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不屬於我的春天來了
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文化領域的禁錮也在緩解,許多文革時期的禁書也慢慢地解禁了。我從朋友那裏借到了一本《紅樓夢》。與其說書裏的林,賈之戀讓我唏噓,倒不如說鳳姐的為人給了我更多的人生提示,劉姥姥的三進大觀園讓我知道了許多待人處事的規矩,真是受益匪淺。
春江水暖鴨先知。隨著鄧小平先生回歸領導崗位,人們再度然起了對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期盼,大家都知道,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其關鍵就是科學與教育。以此推理,恢複高考,也就指日可待了。正是基於這種期待,我在母親及她的同事的幫助下,開始搜集高中的老教材,自學高中有關課程。我隨身攜帶著自習用的教材,隻要有一點點空餘的時間,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讀書中去。事情不知被誰“捅到”了基層店黨支部段副書記那裏,以致他在一次例行的青年學事實(讀報)活動之時不指名地提到:最近,有個別青年職工不務正業,在上班時間看閑書,這是不能容忍的。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其中的“政治審查主要看本人表現,破除唯“成分論”的決定,則從政策上解除了緊緊套在與我相似的“黑五類子弟”頭上的緊箍咒。
10月21日,恢複高考的消息像春雷一樣響徹神州大地。不久,1977年高考報名通知公布了。我拿著報紙找到了中山路基層店負責人事的潘師傅提出,我要報名參加高考。她很高興地說:真沒想到咱們店裏也要出大學生了,好好幹,也給咱們售貨員爭爭光。在她的幫助下,我順利地拿到了文科準考證。
12月10日,我來到了設在我的母校----天津十中的考場,成了當年570萬考生中的一員。我知道自己的基礎薄弱,但是,我竭盡平素所學,答完了政治、語文、數學,曆史與地理考卷。
參加完了高考,我又回到肉鋪,邊工作邊等待錄取通知書。然而,期待中的錄取通知書沒有來,考試成績單也沒有來。
小表姨也參加了高考,這個當年女二中的高才生,終於如願考進了天津醫學院,後來成了一名婦產科醫生,我家老大就是她親手接生的。
不久,市裏組織修建地下防空通道的四馬路區段,店裏把我調去當小工。不要輕視建築工,那是技術活,我們幹不了,我們的工作就是:搬磚,搬水泥,搬沙子。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 陳景潤那不畏艱苦、勇攀高峰的事跡深深地感動著我。工作休息時,我望著那和不完的灰沙,搬不完磚,默默地想:如果陳景潤也來這裏和泥,搬磚,還會有什麽猜想嗎?
兩個月後,修防空通道的工作結束了,我回到了五馬路副食店,然而,等待我的是一紙調令:調往河北區蔬菜副食品公司熟食加工廠。我知道該廠位於王串場,離劉聯合家不遠,劉聯合已經在那裏工作了。但是,離我家一個單程,即使是騎自行車也至少要一個小時。響晴薄日還則罷了,遇到酷暑寒冬可就受罪了。我不明白,公司的宗旨曆來是就近安排工作,為什麽要把我“發配”到那裏呢?後來,潘師傅偷偷地告訴我:是段書記到公司給你告了狀,說你不安心本職工作,好高騖遠,留在這裏會將所有的青年職工都帶壞了。所以公司才發出了這個調令。
知道了原委,我拿著調令來到了公司。我首先表態,服從公司調動,但是希望公司幫我弄清並解決幾個問題:
1)為什麽要調我?
2)公司有就近安排工作的規定,按此規定,我應該被調到鴻順裏基層店,現在,公司是否要為我破壞這個規定?
3)我可以服從調動,但是,徒步要3個小時的路程,我隻能按平時到五馬路副食店上班時的出發時間開始計時,路途所費時間都應該算在我的工作時間之內;
4)希望公司發給我一張“26英寸自行車”的購車卷,以節約我的通勤時間,增加實際工作時間。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26英寸自行車”的購車卷,可是極其稀罕之物,有權見到它的誰不想占為己有而會發給一個普通職工?公司辦公室主任聽了我的要求後說:不是早就聽說你是有表有車了嗎?我說,有表,不假,車是借的,已經還給人家了。現在沒有了,隻等公司的購車卷了。我個子矮,最好能賞一張“26英寸自行車”的購車卷。不然,靠“11”號自行車,往返就要六個小時,我實際在廠裏隻能工作約三個小時;即使公司給報銷月票,實際到廠工作時間估計也不會超過五個小時,這一點希望公司理解。她想了想說:你的要求我們知道了,讓我們考慮考慮再答複你吧。
過了幾天,一張新的調令送到了我家,我自此被調到了小王莊基層店,分配到了吉德副食店(基層店就在副食店的二樓)的蔬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