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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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毛澤東
一、文革起始晴天霹靂
【七律】《文革起始》
偉大領袖揮巨手，風雷激蕩憾神州。
紅色塵暴卷大地，批判浪濤衝霄九。
師長權威被遊鬥，書記校長官位丟。
一夜威風盡掃地，結隊勞改如犯囚。
經曆了肅反，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的風風雨雨，龍誌還是爭取到了領導的支持，同僚的配合，創造了實驗條件，克服了重重困難，發揮了他的聰明才智，在運動之間見縫插針地作出了卓越的成就。隨著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暫時穩定，他領導的科研教學也逐步走向正規，取得一批重大成果。龍誌也成為學院的“一杆旗”和地地道道的國內養豬界的“學術權威”，已經是國內同行中的佼佼者。
從1963年8月到1964年5月，學校開展了曆時8個多月的“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五反運動”結束後，龍誌於1965年受到學校培養重用，離開日理萬機的教學科研崗位到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也就是那個期間，他在1965年底參加了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是黨對“民主人士”政治上的關懷，隻是龍誌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被迫消耗到“階級鬥爭”，“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政治教育上。學習期間龍誌倒是難得休息一下他那疲憊的身心，體重一下子增加了20多斤，有的衣服也不能穿了。好不容易才把那漫長的一年熬了過來，正當龍誌躊躇滿誌回到學校的教學科研崗位上繼續努力工作，完成他那些雄心勃勃的科研、教學計劃時，殊不知等待他的卻是一場的空前猛烈和曠日持久的政治大風暴。龍誌的意誌、信心甚至生存和生命都麵臨史無前例巨大的考驗。
“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嫉是庸才”。1966年神州大地開始的文化革命給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特別是知識分子帶來毀滅性災難。山西農學院最大的學術權威之一的龍誌則是首當其衝，在劫難逃，不能幸免。1966年夏天的農學院已經成了大字報的海洋。除了在餐廳，宿舍，教室外，動物科學係還專門在他常常講課的階梯教室設立了“張龍誌大字報館”。內容大致有以下方麵[1]：
1． 與共產黨明爭暗鬥，爭奪動物科學係領導權。
2． 反共老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
3． 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在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在課堂休息時間吃窩窩頭，攻擊共產黨的領導。
4． 對政治運動“陽奉陰違”，是地地道道的“老運動員”。
5． 漏網右派，在黨委內有代理人張雨竹書記幫助“反右”過關。
6． 反對政治掛帥，宣揚業務掛帥“隻專不紅”，宣揚個人奮鬥，成名成家，腐朽孔孟之道儒家觀點，與共產黨爭奪下年輕一代。
7． 用資產階級小恩小惠拉攏腐蝕下屬，關心他們升級，節假日常常請助教吃飯，外出常常為助教付飯費，隻收糧票。
8． 反動學術權威，利用“養豬學”反黨,在再版前言中取消有關“黨的領導”，“三麵紅旗”和“大躍進”內容。
9． 崇美親美，與美帝分子“穆懿爾”關係密切，在美國有大量存款，1960年取回，利用“外匯證劵”套購緊缺物資，大搞特殊化。
10． 做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農複會”擔任畜牧顧問職務，為美帝收集情報。
