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識分子的抉擇

占中的濃雲密霧已有一個多月。交戰的雙方究竟是誰？有人說是是英美政府對抗中國政府，也有人說是香港的民主派對抗中央政府, 也有人說是香港的窮人對抗香港的富人，甚至有人說是激進的青少年對抗落後的牛頭角順叔和順嫂。

從一個中國老百姓的角度，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首先，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症結，我們得先分析一下香港的民主派。雖然早期的董建華政府稱香港的民主派為“逢中必反”，其實並非如此。舉個例子吧。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前，中國政府經常勞心費神為獲得美國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而奔走。當柴玲，吳爾開希之流與中國政府大唱反調的時候，香港民主派的領軍人物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卻多次赴美，為中國爭取最惠國待遇。由此可見，香港的民主派和香港人民以至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在很多方麵是一致的。而柴玲，吳爾開希之流，則是真正認賊作父的喪家之狗。

香港民主派原先的“隻反朝廷，不反百姓”的定位，應該是值得稱道的。

順便說一句，就是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也是有很大區別的。與柴玲，吳爾開希之流不同，王丹則一貫支持中國獲得美國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化大革命期間，當造反的香港人民遭到港英政府鎮壓迫害的時候，是李柱銘仗義執言，為他們辯護。應該說，李柱銘一貫同情在社會底層掙紮的人們。總的來說，是個好人，是我們老百姓的朋友。香港的民主派中， 有很多好人。 他們都應該是老百姓的朋友。

誰是百姓的朋友，誰是百姓的敵人？要近距離仔細的觀察，才能看到畫皮之後的靈魂。

其次，我們要分析一下中國文化對知識分子的熏陶。“士為知己者死”，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有心或無心的行為準則。誰能禮賢下士，便是知己，便值得舍身報答，便值得肝腦塗地，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雖然說良鳥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但在擇主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卻往往很盲目。隻知道有知遇之恩，卻不知道知遇之恩之後往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香港回歸之前，港督彭定康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禮賢下士的君主形象，而我們中央政府的官員，則大多姬指氣使，不可一世。在這擇主的關鍵時刻，很多香港的知識分子選擇了彭定康，其實無可厚非。設身處地，我們大陸的知識分子也會這樣選擇。隻可惜有的香港知識分子已經把他們和彭定康的關係，發展成為王伯當和李密一樣的關係。

如今彭定康走了，英國政府也已經“弱到爆”，可是美利堅王還在，委派了王丹和吳爾開希等人到處揮舞橄欖枝。很多香港的知識分子，又正在經曆擇主而事的過程。

“士為知己者死”是小義，“士為百姓而死”是大義。百姓當然不是彭定康，也不是非黑非白的美利堅王，但當然也不是一個幫助資本家壓榨老百姓的腐敗的政府。

蒼茫大地，究竟誰代表百姓呢？

賢臣擇主而事。可是代表百姓的主在哪裏？

聽說這世界上隻有兩個主。一個是形形色色的宗教裏的救世主，另外還有一位萬眾向往的主，叫做民主。

這世界上可有真正的民主麽？

縱觀千百年的政權更替，無非是一個已經腐敗的政權，被一個行將腐敗的政權所代替。在東方是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

有披著宗教外衣行騙的，也有披著民主外衣行騙的。且看那些在香港渾水摸魚的牧師，奸商和政客罷!

灑向人間都是怨。有誰憐憫牛頭角的順叔和順嫂呢？不僅無人憐憫，還有衣冠禽獸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咒罵他們不支持占中便不配當父母。

誰是百姓的朋友？誰是百姓的敵人？

賢臣擇主而事。可誰是代表百姓的主呢？

其實香港知識分子擇主的艱難，豈不也是大陸知識分子擇主的艱難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