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一些內查外調材料難以查證落實，對於龍誌的審查由清隊運動初期暴風驟雨式的狂轟濫炸慢慢的緩了下來，變成了曠日持久、不死不活的持續審查。龍誌日記中對於1970年5月13日到1970年7月14日兩個月內決定命運的5次寬嚴[1]大會的前前後後都有詳細的紀錄。第一次寬嚴會：1970年5 月13日，第二次寬嚴會：5 月22日，第三次寬嚴會：6 月6日，第四次寬嚴會：6 月22日，第五次寬嚴會：7 月14日。
每次“威震敵膽”的寬嚴會都由全院師生員工參加，在學校的大禮堂或者大操場（現在為小操場）舉行。在全校師生員工按照“連、排、班”次序入場坐好以後，學校軍宣隊，工宣隊和革委會的領導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到主席台上莊嚴就坐。全體起立，在高唱“東方紅”和“文化革命就是好”等革命歌曲之後，龍誌與那些被審查的“牛鬼蛇神”，身穿褪色勞改服裝，在震耳欲聾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的口號聲中，一個個龜首夾尾，排隊魚貫而入，他們被安排在前三排指定地點接受教育，那些被從嚴處理的人員則一直站立在主席台上，接受審判。以下由學校領導講解目前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政策，由另外一位領導宣布階段審查和“寬、嚴”處理結果，然後安排各個連隊（係）群眾代表發言。大會結束之前，全場起立，那些仍然沒有定案的審查對象在一片口號聲中和眾目睽睽之下率先退場，回到勞改單位。而那些被從寬處理的審查對象則留下來，成為革命群眾一員，被稱作“歸隊”，和大家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後主持人宣布散會。
對於龍誌和那些被審查的人來講，參加寬嚴大會的經曆不亞於那些在押未定罪的囚犯在法庭上等待被定罪宣判，因為在會上可以決定自己是“敵人”還是“朋友”，是“一小撮壞人”還是“人民群眾”。可以想象他們當時在學校領導宣布被解除審查者名單的那一刻，望眼欲穿，忐忑不安和盼星星，盼月亮，盼解放的迫切心情。
按照龍誌日記 ，5月13日第一次寬嚴會從寬處理了9人，拘留了殺人犯的同案人一人[2]，揪出態度惡劣，對抗運動一人。雖然沒有自己，但龍誌卻體會到“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
到了5 月22日，學校召開了第二次寬嚴會 （1970年5 月22日日記），會上從寬處理了13人；從嚴處理了1人（開除公職）；揪鬥了“曆史反革命分子”劉XX 。龍誌感到恐慌，因為剩下來的人可能就是要從嚴的“一小撮”，但不知應該如何努力交待更多的問題。 龍誌在日記中寫道：
“已經處理了兩批清隊對象了，這兩批都沒有自己。看來被處理的人越來越多，剩下的人也就越來越孤立了。而在剩下來的，未加處理的人之中，就有最頑固的，被驅逐到死胡同的階級敵人了。言念及此，憂心忡忡，煌煌不安。自己不知道如何努力，迎頭趕上。”
“學校今天上午召開了第三次落實政策大會。會上從寬處理了XXX等5人，拘留了楊X 。這一步說明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是說了算數的。
會上宣布摘掉了右派分子陳經綱的右派帽子，陳含著眼淚，激動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再過兩周後的6 月22日，學校召開寬嚴大會處理第四批（1970年6月20日日記），從寬處理了17人，還是沒有他，龍誌受到巨大震動，因為學校的所有主要“牛鬼蛇神”（都是舊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都被解放了。龍誌在日記中寫道：
“今天上午學校召開落實政策大會，處理了17人，孫虎城、張石城、程悅卿、喬啟明、李德仁、鄒仲康等獲得了從寬處理，對劉忠仁的問題，王主任作了介紹，讓大家討論。今天處理孫、張、康、程等，使我震動更大，為什麽一批、二批、三批、四批都沒有自己的份。這是因為海外關係和銘賢問題還搞不清楚，著急也無用，要經得起政策的考驗。”
特別是時隔20多天之後的7月中旬，那時動物科學係的審查學習班僅僅剩下最後他們同命相憐的3個人，在第五次寬嚴大會時之前那天晚上（1970年7月14日）龍誌的確沉有點不住氣了。那天晚上，因為他們學習班其他2人在晚上學習的時間突然找不到人了，龍誌誤認為他們是被通知去參加準備解放的學習班去了，恐怕自己將成為最後剩下的被孤立的“一小撮階級敵人”。竟然驚惶失措，四出打聽，甚至徹夜不眠。結果第二天一早才搞明白原來是自作多情，那兩位同事是被緊急安排了勞動任務，並沒有被組織上叫去做“有關解放問題”的談話，結果是虛驚一場。龍誌當時朝思暮想，渴望解放和“驚弓之鳥”的心態可見一斑。
龍誌1970年7月14日和15日連續兩天的日記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按規定明天就要召開第五次落實政策大會，我很渴望有人喚我去參加學習班去，可是等著沒有訊息。晚8時到老冀（一倫）家學習去，老楊（興周）和老冀都不在，等候了許久，還不見他們回來。這時，我想明天召開大會，領導上和他們談話去了。和他們談話是否有我在內是個疑問，我恐有人到我家去找我去，我又回家，但是，沒有人來。
思想上起了波動，學習班的3個人，這次處理他們2個人，領導上和他們兩個談話去了，不包括我在內，否則為什麽不喚我呢？我又分析我們3個人問題的嚴重程度， 我的問題比他們兩個人的要嚴重的多。如果把他們兩個人處理了，聽說孫誌民的問題也近於掃尾階段，那麽動物科學係就剩我一個人了。我66年在農場集中勞動時預言，大家都解決了，我一個人還會仍然在農場，實現了。總之，疑難重重，憂心忡忡。
夜間也不能入睡，幻想如果領導和我們三個人談話，我不在家，先和他們談話去了。假如有我在內，他們談完話後會來告訴我，所以在家等著，他們沒有來找我。這更增加了我的疑難，和他們兩人談話沒有我，找我做什麽？
以上這種思想說明我仍在“私”字的圈子內打轉轉，越轉越深。既然自己決定要跟毛主席幹革命，群眾既不打我，也不罵我，那麽處理不處理照樣可以鬧革命嗎。為什麽還憂心忡忡呢？私字在作怪，大公無私的人則能相信黨，相信群眾，遇到類似的情況則穩如泰山。
1970年7月15日（節選）
今早天黑時就起床，打算早到豬場將豬喂了，去參加上午舉行的落實政策大會，會上可以解決我的思想問題。大會因故推遲舉行了，這將我昨天晚上的疑難問題解決了。特別我到南（豬）場後看見老冀他們將昨天下午堆的草堆已經堆好了，這說明昨天晚上他們兩人不在家學習，是來勞動堆草了。當然組長決定不學習也應當告訴我一聲，以免我疑難重重。
以上日記反映了他在全校最後一次寬嚴會之前望眼欲穿的心境和任人宰割的無奈。
龍誌朝思暮想的第五次寬嚴大會因故推遲到7月20舉行，但是，他還是失望了。他成為全校沒有定案處理的8個人之一。他非常恐慌，認為“被從嚴處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龍誌在7月21日日記中寫道：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有許多東西，隻要我們對他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
