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 證 “文 革” ？

見 證“文 革” ？ 2012-1-6 《動蕩的青春》的作者是兩個和我年齡相仿的人，用兩個人的對話，口述我們這代人的成長史。當我拿到這本書時，我脫口而問：作者是不是幹部子弟？因為我讀到 的關於我們這代人經曆的書，看到的影視，不能說是全部，但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的作品。就是在反右五十年後，文革四十多年後，上山下鄉四十年後，還是清楚的 感覺到話語權握在誰手裏。 幹部子弟雖然有些在文革裏因為父母的短期被“打倒”，而受到牽連，也遭過罪，但比起普通的工人，職員，知識分子和農民的子女來，要幸運得多，更別說與黑五類的子女相比了，那是人間與地獄的差別。所以我一直認為他們的經曆決不能代表這代人的普遍經曆。《動蕩的青春》的作者依然是幹部子弟，看來這個怪圈是很難衝出去的。但畢竟是同一代人，隨著閱讀的深入，我還是跟著作者們一起“憶往昔崢嶸歲月稠”。作者葉維麗父母是新華社的，祖父和外祖父是“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父輩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抗戰爆發後，父母參加了共產黨。另一個作者馬笑冬父親是商業部的，祖父輩家境一般，富農而已。父母也是抗戰時期參加共產黨。這兩個人素昧平生，都在上世紀80年 代相繼出國，後來在波士頓相遇，一句：“哪一屆的？插過隊嗎？”兩個中國女人“接通”了。她們決定每個星期碰一次麵，對著一部小錄音機，“話說從前”。為 什麽要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作者說：“我們需要認真清理自己的曆史，包括我們做過的錯事、走過的彎路；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一樣，從一出生 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國的悉心塑造，也沒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軌跡像我們一樣，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狀態如此重合。清理這代人的曆史，涉及任何評價共和國的曆 史。”她們還說：“我們不是在‘記錄曆史’，而是在今天的語境中，用新的眼光，帶著新的問題，來重新審視自以為爛熟於胸的過去。”她們的講述是從祖父輩開始的，這樣的開始有“認祖歸宗”的意思，也想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裏來？對於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她們自己的經曆，尤其是文革以後的。（一）各就各位葉 維麗小學是在實驗二小讀的，馬笑冬小學是在兵馬司小學讀的，一個是頂級“寶塔尖”學校，另一個是平民學校。對於小學的回憶，兩個人都是同樣的陽光燦爛。對 於小學老師給予她們的教育，至今牢記。隻是葉維麗在“寶塔尖”小學時已對“等級”有了模糊的感覺；因為那些小男生們可以嫻熟的談論什麽級別的人坐什麽車， 討論“吉斯”、“吉姆”、“華沙”和“伏爾加”的不同。開家長會時來的盡是中央首長，警衛員前呼後擁，小汽車排著隊。而在平民小學的馬笑冬還是懵懵懂懂 的。說 起“好”學校和平民學校，其實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學和現在的中小學一樣，也不是教育麵前人人平等。不同的是文革前是按階層區分的，而現在除了階層以外，有錢 就可以長驅直入了。文革前幹部和知識分子子女多能進入教育資源配置比較好的學校。就像我的小學是在北大附小上的。座落在王世襄別墅裏的北大附小，隻接納北 大教職員的子女。北大附小的附近有一座平民小學——成府小學，入學的是居住在成府、藍旗營胡同裏的孩子。一些教育資源配置極優異的學校；像北京小學是招收 市府，市委的子女、景山學校雖然是實驗學校，大部分是中宣部的子女。十一學校，八一學校這些學校隻定向招收軍隊幹部子女。文革前中學雖然是憑分錄取，在 “好”學校裏依然是高幹和高知子女雲集。我的初中是在一座平民學校讀的，學校就在清華南牆外，除了一座教學樓和很小兩個操場外，就是一排給學生用的簡陋的 廁所在後操場上羞答答的趴著。 文革時，在八一學校辦了個揭露“聯動”的罪行的展覽，學校組織我們去看。印象非常深的是展板上拿我們學校和八一學校比，“八一”的校園麵積是我們學校的十幾倍，其他的就不用說了。我們在參觀八一學校的校園時，就像一群小“劉姥姥”。其實差別從幼兒園就開始了。 “三年困難”時，作者們有過中午就把晚上的飯票用了，晚上隻好吃薑充饑的日子。等到1960年下半年，她們的父母就有了新的待遇：17級以上的幹部每月供應一斤糖，兩斤黃豆。