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我是一個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給我戴上什麽帽子,無論高的,還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麽陰謀家、政治家,我僅僅就是一個商人而已。了解這一點,你就很容易讀懂我的自我辯護。很多時候,我的選擇,是因為我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不是因為我想進行這樣的艱難選擇。
1928年我出生在中國廣東潮州,出生時沒有什麽特殊的異象,預示我以後成為一個偉大的企業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種關於我的各種傳記,絕大多數是基於文學演繹的穿鑿附會,你們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選擇我的出生,我寧願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國家。
和多數普通潮汕人一樣,父親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學,進入觀海寺小學念書,讀的是一些傳統愛國愛家的思想書籍。我成績既不優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放在街頭,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沒有什麽異樣。
如果沒有戰爭,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會來香港,那麽我可能度過平庸的一生,也或者過早死於戰火,或者過早死於饑荒和疾病。當然,也可能僥幸度過這些劫難,現在潮州的某一個街道或村莊,悠閑地踱著步伐,沒有被批判,也沒有鮮花和掌聲。當然,很可能比現在貧窮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現在幸福。
因為日本侵華,我逃到了香港。同時因為後來的中國內戰,我留在了香港沒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開啟,人生被徹底改變。請注意這個關鍵點,這些並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動選擇的,我也被時代的大潮裹挾到了香港,不是榮耀的移民,而是逃離的難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為了經商和學習,但是我回到潮州故裏訪親,純粹是尋找一份家的感覺。
有一些東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動能選擇的,這一點很重要。這就是我的命運,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艱難的被動選擇裏,選擇了相對較好的結果,這是我的成功之處。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寧願不要這些艱難的選擇。我希望我的孩子們、我的同事們、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有主動選擇的餘地,從容安排他們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誠。
我從普通的學徒、店員、街頭推銷員一步一步做起來的,直到塑料花廠的總經理。在其中我積累了不少經驗,那段時間雖然過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實而快樂。我早早失學,沒有讀過太多的書,但是社會就是最好的學堂,我一直在學習,沒有停止過,直到現在。我充分理解失學的痛苦,所以後來援建了汕頭大學。如果我能選擇,我願意坐在汕頭大學的課堂,而不是香港的寫字樓裏。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創業的時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幫助,這一點我從不諱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業之神,我感謝在我創業之初支持和幫助我的所有人。不過我並不是什麽富二代、也沒有去吃軟飯,我最終靠的是自己的能力,還有天時和運氣。網上流傳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兩個極端,都非事實。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來料加工業興起,歐美的生產轉移到香港,這是我的機會。現在回頭看來,我成為所謂的“塑膠花大王”,並不是因為我多厲害,隻是順應了時勢而已。即使沒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夠享有此名。事實上,我隻是“塑膠花大王之一”,擅自稱王,是對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難的第一次抉擇,來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鬧事,導致香港的房地產一落千丈,那時候我的損失也很大。這時候有一些人賣掉了房子和土地,離開了香港。而我認為香港終將度過這些風波,於是買進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認為我有眼光、低價收購土地儲備。其實沒有人關心我暗地裏的擔憂,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鬧事成功,我將一文不名,甚至成為資本家的反麵典型,在香港跳樓的名單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這個過程中,風險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認為這有什麽道德準則和商業原則的錯誤,它就是一樁生意而已,可能賺,也可能虧,而且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高風險生意。任何過度的解讀都是陰謀論,都是事後諸葛亮。
其後從我們長江實業的上市,到購入老牌英資商行“和記黃埔”的部分股權,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錢賺是生意人的根本價值,做生意要遵從雙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則,當年購買我們股票的股民們也都有豐厚的利潤。雖然因為緣分我心懷感恩,但本質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懷什麽。
說得比較遠了,我說一下現在網上各種對我的指責,說我忘恩負義,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後轉移資產到歐洲,麵對經濟危機不是承擔責任而是全麵撤資、影響到中國的麵子和信心,並高呼“別讓李嘉誠跑了”。甚至說香港目前的經濟停滯困難,是我們這些“豪族”畸形的經濟手法導致的。
我想寫這類文章和讚成這些觀點的,也是抱持善意,他們愛國愛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們不懂起碼的商業原則,以及市場經濟的運作真相,甚至於,他們不懂真正的人性。
讓我們回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90年代初重啟改革、97年香港回歸之際,香港的社會波詭雲譎,各種傳言甚囂塵上,對是否改革開放、是否會回到文革、是否會全麵實現市場經濟、是否保持一國兩製等重大問題,抱有疑慮的非常多。在每一個政治關鍵的節點,都有大量的動搖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個人都麵對這些艱難的選擇。
