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在1940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新年獻詞。全文如下：今年，希冀幸福將是徒勞的，通過工作去建造幸福才關鍵。不要希冀任何事，而是要做點什麽。不要等待著他人從頭至尾地構建你的命運，尤其是當命運仍掌握在我們手中。《共和黨人晚報》今年不會祝您幸福，因為它知道您的身體和精神正在經曆重創。但它需要您保持必要的力量和清醒，去努力維持您自己的寧靜與尊嚴。這篇社論隻有271個字，卻彰顯了作者的洞察力和深刻見解，蘊含著加繆的人文關懷，在當時激勵了許多人麵對困境時保持積極和主動，尋找自己的道路。對幸福的看法：加繆認為，在1940年的背景下，希冀幸福將是徒勞的，因為人們正處於身體和精神上的重創之中。對工作的看法：他強調，通過工作去建造幸福才是關鍵。對命運的態度：加繆鼓勵人們不要等待他人來構建自己的命運，尤其是當命運仍掌握在我們手中時。背景：這篇新年獻詞是在二戰期間發表的，當時世界正經曆著巨大的混亂和痛苦。加繆通過這篇獻詞，向讀者傳達了在困境中保持力量和清醒，努力維持寧靜與尊嚴的重要性。1960年1月4日，一輛汽車在通往巴黎的一段很長的直線路段，撞上了一棵懸鈴木，又反彈到另一棵樹上，解體了。車輛殘骸散落在半徑150米的田野上，時鍾停在13點54分，年僅46歲的阿爾貝·加繆，因顱骨和脊柱破裂而當場死亡。荒謬的是，加繆曾說：“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比死於車禍更愚蠢的了”。44歲就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天才作家，最終以這樣一種最為荒謬的方式與世長辭。在散落一地的殘骸中，人們發現了加繆的黑色皮包，裏麵裝著他的護照、日記、加了評注的《奧塞羅》、尼采的書《快樂的知識》，還有一本未完成的手稿，這就是後來由他的女兒整理出版的小說《第一個人》。加繆寡言的母親聽到加繆的死訊後，隻說了一句話：“他太年輕了。”各國報紙的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噩耗；正在鬧罷工的法國廣播電台播出哀樂悼念他；曾經拋出一封長達20頁的絕交信，與加繆鬧翻了的薩特也發表了令人感動的悼詞：“對於所有愛過他的人來說，他的死包含有一種難以忍受的荒謬性。”“他頂住了曆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勝負未卜的宣戰……他再次證實了道德的存在。”“我經常想到他，在他閱讀過的書報的篇頁裏感到他的目光，並且自言自語說：他會怎麽說呢？他此刻在怎麽說呢？”1942-1947年，加繆陸續出版了《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話》等著作，在文藝界名聲大噪。1957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向加繆拋出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加繆得知獲獎消息時大為震驚——他不是任何重要團體推舉的候選人，而且大家普遍覺得，諾獎是對一位作家畢生文學成就的最高褒獎，可加繆當時不過才44歲。在他看來，有許多比他資格更高的作家。諾獎將加繆推上了風口浪尖，所有與加繆不合的作家、批評家，在各個陣地開始了冷嘲熱諷，爭先恐後想要埋葬這位年輕的諾獎得主。左傾的《法蘭西觀察家》提出，瑞典皇家學院可能以為自己在提攜一位年輕作家，但事實證明，加繆隻是一位“早產的僵兒”；右翼的雅克·勞朗宣稱，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加繆，是將“諾貝爾桂冠作為最後一部作品”。流言似虎，盡管加繆在公開場合一概淡然處之，但他在獲獎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有一種“犯了過失，必須祈求原諒的感覺”。一切正如加繆所說，“今時今日，創作是項危險的事業。任何公開發表都是一種表演行為，它會將你暴露在整個時代的激情之前，而這是個什麽都不原諒的時代。”