陽湖快幹枯江西省受不了 記者:為什麽今年江西省會為水鬧得厲害? 王維洛:一般來說河流越往上水位越少,越往下越多,因為支流會把水匯集過來,但是今年就變過來了,上遊水量多下遊水量少。為什麽?因為中國的抽水工程太厲害了,水泵太厲害了,把長江的水都抽到支流裏去了。所以主流水位越往下遊水量越少。所以人為對自然幹涉情況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 今年的情況在未來還會重複出現,而且未來在用水問題上的矛盾還會更尖銳,所以這時我們必須要回過頭來,考慮南水北調工程是不是還要繼續下去。當年就有一個問題是沒有解釋的。因為當時毛提出南水北調工程時,他主要講的是中線方案,他是指從三峽把水調過去,而不是在丹江口把水調過去。要在三峽把洪水卡住,把三峽的水調到北方去,這是當時毛的想法。 長江在曆史上流量最小時就有3000多立方/每秒,而黃河平均也就幾百立方/每秒,兩條河相差很多。長江平均年流量每秒是一萬多立方。洪水期流量更大,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大概是九萬多立方/每秒,萬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十一萬多立方/每秒。 如果回到長江的原始狀態,其出海口是個湖,湖麵寬是20多公裏。唐詩中:“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你會看到那是一條很寬廣的河。所以在曆史上說長江洪災很少,而說黃河洪災的記錄就比較多。因為長江下遊的蓄水能力很大,所以洪水災害比較小。 那講到今年長江水位少,而抽水就形成了湖北抽水,湖南就沒有多少水可抽,那江西就更受不了,因為水位更低,所以鄱陽湖就像長江的水保不住了,因此江西省鬧得就特別厲害。 所以考慮問題時要橫著想,不能老想著三峽工程這一點上,還有一個南水北調工程呢,對不對? 南水北調的三個調水路線 記者:能具體介紹一下南水北調工程嗎? 王維洛:1958年已經批準了三峽工程,具體設想是東線利用大運河,中線利用三峽工程向北方、主要是北京調水。但沒能具體實施。重新提出三峽工程是WG時,但被毛親自否定了。毛死後要想搞三峽的是HGF,他下台後就是D要搞。 南水北調工程要搞的理由是北京要舉辦奧運會,為保證2008年南方的水能夠調到北京供外國運動員喝,當時就急急忙忙批準了南水北調工程。 這個工程有三條調水路線,即東線、中線和西線方案。 東線設想沿著京杭大運河,從長江的揚州向天津、北京方向調水;中線設想從三峽水庫向北方調水,丹江口水庫作為中間的蓄水;西線設想是從長江的源頭向黃河的源頭調水。 西線方案一直不很確定,也隻知道從長江的支流向黃河支流調,但要怎麽調,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們看一下地圖就會發現,長江和黃河是發源於一座山,都是源之自於西藏高原,而且離得很近。當時人們就說在那座山打個隧道把長江黃河連在一起。但實際上,長江的源頭上水位低,黃河的水位高,成了倒水位,所以西線重要的是要把長江源頭的水位墊高超過黃河了以後它才能把水流過去。所以當時西線是比較飄渺的一個設想。 東線方案因大運河已經存在了,當時江蘇省一直利用大運河向蘇北調水,但水不超過江蘇省界內。要往北調,過了黃河以後有個地勢問題,在山東有個中間高南北低的地方,中間高,就有個水過中間部份困難,那麽就有個提高水位再往北方流這麽個問題。 後來,人們對東線方案不感興趣了。為什麽呢?因為東線沿江蘇往北走要穿過許多城市,大運河的水很髒,水被汙染得很嚴重,最後水是被調到天津了,但天津說不要,這樣的水既不能用也不能喝,所以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到了天津以後,因為水質不好而擱置。水是先到天津的,天津和北京的高度相差50米左右,如果水質好的話也被天津先用完了,因此北京對東線方案就更沒興趣。 所以中國搞工程的人比較感興趣的是三峽工程和南水北調中線一起搞,因為這樣他們可以搞大工程,拿到更多的經費。 中線工程實際情況:都是175米,水怎麽流? 記者:那麽中線工程的發展情況呢? 王維洛:在工程審批過程中有個問題。 