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如山 恩典難忘

 

 

 

 

 

世界上的事情的發生發展變化，貌似偶然，實際上往往有深刻的機緣關係。首遇吳先生還是在1962年春天，我當時才11歲，在上小學四年級。我隻是隱隱約約記得北京來的吳先生一行曾經到我家做客，與父親談的很融洽，訪問時間不長，很快也就淡忘了。倒是十幾年後再次見到吳先生，他老人家竟然仍然清楚記得父親曾經說過我聰明好學的話。殊不知自己一生能夠幸運地與這位科學巨匠在人生道路上和專業發展上結下不解之緣。多年之後，才越來越認識到這種難得的機緣是多大的福分，一生有一次也就足夠了。

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前，我有幸福的童年和初中時期積極上進，努力學習的黃金時代。學習成績一直是各科第一，也是追求“舍己為人” 和身體健康的“三好”學生。父親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按部就班地上高中，考大學，走他自己走過的“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道路。回頭來看，父親的這些期望都沒錯，隻不過我們都經曆過了意想不到的艱難和曲折。特別是在十年文化革命那樣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黑暗年代，能夠得到有大智慧的高人“指點迷津”真是一種恩賜，需要機遇、智慧、慈愛和膽略。而我這隻迷路的羔羊則需要經過痛苦和磨難才能領悟真理，才能接收他們超越時空的教誨，教化和引領，才能迷途知返。幫助我一生成長影響最大的還數父親張龍誌教授和導師吳仲賢教授。

 

吳先生父親同是西方為我國培養的第一代學術專才和學科奠基人，肩負著引進西方現代科技文明，培養造就人才和科教救國和的曆史使命。“ 多難興邦 ，亂世忠臣”，他們同處於一個中華民族內憂外患，滿目瘡痍，波瀾起伏，走向複興的動亂和偉大時代。我們國家過去100年經曆了清朝滅亡，民國成立，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八年抗戰，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和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同步，解放後他們又經曆了一係列的政治運動，30年“極左”路線，特別是史無前例文化革命的十年內亂和的幹擾和迫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憂國憂民的他們一直鍥而不舍地堅持正義進步，堅持科學真理，積極爭取、創造機會，為中國的掘起和民族振興，用不凡智慧與國家形勢及政治運動周旋，見縫插針地作出了卓越貢獻。所以說，他們肩負的使命最重，經受的磨難最多，取得的成就最大，得到的榮耀也最高。

 

吳先生常常教導我們，我們從事的畜牧科學是一項應用性，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學科。有兩方麵的工作最為重要，一個是用於指導生產實踐的“應用的科學理論”，一個直接服務生產實踐的“理論的科學應用”。脫離生產實踐的空洞理論沒有任何指導意義，脫離正確理論指導的盲目實踐也會迷失方向，甚至誤入歧途。偏離任何一個方麵都要更要付出沉重代價。其實吳先生的這一精辟論斷，不僅對於自然科學有指導意義，對於社會科學同樣也有指導意義。“史無前例”十年浩劫文化革命的慘痛教訓就是在社會實踐方麵脫離了幾千年華夏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社會科學理論的指導下發生的。吳先生和父親兩位科學家的側重不同正是在這兩點上，吳先生側重點在“應用的科學理論”；父親側重點在於“理論的科學應用”。而他們各自正是在不同方麵取得了科學研究的重大成果。

 

