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學外銷瓷博物館:外銷瓷回家
南昌大學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將外銷瓷藏家餘春明及其收藏請到了南昌大學,建立了外銷瓷博物館。這是南昌大學若幹人文博物館規劃中的第一個,在全國堪稱絕無僅有。按照南昌大學校長周文斌的話說,在曆史上,中國瓷器就是從這裏漂洋過海走向世界的,今天它們又回家了。
博物館是一個大學的靈魂,周文斌表示,南昌大學將充分支持外銷瓷博物館的建設,包括藏品的購買,此前已經為此投入了四五百萬元,此後,一些重要的國際拍賣,校方也將適時支持。
2011年5月6日至10日,中國明清外銷瓷研討會在南昌大學舉行。來自國內外的學者,包括美國華盛頓大學博物館館長ROM、美國斯坦福大學博物館亞洲館館長楊曉能、國際紋章瓷專家Angela Howard等共聚一堂,一場前所未有的明清外銷瓷國際學術研討就此展開。
正如與會專家首都博物館征集部主任王春城所說,由於曆史原因,內地對於明清外銷瓷的研究長期處於停滯狀態。而景德鎮著名陶瓷專家黃雲鵬則指出,在當年全球貿易與文化交流當中,外銷瓷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外銷瓷藝術生活化的取向,對當代中國陶瓷也有著現實的學習意義。作為中國內地最早的外銷瓷收藏家,胡雁溪2010年曾在北京首博舉辦外銷瓷展覽,他對外銷瓷的評價是——“它們曾經征服世界。”
可以想見,無論是在未來的全球市場上,還是在古代陶瓷的學術探討上,外銷瓷都將成為新的明星。本刊以本次研討會為藍本,在南昌大學博物館的大力支持下完成本期專題,希望可以幫助讀者縮短從隔閡到親近的過程。
我於1996年底,應美國加州UCLA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的邀請前往美國做訪問學者。1996年以前,雖然我一直在南昌大學任教,但經曆卻特別複雜。1982年,我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陶瓷專業,但畢業後卻從來沒有接觸過陶瓷,而是在大學建築專業教美術基礎課。除教學之外,我從來沒有間斷過個人的繪畫創作。我花了十年時間去調研全國古民居,也用了幾年時間去做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以及工程等等。我是因為中國傳統居住文化的課題去美國做訪問學者的,但卻又是因為繪畫創作而留在美國的。從畢業到20世紀末,幾乎沒有想過和陶瓷有什麽關係。
在美國,作為一個職業畫家,我幾乎天天都在畫畫。然而,除了在個人的藝術探索上麵,很多東西都不是我所能控製的,比如說市場。有時候畫賣得不好,生活都有些吃力。也有時候,畫賣得特別好,但是把稅交掉以後,心理又感到不平衡——辛辛苦苦畫出來的畫,賣出去本來就很不情願,有了一些收入還得交那麽多的稅。在我的畫賣得不好時,政府並不會因為我之前交過很多稅就來補貼我。在美國和在中國不一樣,舉目無親,所有的生活擔子都得自己扛著。所以,我一直在考慮做一些投資。
身處美國的矽穀,周圍全部是玩股票的人,幾乎找不到不投資股票的人,但股票卻與我無緣——藝術家的投資必須也是藝術的一部分,應該和生活息息相關。
我買過不少中國古代繪畫,但自己特別喜歡的一些畫家,畫作價格太高,每次在拍賣行與別人競爭的時候,總是由於口袋銀子太少而不得不放棄。
在一次偶然的周末家庭車庫拍賣中,我看到了一套廣彩白菜茶具。那是晚清時期的一套瓷器,結果因為那家主人不懂,我就以35塊錢的價格買了下來。這件事情以後,我就開始關心富裕地區的家庭遺產拍賣。雖然在很長時間裏,沒有買到什麽特別的好東西,但是也以便宜的價格買到過一些諸如康熙灑藍花瓶、光緒官窯碗等中國瓷器。這種概率是極低的,十來年也就碰到那麽幾家,所以我在2003年和2004年轉向了拍賣行。
2005年初,有一位收藏家把我的畫送到了舊金山伯德富拍賣行。在這次拍賣中,我認識了一位原江西省博物館的考古工作者。從這位老鄉那裏,我知道了外銷瓷,也從他那裏買了不少瓷器。此後不久,我的收藏眼光就超越了他,也轉向了更高的層次。
我感覺到,外銷瓷這個行業,雖然中國人還沒進場,但是它遲早會升值的,而且升值的潛力會很大。在官窯裏麵,我隻能買一些小盤小碗,但在外銷瓷裏麵,一些高檔的類型,我卻有能力購買。買外銷瓷,就應該先從較高的層次入手。
於是,我把眼光轉向了徽章瓷。我的第一件徽章瓷藏品,就是雍正晚期乾隆初期的英國貴族徽章湯盆。它擁有極薄而堅挺的胎質,精美的畫工。這件東西使我的收藏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從此,我不再買古董店的一般古瓷,而開始注意佳士得、蘇富比的專場拍賣。
由於紋章瓷比較貴,我為了了解更多的知識而購買了賀華德的兩本紋章瓷的書以及數十本外銷瓷的專著,並在一個收藏家的拍賣中買到了蘇富比和佳士得近十年的圖錄。這樣,我對市場的價格,甚至包括美國和歐洲的收藏群體,以及外銷瓷的所有類型的價格行情、存世量有了一個基本了解。這些書籍的采購,我花了3000多美元,但所得到的知識卻遠不是金錢能衡量的。