前麵講毛在WG時就否定了三峽工程,當時58年確定了三峽工程蓄水必須是海拔200米以上,現在批準的這個工程蓄水位是海拔175米,現在加高的丹江口水庫水位也是175米,就說三峽的水沒有辦法流到丹江口水庫,因為三峽蓄水位太低。 如果三峽要擔負起南水北調中線方案這個過程,就必須抬高蓄水位,從工程上講這是可能的,不是太難的,大壩也是可以再加高,但現在三峽是海拔175米,它是沒辦法再加高了,丹江口水庫和三峽是一樣的高度,如果按三峽工程的移民組的設想,水是可以流過去的,就是上遊是這麽高下遊也這麽高水是會流過去的,但實際上水往低處流,不會兩個一樣高時能夠流過去,當時三峽工程移民組規劃的時候他是一樣多的人數,那怎麽能一樣人數呢?那怎麽會一樣呢?這樣就移民的人數少嗎? 其實中國人有個什麽問題呢?不善於自己思維,也不會考慮問題,同樣一個信息也不會去考慮。有點像東德人,在柏林牆剛倒時那樣,有點不適應西德的生活方式,不會思考問題。中國人老是考慮政府給他解決問題,像工作問題呀,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什麽問題發現了有政府會給他解決,不善於從信息當中來分析問題。 這就是中國人傻,傻到什麽程度呢,就說你看過三峽工程的電影是不是?移民的地方都寫了175米。 我讓你想一個問題:三峽水庫庫長600多公裏,壩起的地方水位175米,蓄水蓄了175米,重慶的水位也是175米的話,那這個水還流不流? 記者:那不就沒法流了嘛。 王維洛:所以水就不流了,所以重慶的水位一定要高於壩水位的地方,而且水位高差是根據流量越大高差越大,流量越小水位差越小。 我們學過,一個物體的動能加上它的位能永遠等於它在下麵另一點的動能和位能以及它在這段路程當中所消耗的能量相等,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它不會無緣無故出來的。所以水也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從175米高層就移動600多公裏到另一個175米的高層。重慶的水位一定會高於175米,所以這個地方是他們計算錯了。 這麽簡單的一張圖,中國人電視裏看,坐著船、走著路,天天看,重慶175米,三峽175米。所有的中國人都相信長江三峽水庫的水位是平的,就是洪水來了它也是平的,所以人要自己不會動腦筋想問題的話,就是很可怕的,就是大家都看到這麽個東西是錯的,也沒人說,他也不會想到它是錯的。 三峽水庫和丹江口水庫都是175米,因此三峽水庫的水到不了丹江口水庫,所以目前三峽水庫不能成為長江蓄水的起源,不能成為南水北調工程的起源。三峽工程在它的目標裏麵有發電、蓄水、防洪和航運,它的第五個目標仍然寫了南水北調工程,所以還是一直留著後手。既然三峽水庫無法做為南水北調的發源地,現在隻能從丹江口水庫取水。 記者:如果三峽水庫提高到176米,或者提高5-10米的話,是不是就可以流到丹江口水庫了。 王維洛:這個問題留待以後講,應該必須提高25米。 記者:那要提高25米就要移出更多的移民了,是這個意思嗎?是不是重慶就要淹掉了? 王維洛:對,重慶一部分就會淹掉了。當時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向毛匯報時聽說三峽工程被批準了。後來林一山是這麽說的,三峽工程早晚要回到當時所設想的200米水位上來。現在的三峽水利工程是拿了一條可以做西裝的料子來做了一條短褲或圍裙。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修建水庫時,大城市在水庫的上遊,洪水一來,如果蓄洪的話,大城市就會被淹掉。所以三峽水庫在洪水期就起不到蓄水的作用。這樣一來,也不能按照毛當時的設想,要把長江的洪水調到北方去。 中線工程原計劃把長江三峽引到丹江口水庫,因為三峽水位175米,丹江口水庫也是175米,水沒有辦法流到丹江口水庫,所以南水北調的直接抽水不是從長江而是從丹江口水庫抽水,從長江的支流漢江抽水了。 毛當時設想要從南方調到北方的水,一年起碼1000億立方/年的水調到北方去,其本上是中線400億立方、東線400億立方和西線200億立方。中線後來說隻能調200億立方/年的水,後來發現還不行,為什麽呢?