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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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八屆三中全會完滿成功，其核心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中國經濟全麵結構性調整的改革藍圖。下一階段中國將在以下幾方麵有重大突破：1.利率市場化；2.匯率市場化；3.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4.國企領域私有化；5.下放監管權，政府職能向服務型轉變；6.健全財產權製度；7.貿易自由化；8.開征資產稅，稅製要更加公平合理。
這些改革舉措需要極大地觸動既得利益，能被三中全會通過實屬不易，如果改革成功，中國將完成從”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到“以內需和創新為增長引擎”的華麗轉身，中國將有可能成為超越美國的強大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這個時候，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一定非常豔羨中國政府能這麽高效率的通過如此大規模的結構性調整藍圖，而他們自己的結構性調整在經曆了失落的20幾年之後卻依然難產，日本翻身的機會不多了，更遑論趕超中國。
除了老齡化之外，日本經濟還麵臨著如下的結構性問題：監管過度，極度缺乏彈性的勞動力市場；高昂的公司稅；非關稅壁壘林立，國內市場孤立於國際競爭之外；金融體係被政府支持的大銀行主宰，資本市場被邊緣化，兼並收購行為被嚴格監管。中國正在大踏步的向自由市場邁進，而日本卻陷在自我封閉的僵硬體製中不能自拔。
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包括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安倍經濟學是日本經濟脫困的答案，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安倍晉三說他有三支箭，第一支箭，激進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無限量的量化寬鬆；第二支箭，把財政支出加大到足夠產生2%的經濟增長率和60萬個就業崗位；第三支箭，結構性調整。第一支箭成效顯著，日元對世界各主要貨幣都已顯著貶值，通脹，股市，國內消費，就業等方麵情況都有好轉。但除了股市，其他方麵的增長堪稱平淡無奇。至於第二支箭，幾乎可以說是作廢了，因為日本政府債務負擔太重了，捉襟見肘談何刺激？眼下不但刺激不給了還要調高消費稅。
日本的希望隻能寄望於最後一支箭上，所謂的結構性調整。到了亮真家夥的時候了，安倍晉三需要推出可以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媲美的改革方案。要做到這點，安倍需要推翻許多日本沿用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最重要的經濟政策。
日本經濟滯漲多年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1990年代的資產泡沫破滅導致內需崩潰；其二，老齡化現象積重難返；其三，生產率徘徊不前。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 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就陷入了增速停滯狀態，與此同時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卻在不斷增長。在 1990年代日本和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幾乎相當，如今前者卻隻有後者的約70%。
前兩個原因論述頗多，恕不贅述。第三個原因其實是殺傷力最直接最大的。全世界都在進步，隻有日本在原地踏步。生產率徘徊不前的惡果使得日本麵對中國的趕超幾無還手之力。
日本的生產率增長之所以停滯，很大的原因在於日本經濟缺乏有效的競爭機製。許多本該被淘汰的企業憑著和大銀行的良好關係得以苟延殘喘。日本政府通過嚴格的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國企業免受國際競爭的壓迫。低效率的現象比比皆是：企業組織臃腫，管理過程信息化程度不夠，終身雇傭製，排資論輩的定報酬等等。還有就是就業市場嚴重歧視女性和新入職人員，他們的升遷機會渺茫，白白浪費了許多有希望成為日本Mark Zuckerberg和Sheryl Sandberg的人才。中國的情形在這方麵和日本頗為相似，企業融資由銀行主導，許多時候和銀行的關係好壞便決定了企業的生存空間；國企過度壟斷；許多行業存在嚴格的準入限製。可喜的是三中全會《決定》文件已經做出了有關改革部署，現在就看各級部門的落實情況了，另外，上海自貿區的有關探索也會為各地區提供寶貴的經驗。
和中國相比，安倍在這方麵的探索就沒有那麽幸運。日本社會已經習慣了這種反競爭的保護性政策，習慣了這種政策所帶來的較低的貧富差距，低失業率，和較高的工作安全感。一旦安倍要反其道而行之，企業破產率肯定會上升，失業率也會增加，貧富懸殊會加劇，這樣一來日本以男人為經濟核心的家庭結構和社會堅實的穩定感可能要被統統打破，所帶來的衝擊必然會十分巨大。日本本已冠絕世界的自殺率怕要更加惡化。
安蓓晉三的第三支箭不但要挑戰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痼疾，更要徹底顛覆日本僵硬的老齡男權社會的肌理，難免會遭遇空前激烈的抵製。日本需要像中國一樣追求更自由的市場經濟，但他們的議員又受製於難以割舍既得利益的選民，任何顛覆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安倍的希望不大，三種全會的成果他隻能羨慕，卻無法模仿。
如果日本經濟死就死在人口老齡化、出生率持續下降。日本的社會發展模式特別是老齡化提前了韓國15年，中國緊跟韓國隻落後5年。中國很難死，因為中國政府沒有人口養老的義務，這算得上是最可恥的中國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