吳先生曾經1962年應邀到山西農學院訪問指導，給山西農學院的學生教師做了“家畜、家禽的繁殖力計算”的學術報告，參觀了父親領導的豬雜交組合實驗基地 (見照片) 並且對他們在山西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從1957年起，父親領導的研究小組承擔了山西省委批準的豬雜交育種的龐大項目，在學校的南部新建了飼料加工場和畜牧科研基地，開始了17個組合中國豬、外國豬與山西本地豬的二元、三元雜交組合試驗研究。在實驗設計和規模上，無疑在國內當時條件下處於領先水平。更為重要的是，由於1958年的浮誇躍進，再經過1959-1961的三年的天災人禍，糧食高度匱乏，人畜牧爭糧問題嚴重。父親領導的研究課題需要解決如何在農村以青粗飼料為主的條件下提高生豬出欄率的時代課題。待到吳先生到山西訪問時，父親領導的科研小組證明，在中等飼養條件下，由內江豬與本地豬雜交（內本），其日增重為本地豬140%，優於其它外國豬種。而再與巴克夏豬雜交（內巴本），其日增重為本地豬的154%。由於中國豬種的特殊生長和進化環境，中國豬擁有特定的消化和利用粗纖維的基因以及基因之間的互作成了緩解糧食瓶頸問題的關鍵。父親也就成為國內“青粗飼料派”和“雜交豬”的代表人物。推廣這些成果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當時成為新華社和光明日報的重要新聞。 

 

文化革命顛倒了黑白和是非，一夜之間，父親成了全校頭號“反動權威”被遣送到他一手創建的畜牧站喂豬勞動改造三年，後來清隊中又以”美國特務嫌疑”隔離審查幾年。我們也受到株連，從此10年成了“狗崽子”。更為嚴峻挑戰來自望子成龍的父親對我們教育的權威性。當他看到我們兄弟三人在文革中成年累月地參加運動，無所事事、荒廢學業時，他痛心疾首。經常在勞改回家後勸導我們學點東西，哪怕是一門手藝。有時躺在椅子上一言不發，愁容滿麵，意思說你們這樣下去怎麽辦。我們對他的勸告卻不以為然， 難道讓我們念書後和你一樣受批判?由於我們屬於父親政治曆史未定案的黑五類子弟，多次征兵招工與我們無緣。

1971年，我終於在插隊一年後在太穀縣油刷社當上了工人。其間在農學院承包過油漆工程，20歲的我穿著一身油漆的工作服，提個油漆桶，在校園裏爬高鑽低，東家進，西家出，幹了半年，家喻戶曉。父親當年20歲時隻身離開陝北榆林，步行12天來到太穀銘賢上高中時就在同一個校園裏，他半夜到發電廠打工還一邊為機器加油， 一邊背誦英文單詞。父親當年打工的目的是生存和求知， 我打工的目的是什麽呢? 自己不學無術，隻能出賣勞力， 加上“狗崽子”的身份， 沒有任何社會地位。 “磨難勵誌”，我才對父親的一片良苦用心和指點迷津恍然大悟。

1972年開始，我不顧別人的嘲笑，偷偷將文革前中學課本找出來，逐道做例題和習題，每天學習幾個小時。後來二哥文煥也開始和我一起自學。我們還悄悄地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父親看在眼裏，喜在心頭，臉上終於有了微笑。一貫節約的他在補發工資後破例為我們買了半導體收音機。在農學院有利的條件是，有了數學和物理問題，我就求教陸智良先生，有了化學問題就求教郭定成先生，有了英文問題就求教冀一侖和陳經綱先生。 

1972年大學開始工農兵學員，我們有了通過上大學來改變命運的想法。這種想法和父親的願望一致，因為他老人家覺得他教了一輩大學，總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可以上個大學。但實際上被證明是白日做夢，異想天開。因為文革本身就是要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在政治掛帥的年代，上大學要經過層層推薦和嚴格的政治審查。1973年，我沒有被正式推薦，但靠體育名額參加了文化考試，當時數學12道題選作6道，我作對了11道，名列前茅。結果受名額指標限製，更因為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考試成績不算。後來幾年，雖然我們全家竭盡全力，到處磕頭燒香，我們兄弟三人最終也沒有任何上大學機會。好在1975年，我有幸從頭至尾旁聽了陸智良先生為全校“回爐班”開設的“高等數學”課程。我雖然不是正式學生，但也按期向陸先生交了考試作業和參加考試，據他太太徐老師悄悄告訴我，說完成的不比那些正規大學生學生差。

