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1975年《紅旗》論投降派宋江

四評投降派宋江（節選）

作者 安群

《紅旗》雜誌 1975年第10期

宋江是《水滸》作者全力歌頌的主要人物。這種歌頌應不應該？宋江究竟是革命派還是投降派？以往的評論很不一致。

《水滸》所描寫的時代是北宋末年。這時，宋王朝的統治日益腐朽，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異常尖銳。在這種矛盾的鬥爭中，圍繞著是起義還是投降，在梁山農民起義軍中展開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宋江從開始反對晁蓋起義，主張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臘，一直到最後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條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他是一個堅持奴才立場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據宋江放晁蓋這件事，把宋江說成梁山革命事業的"奠基人”，似乎沒有他，就不會有梁山農民起義。這種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義的影響。從階級鬥爭的觀點看，晁蓋領導的黃泥崗暴動，才是梁山農民起義的真正開始。在此之前，小說所描寫的隻能看做是整個故事的鋪墊，是梁山起義的背景。有了這次暴動，才有晁蓋等人的上山；有了晁蓋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農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王倫占據梁山，隻是“打家劫舍”。晁蓋作了寨主，才有“共聚大義”的綱領和路線。梁山才成為各路英雄眾望所歸的根據地。所以，梁山事業的奠基人是晁蓋而不是宋江。

宋江放晁蓋，隻是叫晁蓋離家避難，同時也使自己落個“仗義”的好名聲，擴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響；絕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叫晁蓋上山造反。這從宋江對待晁蓋“劫取”生辰綱、帶領起義隊伍上梁山的態度看的很清楚。“劫取”生辰綱不義之財，宋江認為是“犯了彌天大罪”擒何濤、俘黃安，殺官兵，堅持武裝對抗，宋江認為這都是“滅九族的勾當”，“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可見他對晁蓋聚眾起義，壓根兒就是反對的。所以，宋江極力要和梁山斷絕關係，寧願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願上梁山，這樣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忠實奴才，怎麽能說成是梁山事業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做了頭領，是否就由不革命轉向革命了呢？沒有，他混進梁山革命隊伍後，充當了地主階級的代理人，繼續經營他的反革命事業，晁蓋一死，宋江立即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聚義廳是以晁蓋為首的革命派堅持農民起義路線的象征，宋江這一改，標誌著梁山路線的根本改變，滅了革命派的誌氣，長了投降派的威風，這個改變，是宋江搞修正主義的攤牌。如果說晁蓋在世時，宋江還有所顧忌，主要在暗中培植黨羽，進行破壞；那麽，晁蓋一死，宋江就明目張膽地亮出他那修正主義的招牌，公開“修正”晁蓋的起義路線，強迫梁山農民起義軍實行他的投降主義路線。從此，這隻革命的隊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毀滅的道路。

盡管《水滸》的作者為了突出歌頌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寫或不寫晁蓋的思想和言論，但我們從書中隻言片語還是可以看到，以晁蓋為首的革命派是即反貪官也反皇帝的。晁蓋上梁山之前，燒掉自己的莊院，武裝抗拒官軍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的義無反顧的決絕態度。他的綽號“托塔天王”。“天無二日，國無二君",既要稱王就不可能不反對皇帝。在晁蓋的農民起義路線的指導下，朱貴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李逵多次提出：“殺去東京，奪了鳥位”。

作者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憑借反革命的嗅覺，也看到晁蓋堅持的農民起義路線是以反皇帝為核心的，因此，唯恐晁蓋“托膽稱王”就讓他“歸天及早”；而讓所謂的“呼群保義”的宋江來“把寨為頭”。這個“忠為君王恨賊臣”的投降派一為頭，就把梁山農民起義的鬥爭隻限製在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內，徹底“修正”了晁蓋的起義路線，背叛了農民起義。

《水滸》為了宣揚宋江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義路線，著重寫了宋江同高球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隻不過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和高球由於所處社會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實現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貪婪地掠奪人民財富上，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形成了地主階級內部不同的兩個派別。而他們在反對農民起義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說有不同和有矛盾，不過是一個鑽到裏麵反，一個站在外麵反，一個屬於招安派，一個屬於圍剿派。

正是由於宋江的混入，裏外配合搞招安，才撲滅了梁山農民起義的烽火。他起到了高球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圍剿派在本質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結果受招安，去打方臘。這時，他同高球一樣，又成了圍剿派，抓住起義的農民，剖腹剜心，表現了他的地主階級的極端殘忍性，像宋江這類混在農民起義隊伍的叛徒，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到最後必然是不反貪官，不反皇帝，充當封建統治階級的鷹犬，這就是搞修正主義的必然結果。