因為漢江水資源當時統計時就有問題,最早說漢江年平均有500億立方,當時想調200億立方,超過三分之一,後來發現漢江水年平均也就300多億立方,受不了調200億立方,所以現在就隻能調100億立方,但渠道的規模還是按200億立方/年修建的。 漢江平均水量300億立方/年,那三分之一的水量要調到北方去。拿人來做比方,如果你三分之一血被抽走了,你說這人是活還是死,這人他就活不了了。而且抽水的量是按照平均數計算,在自然界的河流中,水可不是以平均數流淌,它有枯水年有豐水年。枯水年漢江也就100億立方/年的水,那要大部份都調到北方去了,漢江是受不了。現在是不管受得了受不了,就是要調100億立方/年。 那這100億立方/年的水調過去怎麽分配呢?最後分到北京的是每年10億立方,其它的水中途就被河南、河北分掉了。就北京每年36億立方米需水量而言,10億立方水其實是不管用的。 治理好永定河就能解決北京用水 記者:北京水源的情況如何? 王維洛:不能說北京缺水,就要南水北調。 北京是中國的一塊風水寶地,當初先人為什麽要選用北京作為京城?為什麽北京會成為這麽多朝代的京城,沒有水能行嗎?那些皇帝都瞎眼了,皇帝身邊的風水先生都瞎眼了?不可能。北京毀了永定河、清河、拒馬河,毀了北京所有的河,看看北京的地名,積水潭、玉淵潭、甚刹海、西甸、海澱,都是和水連在一起的,你看看北京曆史上的圖,也是個水鄉。 北京缺水,不能這麽簡單的看。不能說是北京水少,北京的缺水,確實是人為地破壞,錯誤地評估了水而導致的。 北京最早靠的是永定河,每年永定河給北京供水量是14-19億立方,由於永定河上建了幾百座水庫,現在永定河等於幹枯了,這十幾個億的水沒了,加上對永定河的汙染,河水的流量隻有3億立方/年,而且水因為汙染是不能用的。也就是說永定河的幹枯對北京來說就是損失了14—19億立方/年的水,其實如果能想辦法恢複永定河流量的話,才是解決北京用水的最好出路。 除了永定河外其它水源是靠哪裏來的呢?還有從潮白河來的密雲水庫,而潮白河是供天津用水的,當時建密雲水庫時就說一半給天津一半給北京。結果密雲水庫建成後,就是潮白河水都給了北京,那天津隻好去建“引灤入津”工程,把黃河的水調到天津去,所以建國以來中國的水利就是在玩水。 中國的水利就是在玩水 記者:聽您這麽一講,它根本就不尊重自然規律,想把水折騰到哪兒就折騰到那兒。 王維洛:是。這個水,我讓它關就關,我讓它開就開,這就是中國治水的基本思路。其實為了北京這10億立方/年的水就動用了中線工程的方案。 可到時候北京水還是不夠用,因為北京地下水位已經超承載能力地開采,將來還得彌補地下水位,這個問題就很大。 記者:南水北調能解決北京這個問題嗎? 王維洛:不能。本來漢江水是經過丹江口水庫流到武漢再進入長江的,如果每年100多億立方的水都要從丹江口水庫調到北方,那漢江流域下遊每年就缺100多億立方的水,漢江就可能要幹枯。 如果漢江幹枯,湖北省又不幹了,武漢說受不了,那還得向中央要工程,因為做工程能有錢,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都能賺錢,一下子撥上千億。 中央就說你再建一個“引江濟漢”渠道,從長江宜昌下麵開條運河,從沙市北邊過去開條運河打通長江和漢江的聯係,把長江的水重新調到漢江去,讓它從漢江流下去這樣來解決漢江的缺水問題。 本來長江的水就是要流過沙市流到武漢的,現在把它從上麵抽到漢江去流回武漢,那麽沙市的水就更少了。沙市曆來是長江航線最淺的地方,九曲灣腸航道最淺,本來是要解決這裏水量不足的問題,那你從上遊把水抽走了它的問題不就更嚴重了,對不對? 拆東牆補西牆,隻要能做工程,別的先不管先把錢給撥過來,至於做出什麽樣來他們不管,如果動腦筋想的話就知道是什麽,本來就是很簡單的東西,就這麽多水,調來調去地玩吧。 南水北調的源頭丹江水庫每年要調出100多億立方的水,今年丹江口水庫的水已經下降到死水位以下,這個現象重複出現的話怎麽辦?到時候工程建成了,北京就依賴這10億立方米的水,而水源地沒有水供給怎麽辦?北京就渴地哇哇叫,河北、河南都會亂叫。 這調水就像人人哄大家騙一樣,因為你依賴的是別人的資源,就像抽鴉片一樣,抽上了鴉片以後你就得永遠抽下去。他說2011年我們這缺水了這水不能調給你,就像說我今天沒鴉片供給你了,你自己好自為之吧。