後來，加繆用諾獎的獎金買下了心儀已久的房子，開始創作新作品，並重返戲劇行業，躲避著充滿妒忌和較量的作家圈子。加繆出生於一個沒有自來水，沒有電，也沒有書的赤貧家庭。加繆的父親在一戰戰場上重傷去世，當局甚至連完整的遺體都無法寄回，家人隻收到了遇難者體內的彈片。父親去世後，本就貧困的家庭到了無以為繼的境地，母親隻得帶著孩子回到娘家，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貧民窟裏，以幫傭為生，整日沉默。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加繆的身體逐漸惡化。1931年，16歲的加繆患上了肺結核，疾病的折磨伴隨了加繆的一生。病情最重的時候，醫生甚至給加繆下過病危通知書。苦痛中成長的少年隻能投入書本，在閱讀和寫作中呼吸，在創作中咀嚼生命的每一寸痛楚。1934年，年僅21歲的加繆娶了西蒙娜·伊埃為妻——一個思想前衛，美麗灑脫的女孩。兩人共同生活了六年，加繆卻從未獲得幸福。西蒙娜·伊埃深受毒品依賴之苦。有人說這是因為，她的家人從她14歲開始，就給她服用嗎啡以減輕痛經之苦。也有人說，西蒙娜·伊埃出生於醫學世家，她的家人不可能如此無知。但她染上了毒癮是不爭的事實。加繆抱著一種“天使般的心態”與她結婚，費盡心思 想將自己的愛人從泥潭中拯救出來。為了幫助西蒙娜戒毒，加繆自己首先戒了煙，並且做出了許多被他的朋友稱為“聖人般”的努力，可惜最終於事無補。據說為了獲得毒品，西蒙娜甚至和診所醫生私通。這段感情的破裂讓加繆變得更加敏感和情緒化，他一度拒絕長久專一的兩性關係，即使在和第二任妻子弗蘭西娜·弗爾結婚之後，也沒有停止過沾花惹草，和情人的關係幾乎是公開的。他在給密友的信中曾說：“我所熱愛和忠實的第一個人逃離了我，因為毒品，因為背叛……也許 許多事情都緣於此，緣於空虛，緣於對更深刻痛苦的恐懼，然而我已經接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但是從那之後，反過來，我逃離了所有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想要所有人都逃離我。”帶著一種報複性的傲慢，加繆一步步將自己劃到了局外，從社會名流、沙龍聚會、榮譽勳章中剝離開來，拒絕成為偶像，也拒絕了一切形式的捧譽。加繆的作品有一種野生野長的生命力，一種認清所處的絕望境況後，經過深思熟慮的巨大激情。他注目於黑暗，卻在其中挖掘著自由的力量，在困惑和繚亂的割裂、糾纏中真誠地反抗虛無，在時代的荊棘裏踏著危險創作，全力以赴保衛智識。正如加繆自己所說，“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帶著病痛活下去。”在信息傳遞越來越高速化的今天，種種便利渠道降低了人們的發聲門檻，也增加了創作和表達的成本。個人觀念的表達、藝術的創作得以直接傳達到聽眾耳中，而聽眾的言論也可以在一夜之間匯聚成希望或毀滅的力量。眾聲喧嘩中，獨善其身逐漸成為一種不可能，甚至連沉默也是危險的：“一旦“拒絕做出選擇”，也被當成一種選擇看待，並相應地因之得到懲戒或嘉許，人們身上被強加了一種勞役，無論他本人的意願如何。”——加繆。加繆說：“人們既不能背離他的時代，也不能將自己徹底沉浸在時代之中。如果他背離了時代，他就是在對著虛空言說。但是反過來，隻要他將自己的時代作為創作對象，他就樹立了自己作為主體的身份，無法完全投入其中了。”於是加繆率先成為了時代的反叛者，用紙筆對這個荒誕的世界，做著最冷峻也是最驕傲的反擊。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澤拉塔斯基所說：“極少有作家像他一樣，作為一個為他自己的生命、也為我們的生命寫作的人，展現在我們麵前。”加繆並不苛責人性的弱點，他溫柔地理解個體的困境，每個人身上的妥協與軟弱。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在極端環境下人性的複雜。絕大部分人能做出簡單的善惡判斷，但隻有少數人願意在判斷下做出實際的行動。更少數的人願意承擔選擇所付出的代價。麵對充滿荒誕的現實世界，加繆的作品是一份獨一無二的精神食糧。加繆的作品始終從人的現實生存困境出發，揭示了世界的荒誕性，但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