昨天第5批處理清隊對象沒有我，我已經成為96案剩餘的8案中的一案，使我思想上負擔很重，驚惶失措，形成了包袱。
我想沒有處理我，總是我的問題不好處理。王主任，周師傅都不認識我，對我一無冤、二無仇，他們在不偏不倚地執行黨的政策。我之所以沒有被處理，責由自負，我自己沒有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問題。沒有嚴格地要求自己，自己有幻想等。將來最頑固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就在這8個案中，我被從嚴處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自己對自己的缺點認識不足，於是向搞（調查）我問題的小將請教。我是從自我批判的角度出發，願好好努力，促進自己的問題早日解決。
他們的意見是：如果有問題，應當立即交待；如果自己的問題的確交待清楚了，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處理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是領導與群眾的問題。之所以沒有處理有很多因素，這些因素還不成熟。不要形成包袱。應當一分為二的看自己，鞏固優點，找出差距，立即改正。
這一席說，雖然解決了我的一些思想負擔，但是，思想顧慮仍然存在，仍然是憂心忡忡。
當然，在每次寬嚴會之後，領導都要找他談話，敦促他繼續交待，他總是自責，保證繼續“深挖細找”所謂“不敢怒”，更“不敢言”。因為理由很簡單，既然為你立案，你一定有重大問題。既然不給你定案，那就是還有重大問題沒有交待，沒有查清楚。
到了8月底他思想上的包袱更加沉重，因為在事實上他已經成為了“一小撮”，遭受著很大的壓力。他感到恐慌，困惑和不解 。
實際上，龍誌最後能夠頑強地堅持下來，和他老伴桂琴的鼎力支持和關愛息息相關，也和龍誌為了完成自己的父親責任，為了自己的孩子的健康成長息息相關。魂係家庭的溫暖、關愛和責任，是龍誌在長達2年的漫漫寒夜裏，他那岌岌可危的精神大廈的主要堅強支柱。
1970年8月25日
八月份快完了，這月解放的可能性不大了，不了解問題的關鍵何在？
一籃子桃子中一個腐爛了，離這個爛桃子近的桃子也遭殃了。自己不好犯了錯誤，革命群眾以階級敵人對待，大多數和自己劃清界限。家裏的人也不把自己當人看待，這樣做是正確的。因此，桂琴覺的真倒黴嫁給你了，連累的我抬不起頭來。孩子們認為，真不幸迂著你這個不成器的爸爸，連累的我們分配不了工作。有的群眾說，清隊的對象，有三種力量促使他們自我革命：一種是專案組；一種是學習班；一種是老婆、孩子們。
客觀壓力無論如何大，我不應該被這些壓力壓碎呀！為了愛我和我愛的人一定要頑強活下去!
一直到來年1971年2月17日，龍誌獲悉，革委會宣布全校90多案中，除4人國內外關係複雜沒有定案，其餘的人都搞清楚了，龍誌哀歎自己成為僅僅剩下的4人之一，而且“看情況最近又不會解決。”
1971年2月17日
聽說革委會最近宣布，清隊對象90多個專案組，其中除4人國內國外關係複雜沒有定案，其餘的人都搞清楚了。這個成績的確很大。
我又聯想到我自己，這4個人之內恐怕有一個人，就是我。看情況問題最近又不會解決。
實際上，“黎明前的黑暗”最黑也最為難熬，龍誌萬萬沒有想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僅僅在這篇日記的3 天之後的2月20日，他就被“解放”了。當然，在此之前還有許許多多曲折流離的故事。
二、主席聲明洗耳恭聽
文革中每年照例有元旦社論等一係列的學習文件，龍誌日記基本上反映了一年中的重大事件，龍誌對所有的文件的學習是認真的，當然，其中難免也有一些官樣文章。包括 1970年4月25日成功發射人造衛星，龍誌第二天的日記還是記錄了當時的人們載歌載舞，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的喜慶情況。
譬如毛澤東1970年5月20日關於“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反美的聲明發表後，他當天的日記僅僅幾行：
今晚8時，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表了支持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莊嚴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澤東 。我們連續聽了幾次並聽了紀錄錄音廣播 （分頁）。
也是無巧不成書，恰恰專案組刻意在5月21日晚審查日記，發現他日記內容少，對龍誌的態度提出了批判。龍誌在5月23日日記中檢查道：
1970年5月23日
21日晚革命小將們檢查了我們的日記，發現我們對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莊嚴聲明後，所寫的日記，僅僅是幾行，提出了幫助意見。我認為這個幫助很好，及時地加以改正。
在被“革命小將”指出他日記中對毛主席的“5.20”聲明沒有表明態度後，龍誌誠惶誠恐，連忙徹夜補充改寫，巧妙的是在5月20日的日記幾行字的右麵和背麵又增加加了整整兩頁內容。而將撕下來的一頁（原5月21日的日記）粘粘貼貼，修補插入到後麵，可謂用心良苦。
三、勞動改造不懼殉道
三、勞動改造不懼殉道
文革以來，龍誌多次受到多次大會小會批判鬥爭，所謂七鬥八鬥，幾乎每次批鬥後都要“勒令”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雖然文革中提倡勞動光榮，勞動創造一切，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但是，對於審查對象，特別是老知識分子和老幹部來說，勞動是一種懲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體現。“勞動改造”是每天除了開會被批鬥，檢查交待問題外工作的主要內容。龍誌當時已經是60歲的老人，患有肺氣腫、高血壓（高壓200 mmHg 以上）、心肥大和心髒病，也沒有看病吃藥，隨時有生命危險，但是他沒有把勞動看做是一個負擔，還要象年輕工人農民一樣參加同樣的體力勞動，完成同樣的任務。特別是因為他在1967-1969年間曾經全職在豬場喂豬3年，到了清隊時，雖然他暫時離開了喂豬的工作崗位，而是到其他地方參加“勞改隊”的勞動。當工人休假時往往想到利用他這個可靠的“勞動力”回到豬場頂班勞動。平心而論，讓其他生手頂班，工人們可能還不放心。由於兢兢業業，積極肯幹，龍誌成了一個“多麵手”，清隊期間所幹過的農活和其他工作有：
1. 挖地道（反修洞）
2. 頂工人班全職喂豬（清隊中頂班3次，每次10天到20天）
3. 為母豬配種、接產及護理仔豬
4. 用石灰修補豬圈（一個月）