抽鴉片的人能受得了嗎?他建的那套設施它是要運作的,它是要掙錢的。對不對,水不給他能行嗎?那時候他怎麽辦? 中國以前做工程無論三峽還是南水北調工程,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永遠考慮最優的條件,從對工程最優的那一點上來考慮問題,比如人家說你三峽工程要是被人爆炸了怎麽辦?他就告訴你我庫裏沒有水了,我已經放完了。從來不考慮裏麵有水怎麽辦?永遠告訴你對他最好的狀態下。 當然也有人認為為什麽要考慮最壞的情況?今年日本的教訓告訴我們,日本的地震、海嘯與核幅泄同時發生,人家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會發生,因為按照安全模式定理,可能發生的事情是肯定要發生的。就像日本這樣,出現的幾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它發生了。我們考慮問題的時候,不是說漢江發洪水,水量很大,每年保證有100億立方米供北京,我們要考慮到漢江在最幹旱的情況下,像今年這樣的情況下,丹江口的水位降到了死水位以下,怎麽辦?根本就沒有水往北調的時候怎麽辦。 因此必須回過頭來重新考慮南水北調工程,當初的設計和構思是不是對的,是從一個將來要缺水的地區去調水,而不是從一個多水的地區調水。而且還要想到,丹江口水庫蓄的水,也不是像毛澤東所構思的那樣,把洪水蓄在水庫裏,調出去給人家用,洪水蓄不住。所以南水北調的整個構思有問題,拆東牆補西牆,還搞不好。 引水渠道破壞700多條自然河流生態 丹江口水位是175米,北京的地層高度是50米,兩邊相差125米,距離為1200公裏,用的十萬分之一的坡度向北京自流供水。水是不能平流的,不然可以在武漢拉一個渠道,水就過去了。 如果有地理知識的人就會知道,中國是三個台階,西邊高,中間一般,東邊最低,中國的絕大多數水都是從西向東流,詩人寫的大江東去,除了瀾滄江和怒江往南流的。我們所涉及的從丹江口到北京地區所涉及的所有河流,都是從西向東流。那就有一個問題,渠道和這些河流相交的時候怎麽辦? 有三個方法可行: 1.架高水位,架高在工程上是可行的。最少流量是200億立方米,將來可能要達到400億立方米,架高一條黃河的水量。要是碰到一個潛因,比如拿一個炸藥給炸一下。黃河已經是因為高出地麵,形成一個懸河,造成對中原大地的威脅。現在人工地架高一條黃河,同樣是一個威脅,戰爭的時候是威脅,和平的時候也是威脅,在訪民多的時候,更是一個威脅。 2.平交,水就會亂流,也不知道水是往東流還是往北流,隻能建閘門,要讓水往東流,就將往北的閘門閘住,要讓水往北流,就將往東的閘門閘住。 3.下交:從河流下麵過去,利用虹吸的原理。 南水北調大多數地方是平交的,也有架高立交的,也有下交的,這一條引水幹渠要跟700多條自然河流相交,要打破700多條自然河流的流水,你必須要有一點想像力,中國人做工程的時候,沒有想像力,你根本就跟不上。西方人聽了覺得有點瘋狂。 當一條河流的自然體係被這麽打破的時候,那些河流如果發生洪水的時候怎麽辦呢?它就會幹擾這條引水幹渠的水量,引水幹渠又增加了當地的洪水水量,就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局麵。 記者:世界上是否也出現過像中國這麽個調水的計劃? 王維洛:蘇聯也有一條引水幹渠是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當初是從彼得大帝時期開始修建,在斯大林時代完成的,就是用集中營中的勞改犯挖出來的。但後來蘇聯放棄了這個幹渠,因為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太大。美國也有將水從加拿大引到西部直到墨西哥,也做過這個規劃,但是調水到沙漠之後,第一、二年可以長莊稼,第三年就不長莊稼,而是變成了鹽堿地,因為水蒸發了,把鹽分留在地裏,水加沙漠不等於糧食,而是鹽堿化了。所以美國很快就放棄了這個計劃。 記者:那這條南水北調的渠道對中國生態的影響是什麽? 王維洛:這一刀切下去,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給切壞了,就不要說中原大地兩邊水的成分不一樣、病菌如何影響當地的生態都不用說了,本身的水流都已經亂掉了。 