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一、花園校園幸福童年
龍誌家在學校南園的南端，為十家院之一家，是一個有客廳，書房，兩間睡房，廚房，餐廳和儲存室的一棟西式洋房，家中地麵鋪有木質地板，窗戶有玻璃紗窗，還有美國運來的一套水暖設備，由一個小鍋爐、水箱和水管組成，後來因為鍋爐燒煤太多，便改成用我國北方的鑄鐵煤爐和煙筒取暖。解放後，學校陸續派來了許多工農幹部，房子緊張，隻好把洋房一分為二，住兩戶人家，龍誌住在朝南的正房（原來的客廳）和另外兩間房，他們又自己加蓋了一間廚房。房子周圍有幾棵丁香樹和桃樹，龍誌和孩子們自己又種植了幾棵葡萄樹。龍誌家周圍有兩塊一二分大的空地，他們在地裏種植了西紅柿，向日葵和玉米。每年春天，全家人為土地翻土，施肥，播種，為葡萄樹搭架子，房前的一棵葡萄樹的架子和家裏的客廳連起來了，全家人到了夏天可以乘涼。夏天要為西紅柿，玉米除草，澆水，施肥。龍誌家的附近被一棵棵高大的楊樹，柳樹，槐樹，榆樹，杏樹環繞，溫暖的陽光一年四季都從樹枝間照射到院子裏和家裏。
到了春暖花開時，家裏的那幾棵野生桃樹和滿園的近百棵野生杏樹上率先開滿了粉紅色的桃花和杏花，整個校園的天空和地上成了一片粉紅色的汪洋大海。隨後楊樹和柳樹也發出了枝枝綠芽，楊柳絮隨風飄揚。過幾天，丁香花，榆樹花（榆錢）也開了，院子裏飄蕩著一陣陣清香。孩子們爬到樹上，大口大口吃那新鮮可口，微微帶一點鮮香味的榆錢。在北方，榆錢又可以做菜，和玉米麵一起做成半幹狀況，先蒸汽熟了再炒一下，叫“窟蕾”。夏天是槐花盛開的季節，微微帶一點甜味的槐花更是香甜可口，槐樹上有許多刺，最好采摘的方法是用一個木杆，前麵綁一個鐵鉤，把一枝枝槐花折斷，槐花也是做“窟蕾”的原料之一，有一點甜味。
那滿園的杏樹上的果實才是是淘氣的男孩子們從晚春到深夏解饞的小吃和美餐。從四月底到五月初，杏花開放，招來嗡嗡的蜜蜂采蜜，一兩周後，毛杏便結在花蕾下麵，有了豌豆大小。孩子們就開始采摘那些低處抬手可得的“綠蛋子”享用，毛杏的肉酸的打牙，白白的杏仁還是黃豆大小，軟軟的一個小包。杏仁白色的外殼開始是軟的，也可以吃。再過一兩周後，毛杏便有麻雀蛋大小，杏仁開始變硬，但是毛杏肉和杏核分不太清，可以將那層肉啃下來吃。再過一兩周後，毛杏肉開始發白，杏核開始發黃變黑，肉和核可以分離了，杏兒算是可以吃了，不過還是又酸又澀。再過幾天，到了大概夏至時節，那些毛杏開始半黃半綠，有七成熟了，大概有了鴿子蛋大小。孩子們等不到全部成熟，便展開了“大舉進攻”，他們一群一夥圍在樹旁，從地麵上用長杆，用石頭、磚塊、土塊將杏兒打到地上，被所有的男女孩子們一搶而光。膽子大的男孩們便爬到樹上，將摘到杏兒滿滿地裝到內衣背心和肚子之間的空擋裏，一個個變成了“大肚娃”，將那些“戰果”帶回家裏慢慢享用。樹梢上的杏兒往往要大一些，肉要厚一些，味道也甜一些，因為能夠曬上陽光，向陽的一麵是紅色的，就是所謂“紅杏出牆”，為每棵樹中的精品，也最難摘到。久而久之，孩子們便知道了每棵杏樹的特點，如成熟期，口感口味，甜酸苦澀，甚至杏仁的甘苦。在每棵杏樹都被“掃蕩”完了之後，每到刮風下雨，許多在高處看不見，夠不著的杏兒會落到地上，隻有那些杏兒才是熟透了的精品，黃裏透紅，酸甜可口，個頭又大，又軟又好吃，平時隻有那些饞嘴的烏鴉和其他鳥類才能享受得到。
龍誌家門口的那幾棵桃樹結果期比杏兒要晚，剛剛長出的毛桃卻與毛杏不同，一來桃子外麵的那一層厚毛不容易去掉，弄不好搞得全身到處是桃毛，周身發癢；二來桃肉木木的，甚至沒有一點酸味，一點也不好吃。到了初秋，後來者居上，大批的桃子才熟了，大部分是黃綠色的，有的在尖上和向陽麵有一點紅色，肉是白色的，個頭也比杏兒大的多。有的桃核是木色的，有的桃核是紅色的。龍誌家在好年景可以收獲到上百斤桃子。桃子是甜的，沒有杏兒酸，而且和杏兒不一樣，桃子吃多了也不壞肚子。在三年困難時期，那些桃子是龍誌孩子們的絕好營養補充。在上世紀50-60年代，那些桃樹和杏樹上的果實陪伴龍誌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夥伴朋友們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
