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無此君——王鐸草書
王鐸生活的明代末葉，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
這一時期，禪宗思想盛行，泰州學派得以發展，無論是哲學、文學，還是藝術，都表現出強烈的個性解放思潮。
明萬曆前後的小說、戲曲、詩歌、繪畫、書法等門類，無一不體現這種時代熱潮。藝術領域的多數藝術家，更以自己獨特的、個性的、主觀的情感抒發，批判著明初所崇尚的程朱理學和明前後七子提倡的擬古主義。在這一新潮中，最能代表晚明書法變革潮流的，是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和王鐸等人，他們寫下了中國書法史上帖學行草書的時代新貌。
王鐸是明末清初最具個性的書法家之一。他與晚明的黃道周、倪元璐並稱“明末三大書家”，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明末清初的書壇，董派書風一統天下，書法創作進入萬馬齊喑的格局。有感於時代風氣，王鐸提出了“書未宗晉，終入野道”的革新觀念，抓住了文人流派書法的源頭。他非常重視學習古人，認為“書不師古，便落野俗一路……故善師者不離古，不泥古。”而且重視書法結構，認為“書法貴得古人結構，近觀學書者，動效時流。古難今易，古深奧奇變，今嫩弱俗稚，易學故也。”一語說中要害，道出了時代流弊，同時表現出他不流於世俗、不趨於時勢的高尚品格。
但是，王鐸是由明降清的貳臣。在“書以人為重”、“人品即書品”觀念濃重的傳統社會，又因清人纂編的《明史》將其列入《貳臣傳》的緣故，自然影響到對王鐸本人的評價。對其書法藝術，也毀譽參半。
如清代梁巘在《評書帖》中說：“王鐸全以力勝，然體格近怪，隻為名家。”在肯定王鐸書法用筆有力的同時，指責了其字體的近怪。郭尚先在《芳堅館題跋》中也說：“京居數載，頻見孟津相國書，其合作者，蒼鬱雄暢，兼有雙井天中之勝，亦所遇之時有以發之。晚歲組佩雍容，轉作纏繞掩抑之狀，無此風力矣。”他認為王鐸的書法在明代，蒼鬱雄暢，是因為應時而作，而王鐸降清做官後，書法就變成了纏繞掩抑，失去了雄強的風骨。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說王鐸本人缺乏應有的骨氣，很顯然是用人品來評價藝術的。在清代，雖然有人對“書如其人”的說法提出過異議，認為“君子不以人廢言”，但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
他們即便承認王鐸書法達到的較高成就，然對其書品的評價，仍遠不及黃道周、倪元璐和傅山。中國傳統文人曆來注重民族氣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提倡主辱臣死的封建道德觀。若從這一點說，王鐸由明降清，在品行上的確有失氣節，可以有所不齒，但這並不能同其藝術本身相提並論。王鐸自己曾說過：“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言語之間，表露出他無意政治追求，隻想以書法寄托人生的思想感情。即使王鐸出仕清廷，內心表現的也與清廷不合，他屢在自己的詩文中抒發心中的苦痛和空虛。這從他給親家的信中，略可窺知：“弟於筆墨敝帚也，無益國家，暇中偶一戲為之，全力惟求經史，批觀詩文，操觚求知己，不易易耳。”因此，對王鐸的評價，我們不能僅僅局限於表麵，還要洞悉藝術家內心的情感世界。正如清人吳德旋在《初月樓論書隨筆》中所說：“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王鐸（1592-1652年），字覺斯，又字覺之，號嵩樵、別署鬆樵、十樵、石樵、癡樵、癡庵、癡仙道人、二室山人、雪山道人、東皋長、煙潭漁叟、雲岩漫士、蘭台外史、樵人癡者、洛漁、老顛等。明萬曆二十年生於河南孟津，故人稱“王孟津”。王鐸幼承家訓，13歲讀書，習王羲之《聖教序》。16歲入庠。18歲讀河東書院，開始學畫。明天啟元年中鄉舉。天啟二年（1622）31歲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明崇禎十一年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教習館員等職。清順治二年五月在南京被執降清。順治三年充《明史》副總裁，兼管弘文院事務。順治六年正月授禮部左侍郎，充《太宗實錄》副總裁。順治九年三月卒於孟津，贈太保，諡文安。王鐸傳世書法作品很多，單刻帖就有《龜龍館帖》、《琅華館帖》、《弘月館帖》、《栢香帖》和《擬山園帖》等數種，另有《擬山園集》和諸多詩文書畫流傳後世。
王鐸擅長詩文，精於山水畫，然皆不如其書法用功之勤。
王鐸書法，諸體兼擅，而尤以行草書，特別是草書成就最高。縱觀其行書，作品不拘繩墨，常於不經意間表現飛騰跳擲、風神灑脫的個性特征，藝術效果強烈，耐人玩味。王鐸草書能集二王書法之大成，摻入唐人狂草之筆法，吸收米芾、黃庭堅之優點，顯得氣度雄渾、險勁沉著、章法宕逸、獨樹一幟，把草書書風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影響深遠。
王鐸入清時正50歲，此後有數年的安定生活，所以其書法真正鼎盛階段，是50歲以後的晚年時期。今觀王鐸50至59歲之間草書精品中的經典，那種“泰山不可擋”的豪情和“月湧大江流”的壯觀，便展現在眼前。
王鐸草書，屬大寫意派的書法風格，作品麵貌大都氣勢磅礴，元氣淋漓。那神態飛動和多彩多姿的藝術韻律，總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和藝術震撼。王鐸草書追求的是漲墨淋漓的效果，在創作時，他往往用毛筆飽蘸濃墨，再加溢水調和書寫，在線條的縱橫捭闔之間，顯出水墨的外漲、淺淡、自然而成墨暈，增強了作品的墨色層次和藝術趣味。不管是明代中葉以後始有的超長條幅，還是超長手卷，王鐸都能以恣肆任性、揮灑自如的書寫技巧，表現出撼人肺腑的雄壯力量。綜合其草書作品，在結構處理和空間切割上，皆有新奇組合，追求的是欹側動蕩的形式美感。這使得他的作品不但有奔放的激情，而且不失理性的控製。
王鐸草書的用筆極其豐富，並多用中鋒出之，筆力雄厚，結體繁茂。其筆法在縱勢中常有橫筆崛出，能在圓轉回鋒中巧用折筆，收放自如，情緒跌宕，顯得外露而不張揚。其用筆力道驚絕、雄壯奇偉、渾厚華滋。仔細觀察其筆畫線條，使之與“屋漏痕”和“折釵股”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王鐸草書的筆法，是形成其書風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完美地體現了書法高古和雄強的審美特征。
王鐸還善於用墨，並且首創了“漲墨”之法。墨的濃、淡、幹、濕，在其草書中用得恰到好處，變化無窮，再結合用筆的疾、緩，其作品就具有了極強的運動感。王鐸的漲墨之法，拓展了傳統書法的用墨空間，提升了墨的情緒化表現，這對清代以後尚趣書法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