排斥晁蓋。晁蓋是梁山起義的領袖，宋江搞分裂主義，首先就把矛頭針對晁蓋。他借京師童謠這樣的讖緯謊言，把自己吹噓成天命悠歸的領袖人物，為篡權製造輿論。為了達到排斥晁蓋的目的，他玩盡了反革命兩麵派手法。每當梁山有重大的軍事行動，宋江總是不讓晁蓋出馬，說什麽“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表麵上是尊重，實際上是架空，叫晁蓋成為徒具虛名的“空頭司令”。而他自己帶兵出征，儼然成了部隊的最高統帥；得勝歸來，又樹起了自己的威信。他從篡奪軍隊指揮權入手，一步步地篡奪梁山的全部領導權。

晁蓋對宋江的篡權陰謀，逐步有所覺察，並進行了鬥爭。打曾頭市，晁蓋決定親自出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撓。晁蓋說：“不是我要奪你的功勞”。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揭了宋江爭功勞、撈資本的老底。晁蓋的臨終遺言，也否定了宋江作為當然的“梁山泊主”的資格。可惜為時已晚，宋江已經大權在握。

晁蓋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礙排出了，但是，李逵、吳用、三阮兄弟這些革命派不願意投降。吳用是同晁蓋一起起義的，對梁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宋江心裏明白，如果讓吳用掌握大權，他的投降主義路線就難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從千裏之外把盧俊義這個對農民起義充滿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來，排在吳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結果，忠義堂前升起了“山東呼保義、河北玉麒麟”兩麵白旗，標誌著宋江為實現投降主義路線完成了領導核心的改組。

招納和重用投降派。宋江為了擴大投降派的勢力，大量招納貴族豪紳、地主惡霸、朝廷軍官，並把他們安排在梁山起義軍的重要位置上，作為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的依靠力量，改變了起義軍基本隊伍的階級成分。這些人或者是在被俘無奈的情況下，暫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這些人糾集在一起，就組成了以他為首的鑽入農民起義軍內部的地主階級別動隊，隨時都準備從堡壘內部把梁山革命根據地毀為瓦礫。

這絕不是什麽“招賢納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納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稱：“你看我眾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李逵的話一語破底：“山寨裏都是你手下的人，護著你的人多”。這說明宋江為了實現投降主義路線，千方百計地拚湊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組織上為受招安做好了全麵準備。

有人曾經認為宋江這一切活動是為了“團結起義軍”，這是離開了兩條路線鬥爭看問題的結果。宋江為什麽要梁山108人“對天盟誓，各無異心，死生相托，患難相扶”呢？就是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聽從他的擺布，服從他搞投降主義路線。投降派宋江耍盡陰謀詭計，排斥革命派，篡奪梁山起義的領導權，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麽梁山上“團結”的旗幟，而是搞分裂主義的陰謀家、野心家。

宋江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自幼學儒”，“曾攻經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後雖混跡江湖，但“盡忠報國","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淩雲之誌”。他上了梁山。手捧“天書”滿口“忠義”一直是“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深埋在他內心深處的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和世界觀沒有絲毫的改變。

宋江這個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動理學。宋代理學把儒家的三綱五常進一步絕對化，把它炮製成所謂“天理”，發揮了“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儒家謬論，認為“忠君”是順“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滸》成書於元末清初，深深打上了理學的烙印。它通過九天玄女授“天書”、“石碣受天文”等荒誕的故事情節，大搞“天人合一”，把對皇帝“全忠仗義”與“替天行道”凝為一體。

宋江正是這種反動思想的號筒。他認為效忠皇帝就是“順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義的反動思想根源所在。

封建統治階級“把孔夫子的一套之乎者也當做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隻有衝破孔孟之道的思想束縛，農民才能起來造反；而農民起義又是對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衝擊。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這個反動透頂的思想武器，大肆宣傳和美化，培養一批反動知識分子精英在農民起義軍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線。他依照理學的反動教條，不遺餘力地把“天命”和“忠義”凝為一體進行兜售，給農民起義軍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鎖，按照地主階級的麵貌改造梁山農民起義軍。

晁蓋在世時，宋江遵照所謂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揚“替天行道”，“盡忠報國”。晁蓋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幟公開打了出來，作為投降主義綱領。正當梁山108人聚會的時候，他利用“石碣天文”進行欺騙，於是，在組織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夥人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為“天地之意”，誰也不敢反對了；

在政治上他謀求皇帝招安的途徑，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誰也不能非議了；我國曆史上有些農民起義是利用宗教、借助“天”或“神”作號召的，但其目的是為了證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爭取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宋江卻借助天命來證明對反動派的剝削有理，投降有理，真是反動之極！