每年待到春暖花開時，銘賢校園參天古樹林裏的鳥兒有斑鳩、白頭鴖、扁鵲、烏鴉、喜鵲、麻雀、黃鶯、啄木鳥、喜鵲、伯勞、山雀、鬆鴉、杜鵑、秧雞、八哥、藍雀、灰鶴、鸚鵡、 ...。他們載歌載舞，齊聲歌唱，還有那老鷹在高空雲端靜靜地盤旋。滿園的杏花、桃花相繼開放，校園被染成了粉紅色的海洋。再加上滿園的植物花卉也競相吐豔，校園內鳥語花香，萬紫千紅。蜜蜂和蝴蝶在暖暖的陽光下飛來飛去，楊柳絮隨清風輕輕漂在地上，宛如片片薄雲。槐樹花，丁香花也不甘寂寞，綻放出迷人的芬芳，香氣襲人心肺。那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幅立體人間仙境的畫麵，令人陶醉，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有詩為證：
【七律】《春色滿園》
日麗草青浴清風，萬紫千紅爭豔春。
漫天杏花落粉雨，遍地柳絮浮薄雲。
群蜂嗡嗡忙采蜜，彩蝶翩翩逛花城。
蟬兒百鳥啼不住，槐芳丁香醉學人。
在上世紀50-60年代，學校裏的森林樹木是那麽茂密，夏秋兩季，飄揚滿地的樹葉顯然是當年龍誌飼喂那些饑寒交迫的試驗豬的得天獨厚好飼料，以榆樹，槐樹和楊樹葉最受豬的歡迎。龍誌的弟弟張龍田在50年代初來太穀探親訪問時，龍誌讓他義務打掃樹葉喂豬。後來龍誌自己在文化革命中間也經年累月地收集樹葉、野草和菜葉喂豬。為國家節約了幾千斤飼料。龍誌是在試圖解決我國當時糧食緊缺的問題。當然，那些樹葉和青草，應當是上帝主要為馬、牛和羊等草食動物準備的，豬是單胃雜食動物，對粗纖維的利用能力有限。前已述及，龍誌對中國雜交豬對於粗纖維利用的研究方麵獨樹一幟，也解決了當時國家在養豬生產上的大難題，其中也有樹葉的功勞。
到了60年代後半葉，史無前例文化革命開始，天怒人怨，天氣變得越來越幹旱，太穀地區的降雨量越來越小，鐵路兩旁的許多有一兩個足球場大小的水塘都漸漸幹涸了。太穀縣城東邊有個小湖，叫“東城濠”，約三四個足球場大小，城西南腳也有一個小湖叫“西苑”，有約五六個足球場大小。在縣城東麵和南麵約10裏地，有儲水量較大的石象村水庫和侯城村水庫，後來也不能幸免，在文革後期也一個個漸漸幹涸了。
農學院那些杏樹桃樹開始遭遇幹旱，一棵棵開始老化死亡，產量一年不如一年，到了70年代初就幾乎全部都死光了，包括哪些滿園的丁香樹也是如此，似乎都難逃“生老病死”的厄運。與此同時，滿園春光的褪色也讓大部分棲身於樹林中的千百種美麗的鳥兒遠走高飛，失去了蹤跡，隻給人們留下了一些烏鴉和麻雀，成為美好的回憶。
銘賢學校的許多高大的楊樹，榆樹，柳樹，槐樹和鬆柏樹，曆經多次砍伐，剩下的還有幾十棵百年老樹，已經如同文物一般見證曆史。當然，在那文化革命十年期間，龍誌一家的政治命運也似乎和那些杏樹和桃樹，以及那些水塘湖泊的命運的命運一樣，達到了人生最低穀，此乃後話。
前已述及，在1951年銘賢學校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接管時，銘賢的小學部與楊家莊小學合並，學校的孩子們都在楊家莊小學上小學，楊家莊小學隻有初級小學四個年級。在1958年大躍進的熱潮中，山西農學院小學部成立，而且是一下子就設立了小學六個年級，包括了初小和高小。用李子康院長的當時的話，農學院小學部一下子就下了6 個蛋。其中當然難免有“大躍進”的成分。學校的老師大部分是農學院附屬農校畢業生擔任，有梁玉金，楊根思，徐琳，任德義，孟憲曦，李夢英等，負責人是苗原和李桂榮。校舍先在農學院南院崇聖樓附近一個小院，後來又搬到北院老爺廟裏。
農學院附屬農校（專科部）1962年撤銷後，其部分校舍也歸於小學部使用。文化革命後期，小學部又辦起了中學，更名為山西農大子弟學校，教職員工也大大增加，現在已經成為太穀縣的重點中小學之一。
龍誌的三個孩子從1958年起，就在小學部上學。他們的主要老師有徐琳老師，梁玉金老師，任德義老師，孟憲曦老師。其中，徐琳老師教文炳和文煥的小學5-6年級的語文和數學課程；梁玉金老師教授文燦小學5-6年級的語文和數課程。那兩門課是小學升初中的全縣統考課程。兩位是小學部的王牌老師，工作認真負責，教學嚴肅生動。那時太穀縣僅有一所重點中學。在考中學升學率上你追我趕，競爭激烈，使小學部的升學率在太穀縣名列前茅。小學部的學生到5-6年級，學校借用大學教師開設了英語教學，在太穀縣獨樹一幟。學生大大受益，家長也非常滿意 。