5. 打草喂馬、喂牛、喂豬
6. 出圈翻糞(龍誌最吃力的一種農活)
7. 修水渠澆地
8. 為農田除草
9. 打麥場看麥場（守夜）
10.蓋房和泥搬磚 （當小工）
11.業餘時間打掃科學樓和學生宿舍廁所
12.為體育教研組澆冰場
等等幾乎所有農活和其他勞動。作為勞改分子，龍誌雖然多次遭到工人和學生喝斥和侮辱，大部分時間他都盡心盡職地完成任務，受到好評。這種勞動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和“監督”下進行的。龍誌自己在努力和工人一樣完成相同的任務，他把勞動當成是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有力手段，是立功贖罪的機會。另一方麵，文革中知識被視為是“萬惡之源”，舊知識分子都是“罪人”，千千萬萬象龍誌這樣一個舊知識分子，他們的所有學術才華，科研教學工作甚至人生道路被批判的體無完膚。於是，勞動便成為他們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唯一標誌，龍誌甚至用自己的勞動成績證明自己還對國家和人民“有用”。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之能做到的立功贖罪的事，就是能為革命多養活幾隻仔豬（1970年3月22日）。”
頂替工人喂豬，特別是臨產母豬要承擔很大的責任和風險，不能出任何差錯。前已述及，為了防止母豬壓死初生仔豬和豺狼襲擊，在寒冬臘月，大雪紛飛的夜晚，龍誌甚至常常在豬舍中點一堆火，蹲守在狹窄、矮小、潮濕的豬圈裏徹夜守候為母豬接產。
1970年3月31日龍誌為了幫助另外一個工人胡青蓮接產，他生平第一次在狹窄、矮小（大約3-4平方米）的豬舍中與臨產母豬頭對頭睡覺。經過實踐和自我批評，龍誌聯想到自己過去設計的豬圈脫離實際等問題，那天日記披露了當時的情況：
僅餘的四隻大白豬仔豬，現在采取了一係列的，結合實際的措施，看來或許能夠保留下來。反正，初生關已經過了。
胡青蓮同誌的三隻母豬同時產仔，她忙不過來，讓我去幫忙。為此，我晚上沒有到學習班去。她要我幫忙是首先問我是否吃了飯，結合她在家裏看孩子們幫助我煮了飯。一隻巴克夏母豬生產了11隻仔豬，庫章倫的意見，讓我到豬圈通夜看守去。組長好象送一位同誌到征途上去的關心我，他說你把雨衣帶上，大衣帶上，你在豬圈裏躺下，比你坐一夜要好些。我和母豬頭對頭躺著，和母豬一塊睡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時我發現，我們豬圈後麵的小窗子，原來留下小窗子的是想給飼養員喂豬時能看見豬及飼槽內的飼料的情況。但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窗口會在晚間受到寒風襲擊。這個寒風吹到豬體上，特別是產仔母豬，襲擊到初生仔豬的虛弱身體上，他們怎麽受得了。我由寒風襲擊了我，我才聯想到母豬和仔豬來。我這個脫離生產，脫離實際的所謂“養豬專家”，許許多多事，是從我憑空意想的，看來作了許多笨事、蠢事。這些蠢事害了革命事業，也害了自己。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知識分子從書本上的來的的知識在沒有同實踐結合的時候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
曾國藩認為，人要想“跳過龍門”，享受成功，就必須“先鑽狗洞”，忍受生活帶來的委屈。其實不止是曾國藩，凡是有大誌向的人，都能忍受命運的不公。龍誌在此刻能夠委屈他那尊貴的教授之身體，與母豬同眠，豈是普通人的行為？
到了麥收“龍口奪食”季節，山西農民有一句話“女人害怕坐月子，男人害怕割麥子”，一年四季，夏天“龍口奪食”割麥和打麥場時最為苦重。因為不但要起早割麥，還要在烈日下將小麥運回打麥場。晚上還要在場上連翻動麥秸，曬場，碾場，脫粒，揚場，裝麻袋，再把麥秸象山那樣高高垛起來。特別是在打麥場勞動，要連續作業，晝夜不停，滿身汗水和麥芒混起來，紮的生痛。因為老天爺會下雨，小麥不及時收藏就會發黴腐爛。
1970年夏天，龍誌被分配到打麥場勞動。他白天在打麥場和工人一起勞動，晚上留下來睡在麥堆裏看場，24小時不休息。他樂觀的認為睡在麥秸上，被蚊蟲叮咬比睡在“鋼絲床還柔軟”。 勞動之餘的休息時間，他還主動跑到幾裏外的鍋爐房給大家擔開水喝，幹的很歡，一刻也不休息。晚上別人走了，他還要留下來看場守夜 ，他在日記中寫道（1979年6月28日）：
“今天是星期天，可是在場上的大麥還沒有打完。因為天下雨，工人早晨不能來，我的任務是看場。我發現一堆沒有打好的大麥在冒氣，過去用手一試，裏麵很燙。於是我竭力將它鋪開。有的人觀察事物很精細，當他來接班時，發現那一堆大麥不見了。他懷疑是否有人拿走了。我向他一解釋，他才恍然大悟。”
晚上我守夜，在一間小屋內滿堆著沒有幹的大麥。我在牆邊找了一塊地方，下麵鋪著掃帚，上麵又鋪了麻袋。我睡在上麵，好象鋼絲床一樣柔軟。雖然點著電燈、濕氣較大。蚊子也來襲擊。可是我睡得很好，因為累了在什麽地方睡都是好的。”
第二天天剛亮，新的一天開始，還要連軸轉，接著堅持幹，每天從早上四點半一直幹到晚上七點，雖然有點力不從心，但也竭盡全力象年輕人那樣玩命幹，一直幹到臉上發冷，身上發抖，還咬牙堅持下來。龍誌在日記中寫道（1970年9月4－5日日記） ：
昨天晚上照場，今天白天打大麥。
一天從早晨四時半到下午七時在勞動著。我想，革命群眾尚且這樣幹，為的是突擊三夏（夏收、夏種、夏管）工作。我在下午臉上發冷，的確累的支持不下去了。但是我想到活一天就要拚命幹一天，還是堅持下去了。
5日上午和班裏的人們一塊積肥。任務是將牛運動場裏的糞，挖掘起然後運輸到運動場外邊。在休息時，我到學生灶擔了一擔開水給大家喝。
昨天拌肥，是同工人們一塊搞，分配我往水裏和糞湯，後來，渠道下陷，必須改道。改道後，水流不上去，要人一桶一桶地往渠道裏掏水。後來，我和老薛兩人每人掏30桶，輪流地掏。這個工作讓我來幹不易，反正，拚命地幹吧！
龍誌學習了“老愚公戰鬥隊”後的口號是：活著幹，死了算。他甚至幻想“思想上入黨”, 談到要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身殉道）。
實際上，有時龍誌在勞動改造中往往忘記了他自己是被監督的“罪人”身份。當自己和“被定性”的“曆史反革命分子”劉XX一塊勞動時，雖然他有意不和劉一塊走，甚至喝斥劉。後來，他又為自己的行為深深自責，並且理解到自己和劉在別人眼裏為“一丘之貉”（1970年8月16日）。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當軍代表讓別人捎話讓他把人力平車從他喂豬的南豬場拉到學校，以便讓教師學生打掃衛生使用，他甚至感到軍代表能夠想到他，“重用”他，而非常激動和欣慰（1970年12月29日） 。
龍誌1969年清隊開始以來就一直被“勒令”每天清晨打掃科學樓和學生宿舍的廁所。後來，一年多之後的1971年1月份，他被通知和群眾一起參加早操，但是他還是主動放棄早操，繼續參加打掃廁所，以證明過去的工作是“正確的革命行動”。他自我懲罰是因為他還沒有被定案解放，必須自己把自己“打入另類”，以區別“好人和壞人”，他在1971年1月10日日記中寫道：
