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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就隻好談談文革吧

(2013-03-11 12:20:44) 下一個

談文革不能僅僅談文革,最好先搞清楚為什麽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那麽中國的共產黨是不是中國人民的一個深思熟慮的、極細考量的結果,是不是曆史上的一個聰明的選擇,還是個糊裏糊塗的選擇?


從世界曆史上來看,談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就不能不談西方的現代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最近一次的全球新殖民地運動。很多人說現代的西方科學技術不是誕生於基督教,那麽她是天外飛花嗎?明明是西方有了中世紀的千年基督教,然後才有文藝複興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誕生,這個先後的關係一目了然。有些人還分辨不清,說現代科學技術的思想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有了,這等於沒說。因為這個思想在古希臘時代並沒有演變為現代科學技術,而是由基督教孕育了千年之後,現代科學技術才誕生的。


既然基督教對於西方文明曆史如此的重要,那麽羅馬統一歐洲的曆史就不能忽略。我想大概把討論的出發點打從這裏開始,很多事情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很多人感到不解,在基督教聖經新約時代,已經是中國的漢朝了,往回倒數夏、商、周、春秋、戰國、秦,中國的曆史已經相當的源遠流長和記錄詳細了,各種關於人類社會的文明記載比當時的歐洲不知道要強多少倍。比較整個歐洲,一直到公元1300年,很多國家還沒有文字,華夏文明早在公元前的秦朝就已經是統一文字、語言、度量衡的東方大帝國了。


如此雄厚的文化積累,為什麽自從秦漢以後,就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呢?難道真的是東方的亞洲人的大腦就是比西方人少幾個褶皺嗎?


如果不看到中華文明落後的根本原因,就無法理解當年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到中國的時候,那一批年青人是如何的如饑似渴和欣喜若狂。西方的科學技術加上馬列主義,又有蘇俄的指路明燈,中國難道還有第二條路嗎?


既然有這麽一條光明的大路在引導著中國的年輕一代,而且別忘記當時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如火如荼的發展,那麽甩開幾千年的曆史包袱,迎接全新的馬列主義,這又有什麽可以懷疑的?


中國積累了幾千年的文明積垢、所有的貧窮和落後都找到了根源,那麽否定曆史、擺脫曆史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的的確確帶給了中國共產黨人無比的自信,而忽略了在中國的曆史發展中的很多偶然和機遇。


西方現代工業文明導致了全球的殖民地和資源劃分,日本侵略中國就是這個全球浪潮中的一部份,西方現大文明孕育了共產主義運動,馬列主義就是對抗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弊病的。所以,馬列主義是遏製西方工業文明對全球的血腥掠奪的,這形成了全球的東西方分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峙、長達50年的冷戰。在這50年中,是兩大陣營繼續對抗、對峙的50年,是西方世界繼續掠奪世界資源和對抗掠奪的這50年。


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共產陣營的巨人,在50年來的反抗掠奪中,止住了來自西方世界的掠奪步伐,最終形成今天的大格局。這個大格局在中蘇兩個巨人放棄了共產主義聯盟以後,導致了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的失去平衡,如今正在重新建立平衡的階段,包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世界的進一步掠奪,對東方的中國的進一步的掠奪,即所謂重返太平洋等。


既然中國選擇馬列主義是個唯一的和必然的選擇,那麽自從中共建立政權以後,發生在中國的一些列事件,就都是順利成章的了。


中共在建國之前,就已經拜馬列主義之神,行極端左傾之實。在中共的建立和成長曆史中,中共幾乎挖盡了“思想教育”這座金礦。“意識對客觀巨大的反作用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被中共運用到登峰造極的階段。


中共的思想教育工作,從中共在原始的摸索以後,就基本確立,“支部建在連上”,黨的書記和行政人員的雙配製度,是中共的從始到終的建製。這種建製,從最初的和最低的“黨代表”,到“黨指揮槍”,到任何一個政府行政部門的“黨”加“政”,黨指揮政的建製,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效的神經網絡。


在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曆史時期,都存在著黨和政的矛盾,廠長和黨委書記的矛盾,縣長和縣委書記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就是行政部門的右傾,和黨的組織的左傾。而中共一係列的曆史和經驗教訓都表明,執行黨的思想和指揮,就無往而不勝,這就形成了中共的固有的套路,那就是,行政部門必須接受黨的教育,而且行政部門的領導班子,必然的是思想落後的。而黨的領導是高於行政的領導的。


這就是中共的治理國家的方法,而且這種由黨指揮行政的矛盾,行政對黨的對抗,在文革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這種高潮一個最不容忽略的本質就是,全國上下已經非常一體化了,黨在中央到地方行使對行政的指導已經非常高效了。這種社會體製的完善和一體化本身,就會社會造成巨大的危害和反作用。而事實上,文革的開始,就如同中共以往的曆次政治鬥爭,都是以黨的高調左傾開始,而不同的是,在這個密密麻麻遍布全國的黨政一體化的統治網絡上,在中央的最好層,都利用這個體係在傳達矛盾的信息。劉鄧的“保皇派”利用這個體係傳達讓群眾保衛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江山,所以對那些造反派進行打壓。而中央的造反派,則在這套體係被劉少奇充分利用以後,就采取大字報的形式,以公共媒體來表達,造反才是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那麽,到底是保皇派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還是造反派才是真正的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形成了文革初期的最大的混亂,而導致了兩派的混鬥。等到劉少奇倒台以後,全國的武鬥迅速平定。


文革的出現、發展和結束,幾乎是宣告了中共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出現了最大的危機,這包括黨的路線的危機,是否越左就越好?這等於是宣告了毛的文革極左路線的終結。


宣告了中共在中國的社會實踐的巨大危機。這種幾乎是宗教狂熱般的思想統一、思想教育、黨政關係所帶來的巨大的副作用。這暴露了中共缺乏社會管理理論和知識。


文革的結果,也是終止了全國人民狂熱熱愛中共、對於中共的思想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厭惡。


文革的結果,直接導致了鄧小平對中共的徹底的放棄,取消思想教育、取消黨指揮行政,取消社會主義製度和中共的黨的思想和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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