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龍誌傳》 第六卷 敢為人先中西合璧

第六卷  敢為人先中西合璧

 

一、神州冒進唯我沉默

 

 發生於1957年反右運動是建國後一次重大的思想整肅運動。它不但使有著“清議”傳統的知識分子淡出政治舞台，斷了言路，而且促使了“左”傾思潮的更加盛行，為1958年大躍進、大放“衛星”的開展掃平了障礙，鋪平了道路，奠定了“一言堂”的政治基礎。
 

   毛澤東主席於1958年發出了反對右傾保守，大幹快上的號召，中央決定首先要把鋼產量翻一翻，即把 1957年的
535萬噸增長一倍。為完成 1070萬噸鋼鐵的任務，就把煉鋼煉鐵的任務指標分派下去。一些不具備生產條件的部門，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就用了一些土辦法，在全國形成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
 

   全國躍進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提出了“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在此氣氛之下人人躍躍欲試，不久就冒出來很多小工廠。原有的一些小廠也要擴大，去幹高級產品。國營廠礦更是雄心勃勃，都要擴大規模，紛紛到農村招工。在這不顧現實條件的大發展中，市場供應就出現了問題。甚至連民用的小五金在市場上都買不到，整個國民經濟都失調了。

教育界也興起了教育大躍進和教育大革命運動。學校擴大專業，擴大招生。後來又幾度停課，在校內外大煉鋼鐵，深翻土地，除“四害”（蒼蠅、蚊子、麻雀和老鼠）。

所謂的大煉鋼鐵，就是把民間收集的刀剪，鐵鎖，鐵鍋，鐵犁等破銅爛鐵砸碎，用土造小高爐燒結成一塊塊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生鐵錠。龍誌也頭戴棉帽，脖圍白毛巾，風塵仆仆地赴長治大煉鋼鐵幾個月。全校二年級以上又到農村下放鍛煉一年。

 

由於反右運動閉塞了知識分子和幹部講真話的言路，虛假和浮誇之風盛行。各行各業大放“衛星”，新的“高產”記錄不斷被刷新。“前年賣糧用蘿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

              農業上更是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荒謬現象，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登載了“河南省遂平縣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的浮誇報道，成為了大躍進運動放出第一顆畝產超過二千斤的“衛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個別大名鼎鼎的科學家，科學院院士也很難做到“潔身自好”，甚至頭腦發熱。四天之後，一名著名航天科學家於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署名文章，首先“科學論證”了不僅糧食畝產兩千斤，而且四萬斤都是可行的。由於科學家首先論證，經過人民日報等媒體的宣傳鼓動，政府組織的現場觀摩，各地群總歡欣鼓舞地效仿，在隨後各地掀起了陸續放出小麥畝產衛星的高潮，虛報數字逐漸增大。兩個月之後，8月13日，新華社報道了湖北省麻城縣溪建園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的事跡，該社早稻畝產達到了36900斤。這個數字與“科學家”4萬斤的估計已經相差不太多了。上上下下的浮誇風如此流行，如同兒戲，完完全全違背了起碼客觀規律和基本道德常識，隨後而來的三年巨大困難也就所在難免了。
 

在畜牧界，也有人提出了“馬精豬”，養豬快速增重四割（割耳、割尾、割蹄、割睾丸）。龍誌認為這些主觀臆斷“新生事物” 沒有科學根據， 私下表示這些“成果”需要經過嚴謹科學實驗驗證，否則將會貽笑大方，曇花一現，自生自滅。為此，否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成了他在後來的文化革命中的一條重要“罪狀”。