雖然不能說這些努力沒有給他自己的定案處理帶來任何幫助，至少他的精誠還是會撼動那些審查者的良知的。當然，在日記中他始終沒有提到拚命勞動是為了自己早日定案處理，因為那就太“自私”了。而“無私無畏”則是另一個崇高境界。
由於龍誌本身的上進秉性和素質，雖然是一個被審查的“階級敵人”，他還想拚命地勞動和學習改造，時時事事以當時的一些英雄人物為榜樣來鞭策自己，有時，他也認為那是“白日做夢，異想天開”。但是，他幻想做個英雄人物的想法始終貫穿了他整個人生，不過此刻他忘記了自己“勞改囚犯”的身份而已。他那時已經是60歲的一介老書生，還有高血壓（高壓200 mmHg 以上）和心髒病，體力上和年輕工人不能比。但是，龍誌一生忠烈，事業心極強。即使是被勒令勞改，也要勞改個樣子，不甘落後，超過他人，和年輕工人摽著幹。甚至不惜一死，以身殉道。
如前所述，龍誌一輩子最為關切的事情實際上隻兩件，一個是事業，簡而言之就是“豬”。清隊中由於處於被立案審查的處境，於是勞動改造，交待問題爭取定案處理是頭等大事。但是，他時時刻刻都夢想回到他對豬的教學和科研之中。另一件事是三個孩子們的培養和前途，，這一點在文革前後沒有變化。不過，因為文革中學校關門，孩子們的出路隻有參軍，或者就業當工人。因此，龍誌在他的日記裏多次提到兒子們分配就業的問題。他也十分關心孩子們正確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建立，後來又十分關心他們讀書學習文化知識。
清隊把解放以來的“階級路線”上升到另一個高峰。單位中的政工組是權力的核心，政工組出具的政治審查材料是百分之百決定家庭及其成員的命運的“殺手鐧”。正是由於孩子們的前途是父母的切膚之痛，專案組也利用孩子的“生殺大權”來促使被審查人員交待問題，實際上就是“父子連罪”，具體體現“無產階級專政”。下麵三篇日記詳細記錄了龍誌孩子們的就業情況以及其他一些情況。
孩子們也逐漸認識到，我害了他們。
我們的孩子們開始還抱有幻想，總希望我的問題不會太嚴重，對他們不至於有較大的影響。可是這種幻想，越來越與客觀不符合了。
開始他們想當人民解放軍，結果不行。那時他們也知道入不了伍。所以，思想波動還不很大。
有一些工廠，如753（利民機械廠，軍工單位）、太穀紗廠向學校要人時，要的人數有限，輪不到他們，他們就有點思想波動。
手工業、服務行業向學校要人時，獸醫院向學校要人時，他們雖然也報了名，但是也沒有結果。
隻有苗圃要臨時工時，誰去都行，他們感覺不到什麽。
最近介休工程隊向學校要合同工，要的人比較多，他們也報名了，還幻想他們有希望去。結果呢，名額雖多，但是招工的同誌堅持原則，寧缺勿濫，那就是，凡是清隊對象沒有定案的子女，一律不收。他們的夥伴中，其父親不是清隊對象的，願去的都走了。他們的認識明朗了，我害了他們。第三個孩子說：“反正怨你自己，還是你不好，不然別人可以定案你就定不了。”我愛人也站在孩子們一邊，她說，“咱們害了孩子們了。”孩子們采取了消極的辦法，向我鬥爭。
我想，消極抵製僅僅是孩子們向我造反的開始。很有可能，不少的清隊對象，不久可以定案處理。而我的問題仍得不到解決，將會把他們較長時間內掛起來。那時他們會越來越比較孤立，因為他們的小朋友在學校的越來越少了，大部分分配了工作了。還可能罵我一生，說真倒黴遇到了，那個壞蛋父親害了我們一生。
為此我也感覺到，我有罪，孩子們無罪，是我害了他們。但是這種思想也不很正確。孩子們是國家財產，他們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黨對他們要爭取的，要關懷的。問題的關鍵是：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家庭中，中我的毒很深，他們的品質與勞動人民出身的以及非清隊對象的孩子們是截然不同的，他們需要在艱苦條件下得到鍛煉和改造。如果從革命的利益出發，有些工作不能分配給他們，因為，因為他們不能勝任。如果說，我害了他們的話，那就是他們中了我的毒較深，而不能說，因為我是清隊對象，致使許多工作不能分配給他們。這件事，我也不再去想它了，想也沒有用處。
1970年5月14日（節選）
昨晚在學習班學習時，組裏張名堂和另一位同誌把我喚到反帝樓，詢問我參加（第一次寬嚴）大會的體會，由國家大會形勢，說到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他們苦口婆心地動員我繼續做徹底的交待。後來工宣隊老王和高作信也來了，老王也說要丟掉幻想，徹底交待。關於孩子們胡說的：“老子定性，兒子定性；老子解放，兒子解放。”老王說，這是錯誤的，老子的問題不是孩子們的問題，不能說，你是地主分子，孩子們也是地主分子。你影響孩子們是暫時的，對孩子們，我們要按毛主席思想辦事。
1970年5月17日（節選）
今天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部分學習完了。
學習班布置做學習班總結，解決了那些問題，思想有些什麽變化？
孩子們在敦促我交待問題。在所有清隊對象中來說，隻有我們一家所有的三個孩子都被掛起來了。他們看見他們的夥伴中找到工作的越來越多。他們也越來越孤立了。有點著急發慌。特別有一個小孩子（老大文炳），果樹所想要他，要他征詢學校政工組的意見。也征詢領導他們知識青年同學的意見。他和這位同學談話時，遇見工宣隊的一位同誌。他們說，學校為了區別對待清隊對象，也為了借此敦促一些清隊對象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不會放你去的。所以，你的問題還是回去敦促你父親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孩子們也在動員我徹底交待問題。
株連九族不僅僅是用來體現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日記中也看到，家庭壓力也被專案組用來敦促清隊對象“交待問題”，並且作為和專案組，學習班的作用放到同等地位的一種手段(1970.8.25日，前已述及）。1970年8月份開始，由陽泉磚瓦廠來太穀招工，文煥和文燦都報了名，最後因為政治審查不合格而不了了之。龍誌於是含蓄地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我重溫這一偉大教導，倍覺親切。”
有兩件事易於引起我的思想波動：定案處理沒有我；學校散發太穀縣招工處填寫的表格沒有我們孩子們的。
最近陽泉磚瓦廠來太穀招工，孩子們照例報名了，可是人家說，家裏沒有定案的不要。
昨晚聽說，發了4個孩子的表，家裏父親夠杠杠[4]的沒有發。我就對孩子們說，定案是很要緊的，可是，定了在杠杠以上也很麻煩，我的意思是定了案在杠杠以上，和掛起來一樣。
然而事情的情況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今天聽說有些孩子，他父親定案在杠杠以上，可是從寬處理了，也給了表，而且很有希望到陽泉去。
我體會到，一個人掛起來，一家人都掛起來的味道了。這都怨我不好，影響了孩子們的出路。
