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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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一年前，筆者就撰文警告香港有可能成為顏色革命進攻中國的橋頭堡，占領中壞隻是個開始，背後的英美實力野心絕不會止於一個中環。從大陸蝗蟲論開始，他們就一直在煽動仇恨和不滿，就在為這次硬碰硬鋪墊。可憐東方之珠，就此沉淪。大陸這邊做的也很爛，有一年時間去溝通，結果都浪費了，隻有硬碰硬了。溝通不暢的惡果。如果廣場革命成為常態，漸進式改革的路就走到了盡頭。這才是占中潛在的最大殺傷力。有樣學樣，內地很難坐懷不亂。占中絕對是一兩撥千斤的大手筆。
【正文】
原文發表於去年9月16日【聯合早報】
最近有幸和一些香港“占中人士”進行了近乎激烈的探討，才發現原來香港在醞釀這樣一場大風暴，也驚訝於港人和大陸人的對立情緒是如此嚴重。
激論之後，我試圖尋找國內對香港這方麵的深度分析，卻沒找到。感到汗顏，中國應該多有些學者研究香港的政治經濟學，因為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廉潔吏治日說不定就是大陸的明天。而且香港曆來是英美豪強圍繞大中華區打代理戰爭（以政治戰和金融戰為代表的軟戰爭）的策源地，所謂一兩撥千金之杠杆也。
隻可惜中國一直是大國博弈的初段選手，在香港這樣一個精彩紛呈的博弈戰場，中央一直適用大陸那套透明度極低的硬模式去應對，忽略了透明度和溝通作為博弈利器的重要性。中央似乎不知如何去應對香港社會裏的種種反華勢力，如今扶植上海代替香港的謀算便是這份不自信的最強體現。
港人和大陸人的對立自此將走向高潮，香港何其無辜，東方之珠將因內耗而光芒散盡。如果中央就這樣任香港沉淪，實際上就和當初張學良把東北拱手讓給日本人一樣，那將是一個大潰敗的開始。
回歸中國16年了，香港正在經曆一場認同危機。競爭優勢日漸消融，香港對大陸越來越強烈的文化和經濟影響力感到恐懼和敵視。比如前一陣子前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的公款宴請醜聞令不少港人深憂大陸貪腐成風的公務員文化正在全麵侵襲香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的本地主義日漸抬頭，但問題是本地主義是侵蝕香港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致命病菌。開放性包容性是香港不容丟失的特征，但開放包容的結果會不會令香港完全被大陸同化？香港人陷入了左右皆難為的困境。
在這種矛盾中，“占中運動”應運而生。泛民派試圖通過模仿“開羅廣場示威”的形式占領中環，來迫使中央政府答應香港在2017年實現普選。之所以選在中環，乃因其為香港金融業的心髒，可以達到“劍指香港心髒，要挾中央就範”的效果。
值得擔憂的是，香港曆來是英美豪強圍繞大中華區打代理戰爭（以政治戰和金融戰為代表的軟戰爭）的策源地，香港亂象的背後充滿了謀求經濟利益和地緣利益的英美豪強的利益角逐。香港同時也是英美豪強操縱中國社會的手段試驗場，因此中央必須積極破解英美豪強在香港設下的迷局，因為英美豪強用在香港身上的手段，將來會千百倍放大後應用於大陸。從這種程度上來講，保衛香港將是中央應對英美和平演變戰略的最關鍵一戰。須知，華盛頓從來不會忘記敵人，之前香港放走斯諾登，如果不搞得香江寒徹，以後又有誰明白逆美國龍鱗的代價不菲？
香港本地主義的抬頭從根本上講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占中人士中有不少是“逢共必反”的民主原教旨主義者，之所以稱他們是“民主原教旨主義者”，是因為他們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毫不妥協的反對“中共”代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種人無法通過愛國主義的旗幟來團結，在他們的眼中美式“普世價值”的重要性是壓倒一切的，高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這部分人往往成為英美利益的鐵杆代理人，為了反共和普世價值的實現，不惜以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做交易。這部分人是最危險的敵人，美國不僅在香港大批扶植這樣的力量，在中國大陸也一樣。他們不一定是占中運動的領袖，但占中運動極有可能被這批人操縱或劫持，從而造成局麵失控。
占中人士的主體應該是對香港前途憂心忡忡的中間派人士，他們並不在乎中共的意識形態，渴求香港實現可持續性繁榮，保持法治精神和廉潔吏治。這部分人的訴求是正當的，可以通過“愛國愛港”的旗幟團結起來。他們對香港的前途感到絕望，幾任特首又乏善可陳，因此希望通過普選找到一位李光耀般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境的卓越領袖。問題是，香港的衰弱主要是經濟治理的問題，民主選舉不代表經濟治理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這一點民主政治發達的歐元區內的主權債務危機可茲證明。
占中人士最大的苦惱就是缺乏和中央溝通的管道，因此占中其實是件好事，為中央通過溝通管道化解社會矛盾提供了寶貴的實踐機會，這方麵的經驗以後可以在大陸發揮巨大威力。對於占中，中央可以扶持另一波力量來反對他們，可以運用法治力量和警力禁止他們，也可以通過高超的溝通技巧（即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來分化瓦解破壞力並團結一大部。前兩種方式隻會令香港社會更加撕裂，從而令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和英美豪強有更多可資利用的杠杆，矛盾壓抑過久勢必更強烈爆發，情勢或將不可控。通過溝通來分化瓦解並團結占中力量並不是中央的強項，難度頗高，但卻是最有效和標本兼治的策略。這就是所謂的“軟維穩”，而英美豪強是樂於見到中央“硬維穩”的。
因此和占中主體可以談普選，但普選必須是有原則的：反對民主原教旨主義者以任何平台形勢選上特首，香港經濟和大陸唇齒相依，民主原教旨主義者上台香港經濟會受致命打擊。台灣可以有陳水扁，香港不能有。另外，中國主權大於香港民主，民主不可能成為民主原教旨主義者挑戰中國對香港主權的工具，所以未來香港普選的參選名單沒有中央政府的認可是不可能的。普選必須既照顧港人的民主權益又照顧到中國對香港的主權。
除此以外，中央還要防止大陸人和港人對立情緒繼續擴大。不少人說港人喜歡做英女皇順民，卻做不好中國香港人，甚至居高臨下的鄙視大陸人。這猶如一家人窩裏鬥，隻令親者痛仇者快。英國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民主法治國家，過去這樣一個宗主國給了無數港人製度性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目前中央政府還給不了。普世價值在英美多年的主導下已經在全球占據道德製高點，香港曾經在這樣一個體係中浸淫百年，因此習慣性的對大陸存在優越感，這無可厚非。但大陸在進步，歐美已經靜止多年。這一點也可以好好地向占中人士溝通。
近代史表明，強國崛起同時也是主權貨幣崛起成為世界貨幣的過程，而這一切沒有國際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人民幣要國際化，香港可以說是上天對中國最好的眷顧。香港花了一百年的時間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以上海取而代之的企圖最輸不起的就是時間。中國的崛起需要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持續繁榮下去，充當新興金融強國的橋頭堡。保衛香港不但是中央應對英美和平演變戰略的最關鍵一戰，也是北京模式和華盛頓模式對決的道德製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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