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時 代 的 “ 奴 文 化 ”： “檢討”文化 沙葉新 （轉帖）

毛 時 代 的 “ 奴 文 化 ”：      “檢討”文化 沙葉新       （轉帖）







一、檢討概說



在中國，凡是在那風雨如晦、萬馬齊暗的年代生活過的人，他很可能從沒受過表揚，但不太可能沒做過檢討；他也很可能從沒寫過情書，但不太可能沒寫過檢討書。連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開國元勳都做過檢討，連鄧小平、陳雲這樣的輔弼重臣都寫過檢討書，你敢說你沒有？上自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中及公務人員、知識分子，下至工農大眾、普通百姓，更別說“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了；無論你是垂死的老者，還是天真的兒童，隻要你被認為有錯，便不容你申辯，真理始終掌握在有權說你錯的領導和自認永遠對的領袖手中，自己隻得低頭認罪，深刻檢討，少有幸免者。我所說的檢討。不是孔子的“見不賢則內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這些古之賢哲的檢討是自覺的，是無人脅迫的；他們的內省是他們修身養性的功課，是他們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說的檢討，也不是真正犯了錯誤而應該做的那種誠懇的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曾被革命黨人譽為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三大作風”之一，被視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推動革命勝利的好方法。我所要說的檢討，是特指在集權體製形成之後，在洗腦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風捉影的政治運動中，在上綱上線的黨內鬥法中，即在強大的專製壓力下，而不得不違心地向上級的領導機關、向單位的革命群眾所作的“認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檢討。這種檢討起先風行於上一世紀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舊 社會過來的”著名的知識分子少有不做檢討的，後經“反胡風”、“反右派”等運動，檢討規模逐漸擴大，高潮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盡矣！五十年代的檢討運動本是針對知識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全國近半數的農村幹部也檢討起來，這是這些參加過“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運動的絕大多數農村基層幹部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痛苦經曆。-----------------------------------------------------------------------------------------------------------------------------1966年爆發的“文革”，一開始也是拿知識分子開刀，打倒‘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後來便將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派”，使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員幹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掛了牌子，紛紛做起了檢討。隨著“文革”運動的越來越混亂和越來越荒唐，在以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風”、“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持續不斷的紅色荒謬中，社會各個層麵，工廠、農村、機關、部隊、學校、街道，全國上下全都被卷入這股惡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詩：“聞道人需整，如今盡整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簡明有力地概括了當時全民的彼此惡鬥，全民的互相殘殺。在那個紅色恐怖的時節，每個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結局的勝負也始終是由紅彤彤的紅方偉大棋手（旗手）所決定的。更荒謬的是昨日的革命動力，很快便成為今日的革命對象；今天你打倒別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別人打倒。因而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個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寫檢討，一個月後這個人也許自己在乖乖地寫檢討。這種地位的互換，像把每個人都篩過一遍，即便是從不參加運動的人，哪怕是住在醫院的病人，隻要你嘴還能說，手還能動，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而“晚匯報”的內容當然是深刻檢討自己的缺點錯誤，向毛主席老人家請罪。所以“文革”中幾乎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當時有句順口溜：“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說的就是檢討的瘋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曾有過那麽多的檢討者，其人數不是一萬，不是十萬，不是百萬，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中國是個“檢討大國”，這便使得檢討成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影響極為深廣的現象。

二、檢討奇觀       檢討在中國的極度漫衍，從下麵的奇聞怪事中可見一斑。

1、檢討模範。

遼寧詩人丁耶著有《檢討春秋》一文，說到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有位薑教授幾次檢討都無法過關。這也是檢討運動的慣例，檢討者從無隻檢討一次就過關的，總會說你避重就輕，總會說你半間不界，總要讓你提高認識，總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檢討到一點也不實事求是為止，才算過關。薑教授後經領導如此這般的啟發和幫助，心有所悟，於是不得不歪曲事實，不得不顛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區寫進步詩文檢討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區檢討為“投機革命”，把認真教課檢討為“和黨爭奪下一代”，終於 (被領導樹立為檢討模範，並號召全校教師向他學習。這樣的事例極非個別。在檢討的集體大競賽中，誰越不實事求是，誰越會胡說八道，誰就越有可能過關並被樹立為檢討模範。這時的檢討已經不在於事實的真偽以及如實的分析，而在於“表演”對自己的徹底否定和對領袖的無比忠誠。虛偽性完全掩蓋了真實性。