當然，有些政治條件比較好的，還不想到磚場去，咱們的孩子則對於找個工作，如饑似渴，有工作就好。文燦說：“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不想去。”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我重溫這一偉大教導，倍覺親切。
文革中間，“全國學習解放軍”，解放軍的政治地位非常高，龍誌的孩子想參軍是“異想天開”。文炳小學的同學任亥生參加了空軍，大家非常羨慕。任亥生家庭是後母，感情不和，全家已經搬回了山西洪洞老家。但是，文革中他多次來太穀農學院“探親”訪友。桂琴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下麵的日記記錄了其中一次來訪的情況。
1970年8月27－28日
今天上午任亥生從山東回洪(同)探親，路經太穀時特別下車來看望小龍來。
他和小龍是同班同學，初中三未參加考試即挑為空軍，他在解放軍這個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中幾年來經過黨和解放軍的培養，進步很大。
下午小虎領著亥生到果樹所去找小龍去，下午他們三個人一塊回來了。
今晚（8月28日）12時，亥生回洪(同)去了。
我們的孩子們，不要說被選為空軍，當兵是無望的，是不是能做一個工人也是問題。這些都歸啟於政治條件，即家庭影響孩子們的前途、出路。
一個最為典型的情況是1970年8月份，臨汾冶金工程隊招工是太穀縣插隊以前的最後一次招工，龍誌的兩個兒子文煥和文燦都再次報了名。其實條件很寬，隻要問題清楚，定了性的，有重大曆史問題的都可以，甚至不定案的也可以，但招工組要求學校政工組書麵寫出問題的範圍，或查看擋案都遭到拒絕。
1970年9月6日
孩子們爭取到臨汾參加工程隊的事，以不成而告終。
招工組的意見：沒有定案，也可以但應當把問題的範圍書麵寫出。雖然嘴上有人向招工組談過問題的範圍，可是書麵寫出學校政工組有困難。後來招工組的人要求看看檔案，因為檔案是國家機密，不能隨便讓人看。
這次招去的人員有白峰、劉啟新，他們兩人是我們孩子的好朋友。昨天下午，小虎又去找招工組的人，人家不理睬他。
其實條件並不怎樣嚴，隻要家庭曆史清楚就行。已定案的不戴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重大政治曆史問題的，地主出身的，人家都考慮。
我的問題不解決，雖然學校推薦也不好解決，因為人家考慮為什麽沒有定案，既是沒有定案，也要求知道問題的性質和範圍哩。
結果龍誌的三個兒子，除了老大文炳善於外交，由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賈毓芝特別批準放行，於1970年5月早早到山西農科院太穀果樹研究所當上了農業工人外，老二文煥和老三文燦都到太穀範村上安大隊插隊。那是學校裏的一批沒有找到工作的，有問題的“牛鬼蛇神”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父母“問題”的株連而對他們全家的處罰。日記詳細記錄了9月24日太穀縣動員大會和9月25日學校動員會的情況。
1970年9月25日（節選）
從9月17日到24日，我沒有堅持寫日記，這是錯誤的，從今天起立即改正。在這今天內，全校突擊搞三秋工作，蠻娃帶著我和劉（崗）仍然堅持為牛割玉米杆，我們到處找，有時要自己割下，切碎，拉回。平均每天拉四車。切四車約8000斤重。
為孩子們爭取去臨汾工作的事，我的思想每天在波動著，最後以招工的不要而告終。去臨汾是當工人最後的機會，因為招工組相信我的問題不能定案，不考慮孩子的工作。
24日學校動員知識青年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今天下午，縣革委會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安家落戶，接受再教育。
昨天城裏動員後，晚間學校抓緊時間對知識青年進行細致的思想工作，孩子們經過鬥私批修，認清形勢，願意緊跟毛主席，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到農村去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兩個（孩子）都寫了決心書，這是好的。
這次山西省吸收外地的經驗，爭取下放幹部、醫務人員、知識青年三結合的形式，所以他們生產上有人教、政治上有人抓、生活上有人管。按照我們的政治條件，就是再有招工的，恐怕也是徒勞無功，這樣下去，孩子們很難學好。看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偉大戰略部署。其深遠意義現在我雖比以前了解一些，但仍不深刻。隨著時間的流逝，會顯現出來她的偉大作用的。
這次我院到農村去安家落戶的知識青年男孩子們，其家裏或多或少有政治曆史問題的，女孩子們大多數出身好，家裏也無問題的。可見，黨和領導，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出身和家庭政治情況的條件的。
在龍誌的兩個兒子插隊那天(1970.10.7日），龍誌早早把喂豬的工作幹完，一個人悄悄地從勞改農場步行到4-5裏地以外位於太穀縣燈光球場的歡送會場，默默目視兩個兒子“頭頂草帽，胸戴紅花”，在大兒子文炳的護送下上了汽車，龍誌的三個兒子都對父親的到來渾然不知。龍誌心中象翻了五味瓶，一方麵有負罪感，更大的是一種解脫。因為20左右的年輕人，與其在家整天不上學（學校關門），不工作，還不如去農村學習學習，鍛煉鍛煉，了解一下農民的痛苦和農村的情況，對於他們的成長是必要的。這一點，龍誌當時的看法已經超越了孩子自己認為“被連累，被懲罰”的看法；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在孩子成長和前途問題上，龍誌的高瞻遠矚。
今天是偉大祖國建國21周年紀念的國慶。我還沒有被解放不能參加城裏的慶祝會。
文燦拿回一朵大紅花，他們聽毛主席的話，到農村去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參加了遊行隊伍。他們穿著蘭衣服、頭戴草帽、手持鐮刀，特別在胸前掛了一朵光榮紅花。這紅花是很珍貴的，因為這是解放21年以來，我家第一朵紅花。希望孩子們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在政治上向上看，在生活上向下看，破私立公，為黨的事業，為貧下中農立功，爭取更大光榮。徹底改造人生觀，爭取做無產階級事業可靠的接班人。
1970年10月7－8日
今天學校、太穀縣歡送首批上山下鄉插隊的知識青年，煥、燦兩兒子到範村公社、上安大隊去了。
我本來不擬歡送他們，所以按時到豬場喂豬去了，工友同誌們說我應當送他們去，在工作完畢後，我到燈光場參加歡送會，看著他們走了。
太穀縣革委會、社隊的貧下中農，為了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而培養無產階級事業的可靠接班人，費盡了苦心、作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安排。我衷心感謝黨，感謝毛主席。
