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母親王定國與世長辭，享年108歲！

北京時間6月9日上午11點06分，中國母親王定國老人在北京安靜地走了她的人生，享年108歲。

 

 

王定國老人是我認識的老人中最年長也最低調平和的老人之一，認識她時，時間已經在這位老人的身上已經鍍了一層厚厚的鐵鏽，鏽色下，她嬌小的身軀看上去脆弱的像一片枯葉，泛黃，淡遠。現在社會鋪天蓋地的時尚浪潮於她無關，她屬於過去，屬於舊日生活。但如果懷想新中國的發展曆史，我們就一定能看到，看到她曾經如蘭花般開放在時間深處，清香幽遠，剛毅頑強，竟然那麽傳奇， 她在80年革命曆程中，長征不止，達觀人生，樂於奉獻，力行和諧。她曾與伍修權同誌一起，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軍流散人員；足跡遍布中國；她曾在94歲高齡時重走長征路，探望還健在的老戰友和房東鄉親。她是訓練有素的女紅軍戰士，延安五老中謝覺哉先生的夫人—王定國。

 

作者與陪王定國老奶奶打麻將

 

謝覺哉與夫人王定國（現年105歲）共有七個子女。長女謝宏，生前是國家財政部一位處長；二子謝飄離休前供職於國家外貿部；三子謝飛是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四子謝列自己離休前在國家遠洋局工作；五子謝雲離休前在解放軍總參部工作；六女謝亞霞在德國從事醫學工作；七子謝亞旭目前供職於國務院事務管理局。

《謝覺哉家書》收集了謝覺哉給家人的91封信件，最早的是1921年寄出，最晚的是他1963年中風後，用左手艱難書寫的；另外，也收進了他給家鄉基層幹部和友人的書信15封。

"家信和日記，是一個人心聲的表露，在一些公開場合是沒有的，最能夠使我們了解這個人的情感和思想，"謝飛說，受父親的影響，他一直想奉獻國家實現自己的抱負，父親總是不忘督促孩子們學習，雖然自己一直是國家的棟梁，但他卻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走和自己同樣的路，總是教導他們要低調做人，勤墾做事。

 

在謝覺哉的家書中，很大一部分是寫給謝覺哉前後兩位夫人：發妻何敦秀；以及後來的妻子、謝飛母親王定國。兩位夫人年齡相差34歲。

 

"生活在‘一夫一妻’、‘先戀愛、後結婚’時代的現代人，往往不理解或喜歡嘲弄、調侃舊時代人們‘多妻、多婚’的婚姻情況，而不去了解我們的父輩、以至人類社會很長時期存在的曆史、社會背景，"謝飛坦然看待父親的兩段婚姻，並花了兩年時間，將這些家信整理並公開出版。

在《謝覺哉家書》中，從1939年後到1951年，謝覺哉一共給發妻寫了八封信。

 

何敦秀的後代、謝覺哉的孫女謝延仁說，這些來自丈夫的信，何敦秀特別寶貝，又怕蟲子咬，又怕受潮，都是一封封特別小心地放在閣樓上，所以保存得特別好。而謝覺哉離家後，敵人多次到家裏抓人、抄家，家裏"雞犬不寧"，家人東躲西藏，隻有何敦秀一個人在家裏頂著。 

 

1951年9月，謝覺哉給何敦秀寫去最後一封親筆信，明確表示："我的意見，你不來北京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們離開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來，很不好處置，要發生糾紛。現是新世界，和舊世界不一樣。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經不起煩惱，對我不好，對你也不好。"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八十歲高齡的何敦秀被小兒子接到北京居住，謝覺哉和王定國曾請她到家裏，也多次去看望她，並經常送去生活費。但王定國的七個子女，卻對何敦秀一無所知。

近90高齡的何敦秀於1967年去世，王定國親自過去幫助料理後事。謝覺哉在四年後也病逝。

 

 

"1976年前，我們兄弟姐妹都沒有聽說過父親第一任夫人何敦秀的名字，更沒有見過她，"在《謝覺哉家書》的序中，謝飛談到謝覺哉元配夫人的情況。"（我們）隻知道在老家湖南寧鄉，父親還有幾個孩子，年紀都很大了……知道我們的一些侄兒、侄女，不少比我們年紀都大，許多也在北京上學。" 

 

通過閱讀父親家書，謝飛才漸漸理解了父親為什麽要謹慎地瞞著他們。

 

1899年，年僅15歲的謝覺哉與近20歲的何敦秀結婚。女方比男方大4-5歲，是當地習俗。何敦秀出身中醫世家，家教敦厚。

 

謝覺哉與何敦秀共同生活了21年，生育了四男三女。

 

1920年，36歲的謝覺哉離家赴長沙，任《湖南通俗報》主編。正是在這裏，他第一次見到比自己小9歲的毛澤東。

1921年，謝覺哉寫信給何敦秀，語氣親昵地"匯報"自己每天的生活："我在這裏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點多種起來，洗麵呀，操八段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幾個小時。"

 