2、兒童檢討。

一位現在還不到四十歲的朋友對我說起她在“文革”中也做過檢討，我很驚奇。她說她小時候在幼兒園參加大掃除，另一班的小朋友來向她借掃帚，她不借，便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小姐作風。幼兒園院長為了“以小見大”，樹立典型，以利於在幼兒中進行“興無滅資”的教育，便讓她向全園小朋友做檢討。院長主持檢討會時所念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語錄》中“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那一條，倒很有“針對性”，真虧這位院長想得出。我的這位朋友說，她當時隻有五歲，根本不懂什麽叫檢討，站在台子上，嚇得直哭，急得她的班主任也哭了。萬般無奈，班主任隻得一句一句教她做檢討，班主任說一句，她就跟著說一句，這樣才把檢討做完。另有某幼兒園，一小朋友無心撕壞毛主席畫像，被視為小反革命，被批鬥，家長陪鬥。做檢討時，也是家長說一句，孩子跟著說一句。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在精神上如此殘害兒童的？所有的孩子從小就接受了“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戰鬥””洗禮，就接受了戕害靈魂的政治訓練，這種非人道的獸性怎不積澱到我們民族的骨髓裏，怎不滲透到我們民族的文化中？

3、檢討教材。

教人如何寫作各種文體的書籍並不少見，如《怎樣寫信》、《怎樣寫訴狀》、《怎樣寫論文》、《怎樣寫小說》等等，你有沒有聽說過有《怎樣寫檢討》這樣一本書？起先我還以為這是笑談，後來有位老先生托他的女兒轉告我，說確有此書，作者是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當時此書因能“配合形勢”而走俏一時，很多人在檢討時都曾翻閱參考過。我急忙托友人到上海多家圖書館查找這本奇書，但久覓不得。後來某出版社的周先生告訴我該書作者已於數年前去世，但家在上海，其子也在，我連忙又托友人與其子接洽，但被告知他家已無有此書了。但我相信此書絕不會絕跡，日後若能覓得，當是很寶貴的文物，可以珍藏在“當代政治運動史”的博物館內。它的文物價值不但在於以它當年的暢銷反證在那個黑暗年代裏檢討的猖獗，更重要的是它的暢銷說明檢討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已經得到整個社會的默認，成為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一種政治壓迫的手段了，這才是最可怕的。

4、代寫檢討。

在檢討極盛時期，如“思想改造”、如“反右”如“四清運動”、如“文革”那些年代，幾乎在中國每一城鎮郵局門口那些代寫書信的捉刀人都與時俱進地擴大了經營範圍，代寫檢討了，這是當年政治文化市場的一種奇特需求。據親曆者說，代寫檢討都明碼實價：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檢討兩角，保證能一次過關的深刻檢討五角。聽來似是笑話，但確為當年實情。代寫檢討的出現，一方麵說明中國文盲尚多，同時也說明檢討者之多，以至代寫檢討供不應求，生意興隆。檢討書比家信價格要高，也正說明檢討書在當年的奇貨可居。在美國我將此事說給一位美國朋友聽，在中國我說給一位年輕朋友聽，他們都驚訝得目瞪目呆，說：“代寫檢討也成了一種職業？那這絕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職業？”代寫檢討的“浮世繪”，表現出了在悲劇爆發之前的那種常見的社會荒誕。社會越是荒誕，就越是能釀造人類的大悲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證明了這點，中國的“文革”再次證明了這點。