龍誌不僅是一個老實厚道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國學習了“生物統計”後所形成的一套嚴謹的試驗設計，收集數據和分析數據的研究方法。其中學最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原始數據的準確、可靠無誤。美國科學界有個說法
“Data  does  not lie， people do” (科學數據不會說謊，人卻會)，和 “Garbage in garbage
out” (進來的是垃圾數據，出去的必然是垃圾結果)。龍誌當時能夠在狹縫般的政治空間裏和聲勢浩大的浮誇宣傳中，冒著被批判為“右傾保守”的壓力，“唯我獨醒”，保持頭腦冷靜清醒和沉默。堅持嚴肅嚴謹的科學態度和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沒有頭腦發熱，沒有隨波逐流，沒有大吹大擂。他老老實實地埋頭苦幹，紮紮實實地進行科學研究，實事求是地搜集數據，一切根據結論來自科學的數據分析。“患難時期見英雄”，他的科學態度，職業素質和高尚人格尤其難能可貴。

很難說龍誌沒有一絲一毫受當時宣傳鼓動“一天等於二十年”影響的衝動，畢竟龍誌也算得上一個“聽黨的話，跟黨走”的知識分子。但是龍誌又是一個有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的人，更可能考慮到的是自己作為一個科學家，自己的見解和建議要經曆住時間的考驗，要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龍誌確實處於進退兩難的態度，他明智地對當時政府宣傳造成暴風驟雨般的“浮誇風”選擇了沉默，知道那時候講了真話是“以卵擊石”。反之，龍誌加倍努力地投入了他的豬雜交科學實驗之中。他知道，最終還是要靠實實在在的科學數據說話，而不是靠坐在那裏，靠主觀臆斷來“編造數字”，那樣的結果將會自食其果。
 

龍誌這種尊重自然，尊重科學，尊重客觀的“講真話”思維方式和嚴謹的科學態度，實際上是針對當時“浮誇風”的一劑良藥，是客觀形勢的迫切需要，也是時代的迫切召喚。因為時隔不久，整個國家和人民“浮誇風”付出了史無前例的沉重代價，二年之後，到1960年，政府就不得不開始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政策。時代更需要龍誌在紮紮實實，實事求是的嚴謹科學態度指導下，拿出真正的科學研究成果來提高肉豬增重速度、提高飼料轉化效率、增加出欄效率，化解由“浮誇風”所引起的糧食和副食品極度短缺的重重困難，度過那次“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的重大饑荒。

當然龍誌也為他的這種科學態度付出了沉重代價，在文化革命中，他被批判的最重要罪名之一就是“惡毒攻擊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二、二張聯手編寫教材

 

1959年， 農業部委托山西農學院黨委組織並主持全國《養豬學》統編教材，乃請張龍誌教授具體負責擔任主編之責。北京農業大學張仲葛教授回憶那段難忘的曆史：“在那次兩校聯合進行《定縣豬》的調查工作時，龍誌先生和我對於當時養豬學沒有一個範本感到極為不便。市麵上雖然有一些養豬學的參考書刊如：《養豬學》張金相編，新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實驗養豬學》馮煥文，中國農業書局， 1954年；《養豬學》列基金（蘇聯），科技出版社，1956年。大都不切合中國實用，故龍誌先生和我商量，大家聯合起來，著手編著一本用於華北地區農業院校的養豬學教材。在分工方麵，由龍誌負責飼料、飼養管理，我負責遺傳育種。編成之後，互相交換，閱讀修改。然後油印出版，暫供兩校教學之需。
此外，又對實習指導進行了分工。稿成之後，1956年春天，我特地到山西太穀，專程拜訪了龍誌先生一次。龍誌先生剛剛被肅反運動審查結束不久，就日以繼夜地完成了書稿。龍誌先生首先帶領我參觀了美麗的校園，那是陽曆4-5月份，滿園的丁香花競相鬥豔，白色、紫色的花朵，點綴著碧綠的枝葉，散發著一縷縷清香，浸人心肺，別有一番情趣。每當丁香花盛開的季節，清香撲鼻，令人陶醉，心曠神怡。同學們漫步在花叢中，手捧書本，朗朗誦讀，是一幅絕妙的“世外桃源”和“讀書聖地”。

