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 訴 “文革”淚 ：紀念顧聖嬰 （轉帖）

曹利群：被背叛的遺囑——紀念顧聖嬰

人們不再紀念她之日 　

　
  2010年初夏，托人弄到一本《中國鋼琴詩人顧聖嬰》的書，隨書選有當年顧聖嬰演奏的2張唱片。
看了一下出版日期，竟是2001年版。5000冊的書怕是到現在都沒能賣完。總顧問是原中央音樂學院的副院長趙渢，主編周廣仁，副主編裏還有鮑蕙蕎的名字，想來這些鋼琴界的名人大家是認得的。可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鋼琴聖手顧聖嬰，恐怕知情者寥寥無幾。
     當年，她的名字比這裏的任何一個都更受人矚目。也不過是半個世紀的光景，開始人們還常常琢磨的那件神秘“鋼琴家全家自殺事件”，漸漸少有提及，更何況那個年月的自殺事件並不是“藝術圈”的異類。
       顧聖嬰，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書裏盡是當年師長、好友、學生的散落記憶片段，各種關於顧聖嬰的不同表情始終逃不過兩個主題：
   她是百年難遇的鋼琴天才與1967年她攜家人的飲恨離去。
    從書裏得知，顧聖嬰的父親顧高地因潘漢年案獲罪20年，出獄之後，方知妻子兒女三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殺身亡。飽受磨難從未被擊倒的堅強父親竟一夜白頭，他四處搜集關於女兒的遺物：鋼琴、樂譜、節拍器、獎狀、日記、照片……，簡單地布置了一個顧聖嬰紀念室，日思夜念地守著。 　　
     合上書本，下意識地看了一下日期，恰逢顧聖嬰73冥壽，忽然覺得有責任給顧聖嬰寫點什麽，也很想找人問問這個紀念室在哪裏，了卻拜祭的心願。但問了一圈也沒有人聽說，包括賀綠汀的秘書，上海音樂學院的老書記孟波都不知道。顧聖嬰家愚園路的老洋房早成了“七十二家房客”，顧高地落實政策後，也沒有住在那裏。人說，顧高地在後來住的地方的確搞了一個紀念室，裏麵有一架顧聖嬰用過的舊鋼琴，一些舊譜子，以及放在玻璃櫃裏的顧聖嬰的一些照片。最有價值的是一具肖邦的石膏手模（是肖邦臨死時翻製下來的）。當年顧聖嬰彈奏的肖邦頗得國際同行的認可，為此波蘭政府專門複製了獎勵給顧聖嬰。
                       顧高地在1990年去世，他出獄後到底住在哪裏還是不得而知。
       最終在《中國鋼琴詩人顧聖嬰》那本書裏找到了一些線索，一個名叫蔡蓉曾的女士出於對顧聖嬰的仰慕，在顧高地出獄後自願無償照料老人11年直到去世。此人是送顧家人最後一程的人，顧高地更是將其認作義女，以延續顧聖嬰值得為人所銘記的故事，想必蔡蓉曾應該知道紀念室的下落。隨著顧的離去，她成了這個紀念的唯一知情者，我們僅存的唯一一點希望。 　　
         尋訪遺囑繼承人蔡蓉曾 　　
       1988年3月，顧聖嬰僅存的直係親屬即父親顧高地立下遺囑：……我所有一切遺物概由義女蔡蓉曾繼承，現住興國路41弄2號303室寓所由蓉曾繼承居住，並在此設置顧聖嬰紀念室，保存聖嬰所遺全部文物。……聖嬰演奏錄音的版權亦由蓉曾繼承保存…… 　　
        興國路41弄2號樓303室，蔡蓉曾的家。 　　
     在樓下按了幾次門鈴，無人答話。難道不在家？找到門房說明來意，一位女同誌幫我們打開了樓門，一麵說，這家的男人有糖尿病，一般不出門的。站在303的門前，竟有些不安。一個年近70的老漢出來應門，剛剛能夠看清他的臉的門縫裏飄出一絲悶熱潮濕的空氣，那是上海不常通風的房間常有的腐敗氣味。老人帶著不解的表情問，你們找誰？ 　　在確認此處是蔡蓉曾女士的住家之後，我們盡可能誠懇簡短地說明來意。老人還算平和的表情略過一絲猶豫，他先是斬釘截鐵地否認有紀念室的存在，之後用手輕叩自己的腦袋說：“她這裏不清楚了，顧的事情對她打擊很大。”老人說的“她”指的就是蔡蓉曾，這是我們上樓前完全不曾料到的景況，難道這就是顧老爺子臨終前留下的最後也是唯一的希望？我們僵持在門口不願罷休，哪怕能見上一眼顧聖嬰當年用過的東西。 　　屋子傳出一個聲音：“他不代表我，你們要找的人是我……”說話間，一個身材不高、頭發蓬亂的女人出現眼前。女人形容枯槁，慘白的睡裙斜搭在肩上，下擺一直垂到腳踝，兩隻骨瘦如柴的腳蹭著地麵挪了出來。雖然比照片老了很多，但依然可認。看上去多日不見陽光的蔡蓉曾，紅腫的眼睛眯縫著，指著身邊的老頭說，“這個男人跟我沒有關係，十幾年了，他一直把我關在房間裏不讓我出來，打我，折磨我……”，一邊伸出手來。那手上的確有傷，這讓我們更加大惑不解。“你們想要得到顧聖嬰的東西，有律師的授權嗎？”她繼續說：“要想得到顧聖嬰的（東西）也可以，我告訴你們，去找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我已經把版權委托給他了。安南你們知道嗎，那是全世界被壓迫兄弟姐妹的兄長啊……後來又轉交給了潘基文，你們明白嗎？”就在我以為蔡蓉曾的精神沒有問題的時候，她終於語無倫次了，“可是，它們都被潘多拉的魔盒收走啦，收走了……”蔡蓉曾的老伴，她口稱和她沒有任何關係的人就一直站在身邊一言不發，怔怔地看著我們。
