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每天都發現一個新的自己
本文試圖深度詮釋特朗普的突然崛起，深層原因是當代社會矛盾使然，是現代文明的周折。
上一回我寫了“顛覆傳統的大選‘壞人’成好人”，從曆史角度分析了“特朗普現象”的因素。今天主要從現實視角來厘清一些條理。因為混雜著多重思潮的“特朗普現象”從曆史中走來時，現實中的某些因素促成了它的發展。一般而言，總統選舉中所有參與者的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為者麵臨難以改變的現實環境的約束，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其驅使。所以我們不能隻從曆史出發而不看現實的景色，目前床鋪的走紅與現在美國和世界所處在的困境，以及潛在的一些機遇有不可割離的關係。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刁大明的一篇文章為基調，編輯了此文以餐讀者。
從現實角度出發，當今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國際狀況等大環境所塑造的民意無疑是“特朗普現象”的主要成因。同時，美國總統的初選製度、共和黨政治發展狀況、媒體傳播的議題設置乃至特朗普個人的某些特質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當今美國的多重民怨情緒造就了“特朗普現象”。而且，桑德斯之所以久久揮之不去的原因，也是民怨太過的結果，兩個派別，不同性格，但是吸引的選民很相似。雷同度較高。
作為2016年大選的環境，當今美國政治黨爭極化、經濟複蘇緩慢、社會族裔多元化衝突、國際環境不佳，這些因素的疊加影響引發了民眾中的不滿、不安、憤怒甚至恐懼等多層次的民怨情緒，成為“特朗普現象”的根源所在，詳細解析為一下4個因素。
第一，民主黨和共和黨鬥爭極化招致民眾不信任。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一係列“大政府”主張刺激了共和黨陣營的反彈，加深了黨爭極化趨勢。
政府和國會的不斷的衝突直接釀成了2012年財政懸崖危機，招致標準普爾指數對美國信用評級史無前例的下調。2013年9月，由於國會兩黨無法就是否廢除“奧巴馬醫改”相關項目達成一致而拖延通過撥款法案，聯邦政府時隔17年再度陷入了部分機構關門16天的停擺危機。2015年9月，國會眾議院共和黨極端派組織“自由連線”(Freedom Caucus)又以反對為“親子關係規劃”(Planned Parenthood) 提供經費為由阻礙撥款立法，不惜以政府停擺為代價捍衛在墮胎議題上的保守價值觀。
“統計表明，第112屆國會（2011~2012）與第113屆國會（2013~2014）的立法數量分別為284件和296件，堪稱1947年以來最低效率的會期。
根據蓋洛普民調顯示，至少有七成美國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不滿，對政治精英充滿了不信任。成為床鋪異軍突起的主要因素。奧巴馬2012年連任以來，其政府的滿意度持續下降，長期低於50%(好不容易最近回升了)，即便在2016年有所回升，其最高數字也隻是52%。民眾對奧巴馬執政的不滿，凸顯了對其承諾改變的高度期待與兌現承諾的現實效果之間的較大落差。相應地，民眾對國會的失望程度也繼續攀升，2016年民眾對國會的滿意度僅為14%，民眾的不滿也朝著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建製內人士很難改變這些個根深蒂固，積勞成疾的毛病。
對在任傳統政治精英的失望與不信任，轉化為民眾對非傳統政治人物即“反建製派”的強烈期待。這種“反智主義”傾向在民主共和兩黨初選中表現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特朗普不同程度上的意外表現。同時，一度關於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對決傑布•布什的所謂“王朝政治”猜測以及關於科赫（Koch）兄弟、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等為某些共和黨參選人提供大量捐款的“金錢政治”報道，也加深了民眾的無奈與厭倦，鞏固了對特朗普等“反建製派”參選人的支持。
