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難啊，對薄熙來的處置會經得起曆史檢驗嗎？

難啊，對薄熙來的處置會經得起曆史檢驗嗎？

許允仁

許允仁教授的文章。其深度值得黨的領導者們認真研究。

1)[檢驗曆史]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2)[世界史]告訴人們，任何地點和時間都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重慶的改觀絕不能把[桂冠]戴在薄的頭上。

3)中國的革命史已告誡人們，任何問題都要依靠真實充足的證據來辯別清楚。無論是蘇區時的大捉AB團，還是邊區時的搶救(失足者)直至反右、文革凡用刑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最終有幾個辦成了[鐵案]？

一

從王立軍出逃美國領事館，到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人們明顯感到曆史的進程在這些天中加快了自己的腳步。有的學者和報刊社論甚至想到了胡風激情讚頌共產黨建國的名句：“時間開始了！”

是的，就如瓦茨拉夫·哈維爾所言的，在一個後極權社會中是不存在真正的故事的，一隻巨型的權力之手已預先安排好了一切，整個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遵循“五年計劃”按步就班地“科學發展”著，人們早已預先知道應該在什麽時候歡呼一次什麽大會的勝利召開，連統計數據也毫無意外地按照黨的意誌發展著。

中國，在後鄧時代的威權體製下，特別是最近幾年急劇地向新極權主義轉向後，就開始進入了這樣的沒有故事的時代。黨懷著一種怕被某種外部力量推翻和清算的深刻恐懼，努力地擴展著自己權力的邊界，黨不斷地鎮壓著社會中一切異己的力量，清除著一切異己的聲音，在社會生活的每個最細小的，邊緣化的領域都要打上自己權力意誌的烙印。

然而，有趣的是，由於不可抗拒的政治規律的作用，正是在黨用史無前例的龐大的維穩經費構建起一支無敵的維穩力量，以“高射炮射蚊子”的壓倒優勢消滅了所謂的“茉莉花革命”；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整肅了非政府組織；用監獄、精神病院和讓人失蹤的“指定居所”鉗製了一切理性和非理性的批評之聲後，整個無敵的黨國體製卻在自己的權力中心發生了裂痕和動蕩，恰恰是最高的維穩力量無可避免地自己轉變成了這個體製最危險的不穩定因素。

在整肅、控製了各種自發的社會力量之後，各種社會矛盾自然而然地會聚焦到黨內，聚焦到黨的權力中心，隻能通過黨內鬥爭的方式，為整個社會下一步的發展選擇方向。而黨越是淩駕於法律之上，這一鬥爭就越是不受任何現存規則的約束，越是激烈和殘酷。

王立軍事件是執政黨自“六四”以來，甚至有可能是自“文革”以來，最重要和最激烈的一次黨內鬥爭的前奏，鄧小平通過“六四”鎮壓和“南巡講話”建立起來的威權體製正在逐漸走向自己的盡頭，這場估計將蔓延相當長時間的鬥爭最終將決定我們這個國家的根本製度的變革方向。

從王立軍事件開始，黨精心織布的意識形態的帷幕發生了大麵積的破損，大量的不受控製的事實，從帷幕的後麵顯露出來，展現在觀眾的麵前。“故事”開始了！

目前，不管是十八大前的黨內權力鬥爭，還是決定製度變遷方向的政治路線的博弈，都已聚焦到如何為薄熙來問題定性這個焦點上。是的，由於薄熙來的個性和作風，由於他的所作所為事實上已經成為有可能導致現有體製破局的不穩定因素，在立刻終止他現有的政治表演這一點上，黨內高層大致形成了共識。

但是，在把薄熙來拿下之後，黨立刻發現這次捧上的是一隻前所未有的“燙山芋”。在如何處置薄熙來的問題上，黨的高層再也無法自然地形成統一的意見，而在黨已不再有一個能一錘定音的絕對核心的情況下，隻能通過相當長時間的磋商、博弈和鬥爭，才可能重新形成統一意誌，這也就是為什麽人們都在焦慮地等待黨快速作出裁斷時，等到的卻隻是一片意味深長的沉默。

事實上，出現這種局麵一點也不奇怪。薄熙來事件之所以使一貫“強有力”的黨中央變得如此優柔寡斷，是因為在薄熙來以及他所竭力倡導的重慶模式身上，確實匯聚了當下中國黨內黨外最複雜和最尖銳的價值衝突。

“薄熙來同誌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的職務”，在這一聽上去如此平穩、正常，並可作多義解釋的言說背後，事實上，薄熙來已在黨的強製下失去了自由，但在下一步究竟應該如何處置他的問題上，罕見的分歧出現了。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黨這個使用暴力的藝術家，這個得心應手地運用強製力懲戒個體的行家裏手，在處罰一個人的時候，會陷入這種前所未有的猶豫和搖擺呢？

因為，黨在試圖運用強製力來處置這個有著很深的政治淵源和影響力，並且是黨中央25分子之一的核心層的成員時，它必須考慮如何向自己的國民交待，如何向整個世界交待，如何向自己的黨的上層集團交待？作為唯一一個曾對王薄事件公開表態的政治局常委，溫家寶在3月14日答記者問時所作的承諾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承諾對事件的調查和處理一定會“經受住法律和曆史的檢驗”。當時，這番話表麵上看隻是對王立軍事件說的，然而，現在我們知道，他更是針對幾個小時後將要發生的，更為棘手的薄熙來事件說的。

人類的衝突在許多情況下，會由暴力來解決。我們看到，在叢林狀態下，或者在黑幫的內鬥中，出手快的就把出手慢的“做掉”了，不需要有什麽“交待”和“檢驗”；在一個純粹的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內鬥爭中，也不用為能否“經受住法律和曆史的檢驗”發愁，因為，極權主義政黨的領袖深信自己肩負著偉大的天命，可以不受任何規則約束地使用專政暴力，而且，每一次黨內鬥爭的勝利者都輕鬆地超越事實來給失敗者抹黑，給自己塗上神聖的油彩，“曆史”完全是勝利者可以自由創作的作品，所以，在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內鬥爭中，所需關心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拘手段地追求徹底的勝利。

然而，目前的中共正處在從一個極權主義政黨向法治國家中的執政黨的艱難轉型中，在任期製已經確立的情況下，黨的領袖使用暴力的方式開始受到習慣和規則的約束，同時，在一個信息時代中，其創作“曆史”的自由度也大大地受到限製。