5、檢討專集。

今年1月，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書名就叫《檢討書》，出版後引起廣泛注意。在此以前將自己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檢討匯集成冊的，還有詩人邵燕樣的《人生敗筆——一個滅頂者的掙紮實錄》，此書也大量實錄了作者在政治運動中的檢查交代和思想匯報，和《檢討書》同一性質。此外，一些個人文集，也附錄了不少檢討書。如羅隆基的《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一書收錄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時的《我的當場答複》一書收錄了《我的檢查》等九篇檢討性質的文字。廖沫沙的《甕中雜俎》一書共460多頁，檢查交代材料就占全書的四分之三。這些曾被打入另冊的作者所寫的另類文字從另一角度極為真實地為曆史提供了心靈磨難的鐵證；其史料價值之高，不僅因為“此書隻有中國有”，還因為它們明白無誤地表明知識分子已經從自由思想者被迫蛻變為沒有靈魂的軀殼，知識分子的群體已經徹底毀滅了。愚昧、專製、血腥的“文革”的爆發，是曆次非知識、非文化的檢討運動的必然。

6、檢討模式。

檢討書和八股文、試帖詩一樣，都分別是中國文體的古今一絕。它們都有公式化的模式。八股文的一定之規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共八個部分；檢討書的基本模式是：錯誤事實、性質分析、曆史根源、社會根源、思想根源、階級根源、努力方向、改正措施，也大致“八股”。試帖詩除了要求五言八韻等條件外，在結尾處還必須歌頌聖上，讚誦吾皇萬歲；檢討書發展到“文革”的鼎盛時期，也必須在開頭寫上主席語錄，如頂上懸劍，利刃逼人！八股文“代聖賢立言”，陳詞濫調，通篇假話，借歌頌以表明士子的甘心為奴；被迫寫成的檢討為了過關，亂戴高帽，也無真言，借認罪以表明臣民的絕對忠誠。前者是帝王束縛天下士子思想的工具，後者是為了使所有檢討者成為馴服工具。任何事情一旦模式化，便有兩種結果，一是令人麻木，默認了既定的現實，喪失對它的批判性；一是令人好笑，否認了它的嚴肅性，因而采取敷衍應付的態度。後者是檢討運動的發動者始料所不及的。像任何模式化了的政治運動一樣，檢討也終於走向了它的反麵，像如今已表現出的那樣。

