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影室
集百家之長， 走自己的路。
1902年，我媽生於蘇州一個封建大家庭。有關她兒時的情況我不清楚，隻有一點，是她親自告訴我的，那就是她激烈反對裹足。
“女子無才便是德”，在這封建禮教下，小姑娘是不用念多少書的。 念完小學後，我的外婆希望她不必再念書了，在家學點家政，以後早早嫁人。我媽是我外婆最小的女兒，她遲遲不願離家，一直到21歲才從蘇州遠嫁到浙江，海鹽，朱家。朱家當時是海鹽豪門，我在回憶祖父的文章中有詳細敘述，這裏就不必重複。
我是媽的幺兒，她41歲生了我。 和我大哥相差18歲，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11歲。我有一個哥哥四個姐姐，我媽就是再盼望生一個兒。當時的社會重男輕女，聽說她到廟裏去求菩薩，菩薩居然應了她的願，給她老來得子。
我就是在媽和5個哥姐他們的嗬護中成長起來的。
我媽特別喜歡我，因為我是她求了菩薩得來的子。另個原因是我比哥姐小得多，他們都到外地工作了，我還在念小學。 所以，在蘇州老家，和我媽一起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我考上大學。
我媽年輕時曾經過著悠閑的日子，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她一輩子沒有工作過， 家庭婦女。
日寇的鐵蹄，破碎了我媽媽的美夢。 由於戰亂，老家海鹽是不能待了，親戚們忙於到上海租界避難。 我家和其他人一樣，帶著全家老小，帶著細軟，帶著兩箱珠寶，來到上海租界，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呢。
海鹽老家，一說是被日本人燒了；一說是管家趁東家去上海避難，卷走了帶不走的古董，字畫，放火燒了老家。 無從考證。
我的父親從小養尊處優，無所事事，熱衷於旅遊攝影，進出於舞廳戲院，不會經營事業。在這花天酒地的大上海，沒有工作，隻出不進，帶來的積蓄也很快地被消耗掉了。從我媽媽的口中得知，爸爸有一個優點，仗義，疏財。 隻要見到親戚，朋友有難，他總是出手相助。 由於他這種性格，在我家最最困難之時，總會有人給予無私的幫助。
父親看到家庭的經濟狀況漸漸難以維持，隻能找工作就業。 他做過中學教師，銀行職員，但微薄的工資難於維持當時巨大的開支。 媽媽當機立斷，帶著孩子們移居蘇州老家，以減縮家庭開支，那是在解放前，我已經出世。 外公很早歸西，老家住宅歸我外婆所有。小女兒歸來，她當然樂於接受。給我家一進住房，有7-8間房，足夠我家居住，不用再付房租，從而節約了很大一筆開支。
我父親後來也因腦溢血，早早謝世。媽媽更無經濟支助，她勇敢地挺起胸膛，帶領著我們兄妹6人，度過了十分艱難的時光。當時，我的大姐（護士），二姐（小學教師）已經工作。每月寄點錢回家，當然，還有一點首飾變賣，來勉強維持這個家。 我記得最最艱難是在解放前夜，有一年兒童節來到，沒有錢給我買點什麽來慶祝，一直等到我大姐下午送來了她的工資，才買了一塊燒餅來慶祝我的兒童節，其艱難可想而知。
盡管艱難，媽媽毫無怨言，樂觀麵對。 到我長大之後，才體會到一個家庭中，母親何等重要。她是我家的中堅，是我家的砥柱。 沒有她沉著，穩健的掌握住這個舵，很難想象如何度過這個艱難時期。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麵對她的孩子們，她必須付出，必須忍受，必須堅持，必須樂觀。這便是女性的韌性，母親的偉大！
解放初期，我的一個哥哥和我的三姐要進大學念書，沒錢啊！這時一個我的堂兄接濟了我姐姐的上學費用；一個我父親早年的朋友，他在抗戰時間去了重慶，我父親把他的全家接到我家，供給吃住，那時我家經濟尚可。解放前，他家去了香港，反過來接濟了我哥哥上大學的費用。這都是因為當年我父親的義氣，豪放所致。
到1954年前後，我的哥姐大學先後畢業，工作就業，我家的經濟狀況慢慢得以改善。