在這種情形下，溫家寶作為執政黨中最具有學識和曆史感的現任領袖，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確實提出了能讓人們普遍信服和接受的標準，那就是“經受住法律和曆史的檢驗”。從純粹語義學的角度來看，溫家寶承諾的意思是：存在著作為普世價值的法理學的原則，存在著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法學意義上的事實，在處置薄熙來時，隻要尊重事實，遵循法理，那麽，在幾十年、幾百年後的任何一個人，假如他以中立的立場來理性地考察這一案件時，都會得出結論說，對薄熙來的處置是合乎正義的。

是的，溫家寶的承諾，從理論上看，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一正義的承諾真的能實現嗎？

二

對薄熙來的處理之所以變得如此艱難，首先是由於重慶事變匯聚了當下中國最複雜和最尖銳的價值衝突。對此我們可以嚐試著從以下三個維度來加以分析：一是從十八大前爭奪黨的最高層領導權的權力鬥爭的維度；二是中國的基本政治經濟製度應朝什麽方向變遷的路線鬥爭的維度；三是當事人的行為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的純粹法學的維度。

首先，我們從權力鬥爭的維度來考察一下重慶事變。

薄熙來在重慶所做的一切旨在“入常”，這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許，他也確實如傳言所說，不無覬覦黨的最高領袖位子的野心。但是，假如僅僅如此的話，是否就構成了用暴力來懲戒他的經得起檢驗的理由呢？

確實，要是用中國傳統的絕對君主製下的政治邏輯來衡量，（作者之所以提及它，並不純粹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衰萎後，這一邏輯在黨的現實政治中，開始了某種程度的悄悄複活。）那麽，薄的行為也許已經夠得上殺頭，甚至滅族。因為，他明顯地表現出對現任“君主”的不敬，和對繼任“君主”的挑戰。在傳統中國，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王子即便什麽也沒做，僅僅因為他有實力對未來的權力核心——皇儲構成挑戰，就會被老皇帝或顧命大臣除掉，因為絕對君主製下的最高的政治正確就是，不拘手段地維護最高核心的權威不受任何威脅和挑戰，不然整個體製就會崩潰。

然而，我們不應忘記，這套政治邏輯在中國100年前就隨著帝製的倒塌而失去了合法性，在一個民主的共和國中，每一個人都有資格以合法途徑追求最高權力。因此，僅僅說薄熙來是一個野心家就打倒他，無疑是經不起曆史的檢驗的。事實上，作者看到，有許多並不關心（甚至反感）薄熙來推行政策的具體內容的人，僅僅因為他有挑戰現有的最高政治權威的勇氣，而對他表現出某種欽佩和讚賞。

有人也許會說，薄熙來之所以受到黨的處罰，是因為他的追求權力的方式違反了黨現有的權力遊戲的規則。確實如此，薄的許多行為違反了黨的權力遊戲的規則和潛規則，因此，他受到黨的懲戒並不奇怪。我們在這兒關心的是，黨的規則和薄的規則，從純粹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考察，究竟哪一個（或者，它們各自的哪些方麵）更正確，更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薄違反黨的規則的一個顯著表現就是，他幾乎不加掩飾地表露了自己的權力欲，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公開了黨的上層的分歧。共產黨權力博弈的一貫特點是，一方麵權力鬥爭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而異常酷烈，另一方麵根據黨的教義，這些終生追逐權力的職業政治家必須表現得對個人權力毫無興趣，同時，不能向外界表露和自己政敵的任何分歧。因為，隻有這樣黨中央才能顯示出不具有任何人性弱點的神聖性，和不具有任何矛盾的絕對正確性，才能維係住要求他人絕對服從的極權權力的正當性。

可這套極權政治的邏輯，雖然黨的寡頭們還在竭力維係，但在當下中國一個中立的第三者的觀感中，早已千瘡百孔，虛偽不堪。和“我自己並沒有想當主席，是全國人民選舉我當主席，我不能辜負人民的期望”（記得嗎誰說的？）的宣示相比，薄熙來不大掩飾自己對權力的追求反倒顯得真實和坦率些。“權力”就是政治家的生命，身為政治家無法不追求權力，隻是追求權力的方式不同罷了。

自從鄧小平當政以來，已經逐漸形成了黨的新一代領袖（常委）選拔的慣例，即按照年齡、資曆等標準，由黨的幾個最具權威的寡頭磋商和博弈於密室之中。官員想要晉升到最高層的唯一渠道就是設法獲得寡頭的青睞。於是，想要晉升的官員，除了暗中積極活動之外，在場麵上無不循規蹈矩、謹小慎微。

薄熙來也想盡辦法去走這條慣常之路，但是，2007年當他被擠到重慶後，意識到僅僅走慣常之路想要“入常”已希望渺茫。於是，他開始獨辟蹊徑，在時刻強調保持一致，容不得半點個性的黨國官場上，竟然像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一樣，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施政綱領，希望通過自己的政績和宣傳造勢，以一種競爭性的姿態，由下而上地攻入“常委會”。

讀過新聞專業的薄熙來，很懂得如何宣傳和包裝自己，他的巨大的政治活動能量，使他在國內外傳媒上，成為黨國體製下最吸引眼球和富有個人魅力的官員。他在中共官場中注入的某些現代性因素，使他的下台獲得許多人的同情。我們看到，有些外國觀察家說，假如中國的政治遊戲規則是一人一票的話，也許薄熙來就會獲得勝利。作者自己的許多學生，特別是一些女學生對薄的下台深感傷心，她們問我：“中國以後的政治又要徹底回到千篇一律的和XXX保持一致’的平庸、呆板中去了嗎？”

薄熙來不按黨的現有遊戲規則博上位的做法，無疑引起高層的普遍不滿，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假如他真是由於這一原因受到處罰的話，那麽，無疑是經不起法律和曆史的檢驗的。因為，黨國現在選拔自己領袖的這套規則和潛規則，不僅僅不符合憲政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下的合法性的標準，而且也不符合一個正統的列寧主義政黨選擇領袖的標準。

列寧認為，黨的領袖必須是在革命實踐中久經考驗，得到群眾衷心擁護，並且自己直接向曆史負責的真正的“雄鷹”。而在現有的選擇規則下，除了年齡、資曆這些硬框子之外，寡頭們總是會選擇那些規矩、聽話、易掌控、能最安全地保護自己政治利益的代理人。長期來看，經過這樣一代一代的選拔，必然使黨國的領袖從總體上看，個性越來越呆板；才幹越來越平庸；眼界越來越低俗。