對於偉大領袖為青年一代指引的這條航道，我現在比過去有些體會，但體會不深，了解不透，隨著時間的流逝，將會從事實看出他的偉大意義來。
孩子們的問題，按照黨的安排解決了，對於我來說，也釋去了精神上、思想上的負擔。我反複地說，為了孩子們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反修防修，為了肅清家庭中對他們的毒害，為了他們的政治前途，他們去農村中去安家落戶，的確是很有必要。
“一切交給黨安排”，對於他的孩子插隊，龍誌認為是一件好事，年輕人需要鍛煉。“孩子們的問題，按照黨的安排解決了，對於我來說，也釋去了精神上、思想上的負擔。我反複地說，為了孩子們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反修防修，為了肅清家庭中對他們的毒害，為了他們的政治前途，他們去農村中去安家落戶，的確是很有必要(1970.10.7日）”。
實際上，龍誌更擔心的是政治上世世代代不能翻身。“自己政治上落後的情況，集中於孩子們的分配工作上，我這一代不好，影響了下一代。孩子們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爭取作左派，徹底扭轉政治上右派的狀況，使孩子們的孩子，從家庭出身上、家庭政治麵貌上都不至於拖孫子輩的後腿。所以目前家庭中矛盾的主導方麵是我連著一個普通群眾的資格尚不具備……孩子們應該臥薪嚐膽地，艱苦卓絕地打好政治上的翻身仗(1971.1.13日) ”。
五、工資補發經濟緩解
另外，日記也準確地記載了龍誌在1970年9月12日一次領到自從1968年6月到1970年9月的扣發的27個月的工資。龍誌12日和15日日記中一再感恩戴德，千恩萬謝。並且告誡自己，自己要保持勤儉節約的習慣。雖然經濟上解放了，政治上並沒有解放，不能有鬆懈，覺得“沉甸甸”的。
理論上如此講，龍誌還是在9月16日到9月24日之間，幾乎10天沒有寫日記，有一點麻痹放鬆。到了9月25日，由於兩個孩子插隊的事情，使他猛醒，他又覺得自己不應當如此，仍然需要繼續“夾緊尾巴”，必須天天寫日記，以促進政治問題的早日解決。
今天補發了二十七個月的工資 。從這個月起不再扣發工資了。這是黨的政策，可是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愧。喜者經濟上同群眾一樣了；愧者，罪人尚蒙黨的優厚經濟待遇。我把我的情感總結成一句話，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下午與同學愚公戰鬥隊一塊勞動，這些家庭婦女們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下，幹勁很大。我榮幸地和她們一塊勞動，在她們的帶動下，也盡力而為。
今天是中秋節，小龍回來了，虎兒去太原去，晚間也回來了。這是幾年來（全家）第一次團圓，桂琴千方百計地準備了些食物，這個團圓是黨和毛主席賜給我們的，如果經濟上不解放，則9月份領的工資還過債就剩的不多了，不可能放手花錢。雖然經濟上解放了，也應當勤儉持家，和以前一樣過日子，千萬不能隨便花錢。
最近雖然經濟上解放了，但我們一家人內心仍然覺得沉甸甸的。這充分說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啊！
好好努力，再寫一份證明人的材料，促使問題的解決。
據龍誌精心保留的1970年9月的工資條考證 (見下圖，注意其中“職別”一欄，應當為“教授”，為空白)：他補發的工資總額為“+3825.50元”（注意圖中增加補發和實發數兩行）。按照3825.50÷27=141.5，即每月扣發工資為141.5，扣發工資27月間實發工資為每月60元（注意圖中“應發工資”一欄，原來的60.0 元被勾掉，換為201.50），基於本人30元，三個小孩每人10元。）。在當時，普通人月收入為30-50元，所以補發的工資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額 （下圖）。
P_11.2. 龍誌文革後補發工資的工資條（1970年9月）。
六、學習走神膽戰心驚
下麵的一篇日記則詳細記錄了在又過了度日如年的4個月之後，到了1970年底，龍誌還在苦苦等待審查定案之際，卻發生了另外一件節外生枝的大事情。那是在12月7日一次晚間政治學習關於“向模範養豬飼養員葉洪海[5]學習決定”，因為60歲的老人家白天參加勞動改造，晚上聽報告時已經筋疲力盡，偶爾閉眼睛休息一下。誰知不幸被另外一位年輕教師看到，抓住不放，小題大做，上綱上線，在學習班上報告嚴重事態，揭發批判。因為龍誌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養豬教授”和“學術權威”，而文化革命提倡的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提倡工人、農民、飼養員這些“小人物”不僅遠遠勝過了那些大學教授，而且是大學教授的老師，大學教授要向他們接受“再教育”。特別是龍誌這個“養豬教授”在聽取學習“向模範養豬飼養員葉洪海學習的決定”時打瞌睡，就是藐視那些“小人物”，藐視“模範飼養員”，是不可饒恕的新罪行。
日記披露了當時久久不予定案，四麵楚歌，已經成為“一小撮”的龍誌任人宰割般的無奈，驚恐萬狀的焦慮，和捶胸頓足的追悔與自責。他想方設法四處打聽、解釋、補救，擔心自己多年來處心積慮的積極努力會功虧一簣，擔心會影響到他夢寐以求的定案與解放。他甚至準備正式寫一個檢查，以免被批鬥或者取消學習班資格。龍誌還向他過去的助手（郭）傳甲先生尋求幫助意見，幸而郭通情達理，給了龍誌清隊以來一貫的表現一個“客觀評價”，並且讓龍誌找（黃）慶賀先生（可能是學習小組長）解釋一下，才及時給龍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精神負擔，虛驚一場。
1970年12月7日
昨晚學習時，徐XX揭發我在聽連領導宣布向葉洪海學習的決定時打瞌睡，說這個打瞌睡是在“養豬專家”聽向模範飼養員學習決定時就嚴重了。早晨學習後（黃）慶賀找我留下不知說什麽。（郭）傳甲說，你去吧，不說了。因此，使我顧慮重重，憂心忡忡，我很害怕我又犯錯誤了。輕則在工地上批鬥我，重則班裏不讓我參加班裏的活動。在自己爭取群眾諒解的時候，領導和群眾考慮給自己做結論（定案處理）的時候，自己又在關鍵時刻，做了“精彩”的表現，這和文化大革命前夕，自己在老撾外賓前出醜[6]是一樣的！是不可饒恕的！
下午王來好通知我讓我替庭溫喂豬去，我向傳甲說到此事時，他問起我XXX所揭發的事，我作了解釋並說在把外調材料寫好後寫個檢查。他以關切的態度說，大家對你的看法很客觀；向(黃)慶賀說說，以後注意些！這才使我豁然開朗了，放下害怕的重擔子了。
盼星星，盼月亮，又過了兩個多月。實際上，甚至到了來年（1971年）2月份，龍誌的問題還沒有定案，他不能參加教師的學習班，而一直在和工人一起工作（勞動改造）和學習（思想改造），但是工人們開會有時也不能參加，還沒有一個普通群眾的資格（1971.2.12日和13日日記）。
