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不是李大釗馬克思是梁啟超麥喀士(zt)?

推薦一個電視劇"覺醒年代" (episodes 1-43)，編劇和演員都不錯。不過沒有帥哥美女。

毛澤東早年讀書時期非常崇拜梁啟超，並且模仿他的白話文寫作。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1958年4月8日，毛澤東在武昌與吳冷西、田家英的談話中評價梁啟超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頁麵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梁啟超是在兩次赴京考試落第之後，才同康有為、譚嗣同等一起搞“公車上書”的。“戊戌變法”後，流亡日本辦《清議報》。其後即逐漸失去革新鋒芒，成為頑固的保皇派，擁護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啟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毛澤東每當在《新民叢報》上看到梁啟超的文章，都要反複地閱讀。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則評價他是“中國精神之父”。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稱他是“中國珍貴的靈魂”。

梁啟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他以高尚的個人情操，淵博的學術，博愛的社會革命活動受到了國內外人士的高度評價。

梁啟超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時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並不是李大釗，而是梁啟超先生。早在1902年10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說：“麥喀士（馬克思），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鬥也。”又說：“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誌埃（尼采）之個人主義。馬克思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優。”1916年8月，李大釗是在梁啟超創辦的《晨報》供職期間受他的影響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提倡共產主義。後來，他擁護袁世凱當總統和段祺瑞執政，但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複辟。歐戰結束後出國遊歐，回國後即退出政壇，專心著作和講學。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於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寫文章尤其是政論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梁啟超那個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喜歡把數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並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做新聞工作既要知識廣博，又要避免膚淺，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學習做到。梁啟超創辦《時務報》開始確實很辛苦，他自己寫評論，又要修改別人來稿，全部編排工作和複枝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承擔。後來才增加到七八個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廣東人。”^[29]

1929年1月梁啟超病逝，章太炎撰送挽聯致哀。

上聯：進退上下，式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複深心姑屈己；

下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製，共和再造賴斯人。

上聯對於逝者一生事業作出具體的評價。進退上下，指梁啟超在仕途中的沉浮曲折，前半生躋身政治和後半生講學著述。式躍在淵，式，語助詞。《詩·大雅·旱麓》：“鳶飛唳天，魚躍於淵。”謂梁啟超在政治舞台上猶如魚在深淵躍動一樣，進退自如，成就不凡。以師長責言，1916年張勳複辟時，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產生政見分歧。康與張勳輔佐溥儀複辟，梁則協助段祺瑞誓師討逆，康因此而將其逐出師門，並致書大加抨擊。匡複深心，匡複將傾之國家，使之恢複原樣。亦即為了達到恢複共和製度之目的，有時寧可委屈自己。他與康有為盡管政見分歧，可對老師的態度，卻始終尊敬如一。下聯言逝者雖然政治態度多變，但在反對帝製複辟鬥爭中做出了重大貢獻。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語出《莊子·齊物論》：“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原謂許多極端相反的東西，如一根小草莖與一根柱子，一個醜女和一個美女，這大小美醜本來是非常矛盾的，但從道的觀點看來，又是統一的。此指梁啟超在近代一些曆史事件中，觀點與立場多變，但變的結果是變到“共和”這一方麵來了。逮，及至。梟雄僭（jiàn）製，凶狠專橫之人以不正當手段謀取政權，此指袁世凱稱帝和張勳複辟而言。這些亂世之梟雄，都曾上台表演一番。結句謂再造共和製度依賴此人。此語雖不無一定的道理，卻又明顯屬於溢美之詞。此聯對於梁啟超一生的評價，總體把握分寸較好。重點在於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中，為再造共和建立奇功；又肯定他後來在反對張勳複辟的鬥爭中所達具匡複漢室的決心深義。

楊杏佛的挽聯是“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勳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

胡適對梁啟超崇敬之至，他曾講：“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文）、黃（興），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胡適的挽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趨之，“中國新民，平生宏許;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正是因為梁啟超在當時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他逝世後，天津、上海都舉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紛紛著文悼念。

黃遵憲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陳少白也是承認的——“救國才是他的宗旨”。

嚴複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梁啟超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蔡元培言：“保障共和，應與鬆坡（蔡鍔）同不朽！”

蔡鍔稱:"鍔追隨先生有年，覺其德行之堅潔，學術之淵博，持義之穩健，愛國之真摯，環顧海內，實惟先生一人。"

郭沫若言：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梁漱溟曾這麽表達自己對梁啟超學問的佩服，“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於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裏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鏟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

蕭公權說：“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梁啟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複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裏，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嚐變也”。

鄭振鐸說：“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常燕生論：“在整理國學方麵，梁（啟超）先生的功力、成績未必勝於王國維、陳垣諸人，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麵講，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裏，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抵不住一個梁啟超的死亡的損失。”

吳其昌說：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裏。

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們還能看到周恩來抄寫的梁啟超的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可見梁啟超在當時的影響力。梁啟超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

魯迅在1925年發表《語絲》的《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上寫道：“京師圖書館”將要擴張，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隻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

魯迅又在1927年9月25日致台靜農信中：“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裏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小約翰》爲荷蘭作家Frederik van Eeden 所著的《De Kleine Johannes》。）

譚嗣同說：不有生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康梁就去圖將來了。

隴山隴西郡

評價[編輯]

相關的影視劇[編輯]