第二，經濟複蘇難以滿足民眾期待。也許期望值升高，也許沒有得到根本利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很快進入了穩步複蘇階段。GDP增長率從2009年的-2.8%恢複到2015年的2.4%，並有望繼續回升。與此同時，失業率在2016年開年後降至4.9%，回到了2007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2014年和201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也分別達到了2.7%和3.4%。須知美國經濟的基數很高，達到如此漂亮的增長數據好不容易，美國基本上一花獨秀，但是民眾要求很高，覺得受益不夠，要起來造反。
與經濟指標良好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5年年底的民調顯示，改善經濟與就業狀況仍是美國公眾最為關注的議題。就業其實也是改善明顯，但是工作的質量改變不多，窮人的工作臨時性多，且工資很低。同時，71%的公眾認為美國經濟體係明顯不公平地傾向於富人。
必須看到，美國產業結構的不均衡複蘇問題突出。根據2014年統計，發展最快的產業為服務業，且大多在低專業領域，而萎縮最快的則是作為實體經濟的製造業。2014年美國就業崗位中的80.1%來自服務業，而工業及農業分別隻貢獻了15.1% 和1.5%。在服務業中，創造就業數量增長最快者為醫療與社會輔助服務、教育私人服務、休閑餐飲服務、專業商業服務及交通與倉儲服務。看來拚命發展中國的服務業也不一定能扭轉目前中國國內的經濟頹勢。
這就意味著，依靠低端服務業帶動失業率下降的同時，眾多美國勞動者的就業在水平、質量及穩定性意義上並不理想。特別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他們隻能從事專業程度較低的行業，而這些行業又天然地具有極強的可替代性與流動性，因而該群體極易因被少數裔新移民等更低成本的勞動力取代而再度失業。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在低失業率下民眾仍迫切期待改善就業狀況的現實。
“麵對迫切訴求，在對傳統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催化下，特朗普的“本土主義”理念即通過驅逐非法移民、限製新移民湧入等“反全球化”措施來改善就業狀況的政策選項開始得到更多選民接受。盡管可能是莫須有的罪名，一個很好的借口。
與此同時，同產業結構失衡平行的是，美國中產階級空前萎縮、貧富分化加深。據2015年統計，中產階級、高收入階層以及低收入階層的比例分別為50%、29%及21%，這組數字在1971年為61%、25%及14%。伴隨著中產階級萎縮，財富持續向富裕的高收入階層聚集，數量可觀的中產階級跌入了低收入階層。這種作為社會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與低收入階層具有的強烈“被剝奪感”導致了一部分民眾選擇支持桑德斯在國內再分配意義上的“平民主義”（populism），而另一部分則倒向了特朗普的“本土主義”排外傾向。
第三，族裔多元化引起衝突，因而令民眾焦慮。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拉美裔已超越非洲裔，成為美國第一大少數族裔，且保持激增。按照保守預計，白人比例將在50年後降至50%以下，拉美裔將上升至24%，亞裔可能超過非洲裔的13%，美國從而成為無多數族裔的國家。非白人族裔激增的重要原因是非美國本土出生移民數量的增長：從1970年的970萬（4.7%）增至2013年的4130萬（13.1%），並被預期可能在2065年增至18%。