1975年底，我終於有幸得到跟隨父親到雁北農學院去艱苦創業、開辟新天地的機會，我正式做了父親的教輔，進入了畜牧專業。後來又在父親關懷下指導下注冊了學校的在職學生。在當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父親卻將我由一個“工人階級”一員轉到一個“臭老九”成堆，當時不被看好[1]的的農業學校裏變成了一個沒有名份的“小知識分子”；離開物產豐富，氣候溫和的晉中盆地“金太穀”到了寒冷邊遠“寸草不生”的雁門關外學習畜牧專業。許多人都認為沒有任何個人或者專業發展前途，甚至有些荒唐可笑。“春江冷暖鴨先知”，雁北條件雖然差，在學校裏，至少我可以專心致誌地在知識的海洋裏翱翔，可以學習畜牧科學，可以接觸不斷發展進步的生物前沿學科，不再為完成每天生產任務擔憂了。那段時間我跟著父親在雁北農學院紮紮實實係統學習了數理化，動物營養，遺傳，統計，育種等課程。特別是1975年山西農學院畜牧係冀一倫教授和基礎部陸智良等先生集體翻譯了J.F.拉斯裏的《家畜改良遺傳學》，我有幸得到從父親那裏得到該書的英文原著，可以中英文對照學習，幫助很大，受益匪淺。

            1976年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於被華國鋒粉碎，1977年鄧小平複出，舉國歡騰，科學春天終於到來。他們大刀闊斧進行撥亂反正，不僅恢複停止長達11年的大學招生高考，而且較大規模地重新開始了解放後由於政治因素基本停頓的研究生招生。當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消息，遠在塞外高原的我恍如隔世，歡欣鼓舞，摩拳擦掌，積極準備。當時“井蛙觀天”的我的確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鬥膽報考了一代宗師，北京農大吳仲賢先生的研究生。按照父親的說法，是確實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但是他也還是默默地鼓勵我試試看。

 

那是1978年春天，我滿懷信心地騎車自行車到60裏外的大同市參加全國統一研究生考試，背上書包裏扛著全校唯一的 一台20多斤重的德國造手搖計算機。那台機器是從山西農學院分來的，還真派上了用場，幫助我做對了吳先生那道方差分析的考題。就是搖動起來聲音很大，好在大同考場裏就4-5個人，也沒有人提出意見。有點出乎意外的是，考題中吳先生問了一道分子生物學遺傳工程的問題。當時實用主義甚囂塵上，覺得微生物遺傳工程與動物育種很遙遠。30多年後的今天，分子遺傳學在動物育種中日益得到廣泛應用。現在我們才理解，當年吳先生不僅知識淵博，而且早早就高瞻遠矚地預測了新學科的應用價值和其深遠影響。雖然當時自己遠在雁北塞外，畢竟處於學校和家庭學術環境，資料信息方麵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那年雁北農學院有幾個年輕教師都考上了研究生，我們算是先人一步，捷足先登了。

 

後來又在盛夏8月份冒著酷暑去涿縣參加複試。那年報考吳先生有十幾個人，原計劃招收3人。複試後綜合成績合格，又擴大招收2人，楊達和我才得以破格錄取。我們5人和其他幾十位同學一道，便成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寵兒”。僅僅從這一點看，吳先生當年看到國家多年動亂，人才青黃不接，多為國家培養人才，彌補十年浩劫造成的損失。他沒有嫌棄我們基礎差，學曆淺，而是看到我們勤奮好學，後生可畏。在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把握上，網開一麵，持經達變，大發慈悲，我們終於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之恩。

 

1978年第一次到吳先生家拜訪，看到的一幅景象令我至今難忘。吳先生老兩口加保姆，住在一個不足15平方米的房間，他們的“家”是一間實驗室用草席隔成幾個小間之一。隔壁說話的聲音非常清楚，所以我們幹脆坐到院子裏聊天。我當時雖然理解到“流離失所”的吳先生在北京能有一個棲身之地是多麽不易，實際情況之差，還是大大超過了我的想象。堂堂國家二級教授，會被淪落到如此悲慘境地。因為1971年張仲葛教授到山西看望插隊女兒時曾經到我們家中小住，對北京農大被掃地出門，顛沛流離，搬遷延安的情況也有所了解。雖然後來學校搬回了河北涿縣，成立了華北農大，情況才有所改善。所以我所看到的情況已經是不幸之大幸了。“四人幫”破壞教育，迫害知識分子，農業院校和農業院校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北京農大顯然是重災區裏的重災戶。