    見此情形，估計不會有其他結果，加上擔心蔡會發病，隻好草草安慰她幾句，轉身下樓。 　　
        遺囑引發的侵權案 　
　關於老人所說顧家對蔡蓉曾的巨大打擊，應該是七八年前蔡蓉曾兩次上訴狀告《中國鋼琴詩人顧聖嬰》一書的出版者和編纂者的侵權案。在上訴過程中，蔡狀告出版者借用顧聖嬰的一些珍貴資料未得到完整歸還，並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況下私自使用出版，包括顧聖嬰生前的照片、日記以及獲獎證書等。更驚人的一條罪名是，蔡本人曾為顧聖嬰寫了八萬多字的傳記手稿《鋼琴詩人顧聖嬰》未發表，她認為現在出版的《中國鋼琴詩人顧聖嬰》一書是對其手稿的抄襲。蔡蓉曾在一審敗訴的情況下，於隔年第二次上訴，結果依然是在一係列“證據不足和證據不實”麵前敗下陣來： 　　2003年3月1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2次民事判決書最終認定，《中國鋼琴詩人顧聖嬰》編委會在書中使用顧聖嬰生前照片、演奏筆記、日記、書信是征得蔡蓉曾許可的，不存在擅自編入《顧聖嬰》一書的事實；顧高地雖將其一切遺物及顧聖嬰演奏作品的著作權等指定由蔡蓉曾繼承，但該遺囑並未明確將涉及顧聖嬰生前照片、演奏筆記、日記、書信等其它作品的著作權指定由蔡蓉曾繼承，故蔡蓉曾關於其享有對該些作品的著作權的主張缺乏事實依據。法院終審判決蔡蓉曾敗訴，雖然一審判定賠償給她1萬元版權補償費用，但兩次訴訟費（6000多元）由蔡蓉曾承擔。 　　這個案件的權責認定簡單清楚，但是蔡蓉曾在其中的表現卻有些過激與匪夷所思。我們不知道從判決書的宣判到今天的七年中，蔡蓉曾和出版者、編纂者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但今日拜訪所見，顯然最終的判決結果對蔡蓉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傷害。有一些事實不可否認：顧高地彌留之際，念茲在茲的建立顧聖嬰紀念室的事情最終成為泡影，蔡蓉曾飽蘸血汗撰寫了8萬字的《鋼琴詩人顧聖嬰》至今沒有出版，包括顧聖嬰的日記、演奏筆記、書信和錄音製品（不知是否有錄像）的整理出版事宜自然也就遙遙無期。原被告雙方更是兩敗俱傷。 　　
        蔡蓉曾原本並不是一個“瘋言瘋語”之人，畢業於複旦大學中文係的她是1989年華師大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員。1988年，指導過顧聖嬰的俄羅斯專家克拉甫琴科拜會顧高地先生的時候，就是在興國路現在蔡蓉曾的家裏，在我們見到的照片中，她靜靜地坐在顧高地先生的旁邊，和陪同蘇聯專家前來的李明強教授觀看顧聖嬰的遺物。誰曾想20多年後，蔡蓉曾竟然成了這副模樣！是誰辜負了顧高地老先生的遺囑，是誰使得顧聖嬰紀念室消失得沒有蹤影、無人問津？是誰讓顧聖嬰的聲名漸行漸遠消逝在曆史的風中？ 　　
          懷念顧聖嬰其人其事 　　
       上海愚園路1088弄103號，顧聖嬰的家，如今早已經物是人非。當年，互為近鄰的傅家和顧家是通家之好，傅雷為顧聖嬰補習文學，還給她介紹過鋼琴老師。文革中傅雷夫婦的死，無疑給了顧聖嬰和家人自我了斷的暗示。1967年2月1日淩晨3點左右，一輛救護車朝愚園路749弄中心醫院呼嘯而來。擔架抬下來兩女一男，已經沒有了氣息。醫生匆匆寫好死亡鑒定，旋即擔架被推到太平間。三個人是媽媽秦慎儀、弟弟顧握奇和顧聖嬰。屍體燒掉後，沒有親屬保留下骨灰（風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誰敢來收屍呢），以致日後追悼會的骨灰盒裏都是空的。
       關於一家三口臨死之前做了些什麽、說了些什麽、想了些什麽，這都將成為永遠的謎。這個決定極其殘忍和決絕，那一年，才華橫溢的顧聖嬰還不足30歲。 　　