有意思的是，按正統的列寧主義的領袖標準來衡量，薄熙來似乎比體製選拔出來的人更像是黨的“雄鷹”，而後者更像“家雀”。和同輩的黨內競爭者相比，薄似乎經曆了更多風浪的考驗，更有幹勁和政治手腕，最重要的是和他的競爭者僅僅將目光局限於黨內高層的密室政治不同，他一手打造的重慶模式以某種方式重建了黨和群眾的緊密關係，重塑了黨的政治基礎，他的施政綱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決當下中國的政治經濟矛盾的方案，按照薄設計的道路走下去，看起來黨好像能夠更加強有力地實現對整個社會的全麵控製。

3月22日《解放軍報》發表文章《反對和破除自由主義》，文中嚴厲批評：“不聽招呼、不守紀律、自以為是，成為今天我們隊伍中自由主義的集中表現。”這是黨內的一個重要派別對薄熙來問題的定性[1]，按照這種定性，將薄熙來當作“自由主義”來批的話，那麽，接下來黨就會高喊“和黨中央保持絕對一致”的口號，大大削減地方政府和各級官吏的“自由”。

而自由派學者對重慶事變的看法正好與之相反，吳思認為，假如因為薄熙來個人的問題，導致重慶在一些經濟社會問題上的探索被迫停止，對以多元的方式探索中國的發展道路並非好事；孫立平也不讚成從“削藩”的角度歡呼薄熙來的倒台。

總之，假如以違反黨的遊戲規則追求更高權力的名義，來剝奪薄熙來自由的話，顯然是經不起法律和曆史的檢驗的。相反，黨更應該反思自己的由寡頭策劃於密室之內的選擇領袖的方式。近年來，在確立領導職位的任期製和按齡退休製後，中共覺得自己已經解決了幹部更替的製度化和有序化的問題。

薄熙來事件的爆發告訴我們，這其實隻是一個錯覺。政治局委員以下的官員，因為是一級一級由上而下地任命的，基本能有序進行，而恰恰是在黨的權力最大的寡頭和核心的產生方式上難以解決的麻煩產生了。極權的黨國體製要能有效地運行，必須有一個一言九鼎的核心[2]，而這個核心隻能在超越任何法律約束的長期酷烈的黨內鬥爭中產生，隻有如此他才能使全黨徹底臣服於他。

那些認為中國現有的政治模式在“集體領導”下，可以永遠有序地運作下去的人，忘記了這個基本事實：是鄧小平指定了江澤民這個第三代核心，又指定胡錦濤作為江的接班人，正是借助鄧小平在黨的曆史上形成的巨大政治權威，現有體製這20多年的運行才獲得了它的“第一推動力”。而這個動力目前正在被消耗殆盡，在第三代核心退休和衰老之後，真正的第四代核心始終沒有形成。

既否定憲政民主（即按照法定程序，通過選舉來確立權威），又沒有一個核心的寡頭統治，從曆史經驗來看，最難以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同，同時，也是一種最不穩定的政體。從這次事件的發生來看，假如連像薄熙來這樣的在體製內經過多年曆練，顯現出過人的才幹，並且擁有如此顯赫的家庭背景的政治局委員，都沒有機會公平、公開地去競爭常委的話，那麽，可以看出，為13億人民選擇未來統治者的這個圈子是多麽小，整個過程又是多麽地密不透風。假如這個選擇過程連黨的高層成員自己都不認同的話，那又如何能使人民普遍地信服，又如何能確立起真正的政治權威。

目前，在王薄事件後的權力博弈中，進攻的一方希望進一步快速擴大戰果，防守的一方則運用圍棋的騰挪戰術，將令政敵畏懼的薄熙來當作一顆頗具價值的棄子，用以交換對自己更重要的政治利益。這樣的遊戲在每一屆黨代會前都曾有過。這次的不同在於由於爭鬥的部分失控，使黨國這條船發生了更劇烈的顛簸。

敏感的觀察家們不難發現，現有體製在逐漸耗盡鄧小平剩餘的政治權威之後，正不可避免地在進入一個動蕩期。從邏輯上說，這個動蕩期會以兩種可能的方式終結，要麽，通過酷烈的黨內鬥爭誕生出一個真正的新核心，要麽進行憲政民主導向的改革或者革命，最後通過選舉來確立能夠得到普遍認同的新權威。

三

其次，從路線鬥爭的視角考察重慶事變。和陳希同、陳良宇不同，在薄熙來事件中，除了權力鬥爭之外，還包含著十分明顯的黨內路線鬥爭的成分。

薄熙來一到重慶之後，就豎起了毛像，發動了旨在對市民進行精神控製的“誦讀傳唱”活動，以及運動式打黑，喊出了吸引底層民眾的“分蛋糕”和“共富”的口號。薄熙來極其罕見地以地方諸侯的身份，提出了一條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的政治路線。這條現在已被稱作“重慶模式”的政治路線，一方麵固然是薄希望用來“入常”的敲門磚，但另一方麵也是他用來解決當下的政治經濟矛盾的真實的手段和方法。

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真的是要回歸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嗎？對此，最熱烈地擁護他的“烏有之鄉”的毛派和最堅決地反對他的自由派人士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薄熙來自己宣稱“唱紅”並非要回到“文革”，同時，也有許多為薄辯護的人說，薄在引進外資等發展市場經濟的政策上做得很不錯，他並非真的想回到毛時代，“唱紅”不過是一種宣示自己政治正確的外包裝罷了。

薄熙來真的相信共產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可以拯救全人類嗎？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薄並不相信他天天要別人唱的“紅”[3]，不然，也不會將自己的孩子送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去了。但是，認真研讀過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的史料的人，就會發現毛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遠不像當時的其他人這麽狂熱和虔誠。共產主義在毛看來是一個可以快速地攪動和改造中國社會的工具，用它作為旗幟可以召喚無數人的忘我投入，用它作為理由可以打造一個絕對聽命於自己的政黨，和一支受鋼鐵般紀律約束的軍隊。

在狂飆突進的極權主義運動中，倡導它的領袖和積極參與的群眾對其意識形態總是有著不同的內在態度。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薄熙來真正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神髓。毛澤東是用什麽方式來構建極權體製和自己的極權權力的呢？簡而言之，就是在用一個神聖的理由將人們聚集起來的同時，再用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籠罩在自己的每一個追隨者和自己統治地區的每一個人身上。需要指出的是，這不是一種一般的恐懼，而必須是讓每個人都真切地感到自己隨時可能橫死的深入骨髓的恐懼，在這種恐懼中，對權力的馴服和崇拜將油然而生。