11． 解放前夕準備全家逃往台灣。
1966年8月某一天下午，全院專門召開“張龍誌批判大會”。龍誌那天一直被小將“跟蹤保護”，也沒有機會吃午飯。文燦看到龍誌臨行前在一個學生的陪同下回到家裏，在廚房端起米湯小鍋，匆匆喝了幾口廚房剩下的冷稀飯，便急急忙忙去開批判會了。會上，龍誌低頭站在台上，被定為“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和“漏網右派”。學生教工輪流批判發言，罪名不外崇洋迷外，崇美親美；宣揚成名成家，和黨爭奪下一代；反對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等。全體學生教師多次在學生梁XX的帶領下高呼口號：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三反分子張龍誌！”
“把張龍誌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隻腳！”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
最後上台發言的一個竟然是龍誌愛人桂琴，她剛才從晉中榆次參加了一年的“四清”運動回到學校。她工作非常積極努力，正在申請入黨，因為鄉下營養不良，她臉上的浮腫未消。據了解她的入黨申請已經被四清工作隊上級領導批準，大概由於她家庭和社會關係的問題，而轉回到山西農學院黨委研究未被批準。在接踵而來文化革命中壞事就變成了一件好事，否則她會被冠以“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的罪名，罪加一等，老兩口子處境將會更加困難。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桂琴顯然被動員、被迫上台與龍誌劃清界限。用她那顫抖的聲調做了十分鍾發言，大概說龍誌要孩子們走“白專”道路，政治上沒有要求進步等等。誰知招來竟然是雙重批判，第二天在桂琴工作的圖書館外又貼滿了批判她的大字報，桂琴被扣上“包庇開脫”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學校裏零零星星也出現一些關於桂琴家庭情況的大字報，說她出身“大地主”家庭，一個兄弟在1951年被鎮壓。她也當然受到人們的許多白眼和冷風熱潮。這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宛如晴天霹靂，桂琴一急之下 胃出血住了太穀人民醫院。
龍誌看到此番來者不善，聯想到自己解放17年來因為與美國人的關係屢屢遭受審查交待，家中那幾十張在美國留學和美國教授等人合照的照片恐怕難再以保存了。在1966年6月夏日的一個中午，龍誌一聲不吭，麵帶憂愁和恐懼，匆匆把自己在美國時與美國友人，教授，同學的幾十張珍貴照片找出來，堆成一堆，忍痛付之一炬，內心活動不得而知。所幸並沒有全部燒毀，不然本書那幾張僅存的照片也不能幸免。果不出所料，在接踵而來挖地三尺的抄家運動中，那些照片一定會成為“紅衛兵”造反的獵物。而在3年多之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龍誌再次被隔離交待和美國人的關係，甚至被作為“美國特務嫌疑”審查了兩年多時間，那些照片也很可能會成為“證據”給他帶來更多麻煩。
二、忍辱負重不易輕生
過了沒幾天，農學院又掀起了遊街邪風，今天這家，明天那家。龍誌和桂琴尤如驚弓之鳥，一聽到鑼鼓聲就心驚肉跳，知道難逃脫這一劫，但又不知哪天會大難臨頭。果然在八月的一天清晨，龍誌家門前突然由遠而近，鑼鼓聲大作，動物科學係的學生前來造反。桂琴急作一團，如臥針氈，一再催促文燦趕快起床，急促地說“來了，來了，學生們來了，你不是愛看熱鬧嗎？快起來嗎！”。一家人像被圍困在山洞中的幾隻無處躲藏的羔羊一樣，必須準備麵對前來的淩辱和抄家。學生將大字報和漫畫貼滿了家裏外的牆壁，說龍誌是豬頭，利用養豬學來反黨。更有甚者，他們還精心準備了一頂高帽子，一個大牌子，讓龍誌戴上。然後命令桂琴出來，將另外一塊寫有汙辱字句“三反分子張龍誌”的白布讓桂琴縫在龍誌外衣背後。文燦看到桂琴匆匆進屋拿上針線，用顫抖的雙手匆忙縫上，麵無表情，隻有極度的恐懼和驚慌。