 

龍誌先生還領我到他的住所，是一座小小的獨立洋樓。銘賢學院秉承教會學校的遺風，像過去的燕京大學一樣。教授單獨住在一個小區內，其內一幢幢小洋房林立。洋房內有客廳，書房、廚房和臥室。一切暖氣管道和壁爐等設備都從美國運來。據龍誌介紹，銘賢學校照搬了燕京大學那一套。我在山西農學院住了幾天，受到他全家的盛情款待，至今回憶起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由於他們合編的華北地區養豬學教材在試用期間獲得好評，農業部在1959 年委托山西農學院黨委組織並主持全國《養豬學》統編教材，乃請張龍誌教授具體負責擔任主編之責。第一版主編為山西農學院 （張龍誌、唐顯作、林成穀），北京農業大學（張仲葛），山東農學院（陳唯真、孫玉民），內蒙古農牧學院（羅明）。編著者：東北農學院（齊守榮），西北農學院（路興中），四川農學院（羅安治），華南農學院（黃偉勝），廣西農學院（李瓊華）。

   張教授在教學中十分重視教材的編寫，1958年開始組織華北地區養豬學統編教材的編寫。1960年又在華北教材編寫的基礎上，又主持了全國養豬課程通用教材的編寫。在教材編寫過程中，他極為重視將群眾經驗總結編入教材中，為此，便有了1960年在我院專科部召開的全國養豬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座談會，會上交流、收集了不少有益的教材素材，增強了教材的實用性。另外，張教授更為重視養豬科技的普及工作。1961年在完成全國養豬教材編寫之後，緊接著便組織編寫《養豬六關》手冊。”

 

三、六畜之首歡欣鼓舞

 

雖然龍誌一生中的學術命運，政治生命甚至家庭私生活一直受到毛澤東指示的左右和控製，毛澤東的指示有時也有其英明偉大的一麵。其中與他業務有直接關係的還真有一次，那是毛澤東關於發展養豬業的一封信，發表於1959年10月31日。信中提出，“要把養豬看得和糧食同等重要，要大養特養其豬，以及其它牲畜。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廠，如果能做到一人一豬，一畝一豬，肥料的來源就解決了”。正是由於毛澤東這個指示，隨著豬在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中重要性的提高，龍誌這個“視豬為命，以豬為生”的養豬專家也感到“生逢其時，形勢比人強”的壓力和動力，學術和政治地位也發生了變化。也是“無巧不成書”，該指示的發表正值龍誌召集全國大隊人馬在山西農學院緊鑼密鼓地編寫全國農業院校統編“養豬學”教材之時。
 

北京農大張仲葛教授回憶當時的情形：“正是我們《養豬學》第一版教材集中在太穀進行集中編寫的時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及中央廣播電台發出了的“豬為六畜之首”的社論，全體編寫組的成員，特別是主編張龍誌教授，無比興奮的和大家說：我們的毛主席真是英明偉大，硬把幾千年帝王將相推崇的，為鞏固封建王朝鎮壓老百姓的軍馬拉下來，而把老百姓熱愛的與糧食增產有關的帥豬，扶為首位，改變了幾千年排序，一切都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出發，真是英明極了。特別是我們搞養豬科研和教學的同誌能不為此而歡呼嗎？！由主編者的倡議，這一天更加努力於編寫工作，以期把這本全國性的養豬學教材努力編好，以報答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養豬事業的支持！
 

這篇社論寫的極好，闡明養豬事業對國計民生的巨大作用。社論說：自古以來，豬位於六畜之末，叫作馬，牛，羊，雞，犬，豬。這種排法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對於工農業生產和人類生活的重要性來說，應該是“豬，牛，羊，馬，雞，犬”，也就是說把豬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是天公地道。由於豬本身具備的特點，應該在六畜中給予特別的重視。首先，豬繁殖的快，因此，在六畜中，豬無疑占有首位。其次，最重要的是豬能夠提供大量、最經常、質量最高的肥料。養豬的好處，正如群眾所說：增豬、增肥、增糧、利國、利社會、利己（1959年，12月17日）。”