文化革命結束後，許多當年在小學部的學生在社會上嶄露頭角，成為留美博士，政府高官，公司高管等等，平心而論，他們雖然在文化革命中失學，但是在小學部的嚴格訓練使他們在成長的道路上打下了堅實知識和道德基礎，功不可沒，此乃後話。
龍誌因為自己在青少年時期為了受教育經受了太多的磨難，也深深理解教育要從小孩抓起。所以從小時候起，龍誌常用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來教育他的孩子們。雖工作繁忙，龍誌經常在百忙之中訪問老師。不管他在那裏，督促他的孩子們的讀書學習總是他的頭等大事。
在龍誌看來，最令這他高興和引以自豪的就是他的孩子們學有所成。對他們弟兄三人，龍誌采用有別”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以指導學習方法為主，如不要粗心大意、課前預習、獨立完成作業、利用課餘時間記單詞等。中小學階段他的孩子們的學習成績都在力所能及的中上水平。1962年，長子文炳（小龍）沒考上太穀重點中學初中，龍誌為了要讓他的孩子們接受教訓，特地在家裏麵的儲藏室門裏麵貼上了座右銘，以誌不忘：
中學發榜了，幾家歡喜，幾家愁。
小龍敗北，出乎意外，粗心大意害死人。
此非蓋棺定論，事在人為，天道酬勤。
炳、煥、燦均須接受教訓，痛定思痛。
學而不厭，克勤克儉，奮發努力。
為張家揚眉吐氣！”
龍誌的諄諄教誨的確對他的孩子們產生了巨大的刺激和激勵，他們都暗暗下了決心，努力學習，用優異的成績向父母匯報，絕對不能辜負老人家的殷切期望。龍誌為文炳聯係了動物科學係的學生黨聖暄同學做家教補習數學。後來文炳和學校幾個子弟上了太穀城關中學，該校沒有英文教師。龍誌在百忙中為他們學校聯係農學院的陳經綱先生為英文教師，並且把自己的自行車借給他。龍誌還為城關中學解決農學院廢棄的桌椅板凳及儀器設備。
龍誌曾經多次訪問文炳的班主任梁老師，那時物資稀缺，一次龍誌竟然將1964年在北京開全國人大特供的幾合“中華”煙送給了梁老師。而他自己則買農民集市上出售的旱煙葉，用稿紙卷成”大炮”。文炳在龍誌的激勵下，開始努力讀書，學習成績扶搖直上，在城關三年中學數理化和英文門門第一，並且終於不負眾望在1964年高分考上了晉中“經緯紡織技校”，考試那天，英文老師陳經綱先生親自到場助威，還在把手表借給文炳使用。當然背後則是他父母的心血和汗水。為了將來能夠上大學，龍誌又親自出馬，經過晉中地區專署，與一位家庭困難願意上技校的女孩交換，如願以償將文炳送人太穀重點高中。
可是到了後來文革中間，高中生都找不到工作，而技校可以留下來做紡織技 工，做令人人羨慕“領導一切”的產業工人。文炳文革後期去了山西省果樹研究所當了農業工人，文炳和他的兄弟曾經為此懊喪不已。然而，“燕雀安知鴻鵠之誌”，他的孩子們怎麽能夠想到和理解龍誌的宏偉計劃和那些後來做夢都預想不到的結果呢？
龍誌從小要求他的孩子們不斤斤計較個人得失，更不能貪圖便宜。孩童時，他的孩子們有一次搶婚禮上的喜糖，龍誌知道後非常生氣，把他們的手打得紅腫。1957年文煥在楊家莊上初小時，把新買的橡皮鉛筆給了農村的小朋友，龍誌知道後點頭認可。有時他的孩子們揀廢棄的注射器當水槍玩，龍誌發現後堅決讓他們送回原地。他的孩子因拿了他辦公室的回形針和稿紙後他的嚴厲批評，龍誌還動員他的孩子們為他的粗飼料試驗四處遊走撿拾葵花盤和玉米芯。龍誌出差回來市內交通從不報銷，因說不清是辦公事或私事。
龍誌夫人桂琴對孩子們受教育也充滿了關懷體貼。從小教育孩子們不要貪圖小便宜，“小時偷針，長大偷金”。從1961年到1964年間的每年夏天，兄弟三人中都有一人要自帶幹糧，到位於縣城的名校太穀中學去參加全縣統一重點中學入學考試。桂琴每次都早早起來，為考試的人特製兩個糖餅子，煮兩個熟雞蛋，並且在餅子兩麵用菜刀工工整整地雕上“100”字樣，祝願孩子們數學和語文兩門功課雙雙考上百分，充滿桂琴對孩子們的後勤支持和關愛。唐代詩人孟郊的一首《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便是這一幕的生動寫照。 所不同的是，雖然他們的孩子們沒有遠離父母“赴京趕考”，但也算“赴城趕考”，幾千年來，天下父母望子成龍的愛子之心卻都是一脈相承的。