      文革初年的上海，文藝界裏的音樂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災區。

上海交響樂團的文革受難者，除了顧聖嬰，還有指揮 陸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對”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處死刑槍斃。（他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個被處決的高級知識分子）
      樂團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殺身亡。

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有十七個“非正常死亡”：
      以死抗爭的有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楊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夫妻二人被批鬥後，先是吞服了安眠藥然後開煤氣自殺，
      鋼琴係主任李翠貞1966年開煤氣自殺，
      音樂理論家沈知白1968年自殺，
      管弦係主任陳又新1968年跳樓自殺……

               當這些教授們被“鬥爭”時，不但遭到紅衛兵的毆打，
                                  而且被強迫和其他被“鬥爭”的教員互相毆打。   

     紅衛兵命令“牛鬼蛇神”們站成兩排，打對麵的人的耳光。
                                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會被紅衛兵加重處罰。

          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風暴”中也是令人發指的。

      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來滬串聯後感歎地說，我們學院怎麽一個自殺的都沒有呢。 　


　
      那個時代，各級部門的負責人對自殺現象毫無人道關懷，一個人自殺以後，他們所在的單位非但不會放棄對他們的批判，反而會給他們加上“畏罪自殺的”名義，讓他們罪加一等。


 
      巴金回憶說：“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功擊死者。” 　　