到了1937年，離家已十多年的謝覺哉，時年53歲，被"組織安排"與24歲的王定國結婚。

 

兩年後的1939年，正值何敦秀六十大壽。謝覺哉寫信給發妻祝壽，寫了滿滿的四張大紙，都是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結婚了，那天，不記得誰在房裏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進去，說是什麽‘大事’。"那時的"大事"，就是家族的傳宗接代。

1937年，時年53歲的謝覺哉已離鄉十多年，被派到甘肅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做毛澤東代表。時年24歲的王定國也在蘭州辦事處工作。

 

王定國稱，當時"組織上給我說謝老年紀大，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顧；做時任蘭州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寧鄉同鄉賀耀祖的統戰工作，需要有夫人身份的人出麵協助，希望我與謝老結為伉儷"。王定國同意了，但晚上吃飯慶祝後，讓她進謝老的臥室，她不幹。

 

王定國出身窮苦，小時候做過童養媳，不識字，說：讓我照顧謝老我同意，怎麽還一起睡覺？別人告訴她，結為伉儷，就是夫妻。她猶豫了，說希望給她時間考慮，自己在四方麵軍時有個相好叫張靜波，是她參加革命的引路人，現在不知還活著沒有，希望組織上幫她打聽清楚。後來查清張靜波已在紅軍西征中犧牲，王定國才同意了婚姻。

 

 

王定國早年不識字，謝覺哉曾讓她去辦公室拿《西北日報》，拿了三次都沒拿對，就奇怪地問：怎麽回事？王定國才難堪地說：我不識字。謝覺哉聽後說：不用怕，我教你。

後來，王定國跟著謝覺哉學寫詩詞、練書法，晚年還成為了書畫社會活動家。

 

如今王定國已105歲，是唯一健在的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百歲女紅軍。中國國宴用瓷設計大師，美中傳統文化促進會中方主席潘雲先生說，老人身體仍然很好。

謝覺哉是紅色中國民主和法製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謝覺哉家書》中，謝覺哉多次提到他對民主的理解。

 

1936年，52歲的謝覺哉主持陝北第一次直接的、普遍的、無記名投票的民主選舉。他說："沒有這樣的民主形式，所講的民主也是空的。因此，必須給人民選擇的代表以充分的權利，管理政府和監督政府工作人員。"

 

最為人稱道的是，針對當地文盲與半文盲眾多，無法填寫選票的情況，謝覺哉與幹部群眾協商，創立了"投豆子選舉法"，既方便了群眾，又避免了作假。這種選舉方法當時在邊區很快推廣開來，取得了明顯效果。

 

1941年，57歲的謝覺哉任邊區政府秘書長，在一次講話中，他說："隻有選舉才能改進政治機構，湧現出積極分子，有力地保衛邊區。如果有人輕視選舉或者說不要選舉，那就等於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於不要革命。我們做革命的人忽視民主，不隻是錯誤，而是對革命的罪過。"

 

1961年一封給侄女婿的信中，謝覺哉問："為什麽不發動社員選舉？好的，總會選上的。上麵派來的人和自己選的人呢，在社員看了，味道是兩樣。"

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提出"三三製"政府的原則，即政權中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三三製"從1940年試行，到1941年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普遍推行。

 

《謝覺哉家書》附錄的《謝覺哉年譜》中，透露了謝覺哉對"三三製"政府的一些思考。1940年，"當時黨內外，對‘三三製’表示出各種不同意見和疑惑。例如‘引進非黨人士，隻是請客擺樣，不會有真的聯合出現’；‘共產黨隻占三分之一，無法保證黨的領導’等等。"謝覺哉為此寫了多篇文章，教育和統一黨內外人的思想。他常說："我們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是誠心誠意的，絕不是一時的應付場麵和沽名釣譽的權宜之計。"由於謝老等人的耐心工作，許多非黨人士由遲疑而感動，後自告奮勇。一位非黨常駐參議員李丹生先生說；"大會成功，全由於誠，誠能感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某參議員說："我前以蔣委員長偉大，現則以毛澤東先生真正偉大，因為毛先生能想出三三製。"

"三三製"是針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而提出的，得到了非黨的進步人士和中間勢力的廣泛擁護，起了團結各階層抗日的重要作用。1948年，謝覺哉在總結"三三製"經驗的日記中寫道："三三製起了打擊國民黨的作用，但究與中國現狀不甚相合——中國社會雖說‘中間大’，但大而無力，不能有有力的黨，他們的利益要共產黨去代表，他們中的進步分子，總要求加入黨，黨也無法拒絕。十年實行的結果，沒有那一解放區真是三三製，證明政策不適合，雖好不能行。現在不談三三製，改為在共產黨領導下聯合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民主人士的廣泛統一戰線，這就對了。"

“我清楚地記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們點燃了火把，長長的隊伍像火龍一樣，把天地照得通紅……我一直在尋找這生命的火種。”這是王定國永遠難忘的一幕，也是她一生的追求。

 

曆經百年風雨，從黑暗奮鬥到光明，那一顆尋找生命火種的初心，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