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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的最後八年是在UAB的兒童醫院度過的。那時， 她已經是Research Associate了。 老板是一個兒科醫生，S博士。 他對一支肺炎病毒感興趣， 此病毒可以引起小兒肺炎， 死亡率極高。 臨床醫生搞科研， 一般對於科研的基礎知識和實驗手段並不熟悉。 他把實驗室交給了“梅”， 她除了進行必要的實驗以外， 還要管理好這個實驗室， 從采購簡單的設備， 訂購實驗試劑， 經濟上的預算，以及幫助進修生做一些基本的實驗，等等。 S教授挺和藹， 對於“梅” 高度信任， 給予“梅”的能力極高的評價。常說他很幸運， 找到了一個得力的助手。
開始，實驗室就隻有一個老板，一個“梅”， 挺簡單。 老板放手，加上“梅”的盡力， 使這個實驗室慢慢地走上正軌。 S 博士前後又從英國，智利，中國招來一些免費的進修生為他工作。這些進修生一般都是醫生，對實驗並不熟悉，所有的進修生都由“梅”手把手教他們基本實驗。“梅”和這些進修生關係良好， 他們對“梅”也十分尊重。 尤其來了中國的進修生， 在工作之餘， 聊聊家常，增加一些中國元素，使她精神上有所放鬆。應該說來， 十分幸運， 她得到這樣一個工作環境。
開始幾年，她精明， 記憶力超強，即使樣品已存放了多年，隻要老板開口，不用翻看筆記本， 能快速地，精確地拿到老板所需的樣品。每逢這種情況， 老板總是讚不絕口。
實驗設備有時需要維修，“梅”總是和設備科聯係，自行解決，不用老板操心。 上麵講過新來的進修生對本實驗室的基本實驗不熟悉， 總是由“梅”帶著他們做。 老板希望開展一些新的實驗， 一概由她試做，她總盡力而為。
老板對她的信任，進修人員對她的尊重， 科研上的壓力又不很大， 忙是忙了點， 但忙得她很開心， 她本來就是閑不住的人。這種情況大概維持了6年。
最後兩年中，她的記憶能力逐步減退。 開始隻是記億不清， 需要翻翻筆記本。 沒有人會注意到她記憶能力有問題。 後來， 有些她自己存放在冰庫的樣品， 要花些時間才能找到， 這也是常有的事。慢慢地她開始埋怨自己， 有些該記住的東西老記不住。 我就寬慰她：“年齡大了， 人人都一樣， 記憶力總要衰退的， 別放在心上。”
在家裏常常找她的眼鏡， 臨出門上班或出門旅遊時， 眼鏡找不到不能上車。 有時我已經把車發動了， 不得不熄火， 下車幫她找眼鏡。 有一次找來找去找不到， 她從樓上找了下樓來， 我從樓下找了， 準備上樓去找，就在樓梯口遇上， 哎！ 眼鏡原來就帶在她臉上。其實， 已經顯出了疾病的先兆，我忙於工作， 加上對她以前的記憶能力的信任，始終沒有往疾病上去考慮。
有一天下班後開車回家，在路上她對我講：“不知怎麽搞的， 今日老板問我一個問題， 我腦子一片空白， 不知他問了些什麽， 更不知如何回答。”她顯出了無奈的神情。以往，她一般都顯示強勢的一麵， 那天看上去她顯得無能為力。
我說： “‘梅’，你快66歲了，該退休了。 你已經辛苦了一輩子， 為這個家做出了貢獻， 該休息了。”她很平靜地問我：“申哥，你呢？”
“你先退，半年以後， 我也退。 我們可以到處旅遊， 天天逍遙， 成天攝影， 享受生活。”我比她小半歲。
“我說過， 那怕走到天涯海角，隻要有你伴著我，我就安心。 你願意退，好！ 我們退吧。”她同意了！ 一反她執拗的性格，原來她對工作近乎有點偏執狂。
我們在車上這段話，離她滿66歲還差一個月。 她提交了退休申請上去， 老板很快就同意她退休了。一個月後， 她正式退休了。
在離職的歡送會上， 隆重而熱烈， 他們係裏不僅把一間會議室布置得深紅淺綠，幾乎係裏所有和她一起工作過的人都來為她送行。她也高興地應付所有的來客，許多人為她拍照留念，祝賀她光榮退休， 解甲歸田。 我手中拿著一杯香檳， 慢慢地呷著， 他的老板走過來對我說：“你太太和我一起工作了八年，為我的實驗室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感謝她！ 希望她退休後生活愉快。 我順便告訴你，一年前開始，我發現她記憶力有明顯衰退。” 他是個醫生，由於職業的敏感性， 可能已經感覺到“梅”有腦退化的可能，但是沒有和我直說。 我也沒有認真地聽他的含義， 隻應付著說：“是啊！ 我也有點感覺。”
真正感到“梅”的記憶有問題，有腦退化可能性，我不是第一人，而是她的老板， S博士，盡管我天天和她生活在一起。
近兩年來， 我感到嚴重的不是她的記憶力的衰退， 而是性格，情緒上的變化。 她有時激動，有時沉默，有時興高采烈， 有時長籲短歎，情緒上的變化十分強烈。我總是設法給她一些緩衝，看她情緒低沉，和她一起上電影院看個喜劇片， 或陪她去商場挑選她喜歡的衣服， 也常常去餐館品嚐異國風味（她喜歡法式餐廳）。有一次去堵城（Las Vegas)一家法式餐廳， 吃到一隻法式烤鴨腿， 和一隻法式酥皮洋蔥湯興奮不已，對我說：“為了吃這兩樣東西我們值得再來玩一次。”後來回伯城後常去植物園內的一家法式餐廳，但味道就遠不如賭城那一家。
一般在我努力之下， 情緒很快就穩定下來了。 但這僅僅是疾病的早期， 到疾病的晚期，即便我十分努力讓她高興也不管用了。 實際上， 這種變化正是腦退化症的前奏。在沒有認識到她有腦退化症之前， 有誰會去查閱有關醫學文獻， 或教課書呢。而且， 我總以為， 這是女性的生理變化，即更年期所引起的性情波動。 回想起來， 我感到內疚， 感到是我的失誤， 我沒有及早地給她作出診斷。
其實， 即使早期症斷， 早期治療， 最多延長了她的發病期， 並不能避免這一場劫難。
我選擇了室內安放的那種, 連遺體告別儀式, 一共花費約$16,000.
以前好像聽說你在UAH，看此文，你夫婦原來在UAB工作。
你認得81年前後起在UAB的原北京兒童醫院醫生陳國鳳（英文名大概是Doring Cheney）嗎？
如果人生重走一遍，你是否會選擇早點退休享受生活呢？退休後為什麽不回中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