13級以上的幹部每月再加上兩斤肉，兩斤蛋。老百姓稱他們為“糖豆幹部”和“肉蛋幹部”。記得我的父母屬於“糖豆幹部”。 “據一個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是8兩半（全年）”。這個落差凸顯了巨大的等級差別。所有的人在自己的階層裏各就各位。（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1964年左右，政治空氣愈加濃鬱，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樣字眼頻繁的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出現在書籍和電影裏。葉維麗回憶：“如果說在我們小時候，白雪公主和劉胡蘭是可以和平共處的，那麽經過革命化以後就隻剩下劉胡蘭了。”“老師們開始小心翼翼，從“舊社會”過來的老師更是夾著尾巴做人了。”在這個時期，中學生們逐漸知道了自己的“家庭出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是最優越的出身。此時正是中學生的兩位作者為自己的出身有了優越感。葉維麗所上的師大女附中還專門給幹部子弟開會，告訴這些中學生，幹部子弟比一般人的擔子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們來接班。這樣的教育讓作者們產生了責任感——我們是革命的後代，我們不接班誰接班？在師大女附中“不管多麽不起眼的同學，隻要家庭出身是‘革幹’滿15歲就入團。”所有這一切都使幹部子弟成了特殊的階層。為文革做了鋪墊。 “經曆過那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記憶中的‘文革’”。幾十年後葉維麗想起卞仲耘校長的慘死仍會戰栗。而馬笑冬的媽媽是一所中學的領導，文革中九死一生。葉維麗講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經過：1966年8月4日的下午，七八個學生衝進卞仲耘和另一個胡誌濤副校長的房間，毆打她們兩個，卞仲耘回家告訴她的丈夫說“他們打我就像打死一條狗一樣。”但至今沒人知道8月4日動手打人的那些學生是誰？8月5日早上卞仲耘與丈夫握手告別回到學校，而胡誌濤去了北京市委，尋求保護，市委不管，支到中學文革辦公室，那裏也不管。胡誌濤向各級組織求救：“我們的生命沒有保障了，”但這時從區委到市委都已無能為力。8月5日的下午校領導被押著遊街，廣播裏叫大家都去看。遊街時，毆打又開始了，是用帶釘子的木條打的，一打一個血窟窿，還往身上潑墨汁。批鬥會上校領導們輪流上去批判自己，接著是勞改；讓她們擔很重的黃土。胡誌濤記得卞仲耘輕聲的說：“擔不動怎麽辦？”這可能是卞仲耘說的最後的一句話。擔不動就打，打得最厲害的時候圍了裏三層外三層，到底有多少人動了手？沒人說得清楚。後來校領導被分頭帶走，在學生的監督下勞改，胡誌濤是在文革前的一個模範學生監督下用手去摳廁所便池蓋。卞仲耘被帶到學生宿舍樓去勞改，她倒在宿舍樓前再也沒有起來。被放在一個垃圾車上拉到後院。這時的卞仲耘已經大小便失禁，衣服與血肉沾在一起，眼睛裏滿是沙子，氣若遊絲，身上蓋著破大字報紙和一把掃帚。一兩個小時以後才把她送到出了校門幾分鍾就走到的郵電醫院，到醫院不久就死了。死亡證明上寫著：死因不明。8月6日早上葉維麗和同學們聽到了關於卞仲耘之死的廣播，非常簡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這句話葉維麗終生不忘。 馬笑冬問：打人的是不是紅衛兵？葉維麗回答：大家印象8月5日那天，她的學校還沒有紅衛兵組織。 馬笑冬又問：發起人是幹部子弟嗎？葉維麗回答：我相信是以幹部子弟為主，當時革命是要有資格的。我覺得強調這點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紅衛兵成立，這些人可能都是紅衛兵。但8月5日那天她們不是以紅衛兵的名義幹的。卞仲耘死後至今沒有人站出來承認打過人。“一群中國最好的女校的學生，怎麽能在‘文革’開始兩個月之內就做出這種駭人聽聞的事情來？”葉維麗又提出了這個文革後被無數次提出的問題。葉維麗困惑的問：“如何解釋我們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作所為。有人堅持“文革”前受的是“淨化靈魂的教育”，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長大，但若果真如此，該如何解釋“文革”初期我們中間很多人凶神惡煞、傷天害理的行徑？有人說這代人從小就喝狼奶長大，隻知道仇恨和階級鬥爭，和“世界優秀文化”隔絕，成為“打砸搶”式的的紅衛兵順理成章。但如果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從小靈魂就是曲扭的，又該如何解釋他們在“新時期”伊始，即在各個領域為改革開放搖旗呐喊、衝鋒陷陣？