       顧聖嬰出生於上海一個書香之家，

         父親顧高地是愛國將領、曾任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秘書，
         母親秦慎儀是原上海大同大學外國語言文學係高材生。

    早慧的她5歲即入開設鋼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學，自三年級起獲曆屆比賽第一名。她先後師從邱貞藹、楊嘉仁（李斯特的再傳弟子）、李嘉祿（1940年代末就在美國各地巡演，回國前曾接到美國許多大學的聘書）教授。她還跟從馬革順學理論，沈知白學音樂史，文學則受惠於傅雷。顧聖嬰自幼所受的音樂教育和鋼琴訓練，其正統和純粹性在那個年代是絕無僅有的，她純正的“血脈”和早慧的天資後來造就了一個無可替代的鋼琴天才。那個年代，國內以自學成才為主的其他鋼琴家不可與之同日而語。1953年，16歲的她開始登上音樂舞台，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肖邦《f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大獲成功，第二年即擔任上海交響樂團鋼琴獨奏演員。1956年後，師從蘇聯著名鋼琴家塔圖良和克拉甫琴科，使她的眼界大開，琴藝日趨精進。在莫斯科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克拉甫琴科說：“顧在每一堂課上，都以自己的成績使我感到驚訝。她每天彈奏10到12小時；她一年學會的作品，至少比我國音樂學院用功的學生學會的樂曲多一倍。”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外稱傅聰、劉詩昆、顧聖嬰、李名強、殷承宗為“中國鋼琴五聖手”。
       除了傅聰，其他四人在國內名外噪一時（稍後這個名單裏加上了鮑蕙蕎）。
       顧聖嬰更是風騷獨領。1957年，19歲的她在第六屆莫斯科國際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中榮獲金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在國際音樂比賽中奪得的第一個金獎，四十多位評委一致認為她的演奏堪稱奇跡。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雲集的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中榮獲女子鋼琴最高獎（著名鋼琴家波利尼獲男子鋼琴最高獎），西方音樂界反響強烈，瑞士國家電台、電視台分別向全歐洲轉播了頒獎音樂會的實況。1964年，她在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後國際鋼琴比賽中再次獲獎。匈牙利的評論家說：“她給貝多芬的樂曲注入了魅力和詩意，在聽眾麵前表現了巴赫的嚴肅、舒曼的豐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優美”。保加利亞的評論家說：“她的演奏著重詩意和發自內心的感受……肖邦的樂曲在她的手下呈現出不可再現的美”。更有國際權威評論稱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鋼琴詩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驚奇的結合”。她手下的肖邦溫婉秀麗，像刮過春天的風一般輕盈，自然流暢，詩意深情。那是內心的歌吟，仔細聽來，琴聲竟是那麽優柔哀怨，令人憂然遠思…… 　　
      顧聖嬰的演奏風格有著強烈的個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詩情，又有端莊含蓄的魅力。用劉詩昆的話說，顧聖嬰的鋼琴風格是“輕功”，秀麗澄明的音色，輕巧快速的觸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盤。她周圍的人，無論老師同學，同事朋友，提起她的為人都是眾口一詞的稱讚：優雅的家教，謙遜的人品，聰穎的天資，出眾的才華，樸實的衣著，拚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純潔，但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裏卻成了被侮辱被損害被拋棄被碾碎的正當理由。 　
　     私密的溫暖 　　