如何以自然、合理，最好是神聖的理由來打造這種普遍的恐懼，構成了極權藝術的關鍵之所在。從打AB團，到延安整風，毛澤東利用的是人們在階級之間進行生死決戰時，對內部隱藏的敵人的仇恨，來一遍又一遍地以我劃線進行隊伍的清洗。毛澤東比誰都清楚，延安不可能有這麽多特務，但他故意讓恐怖之風蔓延，當有人說，延安整風整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時，毛糾正道，是整了百分之百。正是在將恐懼籠罩到每個人頭上時，紅太陽升起來了。

薄熙來深諳此道，他通過“唱紅”和“分蛋糕”將人們的革命情緒調動起來之後，通過打黑和反腐，將所有的有權、有勢、有錢的人都籠罩在滅頂的恐懼之中。在當下中國，由於有權者的普遍的腐敗和受賄；警察的普遍的濫用暴力；經營者的普遍的行賄、偷稅和涉黑。由於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普遍處在非法生存的狀態，當薄熙來用現有的刑法使他們處在普遍的深入骨髓的恐懼中時，他製造恐怖的理由與毛澤東的“抓特務”相比，甚至顯得更加合法，更加合乎事實。當薄熙來通過以我劃線的有選擇的打黑和反腐，用暴力對財富進行了大麵積的再分配，對整個幹部隊伍進行了徹底的清洗之後，一輪朝陽就開始在重慶上空冉冉升起了。

極權主義在不同的情形下，會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的本質萬變不離其宗。薄熙來的政治路線的本質是，根據當下的社會經濟矛盾和政治文化背景，因地製宜，開發出將重慶，乃至整個中國進一步推向極權專製的新動力，並在這一過程中鍛造自己的極權權力。由於以鼓動底層民粹情緒的“分蛋糕”為號召，用超越法律的方式大規模使用暴力，這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極左路線。

雖然，薄熙來這顆“太陽”才剛要出山，重慶已出現了大規模的抓人、酷刑，乃至殺人，薄熙來的政治路線的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目前人們最關心的是，在處理薄熙來事件時，除了指責他目無中央之外，會不會公開批評他的政治路線呢？

盡管，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暗示了薄的做法和“文革”的關聯，但看起來這隻是他個人，或黨內部分人的看法，還遠遠沒有成為黨的高層的共識。目前的黨中央要想徹底否定所謂的“重慶模式”是很困難的，因為：

1.黨內占主導地位的新極權主義思潮正是“重慶模式”得以產生的溫床

關於近年來黨內崛起的新極權主義思潮，作者曾在多篇文章[4]中加以論述。所謂新極權主義，就是麵對改革開放後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之間不斷加大的裂隙，不是通過憲政民主導向的改革來增加人民對國家的理性認同，而是一味依靠暴力來加強黨對社會的單邊控製。新極權主義的主要興趣和激情體現在致力於構建黨對整個社會，乃至對每個個體的思想和行為的一種無微不至的製度化的操控上，並將其看作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正是在“意識形態的管理上要學古巴、朝鮮”和“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大踏步走過天安門廣場的背景下，“重慶模式”應運而生了。

薄熙來在會見海外媒體時曾經說過：“其實我就是上什麽山唱什麽歌。”薄熙來雖然野心勃勃，但畢竟隻是一個地方諸侯，他打造“重慶模式”一方麵固然是以競爭性的姿態向上施壓，但另一方麵更是想炫耀政績，討好上峰，“重慶模式”這支山歌本來就是唱給今上聽的。[5]

當薄熙來在記者招待會上稱“我們深信總書記會去重慶，而且看了後他會高興的”時，雖然，口氣確實有些狂妄，但是，我想他的內心裏是真的認為自己的“重慶模式”做了胡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胡錦濤應該為他所做的這一切感到高興。

對比一下“胡式維穩”和“薄式極權”之間的差異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前者純粹是依賴黨組織和暴力機構由上而下地推動的，由於這一推進過程的機械和官僚，使上下間對立情緒加大，維穩成本越來越高，難以為繼。而薄熙來則有一種調動民眾情緒，為自己使用暴力和重新分配財富的行為提供支持的能量。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薄熙來是毛澤東之後，最大程度上實現了依憑個人魅力來進行統治的政治家。領袖依憑黨對社會進行全麵操控，這一胡錦濤想在全國實施而沒有完全做到的理想，薄熙來在重慶則徹底實現了。

不過，由於薄熙來習慣於超越法律，依憑個人魅力和專斷來行事，因而，“薄式極權”在為黨國體製注入新動力，更有力地強化黨對社會的操控的同時，它也加劇了內鬥，使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態趨於惡化和不穩定。但是，在黨遇到越來越大的外部挑戰（愈演愈烈的群體事件、茉莉花革命）時，它就無法拒絕飲鴆止渴般地嚐試一下“重慶模式”的誘惑。

這也就是為什麽，當薄熙來風風火火地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唱紅打黑”，理所當然地受到以律師陳有西、法學家賀衛方為代表的法律界人士的集體抵製時，高層的一些大佬卻對其讚賞有加。黨中央對薄熙來的態度是曖昧和矛盾的，一方麵對他的不聽話，野心勃勃很是反感，另一方麵又樂於看到他去探索強化黨的極權統治的維穩新模式。

總之，黨內占主導地位的新極權主義思潮，為薄的“重慶模式”提供了生長的空間。薄雖然因為行事極端而被黨拋棄了，但隻要執政黨不能擺脫新極權主義思潮的統治，那麽，它也就不可能對薄熙來所代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作出經得起曆史檢驗的評價。

2.僅用鄧式的“改革開放”來否定“重慶模式”同樣經不起曆史的檢驗

溫家寶在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重提《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暗批薄熙來違背了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違背了“文革”後黨內高層通過《決議》形成的政治共識。確實，薄熙來的行為躍出了鄧小平劃定的政治框架，但是，僅僅指出這一點，就能令人信服地說，薄是站在曆史的錯誤的一邊嗎？

1978年，當鄧小平終結“文革”路線，支持改革開放時，他無疑是站在曆史的正確的一邊。當他通過1989年的武力鎮壓和1992年的南巡講話，將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和市場經濟體製強行嫁接在一起時，盡管付出了精神自由等多方麵的代價，但是在他劃定的政治框架中，中國經濟確實獲得了20年的高速增長。