學生臨走竟然命令龍誌站立在門前繼續低頭認罪一個小時，並規定從此出門必須戴帽子，掛牌子，穿那件衣服。可憐的龍誌在學生走後還默默地站立在院裏，麵無表情，目無可視。甚至受到一個智障傻小子的汙辱，更多的鄰居則躲在自己家窗後偷偷觀看，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文燦曾一次在校園裏玩耍時正好在學校中間道路的收發室附近碰見龍誌戴著那些東西，穿過學校大院。他麵孔蒼白，眼睛看著地，緩緩地從科學樓走向勞改農場。龍誌一定看見文燦了，但目中無神，表情麻木，似乎誰也不認識，隻是低著頭，甚至沒有看文燦一眼。龍誌一定不願讓自己的兒子見他如此尷尬，但又無法躲避，無處躲藏，所以如此麵孔凝重。龍誌此刻一定忍辱負重，無所適從，但又不願在他自己兒子麵前表示出來。文燦還隱隱看到他父親內在更有一斯光明磊落，大義凜然，從容不迫，處之泰然的堅毅神態。
難以言表此刻他們父子二人彼此的複雜心情。文燦當年僅是一個15歲的少年，看見自己的父親被整成這般模樣，心中似如萬箭鑽心，百感交集，十分不是滋味，覺得父親好可憐，而自己又愛莫能助。憤憤不平地想道：學生們的心也真是太歹毒了，別出心裁，其他的“牛鬼蛇神”遊街也就一兩個小時，過去就漸漸淡化了，而自己父親則變成了天天被遊街。龍誌萬萬沒有想到，自己19歲年輕時雄心壯誌，滿腔熱血離開榆林，步行到太穀銘賢中學求學，清清白白奮鬥了一生，為的隻是實現精忠報國的理想。誰知道37年後鬥轉星移，到頭來過去的一切努力和成就都成為罪過，成為被批判的內容，以致在自己奮鬥一生的校園內遭受如此屈辱，甚至失去了一個普通人起碼的尊嚴。
到了九月份，龍誌家和其他一些人家一起被抄家，龍誌家門口被貼上了封條。龍誌當時已經和其他“一類勞改人員”一起住到了學校農場，母親由於胃出血在太穀康複醫院住醫院，文炳在太穀中學住校。文煥和文燦搬了幾件經過檢查的簡單行李和衣服到一個臨時住處，沒有床鋪，他們就在地上打鋪睡覺，在食堂吃飯。三個月後，抄家完畢，家裏一片狼藉，廚房的地磚被撬開，挖地三尺，據說是找“電台”。家裏僅僅損失一部分首飾和錢財，龍誌之前已經將和美國友人的照片燒毀，學生們一無所獲。
文革初期無疑是對龍誌及桂琴毅力的最嚴峻的挑戰，一個是兢兢業業的知名學者；一個是積極上進的國家幹部，一夜之間，名譽掃地，甚至喪失了人的起碼尊嚴，遭受到有生以來最大的劫難和汙辱。龍誌表現出來的是茫然和麻木，桂琴則多次因為胃出血住了醫院。怎麽讓他們理解這場運動？但文燦從來沒有看到龍誌和桂琴在孩子們麵前，甚至私下有過任何不滿，抱怨，表示，語言，甚至神態。他們還是檢查自己的過錯，正麵正確對待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隻是把一切痛苦和希望都深深地埋藏在心裏。
學校有一個人在運動初期無法承受壓力而自殺了（楊岱莆先生），龍誌當時和後來遇到多次“不堪淩辱”的情況，因為按照儒家“士可殺，不可辱” 的氣節，龍誌也都有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輕生想法。但桂琴一再寬慰他，“真金不怕火煉，我相信你沒有問題，怕啥子嘛？”，“你走了，一了百了解脫了自己，丟下三個上中學的兒子，讓我怎麽辦？”，勸他不能那樣做。龍誌也知道自己的許多曆史問題無法求證，如果死的不清楚，一定是有重大問題隱瞞不敢交待，那時叫“畏罪自殺”，反而死無對證，罪上加罪。隻有活著才有希望爬起來的一天。更為重要的是，龍誌覺得是他的罪孽害了他兒子們的前途，他不能自私地一走了之，而是要臥薪嚐膽，悔過自新。為了他的事業，為了孩子們去再次向命運挑戰，爭取黨和人民的寬恕，為孩子們的成長鋪平道路，而不是給愛人和孩子留下更加沉重的經濟和政治負擔。
就當時的情況，龍誌活下去要比輕生難的多。後麵將會多次提到，龍誌其實是一個為人民，為國家，為事業“視死如歸”的人，隻不過學習領悟了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思想精髓，不願做無謂的犧牲，對個人人格的侮辱和利弊得失表現了超然的忍耐。所以，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和權衡，他選擇了更艱難，更具有挑戰，更為智慧的生路。
龍誌的“生死之道”是他人生最大的亮點之一，在一次次麵臨生死考驗和艱難選擇時刻，特別是在接踵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龍誌麵臨著更為艱難困苦的生死考驗，他破例寫了200多篇日記（見附件）來記錄自己的真實思想。在十年之後形勢改變，他年老體弱帶病辦培訓班時刻，在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擇寫《我的自傳》之中，都有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和表述，且容慢慢道來。