龍誌與桂琴的教誨和關懷還是見到了成效，1963年文煥以優異成績考上了重點中學。文煥上初中開始是俄語班，龍誌讓他轉學英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大學畢業後先後去美國學習，才知龍誌的遠見卓識。1964年，文燦取得了數學100，語文90，全縣第二名的好成績。記的一道數學植樹題很難，全班隻有同學穀大水和文燦作對了。後來上了初中學了代數，一次考試又出了那道題，許多同學用代數方程式也解不出來。
其實，能有那樣的優良學習機會和環境，他們兄弟還真是非常幸運的。除了學習成績外，政治因素已經開始作為“一票否決”的關鍵考慮了。從1962年起，在重點初中和高中招生中都要經過政治審查，開始執行所謂“階級路線”。有的同學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右派分子的子女都受到株連，被迫早早失學，到鄉下插隊，失去了進一步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兄弟三人至少在文革之前都幸運地，按部就班地在太穀重點中學讀初中，高中，按照龍誌安排的道路，準備上大學，走他自己過去走過的道路。不能不說和龍誌精心營造的“政治條件”有關。
龍誌自己一生都非常儉樸，無意物質享受。他怕孩子們成為紈絝子弟，玩物喪誌，深知愛子反誤，常教導：“學習上要向上看，生活上要向下看，要夾著尾巴做人”。除了學習用具外，基本不給他們買玩具，衣著也是補丁加補丁，都很樸素。孩子們小時候最大的心願是有滑冰鞋和氣槍，多次向龍誌請求，龍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時孩子們還寫信要求，龍誌始終不予理采，笑而不答。
記得從小吃飯總讓把撒在桌上的飯吃了，飯碗也得吃幹淨。到了太穀中學，龍誌讓孩子們三人都住校，和農村的同學同吃同住。當時的學生灶連供應的食油都買不起，有的飯吃了就燒心，宿舍有虱子和臭蟲，咬得孩子們渾身奇癢，苦不堪言。但從那時起，弟兄三人都能吃苦，不講究吃穿。這些品質的形成，讓他們在麵對以後的政治風雨和上山下鄉，以至安身立命，非常有益，勝過萬貫財產
龍誌忙於工作，很少顧及家務，僅在每年春節時做些榆林老家的炸豆腐炸土豆等。桂琴從小就訓練他們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喂雞養兔。家裏有個本本記著每人做的家務，以免爭吵。文燦十幾歲就騎車到鄉下割蘆子草，賣到馬車社掙零用錢。孩子們放學回家揀樹枝，一起燒火做飯，雖然煙熏火燎，倒也雷厲風行、其樂融融。
三、母愛無私共度難關
桂琴本是來自天府之國的四川，愛吃大米。來到太穀後，不僅漸漸地向保姆學會了做山西的麵食，而且精益求精，粗糧細作。龍誌是典型的學者，一心撲在事業上，工作忙累，家務事難以顧及。從1957年起，反右運動開始後，桂琴便將家中的保姆辭退了。那時保姆的月工資不到20元。桂琴的正式工作是學校圖書館的出納，每天樓上樓下跑上近十個小時。回家後另一個全職工作才真正開始。全家一日三餐，采買置衣，縫補漿洗，打掃衛生，日以繼夜，不可開交。加上弟兄三個男孩的衣食住行消費量大，一家五口人的家務事擔子比工作還重，桂琴卻將家裏家外安排的井井有條。
全國人民都必須為1958年的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付出代價。除了工農業生產“衛星落地”，1958年對於全國每個家庭的重大影響是“大辦食堂”。所有的人都被迫到食堂用餐。在農村，“大鍋飯”持續的時間不長，很快就將所有儲備糧食吃完了，就造成了全國性的大饑荒。由於農產品和副食品的極度緊張和匱乏，從糧、油、布、肉、蛋，到煙、酒、糖、茶，都實行按人發票、憑票供應憑票供應，每人每月的糧食26斤，油3兩，豬肉半斤，白糖2兩。還有紅薯幹，代穀粉，人造肉等不但沒有營養，連大便都困難的代食品。