三、檢討樣本                且看檢討運動鼎盛時期的幾份檢討：

“我是一個多麽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變成敵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斷向同仁同學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學校行政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我）骨子裏卻充滿了歐美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對美帝國主義的感情，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工係主任傅鷹：〈我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1952年4月 5 日《人民日報》）“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裏做著‘太上皇’…而拿著武器，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卻是自以為‘清高’的我。”（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我的檢討》 1952年3月 6日《光明日報》）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有了罪過的人……我的罪過是嚴重的。我今天已經羞愧到無地自容的地步，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領導黨……我要徹底改造自己…”（原民主同盟副主席羅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第18期《新華半月刊》）“我犯罪的另一根源是個人政治野心和個人英雄主義，一貫地不靠攏黨。今後決心：……
1、爭取半年內，粉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基本上改變立場，跳出右派泥坑。
2、爭取在二年內成為資產階級的中左派。
3、爭取在三年內成為左派的知識分子。
4、爭取在五年內達到候補（共產）黨員的政治水平。”（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王造時《改訂徹底改造自己，改變立場的計劃和勞務計劃》 1958年2月 25日，轉錄葉永烈所編的《我的當場答複》一書）“首先，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 l．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時，重讀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由於自己的執行文藝黑線的“工作”和創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這兩個光輝文獻所一再嚴正批判過的許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文藝觀點的實踐，讀起來分外親切，仿佛偉大領袖毛主席、敬愛的江青同誌，就站在我的麵前，批評我、斥責我，促我覺悟。我慚愧，我痛恨自己辜負了毛主席的培養教育，隻有脫胎換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詩人邵燕祥《思想匯報》1969年3月2日，錄自作者《人生敗筆》一書）“在我沒有檢查我的嚴重罪行的時候，我首先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請罪！向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主席請罪！向毛主席派來的親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眾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聲音、每一個眼神，對我都有無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負革命群眾對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鍾、每一秒鍾，用自己最大的決心狠觸自己的靈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為和思想，以便早日開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詩人郭小川《發言稿》1968或1969年，錄自作者的《檢討書》）以上的檢討者或是學者教授、或是民主人士、或是詩人作家，他們都是有學問、有思想、有個性、有品格的高級知識分子，有的是忠誠的共產黨員，有的為反專製、反獨裁、保障人權、捍衛民主奮鬥過，在知識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你很難相信以上這些文字就是出自他們之手，那樣的卑怯、那樣的低沉、那樣的懦弱、那樣的可憐，有些詞句甚至是那樣的諂媚、那樣的肉麻……這難道能責怪他們嗎？該受譴責是那個集權製度！檢討是精神的酷刑、靈魂的暗殺、思想的強奸、人格的蹂躪，它剝奪你的尊嚴，妖魔你的心靈，讓你自虐、讓你自汙，讓你自慚形穢，讓你自甘羞辱，讓你精神自焚，讓你靈魂自縊，讓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讓你自己唾自己的麵孔，讓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最醜陋、最最卑下、最最錯誤、最最必需改造的人！這樣的檢討是最讓人痛苦的，大詩人聶紺弩有兩句名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說的就是檢討時的內心巨大痛苦。當你的精神被無數次的檢討反複折磨和徹底摧毀之後，那麽檢討的最終目的也就達到了，就是要你放棄自我、放棄思考、放棄檢驗、放棄批判，決不容許有絲毫的出格之念，有半點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讓你作馴服工具，讓你永遠和政治權威、和欽定教條保持一致，這樣就有了‘“穩定”的社會局麵，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陣，於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

四、拒絕檢討的馬寅初

這使我想起了馬寅初先生，1957年他在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上發表了《新人口論》的書麵發言，尖銳提出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呼籲盡快地控製人口的盲目增長。這本是非常重要的提議，卻遭到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猛烈攻擊。在全國一片高分貝的圍剿聲中，馬寅初竟然毫不畏懼，始終堅持真理，決不低頭。於是陳伯達親自到馬寅初任校長的北京大學煽風點火，組織大規模的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甚至貼到了他的校長辦公室門口。與此同時，康生給理論界和報刊負責人寫信，指使他們：“在批判《新人口論》的時候，要學習毛主席的六評白皮書，特別是《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來批判馬寅初。” 學術批判已完全變為政治高壓、政治迫害。但馬寅初仍然了無懼色，堅定不移，他說：“有的文章，說過去批判我的人已經把我駁得‘體無完膚’了，既然是‘體無完膚’，目的已經達到，現在何必再駁呢？但在我看來，不但沒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到了1959年，對馬寅初的批判仍在繼續。廬山會議後，全國又再次掀起“反右批右”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此時已對人口問題的爭議多次表了態，他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周恩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意約請馬寅初談話，力勸馬寅初不要過於固執，希望著眼大局，寫個檢討為好。可馬寅初還是一往無前，不為所動。他非但沒寫檢討書，反而寫了篇《挑戰書》，這就是發表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設》上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中的兩篇“附帶聲明”，其一便是《“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他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其二是拒絕周恩來對他的“勸降”，他說：“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隻得拒絕檢討。希望我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穀，不要把我的拒絕檢討視同抗命則幸甚。”堂堂中華，泱泱大國，環視宇內，有誰能像馬寅初先生這樣有威武不屈的錚錚鐵骨，有傲雪淩霜的無畏精神！ 可絕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曆次檢討運動中，都低下了他們本應高貴的頭顱，都彎下了他們本應不屈的雙膝……