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吳先生當年在文革時期，冒著違抗“四人幫”的“崇洋媚外”和“知識越多越反動”政治壓力，克服延安“克山病”的痛苦，克服資料缺乏，沒有複印機，沒有計算機，甚至沒有助手的重重困難。依靠堅定的信心，恐怕就是在那間小屋裏日以繼夜地於1973年8月完成被文革腥風血雨，倒行逆施，顛沛流離所中斷的《統計遺傳學》巨著的。與司馬遷當年寫《史記》所遭遇到的困難相類似。

所幸該書於1977年10月，即粉碎“四人幫”一年後正式出版，翻開了曆史新的一頁。吳先生將西方學者過去幾十年在群體遺傳學，生物統計學，數量遺傳學，統計遺傳學和動物育種學理論的精華內容和最新研究成果，第一次科學地、係統地、深入淺出地呈現在中國學者麵前。吳先生在書中使用了一定的篇幅精辟介紹統計學、群體遺傳學和數量遺傳學的基本原理，書中大部分篇幅還是集中到了統計遺傳學和動物育種，即遺傳參數，不同親屬的資料估計育種值和選擇指數的應用。以吳先生在書中最後短短幾章對於不同家畜家禽育種，包括乳牛，肉豬，蛋雞，肉雞和綿羊育種的係統總結為例，其見地論述的精辟和深刻程度，可以說是簡單明了，一針見血，一語中的，真知灼見。理論水平甚至超過了西方那些具體從事畜禽育種理論和實踐工作的學者。不要忘記，吳先生僅僅是靠閱讀國外遺傳育種書籍資料和科學論文和實驗報告後得到的體會、感悟、靈感和升華。他老人家的厚重的知識沉澱和聰明才智表現在驚人的消化吸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裏，歸納演繹，分析總結和高度概括的能力方麵。至少在我國畜牧界是“前無古人”的，令人歎為觀止。有吳先生這樣 世界級的學術權威真是我們畜牧界的光榮、驕傲和幸運。

對應於當時百廢待興的大好形勢，吳仲賢教授的開拓性工作及時填補了我國的空白。 以至從那時起，我國的許多科學家都可以豪邁地宣稱， 我國在家畜育種科學理論上並不落後。吳先生的巨著40多年前的出版，對於今天我國畜牧業的蓬勃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和中國數量遺傳學和動物育種學的的劃時代貢獻，如何評價也不過分。

與其他幾位同學一起，我們幸運地成為文革後由吳先生親自講授，係統學習《統計遺傳學》巨著的學生。吳先生不僅知識淵博厚重，思維嚴謹敏捷，而且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吳仲賢教授雄厚的英文和數學功底，在全國畜牧界， 以至生物界都是首屈一指，卻沒有一點點持才傲物，目空一切的架子。無論給我們講課，還是開會討論或者到老人家裏請教問題，吳先生都能從哲學，曆史和學科發展的角度和世界水平的高度，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循循善誘，把問題解釋的條理清楚，頭頭是道，使我們覺得茅塞頓開，如浴春風。無論講課還是閑聊，吳先生的每句話，每個字都十分嚴謹，好像是在陳述一個數學定理，但是又不失幽默和高度的概括性和哲理性。可以說，吳先生不僅是一個統計學大師，遺傳學大師，育種學大師，更是一個哲學大師和語言學大師。在他麵前，我們永遠是那麽無知和渺小，仿佛是一群小學生在和一個偉大的天才在請教和討論問題。