三、拖累孩子因禍得福
文革開始之後，在當時盛行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影響下，龍誌的三個兒子也開始了他們 “狗崽子” 的生涯。他們自己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這點，實際上他們的“家庭政治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雖然他們自己認為“家庭成分”還是“城市貧民”，比一般人還不差。但那個成分已經宛如杯水車薪，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了。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前，他們還不知道“政治歧視”是怎麽回事。其實“階級路線”從1964年就開始了，他們的許多同學因為“家庭政治問題”被擋在了中學校門之外，早早就到農村插了隊。
文化革命那年，他們兄弟三人都正在讀太穀中學，老大文炳高二，老二文煥初三，老三文燦初二。那時“政治掛帥”，講究“階級路線”和“家庭成分”，家庭成份和家庭情況成了評判一個人的重要標準。因為有這樣那樣“家庭成分”問題的人為數不少，另外還有毛主席“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教導，兄弟三人倒也沒有完全被排除在造反組織之外，除了那些“根正苗紅”的人自己成立的“紅衛兵”組織之外，他們還可以參加一些“紅外圍”組織。當然，運動開始表麵上他們屬於被“團結”的對象，而不是被“運動”的對象，他們自己也並沒有意識到在“實質上”的歧視。因為到了當兵、分配、找工作、甚至找對象的關鍵時刻，他們每次被拒之門外，全家才感覺到“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滋味。實際上，在那後來的十年裏，全家被“打入另冊”，再沒有抬起頭來。
1966年夏天太穀中學開始“停課鬧革命”，成立了許多“紅衛兵”組織和形形色色“戰鬥隊”，學校領導機構癱瘓。大概在7月份，“革籌委”決定讓年紀較小的所有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回到各自家裏去。文燦本來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回到農學院後，響應號召，組織了學校的中、小學生成立了“紅闖將”戰鬥隊，有不到20個人。文燦知道自己的名字有“學而優則仕”的味道，暫時也給自己換了一個革命的名字“向東”。那個名字沒有給他解決任何問題，隻是他“黑五類”的身份沒有被馬上點破而已。後來，隨著他自己政治身份的改變和暴露，他的那個革命的名字也就進入了記憶，再也沒有被人提起，包括他自己。
文燦領導的戰鬥隊給小學部的老師貼大字報，批判自己曾經受到的“學而優則仕”教育。學校的教師們評論，“當年你們自己要求加強學習，害怕考不上太穀中學，現在恩將仇報，又回頭批判老師”。後來，在學校大學生的“輔導員”幹預之下，“紅闖將”戰鬥隊一分為二，家庭沒有問題的叫“紅衛兵”，家庭有問題的改名為“造反隊”。幾個月之後，這兩個戰鬥隊也就自生自滅了，中學的同學都回到了太穀中學搞運動去了。小學的同學就放任自流，後來又陸陸續續地開了一點中學課程。到了1969年10月插隊時，農學院在太穀中學上學的一部分同學又和那些當年上小學的同學們一道插了隊，其中大部分原“造反隊”成員。此乃後話。