這個“後勁兒”從哪裏來的？插隊的經曆固然使我們這代人意識到中國社會不變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沒有起作用？”馬笑冬：“至少在我們的教育裏不反對暴力，革命暴力是合法的。革命就意味著暴力，我過去是相信這個的。”葉維麗：“那時候最常聽到的毛主席語錄，就是他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的一段話，它成了對革命最權威的定義，被反複引用。”馬笑冬：“你說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葉維麗：“還有‘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文革時，越是幹部子弟集中的學校，革命行動越是暴烈的形式展開。我上的是平民學校，所以沒有很驚心動魄的事情，可當教學樓上飄著巨幅“對聯”時，我也是很肝顫的。但並沒有認為這是不對的，以為革命就要這樣，隻恨自己投錯了胎，沒有這樣革命的資格。所有的學生受到的是相同的教育。隻不過是階級路線和血統論把人們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最下層的是黑五類，按照階級路線和那幅“對聯”，生生世世不得翻身。一個標明以消滅階級壓迫為己任的政黨，在掌握政權以後，不遺餘力的劃分階級，森嚴等級。鼓吹階級鬥爭，人為的製造出不同階級之間勢不兩立，劍拔弩張的態勢，進行階級壓迫。所有的這些，在文革中達到了頂峰。（三）矯枉必須過正沒過多久，風向就變了，領袖明確的把鬥爭矛頭指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衛兵的父母紛紛落馬。這讓以父母的革命經曆和官階為資本而自認為天之驕子的老紅衛兵的處境江河日下，於是他們“聯合行動”起來，與“中央文革”對抗，“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自嘲自己成了“天橋打場子的”。葉維麗說到那時老紅衛兵的一個特征，的確很有意思，就是在1966年夏天，幹部子弟是怎麽舊怎麽穿，到了年底，隨著老紅衛兵的衰敗，“這個時候幹部子弟的血統高貴不再以穿著樸素為標誌，而是以穿著豪華為標誌。”一群頭頂羊剪絨帽子，身穿將校呢大衣，腳蹬將校靴，屁股下麵是輛二八錳鋼車的男“老兵”，有的車後座上還馱著圍著拉毛長圍脖的女“老兵”在北京大街上呼嘯而過。那時沒有“酷”這個詞兒，就是一個“狂”字。“聯動”的袖章是一尺多寬的紅綢子做的，這尺寸和質地都標明著幹部子弟無法舍棄的特殊身份。不過，我的記憶中，長拉毛圍脖在那時好像還沒有出現，記得學校裏有個女紅衛兵，圍著一條有著三四種色塊的開司米圍巾，非常漂亮，醒目，我羨慕不已。就像葉維麗這樣的幹部子弟也驚訝原來中國的將校服這麽考究，還有華貴的皮帽和高級皮靴，雖然穿在這些青少年身上不太合身，也足以顯示“貴族”身份了。因為我的學校幹部子弟不多，父母的級別也沒有太高的，“老兵”也沒成什麽氣候，大概有七八個人，占據了一樓的一件屋子，男老兵穿著大白回力球鞋，橫著膀子走路，女老兵的柳眉都是立著，見人不理。可是我們還是經常從樓上探出腦袋窺測他們的舉動，不是監視，而是很感興趣，覺得他們真夠狂的。葉維麗談到：“聯動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它是比較早對‘文化大革命’提出質疑的，提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甚至提出‘取消一切專製製度’。你可以說是因為這些人自己的特權地位受到了威脅。聯動骨子裏透著血統論，雖然它對‘文革’有一定的批判。” 馬笑冬問：你為什麽對它那麽感興趣？你也是這個階層的一員哪。葉維麗回答：我可以說從小就混跡在其中，可是我若即若離，越到後來越不認同，甚至很反感。我想是因為它太講等級了。葉維麗最後的這句話說到了問題的本質，在文革開始以後，幹部子弟或者老紅衛兵赤裸裸的表現出很強的謀求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意識，利用家庭出身的問題歧視和侮辱出身不好的學生，已經激起了社會和很多學生的強烈的反感。後來越來越多的出身“中等”或“不好”的學生站到了他們對立麵。雖然聯動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打擊老幹部沒有錯，但當聯動被中央文革鎮壓時，社會上基本是無動於衷的，沒有人同情他們，還有不少人暗地裏稱快。想是因為老紅衛兵對中央文革的反抗，很明顯地帶有維護自身利益，甚至是維護特權利益的目的。“文革”時期青年的反思多是從切身利益受到傷害開始的，隻是老紅衛兵開始得比較早一點。無論是王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還是都梁的《血色浪漫》都寫到部隊大院的那些革軍子弟的“貴族”生活方式，但他們不是始作俑者，而真正的老紅衛兵們卻沒怎麽寫過對那段日子的回憶。 