但是，現在是2012年，不是2002年，更不是1982年，正像鄧小平剩餘的政治權威正在消耗殆盡一樣，鄧小平政治路線的現實適用性也正在走向自己的曆史盡頭。過去，人們曾感歎於一個權力不受製衡的政府在引進外資和搞基本建設時的高效率，現在則越來越苦於它的自我膨脹和無法無天。

在鄧小平設定框架內的良性改革，在加入WTO之後就基本終結了。由於無法確立憲政民主的價值導向，即明確地將擴大公民權利，限製和製衡政府和黨的權力作為改革的目標。執政黨領導的改革早已迷失方向，在強化黨的極權統治前提下的改革，變成了越改革司法越不獨立，越改革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空間越小。

列寧主義政黨和市場經濟的強行嫁接，導致的不再是個別的腐敗，而是普遍的權力尋租，權力的擁有者已公然將權力當作私人物品到市場中去交換利益。各個部門都在竭力出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改革已淪為權力集團鯨吞國家資產的借口和遮羞布。

拿最近的例子來說，有人以反壟斷為由，提出了將國有大中型企業快速私有化的改革目標。確實，按現代經濟學理論，壟斷導致不公，國有導致低效，這一改革看上去似乎既追求公正，又追求效率。問題是現代經濟學所揭示的這些關於效率和公正的規律，隻有在產權得到嚴格保護的前提下，（即在完善的憲政和法治的製度框架中）才能成立。而在中國的現實情形下，它必然導致權貴對國家資產的瓜分，從而產生重大的不公。[6]

以拒絕政治體製的憲政化改革為前提，以權力尋租為特征的不公正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失去了合法性，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對其感到恐懼和憎惡。

是不是承認普遍的權力尋租已經導致了權貴資本主義的蔓延；是不是承認由於製度性的機會不等已經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是不是承認由於階層的板結使大量底層的民眾失去了信心和希望，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薄熙來之所以會得到部分群眾的擁護，是因為他麵對了這一真實的問題，並用自己的方法去重新喚起民眾的希望。

是的，就像有的學者所評論的那樣，薄熙來是用錯誤的方法麵對真實的問題。然而，和那些一味鴕鳥般地回避問題，或者用空洞的口號掩蓋和敷衍問題的政治家相比，薄熙來是更為危險，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更像個男人，擁有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敢於麵對真實問題的強度。

所以，誰假如僅僅想安全地躲在鄧小平開辟的現存的政治路線中去批薄熙來，自欺地（或假裝）認為它的剩餘權威還沒有耗盡，那麽，非但難以服眾，恐怕還會讓人輕視，讓人覺得他和薄熙來不是一個量級的政治家。

一個政治家隻有以比薄熙來更坦率，更有勇氣的方式，麵對當下中國政治中最尖銳和最深層的矛盾，能夠用自己提出的政治理念有效地和民眾對話，令人信服地指出薄熙來路線中包含的錯誤、危險和欺詐性，這樣他才有可能開辟出一條真正超越薄熙來，給中國帶來真實的希望的新的政治路線。

四

再次，從法律的維度來考察薄熙來事件。假如以中國現有的刑法作為準則來衡量的話，那麽，從目前披露的信息來看，無疑，薄熙來和薄熙來集團的其它主要成員都犯有大罪。對黨來說，現在頭疼的問題反而是，由於薄熙來的罪實在是太多，太大，不知道究竟應該選擇用什麽罪來起訴他。

僅僅從現在浮出水麵的情況看，薄熙來就涉嫌多方麵的犯罪：

一是有關財產方麵的犯罪。這包括在大連和重慶當政時，通過批地等各種方式的權力尋租獲得的巨額非法收入；在重慶打黑時大量地隨意罰沒私人財產；將巨額財產通過非法途徑轉移到海外；除了用超越法律的權力攫取私人財產之外，還將自己控製的大量公有財產用於私利的目的，如收買國內外的媒體和學者吹捧自己，攻擊和抹黑政敵等。

二是對他人的人身傷害方麵的犯罪。除了海伍德案外，現在浮出水麵的還有為了掩蓋此案刑訊警察致死和致殘的案件。事實上，在薄熙來的政治上升的道路上，一旦出現了擋道者，他就會通過枉法追訴等手段搬掉絆腳石，我們已經知道的就有薑維平案、李莊案等。

除了對自己的擋道者的直截了當的謀殺和傷害之外，還有一些人則是在薄熙來主導的各種運動中遭到傷害，比如在重慶的打黑運動中受冤屈的人。還有一些運動並非薄所主導，如消滅所謂的邪教和氣功的運動，但薄積極執行，在法律之外對無罪之人加以迫害，導致被迫害者的死亡和傷殘。

三是破壞國家法製方麵的罪。如在重慶打黑時，用文革“專案組”式的辦案破壞了既有的法律程序；非法竊聽政敵和其他公民；將國家的警力變成自己的私人衛隊；甚至通過收買、拉攏等方法將軍隊變為自己私人的政治勢力。

 什麽才是經得起法律檢驗的做法呢？無疑應該將薄熙來所有的犯罪事實徹底公諸於眾，並按現行的法律加以處罰。但是，黨會發現它已無力做到這一點。因為，在現有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下，黨作為專政的主體早已習慣了淩駕在法律之上。根據列寧主義的政治哲學，法律隻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統治者自己作為專政主體無須受法律約束。這樣，越是黨的上層的行為就越是普遍地超越在自己製定的法律之外。

因此，我們看到，當政者正處在兩種邏輯的糾結之中。一方麵，假如徹底按照法治的邏輯來辦案的話，將薄熙來入罪固然沒有問題，但是，在將薄熙來的全部罪行公之於眾的同時，必然也會將黨的上層的政治運作和日常生存的樣式加以曝光，[8]這時，不光是薄的親屬和支持者，任何一個中立的第三者都會說，薄固然有罪，但用治薄的同樣標準來衡量其他人的話，那麽，整個黨的上層都已處在普遍的非法生存的狀態，隻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別而已。隻處理薄就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選擇性執法。在長期的信息屏蔽下，因為名實分離而“耐光性”越來越差的黨國，眼看著要經受不住因薄熙來事件而難以避免的大曝光。

另一方麵，假如黨不是用現代法治的邏輯，而是用依然高掛在自己旗幟上的政治哲學：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邏輯來審視薄熙來事件，那麽，非但薄和目前的黨中央之間究竟誰對誰錯變得更加模糊，而且從各種意義上看，薄反而比其他人更接近黨賴以誕生和走向強大的那個政治傳統。