1966年夏天，全國“紅衛兵”開始了全國大串聯，交流和傳播“革命造反”經驗，把文化革命烈火引到各個全國角落。開始還可以乘火車汽車，不需要要買票，但是中央很快發現，全國幾千萬串聯學生已經造成鐵路和公路交通的癱瘓，使火車車廂裏座位下，行李架上，甚至廁所裏都塞滿了串聯學生。於是就提出了步行串聯的辦法，學生們自願組成小組，自己背上行李，從各地奔赴湖南“韶山”，陝西“延安”；江西“井岡山”，貴州“遵義”等等“革命聖地”以及各個大中城市。一路上都到處都有接待站，一般吃住在當地學校教室裏。文炳和董華及其他幾個要好的同學，從山西太穀出發，先是步行到北京，參加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見紅衛兵。回來以後又揮師南下，步行3千裏，行程50多天到達江西井岡山。其間文炳為了回頭找一條忘記拿的武裝皮帶，和同行的同學董華走散了，董華將文炳的行李先行帶回太穀家中，可把龍誌和桂琴急得團團轉，以為文炳出了什麽事，直到十幾天後，文炳一個人安全回來，一家人才放心，那大概是發生在1966年底的事情。
很快，太穀中學的形形色色的戰鬥隊和群眾組織因為政治觀點和在社會上“站隊”問題，最終分裂為勢不兩立兩大派。他們兄弟三人都屬於比較保守的“遵義兵團”一派，與山西省的保皇派“指揮部”為一派。在太穀中學，他們的對立麵是“指揮部”，屬於山西省“紅聯站”一派。
到1968年，兩派的文鬥演化為武鬥，成立了的“武鬥隊”。文化革命的鬥爭“大方向”也由運動初期的“一鬥、二批、三改”轉化為兩派之間的“文攻武衛”。他們兄弟們基本上成了逍遙派，被排斥在武鬥隊之外，一方麵人家不要他們，因為家庭條件不好，武器有限。另一方麵，他們也有自知之明，不去參加那些過激和危險的行動。龍誌也不讓他們參加。
回頭再看，那些“歧視”也並不是一件壞事，相反是一件大好事。因為那些運動中被重用的“激進分子”和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頭頭”也沒有得到任何收獲，大部分人都對於那段曆史不堪回首。每天就是寫大字報，集中開批判會，上街遊行示威，參加武鬥，“打、砸、搶、抄”。不但白白浪費了幾年的大好時光，而且幹了許多違法亂紀，傷天害理，無法無天的壞事。個別年輕學生甚至在武鬥或其它活動中失去了年輕的生命，被形容為“白天死了的白死，黑夜死了的黑死”。也有人因為武鬥期間殺人放火，後來難逃法網，以命抵命或者坐監終身。實際上，隻有像他們兄弟三人那樣的逍遙派的下場結果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一來沒有資格“出人頭地”參加運動，甚至參加兩派武鬥去整人、害人甚至殺人，二來也沒有因此受害被害。後來都在龍誌的教育和形勢的逼迫下，走上了自學成才的道路，成為他們一代人中的佼佼幸運者，乃不幸之大幸。不能不說是因禍得福。
1966年秋天，桂琴和往年一樣，與學校婦聯縫紉組聯係為她的三個孩子縫製冬天棉衣，後來竟然遭到“革命群眾”拒絕。理由也是他們不為“反動權威”的“狗崽子們”服務，桂琴隻好找附近農村楊家的張大娘，通過她找到裁縫幫忙才做好了過冬的棉衣，那時候也有好心人，農村裏好心人要比學校裏多。後來幾年，桂琴就找學校裏後勤處書記梁垠慶愛人縫紉全家衣物，再也沒有用過婦聯縫紉組。
從1968年6月起，在文化革命開始兩年之後，龍誌與學院的其他有“問題”的牛鬼蛇神的月工資被改變為生活費。龍誌的工資也從過去的每月201.5元下降為每月60元生活費，其中給龍誌生活費30元，給他的三個兒子每人每月10元生活費。這樣桂琴每月60元的工資就真正對他們家庭起到了“半邊天”的作用。
龍誌全家也就開始和其他普通人一樣，過上了相對緊張的日子。盡管如此，由於桂琴的工資照發，龍誌一家的生活還是比一般普通人強一些。對於在勞動改造中的龍誌來講，可以大大縮短他這個被監督改造“對象”與工人、學生及年輕教師間的距離，與工人兄弟“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與他們“打成一片”。好在龍誌和桂琴都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慣了的人，為了明天，他們都堅毅麵對生活的挑戰，沒有半句怨言。對於成長中的兄弟三人，一下子落到到社會底層，經受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歧視、磨難和鍛煉，真正嚐到了社會上的甜酸苦辣和人世間的寒熱冷暖，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他們也積極參加了許多自食其力的工作，文炳學木匠，文煥學修鞋、修鎖，文燦在員工灶義務幫廚。武鬥升級後，龍誌讓文煥和文燦回到陝北榆林跟三叔學習中醫，以圖謀生。他們兄弟也打過馬草，當過泥水匠臨時小工，挖城牆磚以及到太穀苗圃，良種場，和農村工作。鍛煉自己，鋪貼家用。
四、勞改磨練潛心鑽研
