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需要重建合法性

當政黨的合法性，其來源被認為是曆史與人民的選擇，與傳統王朝被認為是天意的選擇本質是一樣的，就是一次被選擇，永遠可當政。曆史的選擇不等於現實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不等於公民（通過選票） 的選擇。

當政黨的合法性，其來源被認為是曆史與人民的選擇，與傳統王朝被認為是天意的選擇本質是一樣的，就是一次被選擇，永遠可當政

中共的曆史合法性，是被毛澤東一步步破壞的，鄧小平隻是在生活與生產領域有一定的修複，人民一日沒有享有憲法保障的自由權，公民一日沒有真正的選票，當政黨就沒有一日的合法性。

王岐山讓中共合法性問題脫敏

為期3天的“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9月9日開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在多達60位中國國（境）外的前政要及知名學者麵前，王岐山提到了一個對中共而言堪稱敏感的話題——中共執政合法性。

王岐山指出，執政黨的使命決定了必須從嚴治黨，執政黨對人民的承諾就是它的使命。要兌現承諾，執政黨必須對自身嚴格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曆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執政黨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就要確立核心價值觀，堅守在行動上。

盡管官方背景的“學習大國”對王岐山講話作了獨家解讀，譬如，解讀之時不忘提醒讀者，王岐山所言的執政黨的合法性，是指政治層麵，與法律層麵上的合法性是不同的。政治層麵上的合法性，更多的是指當政者的正當性，中共是曆史與人民的選擇，中共打下了江山，因此有了正當性，也就是合法性。

王岐山的講話，除了讓“中共合法性”這一話題脫敏，主體內容並無新意，仍然停留在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邏輯裏，這樣的邏輯在黨內或其控製的官場也許可以自圓其說，卻與當代政治常識與社會邏輯相悖反。

王岐山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

其一，這次會議名之為“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官方背景的微博“學習大國”的解釋是，這樣的對話意味著中共的開放性。

在我看來，如果中共與世界有代表性的其它國家的當政黨公開對話，並公開會議發言或對話內容，我相信這會是中共開放性的第一步，但中共紀委書記與有關中共部門物色的一些國際友人，假裝成中共與世界對話，這樣的會議是對話不如說是在演戲。

中共領導人或王岐山書記也許不懂得什麽叫開會，什麽叫對話，什麽叫做報告。記得上次王岐山書記在清華與福山等知名學者對話，實則是王岐山先生在做報告或講演，其它人象征性的針對他的講演發表一點看法，因為王岐山先生還有一份當年的學者情懷，所以願意與學者進行所謂的“對話”，但由於王岐山位居中常委之位，所以參會者實則是聽了王岐山書記的一場報告；這次所謂的對話還是一樣，王岐山書記繼續演繹一遍中共自說自話的黨國邏輯，完全見不到其它人與之對話的內容，參會人員隻是扮演了代表“全世界”的對話嘉賓，集體合作表演了一次中共與世界的對話的行為藝術。

其二：中共創造了一個概念，叫曆史與人民的選擇。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皇權創造了一個概念，叫天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與此“天命論”相對應的還有天譴論，以及皇帝的罪已詔。無形的天，被賦予人格神的力量，不僅主管著人間生老病死，而會操持朝代更替。

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不再相信天意或老天爺對朝代更替的主宰，於是創造了曆史與人民的選擇這樣一個宏大的概念。按照曆史與人民的選擇這一理論，我們要問的是：曆史與人民的主體性如何體現？按照中共曆史唯物主義解釋，曆史與人民選擇了大秦，還選擇了唐宋元明清，這種朝代興亡的周期律，在延安時代毛澤東與黃炎培就談到過，毛澤東當時的說法是，要擺脫這種朝代興亡的周期律，隻有通過民主的方式（中共在延安還有過用黃豆當選票，選舉地方政府官員的民主實踐），而對民主自由人權與憲政的認同與倡導，延安時代就有車載鬥量的文章發表，笑蜀主編的《曆史的先聲》裏，可以較完整地看到（有趣的是，中共中宣部卻封殺了這本自己當年的聲音，曆史的承諾因此可以通過曆史虛無主義方式，讓公眾忘卻）。

人民的民主，通過選票或普選方式，產生領導人，這是普世民主，後來，中共通過所謂的民主集中製，通過黨領導一切，通過中組部選拔領導幹部，將民主轉變為黨主，黨領導民主，本質是黨主導一切。黨管幹部，黨管經濟，黨管文化教育，黨管社會，中共承諾的民主聯合政府、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模式被一步步轉換成一黨極權政製，中共通過槍杆子，使曆史與人民不可能進行現實的政治選擇，黨領導一切，連曆史與人民都改由中共來主導。