宋江為了把農民軍引上投降的道路，還千方百計地叫大家“共存忠義於心”。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是他在梁山上公開掛出的“忠義”招牌。“忠義雙全”，這是他為農民起義軍確定的指導思想。“但願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於國”，這是他要108人共同遵守的誓言。宋江平時“忠義”不離口，直到臨死還恬不知恥地說：“我為人一世，隻主張“忠義”二字”。

他所謂的“忠義”，並不像人們期待的那樣“忠義”於梁山的革命事業，而是根據所謂九天玄女“為主全忠仗義”的“法旨”，忠義於腐化的大宋皇帝。其目的，就是要用“忠義”這條繩索把農民起義軍在思想感情上捆綁起來，擲到最高封建統治者的腳下，使他們重新遭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奴役。

但是，“忠義”，特別是“忠君”思想，是同起義的農民長期渴望和養成的敵視壓迫者和剝削者，追求天下為公的心裏不相容的。宋江販賣的這一套，也不是處處都能為起義軍所接受。即使受招安之後，反對儒學“忠義”思想在一些人中也還存在。“燕青秋林渡射雁”，隻不過是從空中射下一些雁子，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可是，宋江卻借題發揮，又是吟詩，又是作詞，大講特講“仁義禮智信”這正是因為受招安之後，投降和反投降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沒有結束的對抗性體現。

當時，李逵等革命派不願意投降，“反心尚兀自未除”，一再想反上梁山。宋江感到單用“忠”字籠絡不住眾人的心，很有必要加強儒家思想的全麵宣傳，進一步用儒家的“五常”和“忠義”一起來禁錮他們的反抗思想，摧毀他們的革命意誌。如果說在招安之前，他推行儒家思想路線是為了把農民軍引上階級投降和忠君的死路，那麽，在招安之後，他繼續推行儒家思想路線則是要他們投降到底，當奴才到底。

宋江推行的這一條儒家思想路線，簡直就是一服烈性毒藥。梁山農民起義軍之所以會和平演變成地主階級的官軍，並最後全部走向墳墓的道路，正是吞下了這服烈性毒藥的結果。

在文藝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以晁蓋為首的革命派是農民階級的代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的是農民起義路線；以宋江為首的投降派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代表的是少數剝削階級的根本利益，推行的是投降主義路線。可是，《水滸》卻把宋江及其投降主義路線放在矛盾的主導地位，貫穿全書的始終，這就決定了全書的總傾向，必然是貶晁揚宋，醜化革命派，歌頌投降派，宣傳投降主義。

有人曾經認為《水滸》寫了宋江吃禦酒而死的結局，就是對“投降主義批判”，事實並不是這樣。象《蕩寇誌》那樣，寫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個個長命富貴，個個剝削有理，貪汙腐化正確，固然是一種露骨的反革命歌頌；像《水滸》那樣，寫宋江以身殉投降主義路線，也是一種隱蔽的反革命的歌頌。它寫宋江對投降主義路線寧死也不動搖，毒酒入腸後，還不忘親手毒死”情分最重“的結義兄弟李逵，甚至寫宋江之死，竟然感召了不願投降的吳用自縊於墓側。就這樣，作者嘔心瀝血表現了宋江對投降主義路線的死而後已的忠誠，最後完成了這一個”全忠仗義”的投降派形象，達到了歌頌的頂點。

晁蓋、李逵、吳用、阮式三兄弟是好樣的，不願意投降。但是，這些革命派卻被貶低、被歪曲、被放在陪襯的地位。“屏晁蓋於108人之外”，便是《水滸》作者貶低革命派很隱蔽也很惡毒的一手。不論是在《水滸》成書前的《宣和遺事》和龔聖與的《宋江36人讚》中，還是在成書後的明人雜劇《豹子和尚》中，36人內都有晁蓋。

可是，《水滸》作者把很多記載和傳說都篡改了。屏晁蓋108人之外，列宋江於108人之首，割裂梁山革命曆史，把他作為主要人物來歌頌，甚至把元曲中的晁蓋打祝家莊，也偷換成為宋江打祝家莊。成書前的很多記載傳說都是說晁蓋反皇帝，宋江不反皇帝，一直到明末張岱的《水滸牌四十八人讚》還是說晁蓋“盜賊草劫，帝王氣象；說宋江“忠義滿胸，機械滿胸”。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水滸》貶晁揚宋，其目的就是為了突出投降派，宣揚投降主義。

《水滸》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作品，是一部反麵教材。但是，以往對《水滸》的評論中，有很多由於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否定階級鬥爭，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下，追求“和為貴”的錯誤思想，對宋江作了錯誤的評價，看不清《水滸》宣揚投降主義的總傾向，分不清路線是非。買辦文人胡適曾經用唯心論的觀點來研究《水滸》，給一些人的影響是很壞的。

[王利民]

在《文學城》看到的，覺得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轉載於此。文革時期的文章，如果放開來讓特色國民讀，特色中國很快就會第二次大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