文革開始後不久，龍誌和其他一些被“揪出來”的幾十個“牛鬼蛇神”，包括農學院院長，各係的主任，主要教授，和有曆史問題的人被列為一類勞改人員，都被集中吃住在學校農場勞動改造，不許回家[2]。文革前他們受到特殊照顧，學校專門有一個高級小灶，龍誌文革前常常在那裏招待他周末回家的三個兒子。文革開始，那個小灶也被取消了，炊事員寫了一條通知，命令“牛鬼蛇神”端起你們的“豬盆狗碗”，滾蛋！
後來，那些有問題的牛鬼蛇神又被送回各係接受“群眾專政”。動物科學係很快就宣布“勒令”龍誌到畜牧試驗站去喂豬，接受工人階級勞動改造。那是1967年春天。
前已述及，龍誌於1958年親自創建的畜牧研究站由一個種馬人工授精管配種站，一個奶牛場，一個實驗豬場和一個飼料加工廠組成。配種站飼養著幾頭純種蘇聯進口重挽馬種公馬和種公驢，高大雄壯，為當地農民的矮小土種蒙古馬、土種毛驢進行人工授精和品種改良，產生體型高大、價值不菲的役用騾子。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畜力是北方農村車馬運輸和農業耕種的主要動力來源，配種站在改良北方蒙古馬和本地毛驢的作用就非常之大。奶牛場飼養著40餘頭荷蘭黑白花母牛，解決全校牛奶飲用。種豬場飼養著十幾頭巴克夏，約克夏，內江公豬和60餘頭母豬，大部分是本地土種，內江豬和與巴克夏豬的雜交後代，這些雜種豬後來又選育成為山西黑豬的基礎群。由於文化革命，科學研究被迫中斷，種豬場的中心工作就是維持正常生產，為周邊的農民提供內江種豬和雜交肉豬。
雖然龍誌和豬打了一輩子交道，過去常常到實驗站去參加勞動，冬儲夏搶，收集科學數據等等。這次卻是真正大批量飼喂母豬，完成一個普通工人的工作量，必需采用限量的口糧（每天每頭豬一斤精飼料，即玉米麵），完成每年規定仔豬生產指標。而且就在他親自籌款、設計建造，多年苦心經營的試驗站裏。
龍誌開創的實驗豬場的飼料加工方法基本上是采用過去山西農村“窮養豬”的一套加工飼養方法。飼料作坊裏有幾口大鍋，每個飼養員分有一個。飼養員的工作就是將米糠，粉碎的玉米軸，甜菜渣，酒糟，醋糟等粗飼料在鍋裏煮熟煮爛，然後用一個大勺子裝到水桶裏，趁熱挑到幾十米外的豬圈裏喂豬，一次不能喂太多，怕豬厭食，叫“少喂勤添，先稀後幹”。每個飼養員還有一個小水缸，裏麵放的是發酵的玉米麵糊糊，叫精料。在豬隻吃粗飼料吃的差不多了，在最後將少許精料喂上，叫“先粗後精”。總之，就是想盡辦法讓豬多吃多喝粗飼料。
當時57歲的龍誌已經多年沒有參加重體力勞動，現在卻每天要擔幾十擔超過百餘斤重的豬飼料喂豬，還要割苜蓿喂豬。另外要出豬糞，打掃豬舍。更重要的是要為母豬配種，接產和護理仔豬。作為一個勞改對象，他不僅要接受工人的監督，而且隻能幹好，不能幹壞。如發生任何問題，就屬於階級敵人破壞，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並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
開始龍誌還不太適應高強度的勞動，有些困難，要求文煥或文燦去幫他喂過幾次豬，他們一塊配飼料，擔擔子，咯咯地叫著趕豬，割苜蓿，清豬糞等等。一次龍誌的豬沒有管好，一頭母豬帶領一窩小豬跑到了豬圈柵欄外麵，文燦親眼看見一個工人對龍誌大聲嗬斥叫罵，龍誌趕快將那群豬趕回，然後站在欄門旁邊，麵無表情，默默承受，大口吸煙，象一個做錯事的孩子。這樣情況是司空見慣的，任何工人、學生和教師都可以訓斥他。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煉，龍誌不但逐漸進入了角色，而且開始琢磨如何能幹的更好。夏秋季節，學院裏經常賣蔬菜，他總是拉一個小推車，到菜攤上去揀菜葉，用小平車拉回到幾裏外的牧站喂豬。他還經常冒著酷暑去割野菜，秋天在校園清掃樹葉，用小平車拉回去喂豬。作為中國“青粗飼料派”和“窮養豬”的代表人物，他是在做一個試驗，親手證明可以少用糧食，多用青粗飼料喂好豬，達到同樣的營養效果。
文革開始有人批判他的豬是隻吃糧食的“老爺豬”。牧站工人也說，“你是個養豬專家，應當知道如何不用糧食喂好豬”。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因為大量用青菜、野菜和樹葉喂豬，龍誌在那幾年中在完成生產任務的同時，曾為國家節省了幾千斤糧食。由於他精心飼養，他的工作完成的比一般飼養員要好。