網上評論： 回複 ：一般而言，革命都靠知識分子精英和群氓，精英領導群氓，革命勝利後，新的社會秩序按照精英的理想和觀念來安排，程度不同地照顧到群氓的利益。毛革命因為他覺得農民太可憐了，所以以為革命之後要窮人說了算。實際上不可能，也做不到。真正參加革命的老實農民相信共產黨可以創造一種合理的新秩序，就回家過日子去了。流氓無產者不想幹活吃飯，就拿他們反正一無所有出來革命的經曆當本錢，要官，要待遇，等等。並且學會了共產黨的一套“嗑”，振振有詞。毛拿他們沒辦法，或許也認為他們就代表了農民，於是就偏向於他們。相應的政策也都是這個味道。結果實際不過是農民起義的翻版。雖然在搞工業化，但是骨子裏還是農業社會的流氓無產者。結果是亂七八糟。文化墮落。 最近在網上有高華講座《再探林彪事件》和《毛澤東何以發動文革》的視頻，聽了以後，很有收獲。 我覺得，毛在49年前，思想上是反獨裁、反封建的，49年後的個人崇拜，導致他自己又實行封建、獨裁，出現了文革這種極端的現象。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財富充分湧流後進入共產主義是可能的，不會是暴力進入共產主義。 回複 ：毛的真正理想是什麽恐怕他自己都說不清，如果是所謂的消滅剝削階級實現世界大同，不靠流氓無產者靠誰？ 我認為，毛建國後的失敗就在於向流氓無產者或流氓無產者傾向的投降。找不到實現他當初理想的真正力量。 都是切身利益惹得禍。：就怕這種“後怕”僅僅止於咱們這代。 ：聯動的大起大落，表明了這些幹部子弟內心對自身特權利益的訴求，毫無遮攔。 ：原來以為聯動的曆史位置已經很清楚了，今天才知道他們不是這樣想的，這是很可怕的現象。 他們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紅色恐怖！現在想起來還真後怕。活到60多，實屬不易了 。 ：對“革命口號喊得最激烈的，骨子裏卻是非常腐朽的”人的認識是文革給予我的經驗之一。 當年紅衛兵的興起就如同希特勒與納粹的關係。他們後來反戈一擊也是因為失寵而宣泄。有文章記敘：聯動衝擊公安部時貼標語‘遙憶當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愛我’，道出失寵後的哀歎。我看知青下鄉也是受了他們牽連呢：紅衛兵娃娃們真不省心，幹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聯動永遠不值得同情，他們欠黑五類及子女們的一個懺悔呢！ 那場“革命”最有意思的就是，革命口號喊得最激烈的，骨子裏卻是非常腐朽的概念。聯動如此，張春橋也如此。 聯動的紅色恐怖證明了聯動從曆史的角度講始終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類的，任何理由都不可以原諒！ （四）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心碎的汽笛長鳴。……1968年底，葉維麗去了山西雁北插隊，馬笑冬去了雲南西雙版納。我比她們走得早點兒，是在68年的秋天去了內蒙古呼盟農區插隊，我記得那列把我們這1300名知青運到烏蘭浩特的專列也是下午駛離北京站的，所以“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淋漓盡致的抒發了我們離開北京時對故鄉和親人的依戀與傷感。馬笑冬談到她是帶著英雄主義的熱情報名到雲南的，那時候她就是要去最遠最艱苦的地方，如果可以去西藏，她會更興奮的。葉維麗不解她怎麽還會有這麽多的英雄主義和浪漫情懷？：“‘文革’中你媽媽的經曆對你沒有負麵影響？”馬笑冬當時並不知道她媽媽的被剃光頭，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細節，隻知道媽媽每天戴著個帽子去學校。她向往過火熱的生活。應該承認，在剛開始報名上山下鄉時，有相當一部分的中學生是懷著對廣闊天地的美好憧憬去的。和馬笑冬一樣，以為會過上《軍隊的女兒》和《邊疆曉歌》一樣激動人心的日子。我是自己主動報名去牧區的，我向往著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麵馬兒跑的自由，浪漫的生活，像龍梅、玉榮一樣每天騎著馬放牧著公社的羊群。1968年父親早已被關在牛棚裏了，媽媽每天灰頭土臉的到單位裏去“運動”。我帶著妹妹天天在家混日子，練得一手好麵食，蒸饅頭，金銀卷，懶籠、烙油渣餅，像模像樣的。可還是提心吊膽的生怕“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再來抄家，來貼批判父親的大字報。心裏明鏡似的知道根本沒希望留在北京，壓抑和惶恐不安使我想早點離開北京。可就是想去牧區的願望也因為出身不好沒能走成。等農區插隊開始時，像我這樣的狗崽子都一鍋端了，用葉維麗的話說：“當農民不用政審。”父親也因為我去插隊，被格外開恩從牛棚放回家一天，與我告別。馬笑冬喜歡兵團的生活，不願意去插隊，葉維麗問：“真的，是因為你喜歡過半軍事化的生活嗎？”