五、忍淚檢討的周恩來

很多沒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麽那麽多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政治迫害中都放棄了尊嚴，都屈辱地檢討？他們反複地追問：你們中國人為什麽不申訴？你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麽不反抗？這又使我想起了周恩來。他曾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多次就“反冒進”的“錯誤”檢討不迭，但毛澤東並不滿意，還要他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繼續檢討，並且毛對周還直接提出這樣的要求：“（檢討）要自己寫，不要秘書寫。”周恩來的秘書範若愚關於這次周寫檢討一事有個極為難得的回憶，他說：周恩來同誌指示我：……因為這次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隻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周恩來同誌還說：關於他這次“犯錯誤”的問題，他已經和毛澤東同誌當麵談過了。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同誌。這說明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在（記錄周口述檢討的）這個時候，陳雲同誌打來電話……打來電話之後，他說的很慢了，有時候甚至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內心有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我暫時離開他的辦公室，讓他安靜的構思……在第二天淩晨二時許，鄧大姐把我叫去，她說：“恩來獨自坐在辦公室發呆、怎麽你卻睡覺了？”當範說明情況後，鄧大姐說：“……還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這樣我隨鄧大姐到了周恩來同誌的辦公室，她和周恩來同誌爭論了很久，最後周恩來同誌勉強地同意。……在整理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時，我引了一句成語說：“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在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說，在關於他和毛澤東同誌的關係上，在整風以後，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的太少！”周恩來同誌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最後，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動筆修改一遍，又親自補充了幾段……我發現周恩來同誌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錄自範若愚《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裏》）周恩來身為一國總理，內政外交，縱橫捭闔，極富謀略，不論資曆、智慧、威望、魅力決不在毛澤東之下，竟然也不申訴、更不反抗，為求得過關，最後也隻得忍辱負重，忍淚檢討，俯首聽命於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權威。再看鄧小平，他三起三落，百折不撓，堅如磐石，甚至不惜以鐵血來解決對內對外的難題，如此一個政治強人，也同樣不申訴、不反抗，在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權威麵前也隻得俯首帖耳，僅以一紙保證“永不翻案”的檢討來求得複出。他們都是一國之內安全係數最高的領導人，也都如此束手就範，低首下心，更何況那些毫無安全保障的草民呢？

六、從不罪己的毛澤東    ( 由此“締造”出了：   中國“毛皇神話”)