這不僅僅指他出生在一個自稱打下了“紅色江山”的共產主義革命的世家，更是指他的思想和做派也更符合黨至今建基其上的革命哲學。比如，他的“分蛋糕”的口號，比起“做蛋糕”來，更符合馬克思和毛澤東的真正的共產主義理想；他的直接訴諸群眾，從民意中汲取政治力量的做派，比起那些整天策劃於密室，離開官僚機器就寸步難行的宮廷政治家來，更符合毛澤東的群眾路線，也更像一隻能夠掀起和掌控革命風暴的列寧主義雄鷹。

他在現代法治的視角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在傳統的革命哲學下，非但可以得到辯護，而且可以得到升華。因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以徹底摧毀產權製度為前提的。既然在溫家寶推崇的《決議》中，依然認定暴力剝奪私人土地的“土改”是正確的；認定強製剝奪農民、手工業者、工商業者（即全體中國人民）的私人資本的“三大改造”是正確的；既然黨現在還在宣稱不搞私有製，那麽，薄熙來以他煽動起來的民意為基礎，暴力剝奪一些行賄、偷稅和涉黑企業的財產又有什麽錯，按照共產主義理論，他唯一的錯誤就是剝奪得還不夠徹底。

也許，有人會說薄熙來殺了人。但是，重慶打黑殺的人，和“土改”殺的人相比，薄熙來殺的人和毛澤東在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殺的人相比，恐怕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殺的不僅僅是黨的敵人，從殺AB團開始，一直到整死劉少奇、林彪、彭德懷，毛澤東正是靠不斷地屠殺黨內的政敵和消滅形形色色的政治上的擋道者，才發出了“紅太陽”的耀眼光輝。

不管是毛澤東的殺人，還是薄熙來的殺人，都可以通過共產主義理論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哲學來辯護和升華。隻要能夠以共產的理念，喚起群眾的激情，那麽，黨的領袖作為專政的主體，就可以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約束來使用手中掌控的暴力。根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以及黨幾十年來的革命實踐，當薄熙來決心要通過群眾運動去重建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時，殺人和酷刑都不再是什麽問題。當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一隻列寧主義的雄鷹，當他認識到人類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並且決心獻身於這一真理時，他就不再受任何世俗的道德和法律的束縛，他將直接向人類的曆史負責。而所有的血腥和罪惡，都會在整個社會向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前進的過程中，自動地得到洗滌和淨化。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許多多年來受黨教育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薄熙來的罪被不斷地揭露出來時，依然不改對薄的崇敬和擁護。因為，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當毛澤東這麽做的時候，他作為開天辟地的偉人，畫像依然供奉在天安門城樓上；薄的父輩們這麽做的時候，他們作為開國元勳至今被人敬仰，他們的家族享受著無限的榮耀和特權。

現在，當薄熙來這個天生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按照黨的正統意識形態，繼續用暴力推動神聖的紅色事業時，對黨來說，他有什麽錯呢？！他唯一的錯誤就是還不夠強大，所以失敗了。假如薄熙來能夠鼓動起更多的群眾，能夠聯合更多的武裝力量，能夠強大到殺更多的人，那麽，一個新的“紅太陽”就升起來了。

用黨的政治哲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衡量，薄熙來的錯誤不在於他殺了人，而恰恰在於他殺的人太少了，在於他沒有強大到能夠從肉體上徹底消滅自己所有黨內外的敵人，從而現實地重建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

五

通過上述三個維度的分析，我們看到，本來在一個法治社會中，對一個人采取強製措施時，唯一應該考慮的就是法律的因素。但是，薄熙來就如有的評論家所言，是“黑幫中的黑幫”。黨的上層本來就如黑幫般淩駕在自己製定的法律之上，這些法律他們製定了隻是為了讓普通百姓遵守的，當然為了維護基本秩序他們還在法外建立了“幫規”。

而薄作為“黑幫中的黑幫”，當用“唱紅”鼓動起喧鬧的民意之後，他不但無視法律，也開始從根本上動搖了“幫規”。黨能夠容忍他在一定範圍內享有越出法律的特權，卻不能容忍他敗壞“幫規”。這些“幫規”隻有黨的最高核心才可以打破和重建，也就是說，薄熙來隻有在搶到最高核心的位置後，才能使他所做的一切在黨內合法化。

在一個典型的極權社會中，“幫規”就是最神聖的，違反者就會以“幫規”的名義受到處罰，我們看到，在黨的曆史上，毛澤東多次以我劃線，使他的反對者以“左傾”或“右傾”路線代表的名義而身敗名裂。然而，在一個已經開始引入法製，意識形態式微的後極權社會中，黨的最上層雖仍然隻會因違反“幫規”而受到處罰，但卻必須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黨的暴力的使用，具有可以向大眾公開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這也就是所謂的政治問題刑事化處理。

在處理薄熙來案時，黨發愁的不是他的罪太少，而是實在太多。假如按照現有刑法，將薄熙來的全部罪行一一列出，依法處理的話，那麽，一方麵足以使全體中國人民震驚，為什麽薄熙來有可能在那麽長的時間內，犯下如此大的罪行，假如不是野心太大觸犯“幫規”的話，他似乎可以安然無恙地將這些罪永遠掩蓋下去，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想，這麽一個如此縱容權貴犯罪的體製，是不是已經從根本上出了問題？

另一方麵，黨這麽做的話，也會引起薄熙來的親屬，以及他在黨政軍內的盟友的強烈反彈。這種反彈倒不是因為對薄熙來的指控是誣陷，不符合事實，而是因為黨假如以同一標準來徹底調查其它高級幹部的話，那麽，幾乎可以毫不冤枉地將自己的整個中央委員會全部送進監獄。在黨的高層已習慣淩駕於法律之上生存的現狀下，對誰嚴格地依法處置，反而成了專門“欺負”他的選擇性執法，成了他的親友們忿忿不平的理由。

可以想見，為了在這些矛盾之間維持平衡，黨對外會強調薄熙來刑事犯罪的事實，對內則會強調他違反了“幫規”。而最讓黨感到難以拿捏分寸的是，究竟應該在他眾多的犯罪事實中，選擇哪些部分來加以公布和定罪。這就像醫生要在一個已全麵腐敗的機體上，切割下腐敗得最厲害，最危險的那部分組織，從而延續機體的生命一樣困難。