馬笑冬回答：“有關係，隻有在這樣的集體中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 葉維麗選擇去山西插隊，“插隊自由一些，我這個人不愛受紀律約束。”開始我也是願意去兵團的，因為兵團裏有人管，還有工資發，還有軍裝穿。可我是沒有資格挑選自己想去的地方，這也是我和作者們的差別。塞翁失馬，多少年後我慶幸沒去兵團，因為插隊雖然苦、窮，可終歸有一些寶貴的自由。那時候有一些中小學生因為年齡小，或者非要去沒有安排接收知青的地方去插隊，想盡辦法，自已坐車，扒車也要去，被截下來的時候，就軟磨硬泡，寫血書，表決心，終於達到了目的——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的一個朋友，就是曆盡辛苦到西藏插隊，幾年後回到北京，帶回了一身傷病。 可以說，剛剛下鄉時的知青是這樣一群青年；從小受理想主義教育，狂熱的崇拜領袖和願意為共產主義獻身，文革中突然發現原來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可以一下子被打倒，除了領袖以外，什麽人都可以拉下馬。造反有理，懷疑一切。但還是懷著對領袖無限的忠誠和無比的虔誠。領袖大手一揮，無論是根黑的還是根紅的中學生們如同大海退潮一樣的離開了城市，來到了遠離政治中心的農村。去內蒙古農區插隊的算是比較早的大批去當農民的，去的學生裏還不乏滿懷壯誌的人，我就聽說在專列裏有個學生按照領袖去安源的打扮著裝的。和我分在一個青年點的一位女生，是班上學毛著積極分子，學習好，班幹部。父親在文革中被整的七葷八素的，臨走前，他父親帶著她來到我家，托我照顧她。上了火車，她一直拿著本“語錄”，坐在她對麵的我發現她很少翻頁，眼睛發直。有個男生爬到行李架上躺著胡說八道，要是在北京就是個“現行”，這個女孩子聽到這些言論的那種驚懼的表情我一直無法忘記。在火車上的那一夜，她好像也沒有合眼，第二天，火車停在烏蘭浩特，來接知青的社隊幹部上了火車，車廂口有點混亂，隻見這個女生站起來猛然撲到一位男生身上，掐著他的脖子。我和另一位男生拚命把她拽開，她——精神分裂了。馬笑冬在雲南兵團，生活很艱苦，有時糧食不夠吃，菜裏沒有油。但她說：“盡管生活艱苦，我沒有怨言。我來雲南就是為了吃苦，我對吃不了苦的人很看不慣。”她因為在家裏是個“小嬌妮”，為了“甘當革命的螺絲釘”，主動報名到食堂做飯，每天早上三點起床，打著手電，在寂靜無聲的黑暗中走向食堂。一次切菜時切下了手指上的一塊肉，結果晚上吃飯時有人高興的說吃到一粒肉渣，馬笑冬知道那是她手指上的，沒敢聲張怕人家反胃。半年後，她回到了生產班，很快她的能吃苦在農場就出了名，她和男生拚最大勞動量，甚至例假期間照樣出工，過了很久，有人問：怎麽從來沒見過馬笑冬來例假？她鄙視那些怕髒怕苦的知青。 確實有很多的幹部子弟，在上山下鄉的時候，非常能吃苦，在我插隊的那個縣裏，101中的幾個幹部子弟在生產隊裏擔任了青年突擊隊隊長和鐵姑娘隊隊長，他們全是憑著實幹，苦幹拚出來的。他們覺得自己肩負改變農村貧窮和落後的責任，為此，他們兩次訪問侯雋，去大寨取經。為了修建水利工程，那位青年突擊隊長把繩子拴在腰上懸在半空中作業，冒著生命危險排除啞炮。而那位鐵姑娘隊長不但在幹活時一馬當先，還打破當地人冬天“貓冬”的習慣，帶著村裏的姑娘們揀糞積肥。還有一個女知青當了接羔員，不但是羊羔的成活率提高了一倍，還幹起了當地女人從來沒幹過的活兒——騸羊，讓農民們很是佩服。我想這些從來沒有吃過苦的幹部子弟能夠這樣是因為信仰，而這對信仰無比的虔誠會產生無法估量的後果。還有一部分知青也是非常能夠吃苦的，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或者不那麽好的知青，他們下鄉以後認準了隻有拚命的幹活，拚命的吃苦才能洗刷自己的原罪。我在《獨杆套》裏描寫過青年點的一位個子最矮的女生，父親是清華教授，罪名好像是“特務”。冬天她和另一位男生到幾十裏外的地方去摟柴禾，草甸子上沒有任何遮擋，她沒地方解手，隻好：不喝水，憋不住就咬牙憋，還不行就蹲下來憋一會兒，實在憋不住就往褲子裏尿一點點，隻能靠身體捂著，一天中要憋好幾次尿，最後好像這尿就憋回去了，回到青年點裏把棉褲脫下來，要是棉毛褲上尿得不多，就坐在炕上再烤烤。要是尿得多，就換下來偷偷的用水涮涮。這件事她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她不認為這有什麽，接受再教育哪能怕吃苦。（五）回歸葉維麗到了雁北農村，她很快的就發現這兒的政治氣氛比北京寬鬆多了，貧下中農要是對啥事不滿意了，張開就是罵罵咧咧的，要是在城裏，就是一把一把的反革命，可農民不怕，說：把我送進監獄我還能不幹活白吃飯呢。因為沒什麽可失去的了，也就沒什麽可怕的了，也就比城裏人多了些“言論自由”。葉維麗和馬笑冬與所有的知青一樣，當腳踏實地的站在廣闊天地裏時，都被那裏的貧窮震撼。即使這樣，貧窮還沒有到底。馬笑冬問葉維麗：你在村裏幾年，農民的日子是越過越好呢。還是越來越不行？