因為營養缺乏，很多人都得了浮腫病。因為桂琴是四川人，本來對山西的麵食不能適應，那時更加困難，也得了浮腫病。給她每月特殊供應2斤大米也舍不得自己吃，省下來為孩子們炒個四川的“蛋炒飯”解饞。龍誌一家的一日三餐也成了很大問題，三個兒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饑腸轆轆，放學回家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掀開鍋蓋找東西吃。最為困難的是做中午飯，因為時間緊迫，下午大家都要上學上班。山西的煤灶往往不好用，有時還會熄火，很多情況下全家人眼睜睜地在苦苦等待著一鍋水開，然後下麵吃飯。為此桂琴特意加安了個柴火灶，大家到外麵撿樹枝回來，到中午，煙熏火燎，急急忙忙熱熱鬧鬧吃頓飯，果然比煤火灶來的快多了。
困難年代，國家對於高級知識分子采取了一些照顧，可以平價購買一些物品，龍誌曾經與另外一位教授分了一套黃色呢子衣服，龍誌抓鬮得到了上衣，可能是他解放後購置唯一的一件呢子衣服。平時舍不得穿，隻有外出開會時才穿上。
為了幫助大家度過饑荒，學校本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原則，為每家都發放了一塊“自留地”。龍誌親自出馬，率領他的三個兒子，為三分自留地種植了玉米，常常掏糞施肥，澆水，除草。夏天，秋天收獲後，收成還不錯，還要自己想法將玉米磨成麵粉，那時用的都是手工推磨。龍誌抽的香煙也脫銷了，開始自己到農貿市場買煙葉，自己炮製煙絲，拿報紙卷成“大炮”。既便如此，龍誌和桂琴也沒有任何抱怨，國家有困難，學校有困難，每個家庭也有困難。與大多數同事，同學們相比，龍誌和桂琴的工資收入還是相當高的，可以到太穀集市上購買高價副食品。有時還可以得到許多特殊供應和照顧，如自行車，呢料衣服等。
1961年，國家的外匯儲備也發生了巨大困難，經過國內層層挖掘動員當時國內為數不多與美國有關係的人士取回在美國的存款。因為中美沒有外交關係，西方國家一直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政府安排龍誌寫信，通過香港的一家銀行取出了自己在美國銀行的部分存款，為國家換取了幾千美元珍貴的外匯。國家為兌換外匯特供了外匯卷，可以平價購買以當時緊缺的大米，食油，食糖，毛料等物資。桂琴曾經多次帶領文煥，文燦坐火車到太原特供商店購買那些緊俏物資。為那幾年節衣縮食的生活雪中送炭，一時在不大不小的農學院搞得家喻戶曉，人人羨慕。有十幾萬銀行存款龍誌一家人實際上當時在農學院如果不能算是存款“首富”，也是緊俏物資上的“首富”。也有人嫉妒，趁機提意見說他“裏通外國，追求資產階級金錢和物質享受”。龍誌更願意與大家同甘共苦，不願張揚特殊，竟然告訴桂琴將剩餘特供的證劵放棄不用，任其作廢。
世間的事物往往是“相輔相成，福禍相依”，許多事情，當時看上去的一件“壞事”到時過境遷時就是一件“好事”。“槍打出頭鳥”，到後來的文化革命龍誌一家人也為此付出了較少的代價，關於龍誌多吃多占，生活腐化方麵的意見和大字報幾乎沒有。倒不是龍誌有先見之明，而是龍誌一貫謹小慎微、克勤克儉，在生活上和金錢上從來就沒有任何奢求，而是追求淡泊明誌，事業有成。
除了任勞任怨，相夫教子，公務家務雙肩挑，裏裏外外一把手，作為賢內助、好母親，桂琴的最大特點是知書達理，政治堅強，機智沉著，把握原則，明辨是非，公平正義。這一點在後來文化革命的黑暗時期和嚴峻考驗到來時刻，幫助龍誌和兒子們看到前途光明，度過重重難關，挽救了那個搖搖欲墜的家庭，表現出極大的遠見卓識和政治智慧，此乃後話。
《母愛》
難忘慈母養育恩，田園處處留倩影。
兒幼多病感風寒，請醫取藥步匆匆。
午炊青煙催辣淚，晚滌衣衫掛滿繩。
日日三餐注關愛，期盼父子建功名。
公務家務忙分秒，大事小事決斷明。
生死關頭見智慧，蒙難歲月知信心。