全中國很多人都做過檢討，毛澤東政治局的很多同事、甚至他身邊最貼近的人如江青以及Z女士等也都做過檢討，唯獨毛澤東本人沒做過，至少沒有像樣地做過。1949年建國後，他的唯一的一次所謂檢討是發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當時因“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天災人禍，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對這巨大的失誤有所交代，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就這麽兩句，沒了。輕描淡寫，不痛不癢，既不涉及錯誤事實，又不分析錯誤原因，更不像他要求別人那樣地去深挖什麽思想根源、階級根源了。這樣的檢討要是換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無法通過的。更為驚人的是，他在“檢討”過後，林彪及時向他拍馬屁，林彪說，最近幾年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澤東心中竊喜，立即讚揚，說林彪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這真是一出絕妙的雙簧，所以你很難相信毛澤東上麵那幾句檢討是誠懇的。毛澤東也確實大力提倡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曾說過：“錯了，就要檢討，這是我們黨的規矩。”但他自已從不遵守這個規矩。王力說：“毛澤東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懲罰以後，並不檢討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說：“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的事，…… 很難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他還喜歡讓人寫檢討。”可見毛澤東雖然雅好檢討，但總是對人不對己，是“喜歡讓人寫檢討”。究其原因，除品質個性、文化背景等個人因素以及國際共運等原因之外，黨內鬥爭的頻繁和殘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國共產黨的80年曆史上，凡是承認錯誤做過檢討的領導人，從陳獨秀到胡耀邦都垮了台，或者再也不能當第一把手。鑒於這樣的曆史教訓，隻有讓自己永不檢討，為自己樹立一個一貫正確、始終英明、向來偉大、永遠崇高的形象，才能 立於不敗之地。也隻有讓別人經常不斷地檢討，使之自慚形穢，唾麵自幹，才能支配和控製他們，才能確保自己手中的大權。說到底，讓人檢討、自己不檢討都是對權力的極力維護。古代封建帝王犯了錯誤，很多都下過罪己詔，著名的有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詔》：“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再如，大同元年，遼太宗攻滅後晉，回師黎陽渡口，也對侍臣罪己：“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據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遠鎮，三也。”不能不說這些皇帝的檢討是出自真心。現代西方一些國家領袖犯了錯誤也能公開檢討。比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性醜聞暴露後，不得不上電視，麵對全國百姓公開道歉。再如，約旦國王侯賽因，手下士兵射殺以色列無辜平民，便親自會見受難者的家屬，下跪請罪，終於得到諒解。這類事情在中國如同神話，絕不可能，在毛澤東時代更無可能：因為毛澤東本人不可能。不論對毛澤東的功過幾幾開，無可否認的是他確實犯過很多也很大的錯誤，這在他去世後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已經部分地指明了。但遺憾的是毛澤東生前既沒像古代帝王那樣下過罪己詔，也沒像現代西方政治家那樣公開檢討。犯錯誤對任何人來說，都在所難免，毛澤東也不例外，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掩蓋錯誤，死不承認，反而推委於人，讓人去檢討。毛澤東曾對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誌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還說過：“曆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他不做檢討，原來是怕亡國下台，一語道破。 其實下過罪己詔的古代帝王，並非如毛澤東所說都“亡國”了。古代帝王之所以敢於下罪己詔倒是他們不怕亡國下台，因為他們非常篤信他們的權利是來自於“天”，君命神授，江山固若金湯，所以犯了錯，承認了，罪己了，皇位隻會更加穩當，而不會因之喪失。西方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他們的權利來自合法的選舉，雖然他們一般也不願意承認錯誤，但由於上下左右的監督係統極為嚴密和有效，當有證據表明他們有錯之後，他們也還是不敢公開抵賴的。至於下台與否，還要看錯誤性質和認罪態度。就是下台也要依照一定的民主合法程序，並不是一有錯誤、一檢討就下台。即便真的下台，他們也不怕，可以到大學教書，可以當律師，可以做生意，還可以寫回憶錄賣大錢，並無後顧之憂。隻有集權社會扮演一貫正確的領導人，才會有“檢討之時便是下台之日”的擔心。正因為他們擔心下台，所以才拒絕檢討，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樹立一貫正確、始終英明的形象。這樣發展下去的最後結果，就勢必個人獨裁，勢必製造個人崇拜。毛澤東倒也毫不諱言他的個人獨裁，他在廬山會議上說：“如要講個人獨裁的話，如在王明和毛澤東之間選擇時，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於被人比做大獨裁者秦始皇，他說：“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並且補充說，“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的殘暴史有定論，一個要“解放全人類”、“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導師怎能自比於這個暴君，並要超過他一百倍呢？是否已經超過，我想今後也會史有定論的。 (既然要個人獨裁，就勢必要製造個人崇拜。毛澤東對此也從不諱言，他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當然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如此無所顧忌，是因為他有強大的豐厚的資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他獲得了無比的威望，成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三大改造”的勝利使他在已經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源的同時又享有支配全國經濟資源的權力。“反右派”，致使黨外鴉雀無聲；“反右傾”，又讓黨內禁若寒蟬，他的權力已經不受約束，不受監督，可以無法無天，任其所為了。還因為當時的中國缺乏民主與法製的普適準則，96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仍舊是封建專製的土壤。民主隻是口號，法製隻是條文，連黨內都沒有民主，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沒有法律的保護，最後死於拘留地，老百姓又怎敢奢望民主，使自己免於法外的迫害？ 政治資本的惡性膨脹，封建專製土壤的極力栽培，最終把毛澤東推向“神壇”。在毛澤東之後，已經沒有那樣的“天時地利”，更無那樣的“人和”了，如果再想造神，東施效顰，那隻能贏得身後的恥笑。但檢討運動的陰魂並未隨毛澤東一同逝去。隻要集權製度不改，檢討運動就不會徹底消亡。因為控製思想的檢討運動是集權製度的伴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