如果按10－15斤野菜頂一斤糧食換算，在那幾年中老人家至少額外收集了幾萬斤菜葉、野菜和樹葉喂豬。很難設想當年一個近60歲的老人是怎樣幾年如一日地犧牲了自己午休和節假日時間，冒著烈日酷暑，一根根、一葉葉、一片片地把那幾萬斤菜葉、野菜和樹葉收集起來，用小車拉回到幾裏以外的試驗站，一刀刀切碎煮熟，再一擔擔擔到豬圈飼喂母豬。真是顆顆糧食，滴滴汗水，片片心血，他實際完成的是幾個年輕工人的工作量。龍誌在自己已經失去自由，以一個“勞改囚犯”身份，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
為母豬接產護理仔豬是養豬生產中的另一個難關。有時母豬半夜臨產，有的母豬沒有經驗會壓死自己的仔豬。另外，由於牧站比較偏僻，冬天餓狼吞食仔豬的事時有發生。寒冬臘月，北風呼嘯，為了保護他喂養的母豬小豬，他常常點一堆火，和衣蹲在狹窄矮小潮濕的豬舍裏，通宵守侯在母豬旁，一隻隻地為母豬接產，護理，徹夜不眠，第二天照常參加工作學習。在後邊日記中[3]也談到這種情況。後來（1972年）龍誌成為了“改造積極分子”，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上”為全校教師作報告，有人問他怕不怕，如果狼來了怎麽辦。他說:“如果狼來傷害我的仔豬，我就和它拚我這條老命!”那是他的真實思想，他不怕死，又不作無謂犧牲的思想可見一斑。在他勞改喂豬的三年裏，他在矮小潮濕、充滿臭味豬圈裏渡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無從考證。
在那樣的年代裏，豺狼並不是唯一的危險，真正可怕的是兩派武鬥的形勢。龍誌在畜牧實驗站勞改的三年，正是學院武鬥最凶的三年。文革開始不久，山西農學院也和全國一樣，革命群眾成立了許許多多革命組織，後來這些組織按照不同觀點合並成了“山農火炬”和“山農紅旗（指揮部）”兩大派，各自宣布自己為響叮當的左派。兩派間的“文攻武鬥”漸漸代替了運動初期對“階級敵人”的批判和鬥爭，繼而演變成為文革的主要形式和內容。1967年8月10日，山西太原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決死縱隊”武鬥隊，乘幾百輛卡車，手持長矛大刀，去平遙解救陳永貴回來路過太穀農學院，洗劫了由對立派“山農火炬”占領的教學主樓，將整個五樓的玻璃窗戶，儀器設備砸碎，圖書資料遺失殆盡。
1967年後半年開始，由於兩派武鬥造成社會動亂，無政府主義橫行，一些不法分子渾水摸魚，開始有了一些搶劫行為，特別是針對龍誌這樣的一類牛鬼蛇神被關、被管人員，他們家境比較好，搶了他們又不敢報案，再說那時天下大亂，也無處報案。龍誌有三個彪壯兒子，年輕力壯，文革中都在學習形意拳，遠近聞名，一般人也不敢輕易上門搶劫。他們也不敢大意，桂琴將家中細軟，也就是一些呢料、布料、被麵和其他貴重衣物分裝了五個箱子，其中兩個放到了自己家的頂棚上，其餘三個則用平車拉到太穀南門外文炳的同學苗際元家裏存放。一次半夜有不軌生人敲門，弟兄三人準備了菜刀和鐵鍬與之對峙，耀武揚威，大聲嗬斥，將外邊的幾個不速之客趕走了。
從那以後幾年，學院主樓一直是兩派武鬥爭奪的焦點。後來到了1968和1969年，武鬥升級，由長矛大刀變成了現代化武器。兩派武裝割據，每天高音喇叭，槍彈，手榴彈，地雷聲不斷。學院成了整個晉中太穀地區的兩派爭奪的武鬥據點，時或有教師、學生或工人被打死的報道。學生郭世民就是在上廁所時被對立派的神槍手在幾百米外射死的。學院裏家家都用床板，磚頭築起了工事，學生教職工都大部回家躲命。學院空了，基本上隻剩下兩種人，一種是兩派武鬥人員，另一種則是被改造分子及其家屬。雖然造反派忙於武鬥，無暇顧及他們，那些“牛鬼蛇神”也不敢貿然離開勞動改造工作崗位。龍誌勞改的牧場離主摟不遠，是火炬一派的領土，而他家住的南園則是紅旗一派的領地。那時候學校圍牆上到處是槍眼，又是工事，又是雷區。龍誌上班回家都要經過兩派的崗哨和中立隔離地帶，經常遭到舉手盤問。家家戶戶修築了簡單工事，用床板和磚頭把窗戶堵起來，以防不測。
1969年3月19日，兩派在太穀火車站、農學院、太穀紗廠和省畜牧研究所（現為山西生藥廠）周圍發生追逐槍戰。農學係主任，小麥育種專家，留美歸國的黃率誠教授正好和一隊勞改分子在兩派交火之間的麥田中勞動改造
，躲避不及，胯部不幸中彈。雖然校醫宋大夫不顧危險翻牆到現場搶救，但為時已晚，不幸慘死，終年僅53歲[4]。那次交戰中，文炳太穀中學的同班同學代彥福和太穀紗廠的一位工人也被打死了。