最近常有些會，我不敢去參加，唯恐去了以後，別人又讓我出去。
今天工人們搞五好總評，王來好、老趙說讓我去參加，他說，評議黨員的會議我不能參加，群眾的會，我可以參加。我去參加了，可是開會時，又讓我出去幹別的去吧。意思是說，我不能參加。這也說明自己在政治上，連做一個普通群眾都沒有資格。
1971年2月13日
對於自己問題的解決，使自己能夠以普通群眾一員的身份出現，有時不能不想起來。近來，有些會不能參加，更希望自己的問題能夠早日解決。昨晚到小組開會去，有人在關燈說到連部開會去，我跟著到了連部，小心翼翼地注視是否有人會通知我回去吧。
七．生死之道真情流露
讀者不難發現，龍誌其實是一個為了事業奮不顧身，視死如歸的人。在日記中，龍誌幾次討論過革命的生死觀，因為當時的口號是“革命加拚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龍誌之所以拚命勞動改造，實際上與其自殺抗爭，得一個“自絕於人民”的罪名，還不如死在勞動中，死在豬圈中，幻想以一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無辜，來解脫那種窒息的生存狀態。甚至幻想以一死作為自己的入黨申請書。在後來被解放，恢複職位和工作後，他也是拚命幹工作，視死如歸，一直想倒在工作崗位上，做一個英雄人物留給人民記憶。
龍誌日記一開始就開門見山引用毛主席語錄：“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主動權（一個短期內）在你們手裏。”；“他們的錯誤無非是兩個可能性：第一，改過來。第二，改不過來。改過來的條件是充分的，改不過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無非是繼續搗亂，自取滅亡。”這段語錄在整個日記的前半部分被引用多次。可見是學習班裏學習和政策攻心的主要內容。另外常學的文章有“敦促杜律明投降書”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毛主席語錄。多次表示要向人民“繳械投降” “認罪伏罪”；改造世界觀，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日記中還幾次談到對於勞動的態度和認識，對於“苦”和“死”的態度。他在1970年5月14日（節選）寫道：
關成富的病越來越重了，可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他的步伐沒有減慢，而且越來越快。他是在和生命賽跑啊！在全休的一個月裏，他一天也沒有歇，全休的一個月，變成了最忙的一個月。他患有嚴重的心髒病，他在作輔導學習毛主席思想的報告時，光榮地死於講台上了。他可以說為革命、為宣傳毛主席思想和時間賽跑啊！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啊！
拿我自己和焦裕祿、關成富相比。英雄人物們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這就是先進人物的生死觀。而自己呢，為“我”而生，為“我”而死，始終逃不出“我”字這個小圈圈。”
龍誌關於“關成富光榮地死於講台上了，。。。。。。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啊！”的表白，對他自己是心靈的震撼和認識的升華！雖然當時他自己屬於“勞改囚犯和審查對象”，他自己卻沒有這樣看待自己，而是感悟到那樣去死才值得，才“大丈夫”。讀者可以發現，在往後的16年裏，即使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龍誌都時時刻刻都準備象關成富那樣光榮地“倒在講台上”。可見他雖然當時他身陷囹圄，沒有上講台的機會。但他絕對不會不明不白的“自殺”，盡管有時也有過輕生的念頭，可能很快就被更高尚的境界戰勝了。不僅僅是為了過關而在日記中“積極表現”，是他發自內心的中真實思想的第一次披露！
經過學習曹思合的事跡，嚴肅地提出了自己如何死的問題(1970.6.16日）。“人固有一死，我也不能例外，我怎樣死耶？天天兢兢業業於活命哲學、苟且偷安而死呢？還是為保持自己晚節，為革命、為立功贖罪、做人民的老黃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何去何從，主動權在自己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就本來是複雜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問題，譬如受到大會批鬥或者勞改中受到喝斥訓罵，龍誌一律正確對待，稱之為幫助。
到了1971年2月20日，龍誌終於接到通知，準備和他的老同事，留美教授冀一倫先生一起在學習小組上匯報自己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的收獲。這是被審查者要“解放”的標誌。那一天龍誌寫下了他自從清隊以來的最後一篇日記：
1971年2月20日
今晚已經定案的人們，在班裏向大家匯報一年來思想改造的收獲、體會和存在問題。之後群眾提出幫助意見。黨這樣做，是從政治上關懷每個有曆史罪惡和現行罪惡的人。使他們做脫胎換骨的改造，迅速地趕上革命群眾前進的步伐。
會上，班長宣布讓老冀和我準備，也向大家匯報。我很想向大家匯報，希望能得到群眾的幫助意見。
曆時近兩年的清隊審查正式結束，龍誌終於可以象其他人一樣，可以“抬起頭來”名正言順地參加教研組的活動，參加大會小會了，不必以“被審查者”的身份，低三下四地在“另冊另類”裏做一個每天除了被呼來喝去地勞動改造，就是規規矩矩地檢查交待“問題”，沒有任何基本權利和尊嚴的“監下囚”了。
到了1971年2月20日，一年多之後，日記隨著龍誌脫離被審查狀況，脫離勞改，參加教研組集體活動而截至。清隊工作算是告一段落。由於努力改造，更因為當時學校工作重點轉向整黨，黨內開始解放幹部。他終於成了一名普通群眾。可以參加革命群眾的活動，如開大小會議，參加政治學習，參加有限的教研組業務活動。這個微小的進步對於龍誌的影響是巨大的。根據許多報道，大部分人都低估了運動審查對那些“被解放者”的傷害。當然，隻有親身體驗的人才會刻心銘骨。被踐踏的人權的恢複，解放意味著自己身上的千鈞枷鎖的解除，可以參加普通人的活動，家屬、親戚都獲得了社會的部分認可，朋友可以來往，那種心態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對於龍誌來講，這僅僅是他萬裏長征的開始。因為他終於獲得了監督下從事專業工作的權力，那是他夢寐以求的。
當然，清隊最後審查結果也倒是應驗了龍誌一貫以來“相信黨，相信群眾”會“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堅強信念，所以龍誌又是極其幸運的。但是，並不是每個被審查對象都像龍誌那樣幸運。