自我家家道中落，媽媽一改以往的養尊處優的習慣，變得非常勤勞，節儉。 早上要出去買菜，回來清理內外，準備中飯晚餐。中間抽空要做點針線，給我做點衣服，還在後院重點素菜。 當經濟稍有好轉，我放學回家，她總把一份點心放在桌上。 常常是一杯牛奶外加兩片麵包。中間閑來，往躺椅上一靠，泡上一杯茶，點上一支煙，好悠閑。可能她正在回憶年輕時候的美好光景。 收音機開起，常常放著軟綿綿的蘇州評彈，或侯寶林的相聲。到冬季，晚餐之前，她總要喝一小杯燒酒，她自己泡製的，用玫瑰花瓣加上蜂蜜浸於烈酒中，泡上半年，等到冬季才開封，享用。明年春季再泡。
一年之中最最讓她開心的是過年。 除了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 過年，必然回來探望母親。媽媽為此要準備一周時間，她要做好多好多的菜，除了她的拿手紅燒蹄膀之外，魚和年糕是少不了的，“年年有餘”，“年年走高”啊。 燒好的菜放在帶有紗窗的碗櫃內，當時沒有冰箱的。
除了我大姐，那時她去廣州工作，其他哥姐都回來了。媽媽在一張大圓桌上擺上滿滿的一桌菜，中間總是一隻大砂鍋，裏麵盛的不是雞， 是金銀蹄（一隻白蹄膀和一隻醬蹄），是我們的年夜飯。 我們五個兄弟姐妹四周坐定，媽媽居中。她看著她的孩子們狼吞虎咽，露出微微笑容，發自她內心的。過完了年，哥姐們又各奔東西，媽媽卻累倒了，躺在床上哼哼唧唧，隻有我伴著她，給她遞煙送水。
我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在媽媽的照顧下成長起來的。 媽媽對我百依百順，我要練字，她給我買毛筆；我要學繪畫，她給我買紙張；我想養鴿子，她給我錢買鴿子；我想打乒乓，她給我買球拍。
我樣樣跟我媽學，7歲開始，我就跟我媽一起喝茶；12歲開始，嚷嚷著要學炒菜；甚至縫紉，結毛衣都要學一點。不男不女，嗬嗬！結了婚才知道有用。 我太太不會做飯，我教她；不會做菜，我教她。那時，我真感激我媽。不過，太太結得一手好毛衣。
文化大革命來臨，她年事已高。我從學校回來，她主動和我一起“破四舊”，把以往的家具，書籍，一股腦兒送到居民委員會，隻留下最最簡單的生活用具。 她對我說：“要順大流，逆世要亡。”她頭腦十分清醒，冷靜的對待這場人們不太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她說：“你外婆經曆了太平天國的動亂；我，經曆過日本鬼子鐵蹄的奴役，蹂躪，能活到今天是菩薩在保佑著我們。 除了命，都是身外之物，沒有什麽了不起。”她照樣開朗地生活，但對外麵的時局，卻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我大學畢業，分配到貴州工作。 一度她想跟我去貴州生活，但考慮貴州當時生活條件過於艱難。汽車站下來，還要走一個半小時的山路。加上她是地主成分，在農村對地主要嚴加管製。我勸她還是留在蘇州，上海為好。 她有點不太高興，我看得出來。可能她喜歡跟我生活在一起，生活艱難與否，她從不去考慮。這使我常常感到內疚，我沒有理解她的心情，我沒有如了她的願。後來，我從鄉下調到貴陽醫學院工作，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由於接任教學任務很重，成天忙於讀書，實驗，教學，再也沒有考慮媽媽要和我一起生活的問題了。
在四人幫倒台之後，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終止了十年動亂，研究生製度又重新恢複，我決定報考研究生。 在一片熱烈的讚同聲中，唯獨媽媽冷靜地對我說：“別考什麽研究生了，你在大學教書不是很好嗎？”我沒有作聲，清楚地知道做母親的在心痛兒子，不希望我再去奮鬥，拚搏了。
她的晚年，過得比較艱難。 她患上了類風濕性關節炎，手指變形，疼痛難受。到處尋訪名醫，始終沒有很好解決，在忍受疼痛中度過餘生。一旦我回去看她，總會帶上幾包好煙給她，紅雙喜，牡丹，中華，等等。 她平時很節約，總是抽大前門牌煙。 看到好煙，她挺高興。
我念研究生期間，她一次胃腸道大出血，無法及時搶救，駕鶴歸西，享年80歲。
到美國之後，我時時想起我媽，尤其在清晨醒來時，或在進入睡眠之前。我十分希望能在夢中和她相會。 遺憾的是，這幾十年來，做夢從未遇到過我媽。 是否她還在生我的氣？ 因為最後沒有和我生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