如果中國真的要調水,就應該使用地下暗管,就像輸油管道一樣,埋在地下,又能省地、又沒有風險,還能避免人家搶水,能保證進京的水。可是中國的領導人必須讓他的功績讓老百姓看得見,還得讓天上的衛星能夠拍得到,比方說隋煬帝修的大運河還留在那兒,南水北調的工程是江澤民搞的,三峽工程是D搞的,留在那兒的。有人說,幹渠在地麵上可以通航,也不可能埋在地下。但是南水北調沒有航運的任務,對航運沒有任何幫助。 南水北調的工程是藉著北京開奧運的機會,匆匆忙忙把這個工程給批下來了。本來計劃2008年水要進北京的,但是沒有完成,推後到2015年了。南水北調東線、中線的造價是5000億,是三峽工程的2.5倍,是個很花錢的東西。 幾十萬移民麵對第三次搬遷 記者:這麽大的工程,那移民人數也不會少吧? 王維洛:除了給渠道征地,丹江口水庫的水位上升,一共要搬遷30-40萬人,這其中大部份人已經搬過兩次了。 頭一次是在丹江口水庫建立時,采取外遷的手段,基本上搬遷在湖北省內,安置條件很差。到了文革時,移民們又偷偷地跑回丹江口庫區,在山上刨塊地,作為黑戶口,孩子也不能上學,慢慢地把家產又置起來了,政府就默認了。 移民確實生活很苦,是“老運動員”。有報導說政府對他們怎麽好,又有報導說他們有很多的不滿,因為很多人沒讀過書。移民是個老問題,這些移民也跟三峽移民鏢著勁兒,攀比著,因為中央以前給三峽移民的政策最優惠,而南水北調工程的移民安置得最差,給的安置費能到移民手中的不多。 對中國文化遺產的摧毀 大家知道,宗教都有其聖地。中國的道教也是國教,道教的聖地在哪裏?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道教的聖地就在丹江口水庫底。 你要跟以色列說把耶路撒冷給巴勒斯坦人,他會是個什麽反映。就算是蘇聯,斯大林鎮壓得那麽厲害的地方,也沒敢動莫斯科旁邊的東正教聖地謝爾蓋耶夫鎮。而作為一個中國人,不管你信還是不信,道教是中國的國教,國教聖地在那裏,能說一個水庫的價值能超過道教的聖地,我不相信。中國人大多都不知道這個了,很多人到廟裏燒香,求平安發財,當你的道教聖地被淹沒時,你都不知道,你去燒香拜佛,有什麽用。 專家集體沉默的原因 好幾位西方記者問我,三峽工程上馬時,還有那麽多知識份子上書批評,還有知識份子敢冒著自己身心代價無所顧慮的批評。為什麽南水北調就沒有人批評了?是不是南水北調不像三峽工程那樣的影響這麽壞,有那麽嚴重的社會影響和生態影響? 我說不是,我說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很聰明的,他們是有學習能力的。看看三峽工程中在最後報告上簽字的那些專家們,最後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學院的院士,成了對國家有貢獻的特殊專家和院士,得了這個獎那個獎。你再看那看看那九位沒有簽名的專家,他們的水平絕對在簽了字的人之上,但是沒有一個人成為院士。 中國的知識份子把名利都看得很重,這也不是他們的錯。這些還想進入科學最高殿堂的知識份子,他們在三峽工程的學習過程中,知道還是不說的好,說了也沒有用。因為他們的理想是步入殿堂,如果他們說了的話,現在很可能連一個科研的題目、科研經費都拿不到。就像黃萬裏一樣,給三峽工程寫了那麽多的論文,他有一分錢的科研經費嗎?他從政府拿了一分錢的科研經費嗎?沒有。 所以說,三峽工程在中國的學術界造成了一個很壞的影響,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後邊的人知道了,盡管不是像當初那樣被打成右派,可他把你打成另類,沒有科研經費,那你怎麽辦!你想當院士,沒門。所以他們就不說了。 實際上,南水北調的最後社會影響,就是我們所說的,對中國國教聖地的淹沒,本來應該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可他們卻不說了。當知識份子不能自由地發出聲音時,不能自由表達他們的意見時,國家的災難就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