 

四、玉米單位國內首創

 

張仲葛先生回憶道：“由於在我國過去的養豬學中，一向是沿用美英的以燕麥為標準的飼料單位作為所有營養統一計量標準單位。而玉米在我國產量豐盛，南方北方使用甚廣，是養豬的常用飼料。在計算飼料總營養價值時，換算成為國際燕麥標準飼料單位有諸多不便。毛澤東也曾經指出“包穀是飼料之王”。故在製定營養標準和飼養方式上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總結廣大群眾經驗後，龍誌先生在養豬學教材編寫會議上，集中了自己多年的動物營養學的深厚功底和經驗，大膽提出了直接運用玉米為我國標準的飼料單位的創意，和“以青飼料為主，適量搭配精料”的飼養指導方式。改變了過去一直沿用國外的傳統做法並且省去繁雜的單位換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龍誌並主張養豬的研究工作要“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因地製宜地走我國自己的道路。與會的各院校的教師們，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議，故在“養豬學”教材中，也體現了龍誌先生的一係列頗有見地的主張。”
 

“我國的國情是以號稱12億人口眾多的泱泱大國，當時糧食緊張的現況，時常困擾著我們，這就是我國的國情。故糧食緊張的情況是最先必須考慮的，更非短時期所能解決的。在發展養豬事業方麵，也必須考慮這一實際情況。大量的使用糧食是國情所不許的。故必須從節約用量上下功夫。故我國曾一度倡導以青粗飼料為主適量搭配糧食的養豬方針。龍誌先生對此深有體會。在他龔寫的養豬學教材方麵，由他主稿龔寫的豬的飼料與飼養章節中，以大量的篇幅總結了群眾節約精料的科學養豬經驗如：在肥育階段上采取“步步高”（在仔豬斷奶後到最後肥育逐步增加精料）的方法；在飼喂方法上采取“先粗後精，先稀後幹，少喂勤添”技術等。這些觀點都首次被堂堂正正貫穿在農業大學教材“養豬學”的章節裏，而被世人稱之為我國“青粗飼料派”的創始人。”


 

五、邀請模範總結經驗

 

“在那次編寫全國養豬學的編審會議上，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龍誌先生提出邀請的全國養豬勞動模範，一起參加盛會。為教材提供寶貴的營養，同時也供全省的養豬勞動模範接受一次科學養豬的洗禮。這樣相互學習和切磋交流互相提高是極為有益的。這次前來參加的全國勞模達三十餘人。並就各位在某一養豬實際技術上的專長，給大會分別作一報告，並將其中的精華總結提煉，納入於教材之中。這一做法是一個創舉，我國養豬曆史悠久，散見於農村的養豬特種技藝是極為豐富多彩的。山西農學院的黨委對此工作極為重視，對於每位勞模都指定動物科學係高年級的學生，負責接待和向勞模們虛心學習，結成對子，並將勞模口述的經驗總結成文，在會議上印發，供大家學習和參考，使與會的各院校養豬課教師，深感收獲不少。這些勞模的經驗結晶，編印成冊，分發給與會的各位教師，都感到收獲極大。有些成熟的經驗，通過討論成熟，則分別納入教材之中，以豐富養豬學的內容，使之更具有中國的特色。故這一舉措是極有重大意義的。它使全省勞模的寶貴經驗科學化，得以上升到理論階段，又可使勞模本身學到一定的科學技術，為今後發揮技術才能更上一層樓。這也是龍誌先生承辦這次教材編審會的一大特色。也體現他本人對我國勞模及勞動人民的崇敬之情。”