龍誌不僅對他的孩子兄弟三人的成長關懷備至，對於他的助教和學生的培養也是“誨人不倦，慈悲善良，愛生如子”。山西省農科院畜牧所高級研究員米文正先生2007年回憶道：
“我於1954年8月考入山西農學院（現改名山西農業大學），本年度招收的學生大部分是在職幹部。當我入學後，被分配到動物科學係，我本想上農學專業，因我原先在長治專署農場技術室搞小麥選育研究，從而背上了不安心專業的包袱。恰巧農學係有一位叫姚希義同學願同我對換專業，我倆找朱先煌教務長，取得同意。然後我找到動物科學係主任張龍誌先生，請求對換專業，當時先生態度很謙遜又和氣給我講，人們都願意吃肉、吃蛋、喝奶、穿毛呢料衣服，這些都離不開飼養的豬、雞、牛、羊；學畜牧就是學會怎樣科學飼養管理這些動物，提高它們的生產性能，講解了許多畜牧業的重要性等，最後告我你回去好好想想。經過十多天，我又去找張先生，一進辦公室，先生說：“聽說你愛吸煙”，就給我一支印度香煙，使我很難再提換專業的事了！先生就說：“你是否想通了，不再換專業了，安心學習好了”。然後就轉向聊天話題了。
二年級下半學期，先生讓我去豬場參加抗生素對肉豬飼養效果的試驗。先生帶我去豬場，開始教我為分娩母豬如何接產，怎樣給新生仔豬編（打）耳號，豬病了如何測體溫，試驗豬配合料人工攪拌時怎樣就能拌的均勻等等。這為我畢業論文做試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三年級後半學期，我去先生辦公室求教有關家畜近親繁殖時親緣程度計算方法中如何確定共同祖先等問題，先生解答完，就順便問我，你打算畢業論文做什麽課題，我當時答不出。先生說: “那咱們再多考慮考慮”。經過了一個多月，有一次下課後先生告我去他辦公室，先生熱情地告訴我，讓我做“大豆不同熱處理喂豬效果試驗”，事後我同先生的輔助工李榮盛同誌在豬場開始做試驗，同時進行斷奶仔豬、中豬、生長育肥豬的試驗，經過二個多月，實驗結束後，對有關數據進行生統處理，最後將論文寫好交了卷。這是先生引導我第一次走進了科學殿堂。時隔二十多天，先生又告我，你撰寫的那篇論文當前拿不出去，因為國內大多人尚吃不飽，還能用大豆喂豬？於是讓我重新撰寫，題為“山西生長肥育豬暫行飼養標準的建議”，內容包括“1.依據；2.擬定標準及飼糧組成；3.印證。”既有農業社的標準，還有國營農牧場的，又分一貫肥育與分期肥育標準。做這樣課題需要計算大量數據。當時先生手裏僅有一台德國產的手搖計算機。先生毫不猶豫地將計算機借我使用了將近二個月，才將論文寫完，並通過了答辯。畢業留校一年，先生讓我與另一女同學黃藹芳赴南京農學院，聽蘇聯養豬專家K.A.阿爾洛夫，講學五十多天。隨後又去上海、浙江、山東等地的大型養豬場參觀學習，為時六個多月。1959年山西（太穀）畜牧獸醫研究所成立，先生兼任所長，把我調到畜牧所，但仍跟隨先生在農學院豬場做試驗，並同先生去湖南長沙參加全國第一次豬飼養標準研討會，還參加晉南孚山、洪桐等縣的豬種調查，與先生去太原市食品公司屠宰廠進行豬的屠宰測定二百餘頭。我與先生朝夕相處多年，處處得到先生的幫助和指導，使我倍感親切。我一生搞養豬科研與生產，對養豬工作由不安心逐步轉向熱愛養豬業，這完全與先生的教誨、支持與影響分不開。我覺得先生對我教誨最深，影響最大，主要有三方麵：一是熱愛祖國、熱愛科學、追求真理；二是嚴謹治學，勤奮治學，勤奮求學，不斷追求創新；三是生活節儉樸素，平易近人。”
龍誌的得意門生，知名學者山西農大郭傳甲教授在“中國養豬界的偉人張龍誌教授”一文中回憶自己的成長曆史道：
“張龍誌教授離開我們已經1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現在我的腦海中，他那奮發進取、摯著追求、清廉簡樸、心懷坦蕩、寬厚待人、深入實際、科研嚴謹、教書育人、處於逆境不灰心的精神和作風，深深感染和激勵著我。
我畢業後留校任養豬學教師，上班的第一天，張老給我上了至今仍未忘卻的一堂課。他說自己是一個老飼養員，養豬學是一門專業生產課，搞好這一學科要有吃苦精神，要樹立群眾觀點和生產觀點。能吃大苦的人，意誌才堅定，這是事業成功的基礎。大學畢業後要認真接觸實踐，才能消化吸收和應用所學的理論，才能更有效的學習新理論，隻讀書不實踐和隻實踐不讀書都有片麵性，把實踐、讀書、應用和創新有機的結合於一體，這是事業成功的關鍵。他讓我搬到學校實習豬場吃住，參加豬的飼養管理，完成科研任務。雖然，我從思想上沒有完全接受這些觀點，但服從了張老的安排。