為了將各種內外的衝擊減到最小，也許黨會在薄熙來的全部罪行中，選擇那些較為獨特的，其它的高層不大會犯的，而且和別人較少牽連的那些部分來定罪，同時，薄的正式向外公布的罪行會減少到使民眾不會感到震撼，不會產生危險聯想的程度；而對內傳達時，則會披露更多的罪行，好讓其親友閉嘴。可能隻有最核心層的人，才會掌握薄劣跡的全部秘密。

假如黨真的是用這種內外有別，“外法內術”的方式，為了眼下的穩定，權宜地擺平薄熙來事件，那麽，法治的價值在這一過程中無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實現，同時，對薄案的處理也就沒有任何推動體製進步的意義。就像將一個已經潰瘍的傷口草草地包紮掩蓋起來一樣，要不了多久黨國的機體就會出現更嚴重的潰爛。

真正經得起法律和曆史檢驗的做法是，不僅僅要追究薄熙來由於個人化的原因所犯下的罪，也要追究他利用在體製中的特權，包括他在服從體製的命令迫害無辜者時所犯下的罪。對黨來說，要做到這些無疑是艱難的。但是，隻有通過首先認定這些罪，並進而反思其深層的製度性根源，才可能使對薄熙來的處理，轉變為推動政治體製憲政化改革的有意義的事件。

薄熙來是觸犯了刑法，但是，他又絕不僅僅隻是一個普通的刑事罪犯，就像毛澤東的罪，是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下的一樣，薄熙來的罪，也正是他作為“根正苗紅的革命江山的繼承者”和享有特權的黨的高級領導人所犯下的。正是反憲政的黨國體製和支撐這一體製的紅色革命的政治理論，才是釀成薄熙來駭人聽聞的大罪的製度性根源和思想性根源。

就如我們在前麵的分析中指出的，從權力競爭的維度來看，薄熙來事件的爆發，說明現有的黨國體製，不僅僅沒有找到能使全國人民認同，而且連黨的高層能普遍認同的選擇黨的領袖集團的，有序的可複製可預期的法理化製度，也遠遠沒有形成。而最高權力層更替過程中的這種自然狀態（或者說叢林狀態），恰恰正是這個黨國體製不穩定的根源。

從路線衝突的視角來看，薄熙來“唱紅打黑”的政治實踐的興起和失敗，一方麵反映出鄧小平將列寧主義政黨和市場經濟製度簡單嫁接的政治路線已走到了盡頭；另一方麵也說明了想通過回到極左路線來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的此路不通。[7]

我們不難理解，站在新極權主義的立場上，為什麽要竭力將薄熙來事件刑事化和孤立化。新極權主義的致命傷是不惜一切代價維係黨對整個社會的極權統治，這就使得它勢必死死抱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的極權成分，不可能對釀成薄熙來事件的體製性和思想性根源進行深刻的反思。事實上，薄式極權主義和胡式維穩體製相比，更懂得極權心理學，更懂得如何從群體中去開發支撐體製的精神能量。眼看著純粹依靠由上而下的官僚警察體係進行維穩的成本越來越高，越來越難以為繼，最終胡式新極權主義者雖然在權鬥中打倒了薄熙來，然而在精神上也許將不得不承認隻有薄熙來指明的道路，才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維係黨對社會極權統治的唯一道路。

所有簡單地站在鄧小平主義的立場上反對薄熙來，認為鄧倡導了改革開放，而薄想要重新回到毛澤東的人，都回避了這麽一個事實，那就是按照鄧的政治路線無法避免的權力尋租和權貴資本主義，目前已經泛濫到影響社會的基本秩序和公義的地步。

是的，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當他將毛共的政治權威轉而用到引進外資和構建市場體製上時，確實在眾多的轉軌國家中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但是，鄧小平始終回避，或者說還沒有來得及明確回答這個問題：當經濟體製的市場化轉型完成之後，黨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和公民，和整個社會的關係。

共產主義者為黨的專政權力辯護的理由是，在無產階級用激烈的階級鬥爭推動曆史前進時，必須將絕對的權力賦予一個洞察曆史規律的先鋒隊；然而，當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努力，在犧牲了幾千萬人後悲慘失敗，不得不進行重新麵向普世價值的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宣布了不爭論，他的潛台詞是在這麽一個體製大轉軌的非常時期，需要一個明智的權威進行獨裁。

那麽，現在當經濟體製的市場化轉型已經完成，中國也開始重新回歸世界主流文明的軌道時，非常時期已經結束，政治必須重歸常態。執政黨必須對自己在中國社會中的位置重新加以明確的界定。

 薄熙來案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意味著黨已經走到十字路口，放在黨麵前的歸根結蒂是兩條道路：一是用暴力和欺瞞的方法繼續強化黨對整個社會的極權統治。由於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共產主義理念已經徹底崩潰，堅持這條道路必然走向法西斯主義的警察國家[8]，也就是用赤裸裸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暴力鎮壓和掠奪人民；另一條道路則是執政黨在憲政民主的原則下，重建和公民之間的政治契約，在全新的法理基礎上，尋求自己執政的合法性。

從黨現有政治素養來看，走第二條道路是艱辛和困難的，因為，這需要它真正地找回失落的理想，正視自己曾經犯下的罪錯，在政治哲學上完成全麵的自我超越；而走第一條道路對黨來說，相對要駕輕就熟得多，而且，用暴力和欺瞞來應對挑戰是人性的弱點，符合人的低級本能，這種策略隻有在被外部的強力徹底征服之後才會走向終結。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指黨隻要走第一條道路，就必然會立即在現實政治中遭遇失敗，也許恰恰相反，走第一條道路黨還能維係一段時間的統治，走第二條道路，一旦無力把握，黨的統治很快就會崩潰。怎樣用“槍杆子”征服人的肉身，用“筆杆子”征服人的精神，黨已經有了90年的豐富經驗，而中國人民也有了60年接受和配合黨的征服的經驗。

古時候，一個長命的王朝能維係200多年，現在，朝鮮的金家王朝也已傳了三代，在轉變為一個赤裸裸的警察國家之後，黨繼續維持對中國社會20年，乃至50年的絕對統治並非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想說的是，一旦中國的政治走上全麵維穩的警察國家的道路，不僅僅全體公民的基本尊嚴將被剝奪，個體人格自主生長的空間將被封死，而且，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將急劇地轉向全麵和公開的對抗，黨不僅需要堅決消滅外部的反對者，而且需要全麵肅清黨內依舊抱有人道和公義幻想的各種“糊塗的軟蛋”，隻有通過酷烈的黨內鬥爭和清洗，重新誕生出一個強有力的新太陽時，這第一條道路才可能真正地走通。