葉維麗回答：從收入來講，絕對沒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麵當作生活水平的一個指標，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葉維麗說得沒錯，不管怎麽抓革命促生產，不管怎麽學大寨，不管怎麽要求畝產過黃河，過長江，地裏的收成還是一年不如一年。我插隊的縣原來是在內蒙古屬得上的產糧縣，剛去的頭兩年的冬天，橫穿村子的公路上一輛輛送公糧的大馬車絡繹不絕，那馬車上高高垛起的麻袋看著也是很壯觀，很喜人的。記得也就是第三年吧，公路上滿載的馬車都朝著相反方向走，那是從公社糧站拉回的返銷糧。在這塊地多人少的土地上，農民還要去買返銷糧，農民的工分會值多少錢，日子怎麽過？我們成為普通的農民了以後，才了解農村和農民的貧困、社會的巨大差距和不公正等等絕不像“兩報一刊”，廣播裏的宣傳，親身的經曆與親眼所見強烈地刺激著我們，於是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開始了或多或少獨立的思想探索。 隨著時間的推移，知青中有很多人利用農村相對自由的氣氛，做一些“越軌”的事；學外語，學微積分，聽“敵台”，唱《二百首》，談戀愛。最多的是讀書，如饑似渴的讀書。書的來源是民間私人藏書，既包括躲過1966 年“破四舊”焚書之災的私人藏書，也包括運動中從領導幹部或者知識分子家庭流失或流傳到社會的圖書，後者有些是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私人藏書被紅衛兵抄家時拿走，有些則是他們的子女在家長被關押批鬥無暇顧及的情況下，把私家藏書帶給同學和朋友傳閱。很多“文革”前規定了嚴格發行範圍的內部書籍，就是通過這樣的渠道流傳到知青當中的。葉維麗說：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對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調的“亞文化”，就是以幹部子弟、老紅衛兵為主體的。隨著大家下鄉插隊，城市青年的“亞文化”被帶到農村來了。中國偏遠的鄉村給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城市青年“部落”。再進一步想，我們的所作所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與我們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義”教育重新接軌：讀19世紀小說，唱外國民歌和文革前的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傳統的回歸。我大量的讀外國小說是從文革開始的，尤其是插隊的時候，父母都在幹校走“五七”道路，回京探親時，細細的把書架上感興趣的書都翻出來讀。家裏有一本母親的同學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如獲至寶，並借給同學們看，直到翻得破爛不堪。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還常常聚到一起，討論讀過的名著，爭相背誦書中精彩的句子，炫耀記憶力和鑒賞力。我最喜歡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和狄更斯的作品。葉維麗曾經聽過男生說書，說的是《基督山恩仇記》。每天下工以後吃完飯，知青們聚到那個男生的屋裏，圍坐一圈，仰著頭專注的聽他講。那個場景讓葉維麗突生一種感動。我也聽過說書，也是青年點的男生講，講的是《梅花黨》，後來還聽別的知青點的男生講過《福爾摩斯》。講得繪聲繪色，聽得驚心動魄。在圖書匱乏的日子裏，把自己看過的書講給沒看過的人聽，也是插隊生活的一抹亮色吧。邊遠的鄉村是思想管束的薄弱地區，在這些“邊緣地區”裏，知青獲得了一定的閱讀的自由和自由的閱讀的空間。在我插隊的縣裏，有一些知青，大部分是高中生，以知識的廣博和思想的叛逆在知青中名聲大噪。這些知青很少下地幹活，與前麵談到的101中的幹部子弟截然不同。一天，我到另一個青年點去串門，她們那裏正好來了兩個其他公社的北京知青，這兩個知青的衣著、發型用現在的詞兒就是“時尚”，一套藏藍滌卡，貼身是粉色的的確良襯衫，頭發遮住耳朵梳了兩根短辮。她們給我們唱了一首雲南民歌《滇池舞曲》：曙光像輕紗漂浮在滇池上，山上的龍門映在水中央，像一位散發的姑娘在睡夢中，睡美人躺在滇池上。那唱法就是用的“氣聲”，那種輕柔、甜美讓我們一震。我幾乎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唱歌。幾年以後聽到李穀一的演唱，想起那兩個女孩子當年就是這樣唱的。冬天我們回到了北京，回到父母已遠去的家裏。有了我的家裏我做主的感覺。於是招來一撥兒一塊兒插隊的知青，打開唱機，換上新唱針，放上唱片；施特勞斯的圓舞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我們坐在椅子上、床上、桌子上屏息靜氣的聽著，一掃往日的輕浮和桀驁不馴。