其三：毛澤東有計劃地破壞了中共應有或可以有的合法性，即便在傳統皇權時代，皇帝打下天下之後，就由天道合法性，轉入人道合法性，天道合法性，就是叢林法則，靠實力打出自己的天下，而人道的合法性，就是順從民意，讓民休養生息，尊重民意以順應天意。

而當代政治的合法性，則是通過戰爭奪取政權之後，實現憲政，還權於民。 1945年4月22日延安中共發表的《論聯合政府》（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說得非常清楚，中共不搞一黨專政：

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後，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隻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關於軍隊的國家化，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也有具體論述：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

而關於人民的統一，毛澤東並沒有強調當政黨的領導，而是強調“自由”、“政治民主”對統一人民的價值基礎：

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夠統一嗎？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

我們看到，毛澤東的中共在延安時代的價值追求，與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普世價值追求如出一轍。有人說，這是毛氏騙局，用欺騙的方式，謀取當時知識分子與國際社會的支持。如果視其為政治欺騙，整個中國知識界或中國人民隻能自認上當，並承受相應的災難。

但我們如果將其看成曆史的承諾呢？王岐山說，執政黨的曆史承諾是其政治使命，人心向背決定執政黨的合法性。當時人心向背，是根據中共的政治價值追求，就像中國有權要求日本侵略者道歉一樣，中國人民有權要求中共兌現曆史的承諾。這曆史的承諾，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裏寫得清楚明白。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毛澤東的中央政府，背棄了自己莊嚴承諾，先是將聯合政府變成黨的政府，然後就是打擊各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沒收或國有化各種商業資本，將農民土地公社化集體化，變相成為國有土地，將聯合政府變成黨的政府之後，又將黨的天下，變成毛的天下，全國人民與軍隊，隻熱愛與效忠毛澤東。毛澤東一步步破壞了中共的曆史合法性。

如果毛澤東按自己的延安承諾，建政後實現軍隊國家化，土地私有化，言論結社信仰自由化，以及聯合政府與真正的人大代表製度（政治憲政化），中國在當時就已然進入準憲政社會主義製度。

中共需要重建合法性

秦以降的中國史，沒有很好重建合法性的，一是秦朝，得天下之後，沒有還民以休養生息，其治不過二世；其次就是元朝，將漢人、南人貶為三四等國民，打天下統治天下者一直將自己視同征服者，國族和解與文化精神統一性，一直沒有完成；與秦相對應的是漢朝，盡管漢初統治集團內也是刀光劍影血色宮廷，但黃老之治、與民休息，使其統治具備曆史的合法性，與元對應的是清，大清盡管也有八旗製度，但對漢傳統文化的尊崇，追求道義之治，包括族群和解，仍然有其可稱道之處。

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治下，繼承的是秦、元之治，打天下之後坐天下，坐天下，亂天下。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無休止的迫害與專政鎮壓，天道的合法性，沒有在和平時代轉化到人道的合法性，毛澤東之亂，直到鄧小平時代才重建了生活與生產、市場領域的秩序，但鄧小平一直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一直沒有重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當代政治意義上的合法性）。

王岐山等中共精英們應該清楚，當代政治的合法性與傳統統治的合法性不可同日而語，中共政權建政至今，甚至連傳統社會的政治合法性標準都沒有達到。傳統王朝打天下符合天道，治天下，卻轉型到人道，當官為民做主，即為民主持正義，統治者與百姓共同遵守共同的道德標準，即仁義禮智信，當天下出現大的災難（主要是自然災難或異像），最高統治者會下罪已詔，反省自己的罪責。

中共從毛澤東當政以來，一直超越於法律與道德之上，以偉大光榮正確自居，毛澤東走下了神壇，但中共沒有走下神壇，一個沒有走下神壇的當政黨，怎麽可能會有當代政治意義上的合法性？

人民與曆史的選擇，代替不了現實與公民的選擇，人民是一個宏大概念，人民隻有手持選票，成為國家公民，選舉自己的人大代表或議員，通過真正的民意代表，選舉各級領導人，將曆史的選擇，轉化為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現實的選擇，中共才有可能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台灣國民黨現在擁有執政黨地位，不是曆史與人民的選擇結果，而是公民與現實選擇的結果，國民黨在台灣的執政，是重建合法性的結果。

在談到中共合法性之時，王岐山點到了曆史與政治承諾這樣的話題，無論是個人還是政黨，在社會生活領域與政治舞台上，都要麵對自己的曆史承諾，兌現或追求實現自己的曾經的政治承諾，也體現其政治合法性。中共一時無法兌現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但完全可以兌現延安承諾，追求延安價值。

中共的政治合法性重建，必須要做到，天道的合法性，轉型到人道的合法性，曆史的選擇，要轉型為現實的選擇（每四年或五年有一次大選），人民的選擇，轉型到公民的選擇，專政之治，要轉型到憲政之治，即黨主社會要轉型到民主社會。

本文作者：吳祚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