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祖國在受難
1976年，是個多事之秋。人們在希望與失望，乃至絕望中掙紮。
1月8日，周恩來總理因患癌症逝世了，享年78歲（今天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紀念日！他沒有子女、沒有房產、沒有墓地，兩袖清風，鞠躬盡瘁！）。他的去世誘發了“4.5天安門事件”，全國人民一下子從搞好“四個現代化”的祈望之巔被打到了“紅色恐怖”之下。但是，已經不再追求“上進”的我，反倒是置身於“亂世”之外，除了有新電影時一定要趕頭輪觀影外，就是悶在屋裏，抱著收音機，跟著電台的“函授日語”節目學日語，或者讀讀四處找來小說，樂得逍遙。基層店也曾經找我去寫寫批判文章，我無法違背自己的良心，便借故江郎才已盡，隻想剔好肉為由拒絕了。五馬路副食店的郭暢益副主任也曾動員我再度出山，我告訴她：我這個“黑五類子弟”，還知道自己該吃幾碗幹飯，能把本職工作做好不就行了？至於每周一次團支部組織的青年學事實（讀報）活動，就更是找個借口就不參加了。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以90歲的高齡與世長辭。接連而至的噩耗已經讓“紅色恐怖”之下的億萬中國人不敢再宣泄自己的悲痛，隻能將悲傷與不滿化做一腔悶氣壓在心底。
7月28日淩晨03時42分，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強度為裏氏7.8級（國外測定為裏氏8.2級），震中烈度達11度的大地震！劇烈的震感將我和母親從夢中驚醒，當我拽著弟弟逃出房門的一霎那，靠近床鋪的那一麵牆整個扇砸下來，把我們用課桌拚起來的“床”砸得粉碎。好在一出屋門就是學校的大操場，周圍也沒有高度超過5米的建築物，相對安全了。我們母子三人無助地站在操場中央隨著餘震搖晃到了天亮。這時，學校周圍的居民開始往空曠的操場聚集，母親的一位早年教過的學生帶來了一塊大苫布，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支起了一頂簡易帳篷，又從沒有坍塌的教室裏搬來一些課桌椅搭起了簡易的“床”，鋪上涼席以用來安頓老人和孩子。
收拾停當，我推起自行車準備去單位看看，一出校門，外麵的狀況讓我驚呆了：原有的居民房舍東倒西歪，到處都是瓦礫場，散亂的磚頭，瓦礫阻斷了道路。車是無法騎了，我隻好把車子放在帳篷旁邊徒步去上班。相對於我家所在的四馬路，五馬路的災情更加嚴重，臨街的房屋，基本上是臨街的牆扇倒在路旁，而對麵的牆則整個扇砸在屋裏。鐵工廠的煙囪頂部三米餘高的一截來了個水平位移，整個砸在了附近的民宅裏。趙廠長一家五口就在睡夢中直奔“天堂”了。不幸中之萬幸，如此強烈的地震，並沒有誘發火災等二次災害。來到了副食店一看，雖然房屋結構的損壞不太嚴重，但是，所有的櫃架全部傾倒，商品散落一地，瓶瓶罐罐毀壞無數，唯一損失不大的倒是豬肉組，因為未剔的肉尚在半地下的池子裏泡著，剔好的肉都在冰桶裏。
俗話說，禍不單行。下午，一場暴雨降臨津門。遭受重創的城市排水係統無法承受雨量之巨，整個五馬路都被泡在了齊膝深的雨水中，二五四軍醫院裏池塘中的魚兒們隨著漫槽的雨水遊到了大街上，給災區的孩子們帶來了捕魚的歡樂。然而，浸泡在水裏的簡易窩棚和無法點燃的煤球爐卻讓持家之人們怨聲載道。好在軍醫院將所有的野戰行軍鍋都拿了出來支起了行軍灶，居民們也各盡所有貢獻出了從各自的廢墟中挖出來的糧食做成主食，我們副食店也將庫存的所有蔬菜貢獻了出來，使當地的災民們“享受” 了一頓共產主義晚餐。
雖然店裏有四位男職工，卻隻有我和小陳年輕，而我又家離商店最近，於是，郭副主任就跟我商量能否在店裏值夜。反正我的家在災後已經難以再叫“家”了，我也就爽快地答應了。
傍晚，我提前回家取些洗涮用品以便值夜用，回到學校操場，場景使我驚呆了。離開家才多半天，原來空曠的操場已經“擠滿”了各種形態的臨時窩棚。好在我還記得臨離開家時所搭起的帳篷的外觀，很快就找到了母親和弟弟，他們已經從塌的一塌糊塗的屋裏取出了能用的被褥，用布簾做了個隔斷，並從屋裏拉出了一根電線，點亮了電燈，算是借著老學生的光有了安身之所。帳篷生活一直持續到十月底。
又到了征兵的季節，我也報名了。不過體檢時，一測視力，醫生笑了，就你這大近視眼，為什麽不戴眼鏡，跑到這裏湊什麽熱鬧。同去的同事也問我，咱們共事有兩年了，還真不知道你是近視眼，也沒見過你戴眼鏡呀。我笑著說:我有眼鏡，但是，隻在看電影的時候才戴。你當然沒見過。當兵跳槽是沒希望了，隻好回去接著當屠夫。
1976年9月9日淩晨0點10分，一顆巨星隕落了，毛主席與世長辭了。整個中國沉浸在哀痛之中，在追悼會上，隨著哀樂，哭聲一片，李愛英還哭暈了過去；心死之人，沒有悲傷，我沒能擠出哪怕一滴淚水，隻是用事先撒上辣椒粉的手絹將眼睛揉得通紅以擺擺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