當時，在豬場所處的環境既髒又臭，所從事的工作既苦又累，與其它年青教師相比，自己是另一番天地。張老非常重視實踐，經常來豬場參加專業性勞動，在他身先士卒的影響和耐心說教的啟示下，使我逐漸安下心來。三年下放豬場，對我受益很大，我的成長和在專業上能做出點成績與張老的教誨密切相關。”
在1960年，龍誌曾經“特殊照顧”購買了一輛上海“海燕”牌自行車，龍誌每天騎著它到豬試驗站和辦公室四出奔忙，一刻不停，那輛嬌氣的為城市設計的自行車確實不太適合在太穀農村的環境使用，特別是刹車係統常常出問題，再加上龍誌的幾個兒子也常常使用，很快就修了又修。龍誌沒有辦法，將原來鋼絲的抱閘刹車係統換成了“永久”自行車的刹車係統，把柔軟的車座也換成了“耐久”牌的硬座。龍誌騎自行車的方法也很特別，是先將右腿跨上去一登，慢慢啟動。那個時候學校有許多公用自行車，龍誌把它們讓給係裏的其他同誌，自己從來沒有騎過一次。到了後來1966年文化革命以後，不到60歲的龍誌，再也沒有騎過自行車，每天完全靠步行在學校裏麵和校外2裏的畜牧站試驗站去參加勞動改造，也許對於他來說，步行更能鍛煉身體，也更為安全。那輛自行車也被送給了親戚。
山西大學遺傳學教授劉曉暉教授在“張龍誌先生指引了我的人生之路”一文回憶道：“1963年，我在太原十中高中畢業，並參加高考。那個年代，許多有才華、有抱負，希望報效國家的青年，僅僅因為家庭成分和社會關係問題而受到歧視，甚至被剝奪了憲法賦予的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權利。我本人即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在讀的太原十中是教育改革的試點學校，我所在的高中班是新型二年製理工科試點班。所以，我報考的是當時的一類理工院校（二類是醫農，三類是文史），第一誌願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盡管我本人從小學到高中的品行和學習成績記錄無可挑剔，盡管我的高考成績是太原十中第一名（十中當年的高考錄取率和名牌院校考取率在山西省排名第一），盡管我的成績超過了北京大學的錄取線，還是被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當年的那位新生錄取人員以十分荒唐的理由拒之門外。由於北大做出了“榜樣”，我的高考誌願表中所填寫的所有院校竟然沒有一所敢於錄取我。所幸的是，黨內外仍然有一批在教育領域工作的各級領導同誌，珍惜愛護人才，對關係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教育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極左路線所造成的危害進行了補救，保護了一批極左路線的受害者。我有幸成為被庇護者之中的一員。而在這些可尊敬的領導同誌之中，給了我莫大幫助的有十中老校長暢純一先生，主管山西省教育工作的王中青副省長和山西農學院畜牧獸醫係主任張龍誌教授。
當暢純一校長得知我未被錄取後，立即四出奔波，終於說服了並非我報考誌願的臨汾師院錄取了我。當暢校長告知了我事情的經過和結果後，我向他表示我不願意去臨汾師院，如果可能，我想去山西農學院。老校長立即又和省高考委員會交涉，事情報送到王中青副省長那裏，王省長又找到山西農學院張龍誌教授，張教授拍板錄取我到畜牧獸醫係畜牧專業。