族裔多元化及新移民的湧入不但導致了同性婚姻、墮胎、槍支管製等傳統爭議議題的進一步複雜化，而且還誘發了眾多社會矛盾與衝突。2014年邁克爾•布朗案引發的弗格森種族騷亂、2015年巴爾的摩種族騷亂等一係列反抗種族歧視抗議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2015年2月CNN的一項民調顯示，有39%的公眾認為在奧巴馬任內白人與非洲裔關係惡化，而認為關係好轉者僅為15%。
同時，新移民的宗教傾向也逐漸上升為爭議焦點。2013年波士頓馬拉鬆爆炸案和2015年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等恐怖襲擊事件的施暴者皆為受到宗教極端思想驅使的新移民。這些事件進一步撕裂了白人群體與少數族裔群體（甚至是其他宗教信仰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塑造了白人保守派針對移民的強烈敵視情緒。
根據調查，大概四成美國民眾同意將約1100萬“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驅逐出境。在敘利亞局勢日益惡化之後，超過一半的美國公眾也反對接受敘利亞的難民。這與特朗普全麵驅逐非法移民、將敘利亞難民稱為“終極特洛伊木馬”等“本土主義”言論如出一轍，得到了大多數基層白人廣泛的支持。
第四，國際地位下降、反恐局勢嚴峻，令公眾不安。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外交戰略進行了以合理配置美國有限戰略資源為目的的調整。奧巴馬政府選擇盡快從中東地區“抽身”，將更多資源投入“亞太再平衡”戰略進程中。但隨著敘利亞局勢惡化、特別是“伊斯蘭國”（ISIS）等恐怖主義極端組織的再次抬頭，歐洲盟國麵臨著打擊恐怖主義和解決難民問題的兩重壓力，俄羅斯又在中東實施了較為有效的軍事行動。奧巴馬政府被廣泛要求采取更為積極的應對措施，擔負起應有的國際責任。但是現任政府采取了綏靖政策，盡量不管閑事，使得一些美國人不滿意。
美國民眾對奧巴馬外交、國際安全及反恐政策普遍持有負麵評價。按照民調顯示，在這三個議題上持不滿意態度者分別為52%、58%及54%，而滿意者僅為34%、34%及40%。
事實上，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始終被民眾視為三大首要議題，並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係列恐怖襲擊事件後一度上升為最為重議題，這也表現出美國公眾對潛在恐怖主義威脅的持續恐懼。特朗普在競選中頗為“偏執風格”的“本土主義”渲染也正好迎合了這種不安與恐懼的民眾心理。
當然存在一些現實問題隻是有了一些誘因，還有輔助因素，即製度，體製，媒體和群眾對“特朗普現象”推波助瀾。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不可或缺，但相對於美國當前的多層次民怨這一必要的民意環境而言，仍處於誘因範圍。
第一，現行的美國總統初選製度更易產生持極端立場的提名人，為“特朗普現象”提供了空間。
“提名製度乃現代政黨最顯著的標誌”，初選程序事實上是民主共和兩黨各自黨內的決策過程，其參與者往往為本黨的堅定支持者。據統計，1970年代之後的初選投票率一度達到將近30％，但2000年的數字僅為17％。這就意味著，初選過程的結果往往不是民意的充分表達，而是一小部分本黨最為堅定分子的作用，即特朗普這樣的極端人選。當然，大選參與者很多，也許會改變這種格局。
事實上，為了平衡並不完全甚至極端化的民意表達，1981年之後民主共和兩黨在總統初選中先後設置了由本黨選任政治人物和政黨官員出任的代表政黨立場的所謂“超級代表”（super delegate）。在2016年初選中，民主共和黨兩黨分別有731位（占全部代表的15.3%）和144位（5.8%）“超級代表”。研究發現“超級代表”在近年來的角色是遵從而非糾正初選民意，所以床鋪幾乎堂而皇之的成了候選人。而且克林頓之所以擊敗桑德斯，主要還是超級代表的支持。