     在肖邦誕辰200年的日子裏，那麽多璀璨的明星開演奏會，錄製出版了疊床架屋的唱片，唯獨把顧聖嬰遺忘在曆史的灰塵裏。諷刺的是，她曾以彈肖邦震動世界琴壇，她視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鬥被摔碎後成為刺殺她的匕首，直接將其送上一條不歸路。 　　
      今天的年輕人自然無法想象顧聖嬰生存的那個年代。她雖然不是上帝賜給我們的藝術寵兒，（很多人根據她的名字，望文生義地以為她受的是教會學校的教育）也是難得一遇的才華少女。趙渢院長說，能像顧聖嬰那樣欣賞八大山人畫作的鋼琴家可謂是鳳毛麟角。 　　
      從五十年代起，顧聖嬰一直按照組織的要求學習進步：1954年加入共青團，當年就被團市委表彰為先進青年，後又當選為市文化局團委委員、局優秀團員、三八紅旗手，並成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她生活樸素，平易近人，熱心為工農兵群眾服務。在春節慰問解放軍時一天演出3場，每天隻能睡4～5小時，但始終精神飽滿地演奏戰士們喜歡的曲目。當所有的“奮進向上”和被批鬥的殘酷現實同時擺在她麵前，當為祖國人民爭來的榮譽被粗暴的耳光打翻之際，一個弱女子還能有什麽其他選擇？
          加繆說過，“人選擇自殺，是覺得生活不值得一過，生活沒有了意義。” 　　
        包括顧聖嬰在內的許多優秀的人在文革中選擇了自殺，麵對一個“隻有不義卻沒有對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絕望是可想而之的。阿倫特語，“當人們被剝奪了公共空間時，他們就（可以）撤離到思想的自由中。”（見《黑暗時代的人們》）。但這樣的情況在當時當地的中國，幾率卻微乎其微。公共空間占領了個人空間的最後一塊領地，沒有隱私，沒有喘息，沒有一絲一毫的後退可能。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人們將在哪裏居住？女鋼琴家似乎別無選擇。 　　
 然而說到底，自殺是個個人問題。也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選擇了堅韌不屈並且熬過了漫長的嚴冬。某些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在逆境中也許可以采取韜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間，在監獄、下放勞動的幹校、農村，他們利用一切手段積蓄思想的能量，實現著人格的自我完善。顧聖嬰不同，她隻是個鋼琴演奏家，和許多藝術家一樣，他（她）們思想單純，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於不義，也力圖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一心希望得到組織的幫助和承認，力圖跟上所謂時代的步伐。如若無所支撐，這些沒有“自己的”思想空間可以退守的人，這些纖弱優美的靈魂的命運將比暴風雨中的枯葉更搖搖欲墜。 　　
          此時的顧聖嬰還可以有誰？ 　　
父親。那個從小循循善誘教導她的慈父，在女兒最需要他的時候卻身陷囹圄，遠在天邊。家庭。沒有工作的母親，輟學待業的弟弟，他們都是弱者，整個家庭的生活負擔落在了年輕的顧聖嬰的肩頭。在顧聖嬰留下不多的文字中，所有的話題大都圍繞著鋼琴和與之相關的人和事，連出國比賽期間寫回國內的信件裏，對母親和弟弟也隻字未提。有知情者回憶說，堅忍的顧聖嬰有時候也免不了嘮叨幾句家裏的瑣碎，家庭的溫暖自父親坐了監牢以後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負擔，壓得她喘不過氣。
           隨著文革到來，“在幾乎所有官方的高調言辭和空話的遮蔽下，一切公開領域的功能全部喪失，當這光亮被熄滅後，黑暗就降臨了”（阿倫特語）。暴風雨來臨之際，師友們也都自顧不暇，所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那些曾經給顧聖嬰關心鼓勵愛護的人一時間都作鳥獸散。接下來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鬥會上的口號，口水，汙蔑，攻擊，以及人身侮辱，最後是自我了斷。 　　
         難道殘酷的現實麵前真的沒有一絲光亮了嗎？阿倫特說過：“人們在這些黑暗時代裏是多麽強烈地渴望著彼此靠得更近，在這種私密的溫暖中尋求光明與啟明的替代品。”阿倫特所說的“私密的溫暖”其實無時不刻地存在著，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溫暖存在。