漸漸地,我把目光轉向了各種類型外銷瓷的收集。其中,宗教類的瓷器價格比較貴,還有帆船和航海曆史故事的瓷器特別難買。所以,我在一段時間內猶豫過,是不是要把收藏重點放在中國紋飾方麵來。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我發現中國紋飾內容的瓷器要麽太貴,要麽太不值錢。乾隆的一般山水、建築、花鳥的青花盤價格便宜,升值空間不大,畫工也比較一般,似乎不太值得收藏;過渡期的曆史故事青花瓷又太貴……我的錢不多,如何使收藏更有意義,這是我應該考慮的。
所以,我想到了按類型收藏,即在我能力許可的範圍內,盡可能地把類型收全。
一個類型的瓷器,我買不起花瓶,我就買盤子,這樣我就擁有了這個類型。當時我考慮的是,中國還沒有這個領域的收藏,而我又不是很有錢的大富翁,所以我可以按照外銷瓷的類型慢慢地去收。今後,可以從學術角度上來研究外銷瓷。如果我有能力辦一個博物館,這些瓷器可以全麵地介紹中國外銷瓷的類型;如果我沒有能力的話,可以給有能力的人去做外銷瓷的博物館。
當時,我也認識了很多的學者和收藏家,包括Howard Angela在內。當Angela從英國來到舊金山迪揚美術館做演講時,還專程來我們家待了一天。
從2006年到2010年,我每年都在幾個外銷瓷專場拍賣中買東西,拍到了一些著名收藏家手中的瓷器,這些瓷器豐富了我的收藏。更為重要的是,我的大部分藏品基本上都傳承有序,有的可以從瓷器後麵的貼紙,追溯到最早的20世紀20年代。
到收藏的後期,我對藏品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甚至有的拍賣,整場我隻買一件瓷器——在具備了類型以後,質量就變得尤為重要。
在將近十年的收藏中,我太太莊文瑾不僅大力支持,而且幫我做了很多前期和後期的工作。比如一本圖錄寄來,基本上都是她先看。她會從中選擇我們可以購買的瓷器給我過目。在我們倆都同意了以後,由她在網上查找這件瓷器的質量、品質,並向拍賣行寫信,尋求更為詳細的照片和品相說明。在這些東西都拿到以後,我們再一次決定要買哪些,然後也是我太太在所有書籍中尋找它們的著錄和各種資料來源,包括紋章瓷的家族資料等等。然後,她去找近十年來的拍賣圖錄,我們共同定出買下這件瓷器的心理價位。最後,無論是去紐約還是國外或者電話拍賣,都是由她來做。
所以,除了書是我寫的之外,事情都是我太太做的。特別是在我們比較困難的時候,甚至明天吃飯的錢還不知道在哪裏,她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幫助我做收藏。在這近十年的美國生活中,收藏外銷瓷已經成為我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兒子幫助我們和拍賣行以及收藏家、古董店、外銷瓷學者的書信和電話往來,並幫我們翻譯外銷瓷的書刊資料。所以,在美國,收藏外銷瓷已經融入了我們這個家庭平時的生活。這種融入,為我們這個三口之家在美國的日子,增添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和生活的樂趣。
後來,小孩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很好的工作,又遠離我們,到了另外一個城市,我們做完了一個為人父母的功課,交卷了,但作為另外一個為人子女的功課還沒做完。父母年高,我們應該在父母身邊盡我們的責任。小孩不需要我們管了,我們就可以回到父母身邊盡孝,使我們的人生不留遺憾。
在另一個方麵,我自己的繪畫藝術,也麵臨著一個在有了自己的個人風格之後,如何向縱深發展的問題。我也越來越意識到應該回到我藝術的根源去探索,吸收更多的養分。我雖然是在尋求藝術形式的東西方融合,但我畢竟是一位中國畫家,我的繪畫理念百分之八十的內容和形式都是中國元素,我隻有回去才能找到自己藝術真正的根,才能把這個根紮得更深。所以我們毅然決定,拋棄在美國的一切,包括舒適的生活和我們經營了十來年的庭院別墅,回到了中國。
我們原打算到婺源。婺源有個兩層樓的仿古茶樓,我們想以此作為我們的畫室和博物館,在那裏畫畫,過清淨的日子。由於搬家,外銷瓷和貨物比較雜亂,海運回中國的集裝箱被卡在海關。
在等待海關貨物運送期間,我們回到了南昌,來到了南昌大學。南昌大學校長聽說我們回來,極力邀請我們回到南昌大學,並提出給我們很好的待遇,並且很快為我們準備了一間大畫室,供我們存放東西。我們覺得,把自己收藏的外銷瓷帶回中國,本身就是想要推動中國外銷瓷的收藏和研究,讓國人真正地了解這些國寶的價值。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如果在婺源山區,我隻能是自己一個人玩,遠不如回到學校依靠國家力量和學校的學術基礎來做更多事情。我們很快就決定了,以這批瓷器為基礎,幫助學校建立博物館,學校也給予了大力的支持,才因此有了我們這次的外銷瓷展覽和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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