，躲避不及，胯部不幸中彈。雖然校醫宋大夫不顧危險翻牆到現場搶救，但為時已晚，不幸慘死，終年僅53歲[4]。那次交戰中，文炳太穀中學的同班同學代彥福和太穀紗廠的一位工人也被打死了。
那天，龍誌下午騎自行車回家比平時晚，滿頭大汗，渾身泥土，喘息之餘，發現隨身幾十年的懷表也丟了。原來他是從水溝裏爬過一段危險地帶，躲避了那一場槍戰。他雖然舍不得老懷表，但還是心有餘悸地說：“消財免災！消財免災！！”。龍誌算是撿了一條命，因為他回家的路上就經過那位學生被打死的地點。用槍林彈雨，九死一生來描述當時的情形一點也不過份。
過了不久，文燦在去太穀牛許村鄉下（原來的保姆王金鳳家）看望大哥文炳回來的路上，騎自行車走的很快，沒有注意，不巧在回到離家不遠太穀韓村附近，碰到太穀中學對立派的武鬥人員正在公路上攔路打劫。雖然不是同班同學，但也互相認識。文燦和兩個同時被劫持的外地來太穀的外調人員一起被拉到路邊，把棉衣脫下來，包在頭上，用槍托痛打一頓。還好，沒有傷到筋骨。因為那些武裝分子之中有一個文炳的同學說情，他們才沒有扣文燦的自行車，也沒有把文燦拉到他們武鬥據點進行進一步的折磨。
龍誌和桂琴看到來者不善，告誡兒子“人家打死咱是白打死，咱打死人要償命”。連忙於1969年3月和1969年4月分別安排文煥和文燦先後回到陝西榆林老家躲避武鬥，因為那時陝西省武鬥已經結束。學校裏大部分人都已經躲避到了外地，隻有兩種人留下來，即武鬥人員和那些勞改分子。龍誌老兩口則勇敢地留在了武鬥和勞動改造第一線。他們和學校裏其他留守人員一樣，家家戶戶都修了工事，用外麵用磚頭，裏麵用鋪板將四麵窗戶堵死，防止流彈和爆炸物進入室內，保護自己生命財產安全。
在那漫長的日日夜夜裏，龍誌基本上吃住都在牧場。有時回家拿點吃的東西，除了喂豬外，他自己還要燒火做飯。他帶的最多的東西就是玉米麵和鹹菜。三年中，他吃的和工人一樣，就是每天三頓玉米糊糊就鹹菜。穿的也是補丁落補丁的布衣服，和工人沒有兩樣。值得一提的是龍誌和工人朝夕和諧相處的上下級關係，雖然他過去貴為那些工人的領導，但是此時此刻，他是一名向工人請示匯報，心甘情願接受監督和工作安排的“被領導”，和知心朋友。工人們有這樣那樣的經濟困難和家庭問題，老人孩子生病，紅白喜事等等，龍誌都熱心幫助他們解決。他們借龍誌的錢有時也不還，龍誌從來不追討，難得糊塗，隻當送個人情。記得有個青年工人蠻娃要回農村老家見對象，龍誌借給他自己舍不得穿的新襯衣，後來對象果然談成了。
當然，作為勞改分子，他從來沒有享受過一天公休假日，甚至沒有到澡堂洗過個熱水澡，也沒有留下任何照片。幸虧龍誌年輕時候吃過很多苦，所以用“脫胎換骨”來說龍誌勞改中所遭受的磨難並不完全準確，可以算是真正經曆了臥薪嚐膽，死裏求生的戰鬥洗禮。在那難忘的歲月裏，龍誌夫人桂琴也一直寸步不離地陪伴著他，給他一日三餐生活上的幫助，是他的堅強後勤，更重要的給他生存下去的勇氣希望，家庭溫暖和莫大精神慰寂。
經過1966-1969形勢動亂，實際上大部分時間是無政府的混亂狀況，龍誌自己卻三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全心全意在勞動改造中重新作人，思想意識得到了提高，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績。雖然當時在兩派武鬥的混亂形勢下，除了老天和畜牧實驗站的工人外，沒有人會注意到龍誌在工作中的成績和問題。另外，龍誌身體得到了體力勞動鍛煉，竟然比文革前還有所改善，可以說無形中為下一步更加慘烈暴風雨的來臨做好了生理上的準備。當時龍誌並不知道，他的磨難並沒有因為他的“積極改造表現”而減少，相反，他一生中最為嚴峻和慘烈的精神折磨和肉體考驗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馬上就要開始了。
有詩為證：
《勞改喂豬》（文革前三年，1966-1969）
一夜落難為下人，從頭學起作小工。
頂班喂豬盡心幹，不輸工人敢比拚。
挑擔割草樣樣行，槍林彈雨照出勤。
傾盆汗水洗舊過，滴滴心血鑄新身。
寒夜接產千堆火，酷日拔草萬擔青。
寒夜接產千堆火，酷日拔草萬擔青。
菜幫樹葉野花草，一株一葉注深情。
母壯仔肥超定額，節約精料數千斤。
蒙冤歲月知雅量，危難時刻見信心。
P_9.1. 文煥、文燦在榆林躲避武鬥與張龍田全家（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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