 龍誌先生在山西農學院的第一個助教唐顯作先生回憶道：“張教授在教學、科研之餘，常深入到養豬生產第一線，向廣大的養豬生產模範和飼養員學習，從他們中間吸取有益的經驗，然後加以總結、提高，成功的將它們運用在教學中，因此他在講授養豬課時，語言生動，大眾化，並能深入淺出。對了解，發現的問題，就將它作為科研的題目和內容。記得我常陪他去晉東南的長治、長子、屯留一些養豬場和生產隊，每到一處，他總是首先去拜訪養豬模範（如長子的黃富水）和豬場的飼養員，與他們在豬圈牆跟就地坐下，一邊散煙，一邊抽煙，一邊擺談，大家對他都倍感親切，無話不講，擺得差不多了，最後才去找行政辦公室與組織上交談。”

跟隨龍誌多年的山西農大謝文采，陳榜偉教授回憶道：“張老師長期從事教育與科學研究事業。在教學中，為了提高教育質量，他緊緊抓住教材建設這一根本環節，提倡理論聯係實際，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和各地區的特點為原則，從五十年代起，他帶領學生深入華北、山西廣大農村進行深入調查研究，收集和整理我國勞動人民養豬生產的豐富經驗。回憶1958年底，他帶領我們班赴我省養豬數量最多，出欄頭數名列前茅的晉東南地區進行教學實踐，組織我們參加地區養豬工作會議，會上了解當時出席會議的養豬勞模，會後組織學生赴豬場蹲點收集整理他們的養豬生產經驗，經過近一年的教學實踐中，我班共整理出十幾篇養豬論文和養豬諺語近五百例，為教材建設提供豐富和寶貴的資料。當時我國人均糧食不足250公斤，通過教學實踐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張老師提出大力推行充分利用青粗飼料為主，合理搭配精料喂豬的養豬方式，在當時農村經濟條件下，是合乎當時的國情和省情，對養豬生產的發展起促進作用”。

六、關心生活竭盡全力

 

張仲葛先生回憶道：“六十年代正是我國遭遇了三年自然災害嚴重的時刻，人的口糧，大加限製，且都大部分是粗糧。在山西口糧的限製更為嚴格。龍誌先生生怕參與編寫的南方教師生活不習慣，吃不好，特和學校領導建議，予以照顧，後來發動學校的炊事員同誌，想辦法在粗糧細作上下功夫，以改善編寫組的飲食條件。而當時在山西的粗糧細作上是全國聞名的，不少外地的炊事員都來山西學習。可見龍誌先生為照顧好同行們的生活是煞費心力的。

在編寫教材的期間，龍誌和全體編審的同誌同吃，同住同審改。他整天陪同大家，在辦公室內，編寫和審稿。他負責龔寫的幾乎是全部書稿的一半。他吃住都陪同大家在一起，晚上也不回家休息，也在辦公室過夜。一張躺椅，就是他的行軍床。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精神不濟時就吸根大中華的香煙，並且是一根接著一根的吸，以促使有充足的精力進行全部書稿的審理工作。大家勸他回家休息，他說不加緊幹，到時間完不成任務。大家都為他的這種忘我精神所感動，不得不自覺的都在鼓足幹勁的幹呀！追想起來，後來他身體之所以垮了下來和當時的過分勞累，積勞成疾有關。這裏，做為好友的我，沒有及時注意這方麵的問題。也是極大的過錯呀！”

有詩為證：

                      【七律】《窮養豬》

六畜之首重排定，生逢其時挑重任。                  
 

浮誇躍進糧食緊，大養其豬遇瓶頸。                  
 

青粗為主創新路，玉米單位符國情。                  
 

群眾經驗虛心學，中西合璧集大成。

 

P_6.1.龍誌全家和師駿華（後左）在太穀農學院家門口（約1956）

P_6.2. 龍誌（中）與張仲葛（左4）等《養豬學》編寫組於華南農學院（約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