第二，當前的共和黨處於分裂狀態，為“特朗普現象”留下了機會。特朗普的異軍突起，凸顯了共和黨黨內“建製派”的消沉，以重商溫和派尤甚。受到茶黨勢力及其“反智主義”傾向的影響，2010年之後的每次國會兩院選舉中幾乎都有共和黨資深在任者在初選中落敗，這一趨勢也發生在2012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初選當中。在2011年9月到2012年2月上演了四位具有茶黨標簽的保守派參選人在民調上輪番領跑的戲劇性場麵。但在茶黨及其支持者釋放能量的同時，代表”建製派”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在民調中穩步上升，其整合的努力最終得以成功。
基於2012年的經驗，特朗普最初的民調領先也曾一度被解釋為是暫時性的。但2016年的共和黨初選卻陷入空前的混戰，“建製派”人滿為患，自相殘殺。傑布•布什、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克裏斯•克裏斯蒂（Chris Christie）、卡西奇以及魯比奧等人無法內部協調，具有“茶黨福音派”（Tea vangelical）標簽、代表黨內宗教保守勢力的克魯茲也無力吸納重商溫和派，最終錯過了阻擊特朗普的最佳時機。
第三，媒體的推波助瀾為“特朗普現象”提供了獨特且強勁的推動力。美國媒體的政治報道在議題設置上明顯偏好於吸引眼球的新聞，比如政治人物的緋聞、失德甚至腐敗行為，對於可能因太過專業而無法令受眾感興趣的政策議題的關注度有限。基於這種偏好，活躍在各種媒體平台上的特朗普“跨界”參與總統競選本身就是新聞的“富礦”，被認為具有巨大的受眾吸引力，他本人口不擇言的極端言論更是幾乎每天都製造著“重大新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已有75%的民眾認為媒體對特朗普的報道太多了。本來是嘩眾取寵，商業競爭，結果促成了床鋪的崛起。
超過其他任何參選人的曝光度至少為特朗普帶來了兩方麵優勢。一方麵，特朗普的極端言論與偏執風格通過媒體左右了整個共和黨初選的基調，其他參選人甚至也跟進了偏執傾向的宣泄式表達。另一方麵，特朗普得到了超級規模的免費競選宣傳，一本萬利。
至2016年2月，特朗普用於廣告宣傳的開銷為1000萬美元，不足克魯茲或者希拉裏•克林頓的一半，但其免費宣傳的估值高達1.89億美元，是克魯茲的六倍、希拉裏•克林頓的2.5倍。因此，在初選階段任何參選人都無法實現的動員規模構成了“特朗普現象”在競選意義上的巨大支撐。
第四，特朗普作為參選人的個人特質也是“特朗普現象”的一個重要前提。除了前文論及的“反建製派”身份認同以及“跨界”知名度發揮了關鍵作用外，特朗普本身的確存在某些表演性甚至是煽動性的人格特征。根據其個人傳記中的回憶，特朗普“愛表現”的性格受到“很有表演的天分、喜歡氣派的東西……渴望萬眾矚目”的母親極大影響，他年輕時甚至還曾有過投身電影業的念頭。同時，特朗普憑借較為嫻熟的媒體操縱，喜笑怒罵、口無遮攔，頗有將選舉“大眾娛樂化”的趨勢，異化了選舉政治的動員模式，變異出滑稽劇，人人愛看。2015年8月3日，共和黨總統初選的首場電視辯論，就因為特朗普的參與而吸引了2400萬觀眾，創造了美國非體育賽事類電視節目的收視紀錄。
“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美國困境。通過從曆史與現實意義上的梳理，“特朗普現象”的麵目更為清晰地顯現出來：即一種由於當前美國多層次民怨直接導致的、帶有強烈“反智主義”與“偏執風格”的“本土主義”傾向，並得到了製度、政黨、媒體以及個人特質等綜合因素的強化。
時至今日，“特朗普現象”仍在繼續發酵，最終能否導致“政黨重組”甚至是曆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所界定的“曆史周期”更迭等重大變化，仍需進一步觀察。但從過去八個月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的領先以及本次大選選情走向觀察，“特朗普現象”已揭示出美國正在麵對的某些深層次困境。
一方麵，“特朗普現象”是負麵的“奧巴馬現象”，凸顯美國政治困境。無獨有偶，奧巴馬在2008年的曆史性當選也是憑借資淺的“反建製派”定位、回應民眾的變革訴求、承諾實現變革進而實現的，也堪稱某種政治現象。而今，金融危機之後在民眾中的這種“思變”情緒非但沒有得到充分釋放，甚至對奧巴馬執政的失望令民眾的不滿、憤怒以及恐懼情緒加劇累積，轉而期待一位距離傳統政治精英更遠的“反建製派”參選人切實實現某種改變。所以，2016年的特朗普得利於2008年奧巴馬獲勝的民意氛圍。