葉維麗的同學到內蒙古錫盟找牧區插隊的同學玩，在牧民的蒙古包了發現了手搖唱機和唱片，一天，兩個北京男知青在蒙古包裏聽到了久違的《讓我們蕩起雙槳》，當下兩個漢子不能自己，相擁痛哭失聲。葉維麗想，為什麽一首童真的歌曲，會在我們這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劇烈的震蕩？因為它喚醒了我們童年善良和美好的記憶，撫摸了我們因為文革變得粗糲的心靈，激起了我們心中的溫情和傷感。1973年葉維麗和馬笑冬作為工農兵學員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師範學院（首師大）上學。而我的上學夢被無法通過的政審粉碎了，繼續在農村接受再教育。 讀完了這本《動蕩的青春》，我跟著兩個作者的口述也回到了青春年代。就一個同齡人來說，我覺得她們的口述是真實的，她們的反思是是坦誠的。最後還是用葉維麗的話作為結束語吧： 幾乎每個國家的曆史上都有汙漬，都有不堪回首之處。個人的反省不能代替國家的道歉。我們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國家的行為也不能代替我們每個人的態度。一個有“清潔精神”的國家，它的良知應該根植在每個公民的心上。這良知不僅體現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後舉國上下所顯示出的仁愛之心，也應體現在一個民族勇於麵對自己曆史的真相，敢於承擔道義的責任，在這個基礎上達到人與人之間的諒解，是一個和諧社會堅實的基石。這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軟實力”。 — 完 — 網上評 論(512) 瀏 覽(1170) 多寫寫插隊故事吧，庫存的溫故知新、新創的先睹為快。到了這把子歲數，喜歡懷舊了呢。 插隊時，物質貧乏，精神更貧乏。人類藝術的瑰寶滋潤了孩子們幹涸的心靈，滿足了極度的求知饑渴。精神的力量多麽巨大。 好 回複 ：說句實話，插隊時，不願意去自留地幹活，太累了。 回複 ：可不是嗎，那些年做的事，今天都無法相信。 回複 ：你說的對，我也感到了文章裏哪句是誰說的不太清楚，以後一定注意。看來孫X會唱的歌不少，等你的身體再好些，可以出門了，咱們聚聚，一定要聽你唱兩首歌。 插隊的故事還有的寫呢，會慢慢的回憶，慢慢的寫。就先發庫存的存貨吧。 那時，自留地裏的莊稼比集體的莊稼侍弄的好。 我們在山西也一樣，糧食產量逐年下降，可繳的公糧卻不能少。三年困難時期都沒挨餓的晉南地區，那時卻有人出去討飯。山西還實行過全省粗細糧的“平衡”政策，就是產麥區要多繳出細糧給晉北地區的非小麥產區，搞得老鄉叫苦不迭。沒辦法，上級又送來優質土豆種，並派人教農民種。農民一著急，把種子都吃了一部分。那個年代也不知都想要幹什麽。 ：給你提個建議：在你寫的感受與她倆的回憶節選之間，你最好有個空行。否則有時讀者會分不清文中的‘我’是你還是她了。 你的回憶多是我所經曆的。咱們那旮瘩聽的‘敵台’很清楚，‘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的旋律至今難忘。那時一邊聽一邊激動“我反動了！沒人知道。”二百首上下集的歌兒我幾乎都會唱（會識簡譜）。北知網的‘馬車夫’說十裏八鄉的知青找我去學‘黃歌’是真事。我們也說書，除了《梅花黨》還有《一雙繡花鞋》、《林強海峽》、《第二次握手》。說書人是總來找我的好友知青王紀豪。後來聽說他父親是派駐香港的中共特務，因文革時他家在北京被抄家，周總理製止後，被海外敵特知道後將他父親殺害了。後與他失去聯係，也不知這段傳言的真偽？那年頭，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 寫寫你的插隊故事，或拿出庫存曬曬吧。這裏有許多知青經曆的朋友都喜歡看呢。 我們走那天，靠站台一側被同學們擠滿，送我的同學隻能到火車另一側，在車窗下與我話別。 回複 ：相近的遭遇是我們的命運。說起那些知青裏的積極分子，我們青年點也有一個，對於這些人怎樣描述當年的行為，我一直有些困惑。我指的不是實幹，苦幹拚出來的知青，是曾經高喊著要在農村紮根一輩子，為此入黨上學，目的是當官，脫離農村的艱苦環境的人。 回複 ：是的，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潮開始時，令世界吃驚，退去後留下一片狼藉。 ：無言裏包含了太多的...... 回憶的往事許多都與我的經曆重疊。當年去兵團我連報名都不敢，知道自己不配！下一批去內蒙豐鎮，還不讓我去，據說離北京挺近的，我應該發配的更遠。後來有了莫力達瓦旗夠遠了，又說那裏是達斡爾族少數民族地區，生活很富庶，還不批準。最後去白城子地區扶餘縣，據說是插隊最後一批，才獲批準。當時主管是北京一機床的工人宣傳隊，心真狠！與當地老兄對我們的好相比，所謂‘工人階級’壞起來可比農民壞多了！ 讀過你寫的尿褲子女生，真可憐。這就是‘人權’啊。。。 