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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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形勢眼下是越來越嚴峻，火爆的房地產要熄火了，7.5%年度增長目標懸了，大家都在尋找希望的曙光。這就是為什麽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如此萬眾矚目的原因，大家都希望中央能推出給力的政策，挽救中國經濟於頹唐之中。
四中全會最核心的議題就是依法治國，那麽依法治國如何能對經濟有幫助呢？這恐怕是大家最關心的。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請容筆者扯遠一點。最近看了一本好書【製衡-大國興衰史】（【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闡述大國興衰史，作者是Hudson Institute的首席經濟學家Tim Kane和哥倫比亞商學院院長Glenn Hubbard。他們的書讓我耳目一新，完全顛覆了我之前讀Paul Kennedy的名著【大國興衰】時形成的一些觀念，又和我近來的一些想法不謀而合。曆史學家在探討大國興衰時，往往過度關注外部事件，特別是與軍事相關的。【製衡-大國興衰史】研究了羅馬, 中國, 西班牙, 奧斯曼, 日本, 大英帝國和美國的曆史，卻得出了另一種結論：大國衰弱一般始於內變，經濟治理的無能，利益集團的固化和製衡缺失，這些情況往往在外部危情出現前就早早的在腐蝕大國的根基。在中國，央企形成的“一花盛開百花殺”的壟斷局麵，及其經濟和政治勢力的迅速膨脹，正在造成一種製衡嚴重缺失的局麵。從蔣潔敏到李東升的中石油係反腐脈絡揭示了央企的藩鎮勢力已經嚴重侵蝕了國家機器的核心，若不及時扭轉這趨勢，病毒攻心則無力回天。除了央企藩鎮過度膨脹之外，還有就是政府官僚和房地產利益集團組成的土地財富聯盟已經劫持了國民經濟，2013年房地產投資占GDP比例高達16%，而事實上從1960年來隻要房地產投資占GDP比例高於6%的國家，之後都經曆了痛苦的房地產泡沫破滅過程，即便是當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時，其房地產投資占GDP比重也不隻有區區9%，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比例也隻達到了局部峰值6.2%。
利益集團固化和製衡缺失的局麵在中國已登峰造極。中國經濟要想擺脫困境，就必須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型，但問題是收入再分配被央企，土地財富聯盟等核心利益集團壟斷，基尼指數已高達0.73（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沒有多少資源投入到內需當中去。舉個例子，在北京，月薪一萬的高薪打工族的可支配收入裏40%左右被租房支出占據，這還是在不供房不養車不養孩子的情況下。想想看看收入再分配的大頭都攥在央企，土地財富聯盟等核心利益集團手裏，一般老百姓能有多少錢投入提高生活質量的內需大潮當中。事實上，中國經濟轉型已陷入僵局。
話說回到四中全會，打依法治國的核心牌是否於是有補？法律的功能就是要打破利益集團固化和製衡缺失的僵局，做不到這點，則法形同虛設。這就是依法治國的終極標靶：打破利益集團固化和製衡缺失的僵局。
依法治國的一個核心領域就是建立健全財產權法製度。經濟研究的許多成果表明，財產權製度的健全程度往往與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成正相關，這可以從全球各國的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國際財產權指數（Property Rights Index）的分析中得到驗證。中國腐敗高發的一個重要領域便在於土地，根據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調研數據，腐敗官員中超過一半的人有份參與基礎設施和土地交易項目。這絕非偶然，因為中國的土地財產權法製度非常薄弱。中國的農民對自己的土地沒有所有權，因為所有權屬於國家和集體，因此在拆遷和土地征用的過程當中無法有效的保護自己的財產，生計和獲得應有的財富。