        據中央音樂學院指揮係的一個老教授回憶說，當年他被打成反動分子，戴高帽子遊街示眾，威望盡失顏麵掃地。當所有的人見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一次在學院門口，一個看門的教工給了他一個平靜的微笑。也許這種微笑過去曾經有過，隻不過他沒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難之時，就是那樣一個看似不經意的微笑，使他在絕望無助的日子裏有了支撐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在《中國鋼琴詩人顧聖嬰》那本書裏，我們也被這“私密的溫暖”的熱度滾過。當年和顧聖嬰交情甚篤的殷承宗回憶說，1967年初，顧聖嬰返回上海前一日，倆人在殷承宗的住處促膝長談整整一天。
     談到創作，談到《南方來信》等當時流行的一些文學作品和音樂創作的關係。“記得那天特別冷，零下20度，我們在廚房裏開煤氣取暖，但我們談的很熱烈，並且充滿信心。她離去時，我把全套下鄉用的棉衣棉褲都讓她穿戴走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擔嫌疑惹禍上身，除了物質上的溫暖，還給了顧聖嬰以精神上的砥礪。（後來殷承宗很快用鋼琴創作了“紅色經典——《鋼琴伴唱紅燈記》”，成了文革時期的紅人，在顧聖嬰最需要關懷的時候他的所作所為還是令人讚許的。）南去的列車上，我們不知顧聖嬰穿著摯友雪中送炭的棉服心裏是何等感動，她根本不必穿在身上，因為冰冷的心裏已經融進了暖意。
      回到上海以後，如果有更多如此這般“私密的溫暖”：一個眼神，一個笑靨，一次握手，一次交談，說不定會給懸崖邊的顧聖嬰一個回轉的空間。 　　
          人說“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實上，曆史也見證了私密的溫暖的缺失，記錄了遠害避禍的場麵。
       同樣是最後一麵，這滋味卻更顯得酸楚。顧聖嬰自殺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個鋼琴老師遠遠地和她走了個對麵，看到顧聖嬰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緩緩走來，本想上前打個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樣被動的處境，躊躇了好一會終沒有上前搭話。
       第二天上午傳來顧聖嬰棄世的噩耗時，這位老師痛惜無比，後悔莫及。很多年後，隻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顧聖嬰弟弟顧握奇的一個同學後來回憶道，“依稀記得動亂初的一個初冬的黃昏，我去親戚家借債購糧，路過淮海路國泰影院，驀地與顧迎麵碰上。見他頭發零亂，臉色慘白。雙方不敢多言，寒暄幾句即分手。誰知這是我和他生前最後一晤。”我們無苛責他人的權力，更無意怪罪誰。
        那樣一個危情時刻，誰也沒有挽狂瀾於即倒的超拔的能力。隻是歎息在極端黑暗麵前，為什麽亮起一點“私密的溫暖”如此之艱難，為什麽溫暖失去了本應有的力量？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我們見到過學院的權威們一個個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分子”，
  目睹了高個子的鋼琴家劉詩昆在武鬥中被打得頭破血流，從他人處隱約聽到顧聖嬰的死訊。
  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盡是些傳說：有人說她被剃了陰陽頭，還有其他很過分的人格侮辱。
   這樣的事發生在別人那裏也許不一定釀成悲劇，但顧聖嬰不行，她是染不得一點纖塵的。
   讀了這本紀念顧聖嬰的書，這點我們絕對相信。 很多識顧聖嬰的人在紀念文章裏對那個年代進行了譴責，對鋼琴詩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死亡縱有千番麵孔，死亡總有萬種理解，我們卻總在考量著值得與不值得。其實這也不是死者的問題，而是死亡留給生者的困惑。一個女鋼琴家的棄世，今天看來，也許是正當其時。
       想想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鋼琴家，劉詩昆，李明強，殷承宗，鮑蕙蕎，在經曆了那個黑暗年代以後，哪個找回了自己的藝術青春？他們的藝術生命在風暴來臨的那天就宣告結束了。