當時國內的形勢是百廢待興，我們雖然貴為“研究生”，實際上，經過文化革命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不過是些“羊群裏的駱駝”，英文基礎和業務基礎都比較差，特別是我們的英語口語，更是“南腔北調，不知所雲”。學校專門為原來學俄語的同學開設了英語班，從26個字母開始。吳先生也注意到我們的問題，及時為我們補課，他不但用英文給我們講解“統計遺傳學”，甚至專門為我們開了英文文學課，吳師母也來聽課。吳先生的循循善誘的教育方法和敬業精神使我們幾個在全校研究生中獨樹一幟，令其他同學羨慕。作為他的學生，我們不僅有學習的壓力，而且也深深體會到語言和外語對於我們的成才是多麽重要。現在回憶起來，我們也不禁為吳先生“誨人不倦，愛生如子”的廣闊胸懷和慈愛精神感恩戴德。 

吳先生的純正的英語口音和英語語言表達能力和淵博的知識在有外國教授來訪交流時我們才真正領略到。1980年吳先生曾經與來訪著名的IOWA大學的養禽教授A. W. Nordskog有過一場辯論，那時國門剛剛打開，外國教授來訪是新奇的事情。A. W. Nordskog有關家禽育種的學術報告談到一個觀點，即遺傳變量是可以剖分的，但表型值卻不可以剖分。他舉例勾股定理中 3² + 4²=5²，但是 3+4≠5。吳先生敏銳地認為他的觀點是錯誤的，表型值照樣是可以剖分的。吳先生舉例說一個有生產性狀表型值的家畜，同時也有其育種值的表達，用遺傳力就可以將表型值剖分為遺傳和環境兩部分。在家畜發育的不同階段，個體育種值都可以由其祖先，本身，兄妹和後代的資料來估測，這一點對於許多沒有本身資料的限性性狀的雄性畜禽尤其重要，因為他們肩負著品種遺傳改良的重任，如公牛奶牛的產奶量育種值的估計和表達。吳先生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因為畜禽育種學的核心就是不斷將優秀個體的基因擴散到整個群體，而鑒定遺傳值優越的個體又是育種值估測係統的核心。在30年後的今天，分子遺傳信息對於早期畜禽個體的育種值的鑒別和估測的重要性日益彰顯，大有取代後裔測定的趨勢。重溫吳先生當年的遠見卓識，不得不佩服老人家對於遺傳學和育種學的透徹理解和深刻洞見。他不愧為我國為數不多的世界級優秀統計遺傳學家。

吳先生對我論文題目的指導也表現了他非凡的洞察力，由於吳先生對於世界上各類家畜的遺傳改良情況了如指掌，先生讓我去調查太湖豬的繁殖性能。這個課題本身意義非凡，因為太湖豬是世界上繁殖力最高的豬種。豬繁殖力遺傳力低，本品種選育非常困難。太湖豬高產基因對於世界豬種遺傳改良的重要性不言而渝。由於吳先生和影響力，調查工作得到得到了江蘇農科院葛雲山先生，南京農學院陳效華先生，上海農科院趙誌龍先生和浙江農大許繼初先生等的大力協助。江蘇（江陰，武進，無錫，常熟，吳江，蘇州，太倉，昆山），上海（鬆江，嘉定）和浙江（嘉善，嘉興，平湖） 等地調查太湖豬的繁殖性能。我的調查工作進展順利，為期三個多月，取得了二花臉，楓涇豬，梅山豬和嘉定黑豬的第一手資料，收集了上千頭繁殖母豬的不同胎次繁殖性能的資料。論文資料統計分析整理完畢成文後發表時，吳先生又堅持讓我作為唯一作者發表於“畜牧獸醫”學報，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後來又整理出來兩篇分別發表於1982年馬德裏“世界遺傳學應用於動物生產大會”，已及1983年明尼蘇達大學的 Bill Rempel教授一起發表於“動物生產”雜誌。另外，還有一篇在《遺傳》雜誌上關於雜種優勢及其統計檢驗的文章。