我們一個集體戶也有一位積極分子知青，比我們都有心計，但多數人還是像孩子們一樣地由著性子混日子。 北京站的鍾聲一響，萬人揮淚，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景象？一位知青說得好，我們這代人趕上的事，別人幾輩子不僅趕不上，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 將培育學生成長的校長活活打死，僅就此點而言，比法西斯還恐怖、殘忍。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十年，如今看起來，仍覺震撼、痛心！ 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問給他戴紅衛兵袖章的女孩兒叫什麽名字，答曰：宋彬彬，老毛說：幹革命文質彬彬可不行，要武啊。於是女孩兒當即改名宋要武。這一句要武啊，後來導致了全國範圍的腥風血雨。 XX：不是有種說法：曆史場景出現兩次，一次以悲劇出現，一次以鬧劇出現。那裏就是一種鬧劇。隻要心理健康，哈哈一笑，看看過去的荒唐。 回複 孟X：直到今天，沒有人承認參加了打人，可是老師卻被打死，這算不算是那些紅衛兵的可悲？不知道她們在有生之年會不會懺悔？ 張XX：與你同感，在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對紅衛兵穿著的軍裝很有些羨慕，目睹了紅色恐怖與血統論以後，不會穿任何款式的軍綠色的衣服了。 這兩天看了一下《新階級》，覺得 這類國家幾十年的發展狀況大體上都沒超出這本書論述的內容。中國的改革一大突出之點是把一部分經濟自主權還給了人民，以及意識形態上開放了一些。俄共久加諾夫都有一個觀點：蘇共垮台在於意識形態、權力和利益三者的壟斷。《新階級》也是這樣一種觀點。中國解決了一部分。 XX：當時的改名風盛行。而且貼出大字報公示， 如趙反、一二三（一鬥、二批、三整改？ 記不清了）衛東、向東、捍東，等等。 還是有一批很有能量的人，要不怎麽宋彬彬還進入了師大女附中《輝煌90年》畫冊，成為“榮譽校友”。 宋彬彬一直聲明，她沒有參與，也很不支持毆打卞仲耘老師。而且為了屏蔽“要武”這個名字，還把名字改了，很有前瞻性的樣子。可卞仲耘老師死了——死在她所在的學校，文革裏第一個被打死的老師，死在宋彬彬的同學，一群受了最好教育的女孩子手下。回想那“紅八月”的恐怖，我依然不寒而栗。 記得有篇文章上說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時已有紅衛兵組織,鄧榕就是頭頭之一,事情發生後,她還曾要求醫院出"死於心髒病"的假證明.但她是否參與打人沒有提及.：餐廳隻是個噱頭，無所謂。真正文革派的大本營是“烏有之鄉”。就在海澱這一帶。還經常有活動。不過說起來，這些人都是些“慫人”，不過就會起哄罵人而已。真讓他革命，沒幾個敢動手的，也知道社會上沒有什麽人支持他們。這些人中有少數理想主義者，有沒有真正讀過多少書，接受的隻是過去那一套。其他的估計有些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現在不得誌了，有些是對現在生活難以適應者，把對現實的不滿投射到過去，以為那時候比較理想。本質上說，大都是沒有勇氣麵向未來去開創新生活的人，隻會怨天尤人，等待一個新的超人出現去給他們生活的勇氣。 XX：最近有朋友傳來《聯動》成員45年的反思活動。由於現在我貼不上去，也擔心在咱們網上談會有些敏感。不知衛平如何感覺，如果問題不大，就發了？ 當時，印象深的是北大附中紅旗的革命軍人子弟折磨校長和教師們的場景；也見到101中小女紅衛兵（15、16歲）如何無人性地虐待鄰居主人的殘忍情景。 活到60歲，她們應當反思，特別是對“人性”、“母性”的反思。 工作組時期，我親眼在大會會場看到打死十幾個人，一開始那些幹部子弟解下腰間的皮帶抽，後來用椅子打，很快就死了。因為打人者都穿綠軍裝，我因此沒有穿過一天綠軍裝，沒有加入一天紅衛兵。 還真不是近年才開始有人懷念文革，有人始終在懷念文革，而且人數不少。一些毛網站有很多這種文章。那個“紅色經典餐廳”就是一個懷念文革的場所。 近年來開始有人懷念文革，為老毛的錯誤百般開脫。可惜誰人也絕不會忘記這句話“由偉大領袖親自發動、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曆史不容篡改，起碼我的兒子記住了我平日裏為他講述過的他祖父、父親在文革中的遭際與不幸。 做黑五類，當賤民的滋味，終生不忘。隻是關於這方麵的文藝作品，可以公開發表的文章太少了，講給孩子聽，他們無法想象，無法理解我們當年的感覺。有時會覺得有點祥林嫂，其實我們表述的不及萬一。好？ 那個時代的社會階層主要是對比鮮明的兩種顏色---“紅與黑”，兩者之間混雜著的可能是白、灰等稍微混沌的顏色。 進入“黑”的最為悲慘，隨時有死的可能。上帝眷顧，我們家沒有被打死的人。we survif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