      “當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種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運動之中時，對人或終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變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苟延殘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贄麵對惡劣的環境所說的那樣：“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自殺不是怯懦，亦不是因為抗爭失敗。有時候，自殺往往成為最後的抗爭，更何況是一家三口的集體行為。顧聖嬰之死就是她最有力的抗爭，雖然隻是她一生唯一的抗爭。
　　
     離開愚園路，不知不覺竟到了上海交響樂團的門口。還是那個三層小樓，枝葉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擋住了曆史的視線：無法分辨顧聖嬰是在哪個房間裏被批鬥的？難以想象所謂高雅的管弦鍵盤之聲如何被口號聲叫罵聲打耳光聲所替代？
     上前打問顧聖嬰的有關事宜，回答你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關己的敷衍。就在顧聖嬰誕辰的日子裏，除了牽掛者的孤獨尋訪，還有誰會委托朋友通過各種方式打聽了解顧聖嬰紀念室的蛛絲馬跡？失望的結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黑暗的年代裏，尚且有殷承宗那樣難得的“私密的溫暖”，而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幸福指數”似乎遠遠高於當年，人與人之間難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讓開啟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熱度？或者除了瘋人的囈語，這裏的一切將被抹得清清白白、幹幹淨淨？竟像是從未發生過一般，那麽關於那個遺囑，那個將死之人的臨終之托呢？ 　　
                       尾聲 　　
        1979年，得到平反的顧高地從顧聖嬰的老師李嘉祿教授口中聽說了自己女兒第一次舉行獨奏音樂會的情景。他用顫抖不止的手，一個勁地撫摸著女兒的骨灰盒，良久，隻說了一句：“聖嬰，我的好女兒……”而當年顧高地被從家裏突然抓走的時候，顧聖嬰也隻說了一句，“我愛祖國……更愛爸爸”！ 　
　     據說，顧聖嬰一家三口自殺的時候也留下了一份遺囑，指望看到的人或許能夠把它交給活著出獄的顧高地。我相信這份遺囑應該是存在過的，至少醫院派去愚園路搶救或者收屍的人是見過的，包括抬擔架的人，簽字的醫生，太平間裏的人員。顯然，這些經曆過顧聖嬰死亡的人不知道她到底是什麽人，更無從談起她的價值，那麽，那份能夠解開顧聖嬰之死謎團的遺囑也就在曆史的混亂中散失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顧聖嬰在上麵寫下了什麽，不知道她會給20多年一直沒有謀麵的父親留下些什麽話。 　　
    確實，對臨終遺言的服從是神秘且神聖的。其實死者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意願得到正當對待了沒有。那些活在愛他們的人心中的靈魂將永遠不會遭受背叛。顧高地後來的生命一定都是為了紀念他的女兒而活著的，在萬念俱灰的絕望與度日如年的思念中他選擇了後者。正如福克納小說《野棕櫚》結局那段激動人心的獨白：“當她不再存在時，我記憶的一半也就不在了；而假如我不再存在時，那麽，所有的記憶也就都不在了。是的，在憂傷與虛無之間，我所選擇的是憂傷。” 　　
         顧高地為空空的骨灰盒操辦了追悼會，為女兒布置紀念堂，在兜兜轉轉朋友的介紹下找到著名的畫家俞雲階，求其為女兒作畫。當看著這幅名為《此時無聲》的畫懸掛在畫展廳堂的中央時，顧高地雙淚成行。他就是這樣地，希望女兒顧聖嬰能一直活下去，不僅在他的心裏，還有更多人的心裏。
         顧高地臨走之前還是欣慰的，一心想著女兒顧聖嬰尚未出版的傳記終有所托，自己走後的紀念室也不至於無人看管。如今紀念專輯是有了，但也不過幾千冊，知者寥寥。紀念室沒了蹤跡。唯一的繼承人確實堅守著顧老的遺願，卻惹得一身官司，靈魂不得安寧。
         顧聖嬰的遺囑，顧高地的遺囑，一份我們未曾得見，一份始終沒有實現。
                   不知這被背叛的遺囑還會有被修正的那一天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