由於父親和吳仲賢教授多年的同事關係，吳先生對我恩愛有加。我是為數不多能在他家和師母一塊進餐的研究生，引起了同學們的羨慕。 在他老人家和父親的關懷下， 我能夠留學美國。吳先生親自打印了推薦信並且花郵高昂費寄到美國大學。 留美後，我和吳先生的聯係一直沒有中斷。 2007年初，我和張勤教授因為父親文集的事專程去請他做序。先生欣然同意，並且讚揚父親為全國養豬界和動物育種界培育了不少人材。雖然我覺的自己有愧於他的培養，他還說“士隔三日，刮目相看”。雖然96歲的他老人家和師母都已經沒有以前精神了，我當時並不理解那一麵是和先生的永訣。到那年6月，吳先生駕鶴西去，我才萬分感謝上蒼安排我能夠有幸在他仙世之前拜見他一最後一麵。因為同樣的事情發生在1986年初，由於種種其他原因，山西農大突然安排我回國探親，有幸回國與到父親交流，誰知那也是與他老人家在人間的最後一麵。

 

1996年， 在父親仙逝10周年之際，吳先生寫道：“歲月匆匆，我國著名養豬學專家張龍誌先生與我們永別已經是十年了，想到這十年中我國各項建設中所取得的進步，尤其是農業建設與養豬事業的發展，例如在豬肉瘦肉量的提高，豬肉總產量與人均食用量的提高所取得的進步，更聯係到這些進步與奠基人們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中所經曆的艱苦卓絕的奮鬥是分不開的，真是令人感慨萬分。

誰能想到在我們親眼見到的短短幾十年中，在受盡帝國主義欺淩，抗戰艱苦和十年動亂的磨煉後，我們國家會一躍而變成舉世矚目的強國，即將洗刷我們國家民族幾百年來受盡的恥辱，即將收複我們的失地香港、澳門呢?誰能忘記在我們幼年時所見到我國凹背肚大的豬種的麵貌與現在我們農場和農家所到處飼養的豬的區別呢?國家興旺了，各項事業發達了，人們往往認為這一切是必然的，而容易忽視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所隱藏的其中許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其大小雖不可同日而語，但性質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中，固然有許多偉人的業績，但同時有許多無名英雄默默奮鬥，作出貢獻和犧牲，從而造成這個時代的偉大。

龍誌先生的崗位是在大學教書，但他的科研工作是在農村，在廣大地域的實驗場，他為中國豬的改良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不僅用國外豬種，也用國內豬種，如內江豬改良山西豬，積累了許多雜種優勢的資料，這些工作又啟發了以後的兼用國外豬種和國內豬種的三交豬的發展，把豬的雜交改良推廣到廣大的農村中。”

吳先生對父親的評價也包括了他自己。他和父親雖然各有特長，但都是我國畜牧界叱吒風雲，創造曆史的人物。他們也都榮幸地在百年之後被後人樹立了銅像紀念。其實他們有很多雷同之處，譬如酷愛科學研究，謹小慎微的他們在1957年都守口如瓶，沒有被劃為右派；受過西方嚴格訓練，作為統計學專家的他們在1958年浮誇風中都實事求是，頭腦冷靜；亂世忠臣，忍辱負重的他們文革中都在逆境中堅持知難而進，成就斐然。他們謙虛好學的學習態度，他們嚴謹認真的科學作風，他們對科研事業的一寸丹心，他們對教育事業的無限忠誠和他們以屈求伸，以柔克剛的政治智慧都是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用若水如山來形容他們的智慧人生比較貼切。他們胸懷廣闊，持經達變，外在像水一樣的謙卑、柔韌、適應、包容。他們又堅定不移，堅持原則，內在像山一樣的高大、堅韌、使命、堅強。值得我們永遠認真學習和繼承。

 

 

祭吳先生100誕辰

 

天資智慧集一身，

科教救國負使命。

百花齊放講真理，

十年流離著雄文。

愛生如子撥迷霧，

誨人不倦浴春風。

博學遠眺多建樹，

晚年欣慰國強盛。

前賢奮鬥奠雄基，

後輩仰望祭偉人。

 

---

[1] 毛澤東（1968.7.22）：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