在文革中期清隊那段近乎窒息的政治空氣下，由於種種無情政治審查迫害，身體摧殘和惡劣的生存環境，學校前後有好幾位國內外知名的教授和普通講師，因武鬥或因病沒有及時治療或自殺而相繼不幸去世。除大豆專家，院長、留美教授王授先生（1972年病逝，76歲）和農業經濟專家，省政協付主席喬啟明先生（1970年病逝， 73 歲）年齡較大外，大部分去世者年齡60歲左右，有的屬於英年早逝。如養馬專家，教務主任，留日教授朱先煌先生（1968年被外調人員毒打後臥軌自殺， 65 歲）；作物育種專家，農學係主任，留美教授黃率誠先生（1969年麥田勞改時不幸中彈，53 歲）；農學專家，講師XX先生（1970年清隊投井自殺，51歲）；經濟專家，舊銘賢董事會主席，留美教授劉惠芝先生（1971年勞改時心髒病突發， 59歲）；果樹專家，園藝係主任，教授賈麟厚先生（1972年病逝，62歲）；獸醫專家，講師劉崗先生（1973年病逝，54歲）。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清隊的最終審查結果，在學校所立案審查的近100專案中，除了個別現行犯罪命案和其他案件外，絕大部分都是捕風捉影的“冤假錯”案。實在是沒有必要讓全院師生員工停工停產花費近兩年時間，內查外調，大動幹戈，勞民傷財。最後結果是所有審查對象幾乎全部“平反解放”，也就是一開始的立案審查的“假設敵人”幾乎被全部否定。清隊運動不僅是在文化革命中最為荒唐、後果極其惡劣的一場鬧劇，更是有關政府和“革命群眾”對於知識分子人權的嚴重侵犯，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以致許多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
在清隊運動中，花甲之年的龍誌在當時“天下無道”的特殊曆史條件下，麵對自己人生道路上最為嚴峻，最為慘烈，曆時最長的揪鬥、隔離、審查、交待、誣陷、屈辱、迫害、勞改和考驗，以 “不怕審查，不怕迫害，不怕誣陷，不怕苦，不怕死”和不惜“以身殉道”的大無畏勇氣，表現出了他的精誠，坦蕩，正義，忍耐，獻身和智慧。他一直采用積極正麵的態度來認認真真麵對每一天、每一刻的挑戰，沒有逃避放棄，沒有灰心喪氣，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任何抱怨。真正做到了在烈火中死裏求生，天磨鐵漢，百煉成鋼，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終於幸運地九死一生，脫離虎口，與死神擦肩而過，絕地後生。讀者不難發現，無論“天下有道”還是“天下無道”，龍誌的這種不惜“以身殉道”的拚搏精神始終貫穿了他的一生。
另外，龍誌又是一個公私分明的人，在為公家和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龍誌一貫以來不惜以身殉職（道），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更是時時刻刻準備以“倒在講台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自己生命的最後歸宿。文化革命中，龍誌雖然遭受不白之冤，畢竟是國家政府代表“公家”對自己審查，是“公家和個人”的關係。他清楚知道那些審查他的人和自己並沒有“個人恩怨”，他們隻是在執行任務。個人對於“公家”的馴服，特別在“公家”誤解誤導，執行錯誤路線，對他進行無端打擊迫害的時候。不僅表現在政治上忍辱負重，逆來順受，謙卑自責，寬恕理解，以德報怨和既往不咎；也表現在勞動改造中奮不顧身，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盡心盡力和一如既往。
龍誌這個來自陝北的憨厚漢子的這些優良品質來源於他畢生不斷勤奮學習，與時俱進，吸取營養，閉門思過，感悟超越。從青少年時期受“仁義禮智信”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及後來受基督教影響和牧師指點到銘賢求學；青壯年時期受銘賢校訓“學以事人”和基督教“認罪、悔改、饒恕、謙卑、仁愛，馴服，奉獻”倫理道德的影響。這些曆史經驗對於龍誌能夠忍受文化革命和清隊運動中種種殘酷打擊和無情迫害都有很大幫助。
龍誌在清隊運動中所遭受的那一次次無情的批判鬥爭，隔離審查，坦白交代和勞動改造都是因為他的那些曆史和現行“罪行”，那些“罪”與基督教裏的原罪、知罪、認罪、服罪、悔改、懺悔和贖罪有本質不同。前者大部分基於“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階級仇恨，階級敵人”理論，後者是基於基督教中傳播的神對人的慈愛、憐憫和救贖。基督教中每個人都是不潔淨的“罪人”，如人的驕傲、嫉妒和貪婪等都屬於罪，都需要不斷到神麵前“認罪悔改”，不同於人們普遍認同的“刑事犯罪”。基督教的倫理道德還有“愛你的仇敵[7]”和“愛人如己[8]”的教導。
雖然龍誌不能算是一個虔誠和潔淨的基督徒，但是他深知自己是一個有很多毛病缺點的“罪人”。正是由於龍誌早期受到基督教倫理道德對“罪”和“愛”的熏陶和澆灌，在他清隊時期的“思想匯報”和“改造日記”中不但能夠深刻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認罪服罪”，而且充滿了對自己事業，對黨和國家，對於整肅他的學生、教師和幹部，對於他的孩子們的寬容，忍耐，饒恕和熱愛。“服罪”與“慈愛”是他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幫助他戰勝了“驕傲”與“仇恨”，戰勝了自己，戰勝了當局，也戰勝了打擊迫害帶來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也正是正麵吸取了這些人類思想與智慧的精華，得以幫助龍誌渡過了人生道路上的一道最大的難關。
漫長10年的文化革命走過了前一年的造反奪權、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中間兩年全麵內戰、槍林彈雨的兩派武鬥，到後兩年無中生有、腥風血雨的清理階級隊伍，5年時間走到了社會動亂、黑白顛倒、群魔亂舞和誣陷整人的盡頭。到1971年到達最艱難，最寒冷的最低中點。
嚴冬盡了，春天還會遠嗎？雖然春天的到來，萬丈冰川的融化還將是另一個漫長的5年。畢竟物極必反，大小相等，力量相反，相反相成，無人能夠阻擋曆史巨輪前進的腳步。
有詩兩首為證：
《挑戰厄運》（清隊第二年，1970-1971）
百案皆定留孤影，愁雲窒息霜雪鬢。
政治標簽累妻兒，代代株連何時盡？
政治標簽累妻兒，代代株連何時盡？
為永翻身立壯誌，挑戰厄運勇衝鋒。
夏夜守場臥麥秸，大地當床天作蓬。
夏夜守場臥麥秸，大地當床天作蓬。
冬夜護仔伴豬眠，夢中就義與狼拚。
蒙冤愈深愈奮進，天若有情也動容 。
《天磨鐵漢》（清隊第二年，1970-1971）
久陷囹圄無罪證，何日還我清白身？
唯有疾風知勁草，更值亂世識忠臣。
才俊含冤英年逝，鐵漢天磨絕地生。
才俊含冤英年逝，鐵漢天磨絕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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