根據國際農村發展機構Landesa和人民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2011年聯合進行的中國17省調研結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從400萬個農村居民手中征地；自2005年以來，強製性的國家征地規模每年都穩步增長，受調查的村莊中有43%在過去十年都遇到過這種強製征地；農民收到的征地補貼的平均值是17850美元/英畝，而開發商的複售價格平均值是74萬美元美元/英畝。征地補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巨大差距成了腐化官員權利尋租的原動力。根據中國官方數據，中國的年均大規模群體事件有18萬起，其中與土地相關的糾紛占比為65%（類型有非法占用土地，拆遷補貼不公，以及暴力拆遷等）。公有製這種線條模糊一刀切似的所有製使得中國錯失了打造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法治為保障的先進財產權製度的良機，也為“本該作公仆，結果成碩鼠”的佞臣提供了權力尋租的無限可能。依法治國必須打破這個僵局，就必須健全財產權法製度製度，重點抓所有權維護和合同法的執行效率。這裏重點提下農村土地確權改革，這算是在公有製向私有製邁了一步，建立農村土地產權交易市場，使農民在土地買賣的收益裏享有更大的分配權，同時農民可以把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抵押、擔保的多種形式進行融資，這可以大大提高農民的資本收益和生產效率，從而大大壓縮了地方官員和地產商團通過壓榨農民土地所有權來創造巨大財富的空間，對地產狂熱和由之引發的投機融資也會起到很好的抑製作用。中國有8億農民，這項改革將給他們增加上萬億的財富，這對內需將是個極大的促進。
依法治國的另一個重要戰場是建立和完善對資產征稅的法規體係，然後再用稅收來完善民生工程，這樣既可大大減少貪官的尋租和土地財富聯盟的收入，又可以鞏固中央的執政基礎，最大限度的降低投機貪腐行為對社會的危害。隻是這樣一來中國的財稅體製就必須徹底改革，因為中國連直接的財產稅都幾乎沒有。中國主要對勞動和消費行為征稅，對財產和資本基本不征稅。中國沒有遺產稅，沒有贈與稅，也沒有固定資產保有稅。作為擁有巨額財富的貪官在中國是很幸福的，財富可以不斷轉移，增值，並幾乎毫發無損的傳給下一代。有時候往往一個貪官倒下了，但他的財富卻大體保全，這樣的反腐幾乎是沒有意義的。中國稅收沒有調節貧富之功能，無形中把貪官的社會破壞力放大了數倍。必須執行不動產統一登記。由國土資源部負責指導監督全國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動產統一登記職責，基本做到登記機構、登記簿冊、登記依據和信息平台"四統一"。行業管理和不動產交易監管等職責繼續由相關部門承擔。各地在中央統一監督指導下，結合本地實際，將不動產登記職責統一到一個部門。這是在為通過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建立全國性的資產紀錄大數據庫做準備。為下一步推出包括房產稅在內的資產稅做準備，成為壓縮資產泡沫盈利空間，和遏製貧富差距過度擴張的達摩克裏斯神劍。
隻有建立健全財產權法製度和對資產征稅的法規體係，“依法治國”才能打破利益集團固化和製衡缺失的僵局，被壟斷禁錮的財富才能更多地湧向農民，中產階級和農民工這些階層，他們才能擁有更多的資源加入到內需的洪流當中去，中國經濟才有可能成功轉型。這在封建社會就是重整社稷的大動作，隻不過在那個家天下的年代，皇帝依賴的不是依法治國，而是反腐運動，抄家滅門等等，到了人民共和國時代，毛主席最初依賴的是群眾運動，結果局麵失控，成了文化大革命，毛以後曆屆領導人都希望通過運動式反腐來解決問題，結果都是虎頭蛇尾，最終釀成了今日的利益僵局，改革不啃硬骨頭就難以為繼。習近平總書記意識到了以前那些解決問題的套路都逃不脫人治的印記，往往人亡政息，不可持續，要想形成長治久安的穩定局麵，就必須把解決方案法製化。“依法治國”的路走通了，中國就將脫胎換骨，重振雄風。但問題是立法容易，執法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一個人情大於法，權大於法的社會，能否打開執法環節的死結將是“依法治國”的成敗關鍵。這將是改革的存亡之役，必須成功，否則利益集團隻手遮天的局麵稍受彈壓之後終將卷土重來。
原文發表於【錦麟觀察】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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