但與2008年奧巴馬競選時麵對民怨的正麵承諾不同，特朗普的競選主線是偏執地利用乃至煽動選民的負麵情緒，所傳達的是惡化民怨氛圍的極端信息。正如紐約市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放棄參選意向的公開信中的評價，“特朗普喚起了我們的心中的魔鬼”。
從“奧巴馬現象”到“特朗普現象”，凸顯了美國民眾對現行政治體製的不滿與憤怒。麵對全球化帶來的資本流動與人口流動的交互影響，美國民眾特別是中下層遭遇著嚴峻的經濟與就業衝擊，在金融危機之後愈發激化。而從奧巴馬“我們能夠相信的變革”的落空，到今天特朗普的“本土主義”或桑德斯的“平民主義”，美國選民隻能寄希望於選舉產生下一個可能實現改變的新總統。而對於真正需要改變的美國當前極化的“否決政治”以及不公平的經濟與社會製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希拉裏•克林頓或特朗普可能仍然是束手無策，隻會令民再次怨陷入一個循環怪圈。
另一方麵，“特朗普現象”將“奧巴馬主義”中“內向”的傾向推向極端，凸顯美國外交困境。不可否認，特朗普在氣候變化合作、伊朗核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眾多奧巴馬“外交遺產”議題上持有反對立場，但其從“本土主義”出發的“不幹預主義”卻明顯具有所謂“奧巴馬主義”的政策，隻不過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與布什不同，“奧巴馬主義”的核心內容被解釋為“在國際舞台上收斂，將更多資源投入其自由派傾向的國內事務”的傾向。但在國內與國際平衡的同時，“奧巴馬主義”還強調了中東與亞太地區的平衡、維護全球領導力與積極盟友合作的平衡等原則。而特朗普恰恰站在了“奧巴馬主義”內在邏輯的衝突點上，他進一步強化了“更多資源投入國內事務”的路線，放棄“盟友合作”，並模糊了“維持全球領導力”的平衡性目標。
這種“內向化”傾向在美國外交思想的流變中始終存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任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萊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曾就二戰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發出警告，“我們偏離了我們的民族經驗和立國之道所準備讓我們去走的道路，而走上了不適當的強權政治和戰爭的歧途。這條彎路耗盡了我們的資源和精神力量；它使我們變成了跛足巨人”。而按照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觀點，“世界需要美國的領導，但是美國的領導力取決於美國首先應該把自己的國家搞好……美國在國外試圖采取行動時就必須更加克製，在國內則必須更加有條不紊”。
在今天的兩黨初選中，所有參選人都在討論國內經濟與就業需求，無一敢於明確主張新一輪的海外軍事幹預。這是“奧巴馬主義”所取得的共識，但其“內向化”的程度會否蛻變為特朗普所主張的“本土主義”的失衡狀態，將直接關乎美國的國際角色及其牽動的世界格局。
從美國政治中一些可因循的規則與經驗觀察，在各州選舉人團意義上，民主黨獲得勝利的難度略低於共和黨；雖然“曆史周期”理論有利於共和黨陣營，但從“政黨重組”和“區域主義”等次理論角度觀察，又無法找到足夠充分的依據。
相比總統選舉的撲朔迷離，國會兩院選舉略顯清晰。基於共和黨延續在國會眾議院多數、但在國會參議院維持多數存在一定壓力的判斷，未來的政府和國會最有可能成為對立關係，即便民主黨維持了對白宮的控製，也肯定會遭遇共和黨主導的國會的製衡。由於候選人不是十分理想，兩黨的界限變得模糊。有的選民可能不投本黨提名人，而轉投敵方候選人，或者皆不滿意而拒不投票。
奧巴馬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率已經不能算低了.如果是在競選連任的話這個支持率可以輕鬆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