1963年9月6日，我帶著山西農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來到畜牧獸醫係辦公室報到。係秘書杜兆峰老師通知我，張龍誌主任要和我談話。第二天我在辦公室見到了衣裝樸素，麵目慈祥的張龍誌主任。他對我說，知道我的情況，本來是報考北大的，成績很好，因為家庭的關係，沒有被錄取。現在到了農學院，從理科轉到了農科，不要有思想包袱，行行出狀元，隻要努力，同樣有前途，同樣可以做出成績來。他還向我介紹了“遺傳學”，說這門學科很重要，很有發展前途。他在美國讀碩士研究生的導師勒什就是數量遺傳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對我說，你數學功底好，高考考了95分，可以向這個方向發展。張龍誌先生的這次談話，充分顯示了他做為老一輩學者的愛惜人才，誨人不倦的風範，對我的人生道路選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本人生長在城市，高中又是讀的理工班，沒有學過生物學，也沒有接觸過農學和農業，甚至不知道畜牧專業是幹什麽的。隻是受到當時社會上風行一時的“全黨全民大辦農業”的口號的感召，要求到了農學院。以前曾經幻想過當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工程師。但是現在卻陰差陽錯來到了農學院，因此，對以後的路如何走，感到一片茫然。和張龍誌先生這次談話以後，我對遺傳學產生了興趣，開始明確了以後的發展方向，主攻遺傳學。”
“我今天能夠成為一名大學教授，能夠為山西省的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的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事業做一些承前啟後的開拓性工做和微薄貢獻，應該感謝我的太原十中母校的老校長暢純一先生，王中青副省長和張龍誌先生為我爭取到接受大學教育的寶貴機會，尤其感謝張龍誌先生當年對我的指引和教誨。在此山西農業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撰寫此文，銘記傑出的老一輩科學家和教育家張龍誌先生。”
王中青是山西省主管文教衛生的副省長，文化革命之前，來到農學院的省級領導最多是王副省長，他常常乘坐波蘭 “華沙” 或蘇聯“伏爾加”牌小轎車從太原來到百裏之外，風景宜人的山西農學院指導工作。
王副省長敢說敢幹，剛正不阿，直言不諱，他一次在山西農學院全校大會上批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他說大躍進不是“一馬當先，萬馬奔騰”而是“一馬跌倒，萬馬亂跑”。後來為此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嚴厲批判。
那時候，王副省長下榻的8號樓前邊有幾十棵高聳入雲的白毛楊樹，在樹上有成千上萬的烏鴉繁衍生息。每年夏天，那些烏鴉每天黃昏覓食歸來，歡呼雀躍，嬉鬧追逐，忘乎所以，樂不可收，吵鬧喧天，攪得安靜的校園裏四鄰不安，廣大師生怨聲載道。王副省長於是在他來訪時帶來一把威力很大的獵槍，在黃昏時屢屢出手打鳥，有時一槍上去就能打下十幾隻來，他每天黃昏都打上幾槍過癮，後來情況果然有所改善。
由於他與山西農學院的親密關係，文化革命後期，王副省長的一個兒子王韌也來到山西農學院農學係學習，後來成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副院長。王副省長愛惜人才，勇於負責，工作細致深入，為人豪爽，在山西省口碑很好，曾經幫助許多困難學生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對於“犯錯誤”年輕學生熱情關懷愛護有加，稱他們為“屁事不懂”的娃娃，以幫助他們開脫過關。而龍誌先生則是一生謹小慎微，守口如瓶，對於共產黨的政策從來不敢妄加評論。但是在愛惜人才方麵，龍誌與王副省長不謀而和，使用自己手中的有限權力，四處奔走，玉成其美。幫助劉曉輝先生入學山西農學院是他們兩位熱心人愛惜人才，珠連合璧，助人為樂的一個例子。
有詩為證：
【七絕】《愛生如子》
學而不厭真知行，誨人不倦沐春風。
舉才納賢盡伯樂，愛生如子點迷津。
P_8.1.龍誌全家在學校一號樓後麵合影（1962）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