我隻是一個商人,在每一個關鍵節點的選擇上,我認為風險與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斷不同。於是我在大陸遍地投資,港口、地產、金融、科技等領域都有涉及。指責我的文章說我與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權力資源。這是典型的事後判斷。
回到當年,我選擇與官方進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樣獲得了巨大的回報,這本質上依舊是一門生意,尤其是風險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謝當時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幫助了他們,帶來了急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讓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對中國更有信心。在本質上,我們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這就是生意。
中國經濟整體依舊是向好的,這個我肯定。13億的人口和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機會肯定是無限的。但是經過了這麽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及信貸過度,已經來到了一個峰值,下一步會怎麽樣,我也不會貿然下結論,但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標是讓資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當年大舉投資大陸和現在全球布局,時間點不一樣,考慮的自然不一樣,但都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除此以外,沒有其他原因。就是現在,我在大陸依舊還有不少投資。
如《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所說,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歸這些重要的節點,我的選擇正確,因而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實上,正常的商業是不需要經過這種政治選擇的,而是相對純粹的經濟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圍和良好的商業環境,就不會存在誰跑不跑的問題。存在這個問題,恰恰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在職業上,我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個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職業是失敗的,人生也是殘缺的。不賺錢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沒有資本利潤去做善事。很多人認為,商業賺了錢之後,應該回報社會。這個我是認同的。但是如何回報社會,這個分歧巨大。難道商人應該虧本,去補貼國家和政府嗎?這顯然是荒謬的。
我們回報社會,首要條件就是贏利、賺錢,這樣才能回報人民。企業沒有教導人民的責任和義務,宗教和教育才是。我們通過守法經營以身作則,同時用資本捐助學校來達到教育的目的,通過捐助貧民來達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們虧錢,那什麽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專業的大專院校來的差。這就是最好的商業,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尋找未來,大陸需要尋找未來,大中華區需要尋找未來,全世界都需要尋找未來,但是我需要尋找的隻是利潤。地產、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對我來說,誰是趨勢、誰利潤更大才是我要考慮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虛假的道德說教。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我就是一個商人,會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絕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們的事情。
我今年87歲了,已經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潤對我來說更重要。我從來就不是大家說的是什麽超人,我可能算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實更是一個普通的人,甚至是一個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而不想在晚年再橫生枝節。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業在我故去之後,正常運轉,得到良好的繼承。
我最後反複強調一點,我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慈善人士,但絕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參與興建汕頭大學、汕頭大學附屬醫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後達到150億港元,且絕大多數都花在大中華區。這都是純粹捐獻,沒有任何利益可圖。這是我最引以為驕傲的所在。能為家鄉人做事,能為祖國盡一份力量,是我的榮幸。我隻是可能用的錢多一點,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獻一樣,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麽,也不低什麽。汕頭大學的畢業典禮,我風雨無阻地前去參加,力所能及地以過來人說說一些人生經驗,但絕沒有任何姿態,那裏純粹是老師們的課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實我像你們現在的同事,也像你鄰居的老頭而已。我和他們一樣犯過錯誤,也和他們一樣慈祥友愛。我承擔了我的錯誤,也獲得了我的榮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負責,你們每一個人同樣也是。不要給我過多的褒揚,也沒有必要潑給我很多髒水,雖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對你自己心靈的灼傷,以及毒化中國人脆弱的輿論環境。
我的生意或許部分不在中國,但是我的心一直在這裏,根依舊紮在這裏。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終我們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愛我的家鄉,我愛我的故鄉,我愛我的祖國,我也愛我們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愛真摯而深沉,和你一樣。
李嘉誠不會跑,也不願跑,更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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