也就是說，黨除非真的能在薄熙來事件的強烈震撼中，覺悟到薄的全部罪錯都深深地植根於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黨國體製和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哲學之中，黨的領袖們能由此警醒到，假如繼續堅持一黨專政，最後他們都無可避免地會墮落成像薄熙來一樣的罪犯。從而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國政治體製的憲政民主化改革，隻有這樣，對薄案的處理才可能真正地經得起法律和曆史的檢驗。

相反，黨的領袖假如自欺地認為，薄案隻是“孤立的偶發事件”，隻是薄個人的“人生觀”出了問題，和黨國的基本製度和政治哲學毫無關係。隻要“政治問題刑事化處理”，用震蕩最小的方式包紮好黨的傷口，黨對整個社會強有力的極權統治就可以像以往一樣繼續安然無恙地維係下去。

假如黨的領袖真的是這麽想的話，那麽，他很快就會驚恐地發現，在他剛剛切割和治療過的黨的機體上，又出現了更為嚴重和全麵的潰爛，在內外交困的危機中，他會變得越來越懷念被他“依法處理”了的薄熙來，變得越來越多地從薄的“唱紅打黑”的政治路線中去汲取靈感。他的認為可以通過正派的，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來維係一黨專政的自欺的幻覺將被徹底粉碎。

最後，他將不得不承認，假如一定要在現有的曆史條件下，繼續堅守黨絕對統治整個社會的魔鬼般的極權權力，隻有要麽把薄熙來重新請回來，要麽在徹底清洗黨內形形色色的異己者、動搖者、投降者，包括具有正派的幻覺的自欺者的過程中，誕生出一個比薄熙來更加心狠手辣和更加無法無天的強有力的新權威和新核心。

 

注：

[1]筆者猜測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胡錦濤對薄熙來問題的看法。

[2]鄧小平對江澤民說過：“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到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是鄧小平向江澤民交底的話，同時，也反映了他對這個黨國體製的運作邏輯的直截了當的洞見。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假如你說了不算的話，黨國就危險了。

[3]關於什麽是“紅”的本質內涵，可參見拙作《從《共產黨宣言》看“紅”的本質和“唱紅”的危險性》。

[4]想更詳盡地了解新極權主義特征的讀者，可參見拙作《平庸的專製——從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極權主義的特征和弊害》和《從黨對意識形態的操控看“楚門的世界”的構成——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義的解析》等。

[5]不難想像，假如是鄧小平或江澤民當政的話，薄也不會那麽賣力地唱紅了。不過，應該說除了投機之外，薄對極左政治的那一套確實是一往情深、駕輕就熟。這從他要求報道他的記者熟讀毛澤東著作，講話時脫口而出的“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中就可以看出來，紅衛兵闖將的氣質早已深入他的骨髓。有人感到疑惑的是，毛發動的“文革”迫害了他的父親，害死了他的母親，他自己也進了監獄，為什麽薄還會熱衷於這一套呢？也許，可以說這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文革”確實給薄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它又以“觸及靈魂”的方式塑造了紅衛兵一代人的人格特質。對許多紅衛兵來說，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就是“文革”經曆，除了毛澤東示範的樣式之外，他們無法想像可以按別的方式來實現內心最神聖和最具有強度的高峰體驗。一旦有了適宜的土壤，靈魂深處的那個紅衛兵闖將就會跳將出來，薄熙來是這樣，稱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豺狼”的張慶黎也是這樣。從精神的維度來看，可以說，他們正是“文革”的最深的受害者。

[6]在1997年，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和鄉鎮集體經濟的私有化改製中，已經產生過私分國有和集體資產的普遍不公，但當時大多數人都將其看作是向一個憲政框架下的現代市場體製過渡時，不得不支付的，一次性的代價。誰知真正的憲政化改革遲遲不肯推出，在石油、煤炭等許多壟斷行業，國有企業反而用行政和暴力手段吞並私企，搞國進民退。現在又要以反壟斷的名義再次私分大型國企。我們看到，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事實上真的要開始淪落為，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搶劫，又以勇於改革的名義分贓的周而複始的掠奪性體係。而執政黨本身則開始黑幫化，它不再有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隻是一味地通過欺瞞和暴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順便說一句，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成為了分贓的借口，使現代經濟學本身在許多中國民眾的心目中蒙上了陰影，成了被人詆毀和厭惡的對象。這就要求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積極宣講現代經濟學的原理時，更加關注這些規律得以成立的邊界條件，同時，要特別警惕它們在當下中國的製度語境中被誤用時可能產生的危害。這不僅僅是為了恢複現代經濟學的尊嚴，更重要的是為了使受到極左情緒影響的民眾重新恢複對現代市場經濟製度的信心。

[7]衡量權力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它的透明度，它的承受曝光的能力——“耐光性”，現行政權在新極權主義政治路線下，越來越將權力運作的真實過程掩蓋起來，讓人民生活在其精心炮製的幻覺之中，試圖以此來維持穩定。而其虛假的意識形態導致的名實分離，更使其神經質地絕不讓左手知道右手幹的事。長期屏蔽真實信息和炮製虛假信息的維穩努力，使現行政權變成了一個“耐光性”越來越差的，見不得光的虛弱政權。

[8]我們說，用薄熙來的政治路線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此路不通，不是指他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失敗了，假如他的政治理念是有道理的，他失敗了，還會出現新的代言人。而是指他的極度荒謬的言行背離，導致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徹底破產。我們看到，正是在他“唱紅打黑”高揚“愛國主義”的過程中，薄熙來為自己非法攫取了巨額的財富，並將其轉移到國外；當他雷厲風行地強製基層幹部下鄉和貧困農民同吃同住時，卻讓自己的家屬在西方公然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這樣悖謬的行為，是連“紅太陽”毛澤東也不敢做的。而薄熙來的言行背離又絕不僅僅隻是他個人品格的問題，這種悖謬和荒誕深深地植根於執行了30多年名實分離的鄧小平路線的整個黨國體製之中。薄熙來事件使中國的民眾，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認識到，隻有引入權力製衡和公開選舉的憲政民主化改革，才是治療權貴資本主義的良藥，而想要打造任何形式的極權權力來遏製權貴資本主義，都隻可能是揚湯止沸，緣木求魚。

[9]從政法委的不斷擴權和日益成為黨內具有獨立性的權力中心的趨勢來看，中國正走在快速地向警察國家蛻變的道路上。但將這一現象僅僅歸罪於政法委又是膚淺的，政法委之所以能成為政法委，是黨尋求對社會的極權統治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